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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星海，江蘇無錫人，生于本世紀初，一九四八年遷往香港并定居。他所經營的上海“保丰”、無錫“慶丰”兩紡織厂，抗戰胜利后的頭兩年，已名滿江南，資產已有几十億法幣，當時無明确核算，當為十二万美元。 以新取胜 獲得祖傳根基 唐氏是無錫大姓，可謂名門望族，“門”，得清末無錫東北隅之首，又“進士及第”，且為一門雙進士，富甲一方，名重一時；“族”，不僅人丁興旺，如今已不下數百口，分居國內外，而多有聲名顯赫者。如果以唐氏真正定居于無錫嚴家橋并開辦布庄起步發達的景溪公唐懋勳為無錫唐家的第一代，則其第五代亦即唐星海的子侄輩“千”字輩，就有六十四“千”名重海內外：國外的三十六“千”無不居于要津：多為企業家、金融家，余為專家、教授；國內的二十八“千”，亦多為著名的工程師或專家學者。六十四“千”中，如今為香港回歸祖國作出并正在做著積极貢獻的唐翔千尤為顯要。唐翔千于本世紀四十年代初，就讀于上海大同大學商學院，后留學美國，一九四四年以优异成績畢業回國，一九四八年，再次赴美深造，并取得了伊利諾州州立大學的碩士學位。現為香港知名的實業家与紡織專家。任香港南聯實業有限公司常務董事与中國紡織有限公司董事長及半島針織有限公事董事長。一九七四年以后，又任香港總商會副主席。改革開放以來，他積极向祖國大陸投資，已投資興辦的合資企業就已近二十家。現已擔任第七屆全國政協常委、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咨詢委員會委員。可以說無錫唐氏是個富于傳奇色彩的大家族，這些“色彩”一代較一代輝煌、斑斕，盡管不斷地遇到艱難、挫折，仍是一代比一代發達、強盛，是完全符合進化論的。在舊中國時期，到了第四代唐星海手中，可謂發展到了一個新高峰，也就是說，他為這個家族增加了不可缺少、不可忽視的色彩。也正是由于他的极力主張与不惜智力投資的巨大花費，得以造就了“千”字輩中的許多人才，因而，他也有效地起到了唐氏家族的承、啟作用，也為唐氏家族的光大做出了重大貢獻。而他的父親并不是唐的“長支”，他本人也不是他這一輩的“嫡長”，但卻承繼了唐門之業，并予以發揚光大，將在國內的祖業推向頂峰，靠的是他的聰明才智和刻意求新、善擷眾長的特點。為了明确說明此點，對上几代的有關情況，有必要作概要的交代。 蕩到無錫扎下根 明朝自嘉靖以來，東南沿海便瀕遭倭寇侵扰，初以浙、閩最凶，后波及江蘇、山東，雖有許多抗倭名將与義士、鹽民奮力抵抗，其勢稍減，怎奈明自万歷以來便愈加腐朽，再經天啟間魏忠賢專權，明爭暗斗，怨聲載道，崇禎中又“天下大亂”，倭勢复熾，唐氏的祖先原本該是古淮揚府人氏，當游居常州武進時，适逢倭患正凶，只好舉家隨眾逃難，倉惶間，唯沿大運河南下，待至無錫倭患已息，又听人說“有錫天下爭，無錫天下宁”，今已無錫自然宁靜。惠山、錫山、大運河造就了無錫無限風光，賦予無錫高雅神韻，便決心在這塊風水寶地安居下來，并選定了雙河庄。幸無倭患，又經几代的滲淡經營，漸漸有了家底儿，便在住家東南方不遠處的北塘辦起了只有三間門面的布庄，為求吉利，取名“恒升”，這就是唐家的經商之始，也是后來大型紡織業的些微基礎，也是自景溪唐公興辦的基業之根。