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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新婚不久的美國青年，驀然闖入了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生活。他們便是后來成為著名社會學家、漢學家的費正清（費爾班克·約翰·金）、費慰梅（威爾瑪）夫婦。 當時，費正清和費慰梅都是剛剛大學畢業的學生，費正清來自南達科他，費慰梅則來自麻塞諸薩州的劍橋，這一對如痴如狂的喜歡中國的人文歷史和藝術的青年人，就是在那里相遇并相愛的。基于共同的愛好和追求，他們把自己的結婚地也選在了古老的北平。 在北平東城一座漂亮的四合院里，這一對來自大洋彼岸的年青人，怀著一腔新奇，過起了老北京人的日子。每天早晨他們到胡同口去喝豆漿、吃油條，挎籃子吆喝“籮卜賽梨”的小販，也引起他們极大的興趣。每天，他們都會買上几只“心里美”籮卜，脆生生嚼出了一片地道的京韻。他們最喜歡做的一件事，便是坐上人力拉車，串北平的街道和胡同，那种古老的文化氤氳，讓他們進入了一個古典的東方夢境。 他們找了中文老師，開始學習中國語言，神秘的方塊字給了他們橫平豎直的另一种語境。課余時間，他們便去紫禁城或香山的佛教寺廟里考察，但對他們更具吸引力的卻是北平的門樓和城牆，盡管這大牆內外上演著的一幕幕活劇，對于他們卻還是那樣陌生。 婚后的兩個月，他們遇到了林徽因和梁思成，并從那時起，他們維系了一生血濃于水的友情。晚年的費慰梅回憶他們相識時的感受說： “當時他們和我們都不曾想到這個友誼今后會持續多年，但它的頭一年就把我們都迷住了。他們很年輕，相互傾慕著，同時又很愿回報我們喜歡和他們做伴的感情。徽（whei）——他為外國的親密朋友給自己起的短名——是特別的美麗活潑。思成則比較沉穩些。他既有禮貌而又反應敏捷，偶爾還表現出一种古怪的才智，倆人都會兩國語言，通曉東西方文化。徽以她滔滔不絕的言語和笑聲平衡著她丈夫的拘謹。通過交換美國大學生活的故事，她很快就知道我們夫婦倆都在哈佛念過書，而正清是在牛津大學當研究生時來到北京的。” 往往真正的友情開始于心靈的奇遇，而這兩對夫婦的相識卻完全沒有故事，他們在一次聚會上認識，并互相吸引，一交談，才知兩家居然是相距不遠的近鄰，這使他們喜不自胜。 新的友誼給林徽因的生命注入了新鮮的活力，當時她和梁思成剛剛由沈陽遷回北平，開始在中國營造學社的工作，百廢待興，而繁重的家事又給她憑添了若許煩惱，費慰梅怀念這段日子時記敘道：那時徽因正在經歷著她可能是生平第一次操持家務的苦難，并不是她沒有仆人，而是她的家人，包括小女儿、新生的儿子，以及可能是最麻煩的、一個感情上完全依附于她的、頭腦同她的雙腳一樣被裹得緊緊的母親。中國的傳統要求照顧她的母親、丈夫和孩子們，她是被要求擔任家庭“經理”的角色，這些責任要消耗掉她在家里的大部分時間和精力。 應該說，作為一個西方女性，費慰梅對林徽因的感知是深層次的，她在中西方文化的穴結點上，一下子找到了她的中國朋友全部痛苦的症結，費慰梅說： “林徽因當然是過渡一代的一員，對約定俗成的限制是反抗的。她不僅在英國和美國，而且早年在中國讀小學時都是受的西方教育。她在國外過的是大學生的自由生活，在沈陽和思成共同設計的也是這种生活。可是此刻在家里一切都像要使她鎩羽而歸。 她在書桌或畫報前沒有一刻安宁，可以不受孩子、仆人或母親的干扰。她實際上是這十個人的囚犯，他們每件事都要找她做決定。當然這部分是她自己的錯。在她關心的各种事情當中，對人和他們的問題的關心是壓倒一切的。她討厭在畫建筑的草圖或者寫一首詩的當中被打扰，但是她不僅不抗爭，反而把注意力轉向解決緊迫的人間問題。” 林徽因把她的心扉全然向她的新朋友費慰梅敞開了。那段日子，費慰梅經常騎著自行車或坐人力車在天黑前到梁家去，穿過花園去找林徽因，兩個人在起居室一個暖和的角落里坐下，并泡上兩杯熱茶，便開始了推心置腹的傾談，她們有時比較中國和美國不同的价值觀和生活方式，有時談文學藝術，并把對方不認識的朋友的追憶，毫無保留地告訴對方，林徽因談得最多的當然是徐志摩，她給費慰梅大段大段地背誦徐志摩的詩，從她閃著淚光的眸子里，費慰梅讀出了那一份深深地思戀。 很快費慰梅也同林徽因的那群朋友結成了知己，他便是邏輯家學金岳霖，大家都叫他“老金”，實際上他似乎是梁家的一個成員，他住在梁家院后一座小房子里，梁氏夫婦住宅的一扇小門，便和老金的院落相通。