時間大約在清咸丰末、同治初，即上個世紀的50年代末、60年代初。景溪唐公一向熱情真誠待客，敬顧客如上賓是他的主要特點，也是他得以發達的根本原因，并以一鳳泗大賈的！臨別贈言，改了字號。那大賈鼓勵他要時常如此待客，一再強調“時常”，他就索性將“恒升”布庄改為“唐時常布庄”，也果“時常”殷勤周到，自然也果興旺發達，到了1860年前，傳來了“長毛要攻打無錫”的消息，為避兵災，唐家又遷至無錫東北的嚴家橋，距城近六十里，反而离常熟更近了些。雖說這里位于大運河的一個小漢上，小橋流水人家，長煙垂柳物華，可在當時既僻處一隅，又無兵家之要，得以安逸度日，景溪唐公生得八子，均各不俗，便有了八個不俗的分支。其中尤以二房、六房為顯。六子俊培字竹山本已善經營，他和儿子雖不及他六弟与侄，可他的孫子君遠，重孫翔千（即前文所說的唐翔千）卻將其祖業宏大到了惊人的程度，可謂轟轟烈烈，大光門媚。次子洪培字梓良的一枝一直繁盛不衰，也大大地宏揚了祖業。景溪唐公創的家業雖大：置地六千余畝，舊業布庄“春源”之外，又開辦了“德仁興”茧行、“同興”木行，建了唐氏倉廳，富甲一方，可待八分其家后，就各自中平了。 花開八朵單表一枝 六房的唐洪培梓良也生了六子，依次為：浩鎮，字郛鄭；滋鎮，字保謙；濟鎮，字若川；（四子闕名，早夭）；漾鎮，字申伯；泳鎮，字紀云。孫子再多，做祖父的也是個個喜歡，景溪公獨獨更寵愛六房的次子保謙，臨終日還特地將其叫至榻前，參与訣別，也正是為此，使他的這個愛孫棄仕經商的。 滋鎮保謙生于清同治五年（公元一八六六年），到他入塾讀書時，仍是“大清王朝”，自然也在實行科舉，雖說“洋務運動”此時已然興起并已漸抬頭，然而：“商非正途”、“正途唯科舉”的舊觀念仍是大占上風。梓良公家道殷實，決意“投資”于儿子的做官上，遂將長、次、三各差兩歲的三個儿子几乎是同時送進了家塾。三個儿子讀得都不錯，特別是長子。后來發現三子反而較次子更好，當父親的未免有些著急，因為這個次子不但是景溪公最鐘愛，冀望最高的，而且自幼算命便稱其為大富大貴，可如今竟不如其弟了，那怎么行？可打罵又非唐家家訓的手段，梓良公就反复誘導，自免不了“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將相本無种，男儿當自強”、“苦讀圣賢書，善理天下事”之類。可是這個二公子卻總是不及乃兄乃弟！算術、算盤都精，然而，那是在科考科目之外，做不得數的。因此，哥哥郛鄭中了秀才，他仍不敢去考。轉年，弟弟也中了秀才，他仍要求其父緩期應考，直到哥哥、弟弟于癸已（公元一八九三年，恩科）、甲午（公元一八九四年）兩科，鄉試中金榜題名，中了舉。舉人在清時已具有了較高的地位，不僅可以參加“會試”，得到“進士”名分“正途”為官的資格，而且已可直接經“選舉”或自捐為官，甚至直接為知縣。因此都被稱為“老爺”，自然甚得人恭維，而老二保謙卻相形間被人冷落。甚至有人譏稱之為“夾板老爺”（夾在兩兄弟之間）！如今還是個“白丁”，處境十分尷尬，再要請准續讀几年的話也難以出口了。所幸他早已握了一個可靠的擋箭牌在手，而目下時勢也為他提供了一個适宜的條件。所謂擋箭牌，就是他祖父景溪公的臨終遺言，由于祖父格外地寵愛，他對祖父也敬重如神，這遺言在眾多的水旁鎮字輩中唯有他得以親聆，故而更加重視，不僅能背誦如流，而且果真地深銘五內，每一思及，就似乎他祖父那蒼老的、十分熟悉而此刻似又有些陌生的聲音便響在耳際： “我期望子孫后代讀書中舉，但如讀書無成，便應學習一業，庶不致游蕩成性，敗坏家業！” 