在梁家夫婦的聚會上，老金總是第一個到達的客人，有時這樣的聚會也在老金家里舉行。作為邏輯學家的老金，連同他幽默的性格也是那么獨特，即使林徽因和梁思成一對小夫妻吵架拌嘴，老金也聞聲過來解勸，從不問清紅皂白，而是大講特講其生活与哲學的關系，總是迅速而有效地平熄“戰火”，林徽因和梁思成也很佩服老金這理性的邏輯思辯。 經常參加聚會的還有坦率豪爽的政治學家張奚若和國際問題專家錢端升，不苟言笑的經濟學家陳岱孫，在哈佛攻讀人類學和考古學的李濟，在倫敦留學的社會學家陶孟和等，也是這里的常客。應該說，那個年代梁家客廳里聚集的多是中國學術界的精英。 每到星期六，學者們的妻子也往往赶來參加聚會，費正清和費慰梅自然受到了大家的歡迎。他們的中文水平也就在這樣的聚會中飛快地提高。 星期六的聚會，高潮是中午在飯店里的聚餐，差不多每次林徽因都給大家講上一段開心的故事，而故事的主角儿往往是她自己。 有一個故事是這樣的：林家的仆人陳媽，有一天惊慌地跑來報告說，在梁家西邊的緊鄰，房頂上裂開了一個大縫，因為在那居住的房客窮得修不起屋頂，托徽因向房東去求情，讓房東出錢修房，林徽因馬上去找房東，得知房客住的三間居屋每月只付50個銅板的房租，而且房客的祖上從乾隆年間就租用這處房子，已經200多年了，每月的房租是固定的，始終沒有漲過，因此房東也沒有能力出錢維修這座房子，事情的終結是林徽因給房東捐了一筆修理房頂費用才算了事。 大家都開心地笑起來。費慰梅像中國人那樣，豎起大拇指，大聲說：“徽，真有你的！” 不歡迎費氏夫婦的似乎只有林徽因的母親和仆人們，老太太總是用一雙疑惑的眼睛直盯著這一對黃頭發、藍眼睛的外國人。每當費氏夫婦扣響梁家的門環，開門的仆人總是只把大門打開一道縫，從上到下把他們打量一會儿，然后才把他們放進院子，而老太太卻踮著小腳一直把他們追到客廳里，每次都是徽因把她的母親推著送回她自己的屋里。 在林徽因心情不好的時候，費氏夫婦便拉上她到郊外去騎馬，城市里的塵囂被遠遠地隔在了灰色的城牆和灰色的心情之外，眼前出現的是另一种賞心悅目的景觀。一望無垠的大平原上的庄稼，一直綠到城牆腳下，那蓬蓬勃勃的綠，散發出一种鮮嫩的气息。高高低低的土屋，錯落在万綠叢中，遠處的西山和北山，淡得如同一抹灰藍色的煙跡，透過稀稀落落的樹木，隱約可見遠處的塔影。天空藍得像一匹緞子，一絲絲云彩在小月河里漂蕩著，元代的土城牆逶迤如一條灰蛇，起伏在紛亂灌莽中。 林徽因策馬前行，她在馬背上的坐姿真是棒极了，連號稱美利堅騎士的費正清也歎為觀止，林徽因信馬由韁，沿著古老的灰色城牆，一會儿便縱馬飛馳起來，她那條紅色披巾，在風里飄蕩如一團燃燒的火焰。 因為經常去騎馬，林徽因索性買了一對馬鞍，一套馬褲，穿上這身裝束，她儼然成了一位英姿勃發的巾幗騎師。 那段日子，帶給林徽因的印象是新鮮而美好的，費氏夫婦回國后，她在信中對往事的回顧，依然是那樣神采飛揚： 自從你們兩人在我們周圍出現，并把新的活力和對生活、未來的憧憬分給我以來，我已變得年輕活潑和精神抖擻得多了。每當我回想到今冬我所做的一切，我都是十分感激和惊奇。 你看，我是在兩种文化教養下長大的，不容否認，兩种文化的接触和活動對我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在你們真正出現在我們（北總布胡同）三號的生活中之前，我總感到有些茫然若失，有一种缺少點什么的感覺，覺得有一种需要填補的精神貧乏。而你們的‘藍色通知’恰恰适合這种需要。另一個問題，我在北京的朋友年齡都比較大也比較嚴肅。他們自己不僅不能給我們什么樂趣，而且還要找思成和我要靈感或讓我們把事情搞活潑些。我是多少次感到精疲力竭了啊！ 今秋或不如說是初冬的野餐和騎馬（以及到山西的旅行）使整個世界對我來說都變了。想一想假如沒有這一切，我怎么能夠經得住我們頻繁的民族危机所帶來的所有的激動、慌亂和憂郁！那騎馬也是很具象征意義的。出了西華門，過去那里對我來說只是日本人和他們的獵物，現在我能看到小徑、無邊的冬季平原風景、細細的銀色樹枝、靜靜的小寺院和人們能夠抱著傳奇式的自豪感跨越的小橋。 隔著歲月的投影，費氏夫婦仿佛听到大洋彼岸那座古城牆下，疾風般的蹄鼓還在敲擊著記憶的回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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