景溪公在以官為重的時期，能給孫子留出另一條退路，也是用心良苦的。可遺言的主旨，仍是寄望子孫為官，“學習一業”不過是不得已而求其次。以防“游蕩成性，敗坏家業”的一种措施。可如今唐保謙抓住了這“學習一業”向父母提出他無意于仕途，不是不從祖父的第一遺訓，而是如今“讀書中舉”已大不如前，中舉的終极目的無非是做官，而官已越來越不好做了，他不想做官，故從祖父的第二遺訓，學習一業。倘要做官，經商后一樣可捐，方是真正的不違祖訓，何必必走“中舉”一途？當時由于洋務運動已然盛興，商人的地位因之得到了顯著的提高。不但不被輿論視為“末商”或“末奸”，不再在社會地位上居“末”，而且受到了重視与鼓勵，商人可以捐官了。這是對唐保謙甚為有利的，他就是抓住了祖訓的“理論根据”与眼下的“事實根据”，說服了乃父梓良公同意放棄仕途走“學習一業”的，也果甚為爭气——說句閒話，人的素質不同，又所謂人各有志，別人，特別是父母強加的愿望往往可能由于不切實際而适得其反的，所以說因材施教，“興趣教學”是很重要的——他本來喜歡數學，喜歡易物生財，如今到無錫的一家錢庄習藝，真是如魚得水。梓良公出于砥礪成器的苦心，不讓儿子在自家的營業里習學，而是送進無錫一家素譽頗佳的錢庄，并一再囑托那老板“嚴加管束，多多教誨”。唐保謙每日里興沖沖，喜孜孜，又精明又勤快，常人須三年出徒，他年末就滿了師，而且學得精，帳目記得清晰精當，算盤打得行云流水，誰不佩服？梓良公自也欣慰，要將他的產業支柱“春源”布庄交由這二公子掌管，可二公子卻執意要從頭學起，于是就又做了自家布庄的“學徒”，他也确實時時以“學徒”的身分与態度對待布庄里的人，很快打破了“小老板”、“少東家”与職、雇員間的界限，而且不顧奔波勞苦，涉險犯難与伙計們一道，大江南北，運河東西，深入各种產棉區考察，認真選購，不斷刻苦學習，為他日后的經營打下了基礎。同時也在此間考核擇選了經商方面勤懇可靠而又精通布業的未來骨干，如顧什舟、張秋肪即是明例。更因此而開闊眼界，覺得天下之大，何必困于一隅？便請准乃父自去無錫城里“闖世界”，梓良公也只給了他家中積蓄的兩千大洋，他磕了三個響頭就上路了。此前的刻苦与此番的闖蕩，正是父子倆都恪遵景溪公的“不致放蕩成性”的遺訓的，力求自立。 他本來是要宏揚祖業，興辦布庄的，可到無錫一看，就改變了想法。一是從報上看到，外國，特別是英國的工業革命是從紡織業起的，紡織業因与人們的“衣、食、住、行”四大事相關，且“衣居于首義”，而當時國內的紡紗厂，加上外商的也不過几家，他就決定辦個紗厂。可他只有兩千大洋！這個數目在一般家用角度看固為不小，可要辦紗厂那可就微乎其微了，那就只有先搞資金投入少的企業來打基礎了。他根据近來朝廷漕糧集中于無錫采辦的特殊情勢，決定先開辦米行，可至少也得五千銀洋的基金。他經過苦思冥想，想起了一個人，這個人姓蔡名文鑫，字緘三，曾与他同赴過鄉試，也同落在孫山后，秋闈期間相處甚得，又因同病相怜，友情尤深，而蔡又為人甚為忠厚，頗精明，家道也較殷實，他就登門造訪，詳陳辦店方略，蔡緘三甚為佩服与贊同，當即議定兩個各出資金二千合股經營米行。經過一番籌備，于一九０二年，在無錫北塘靠近運河邊辦起了一家字號為“永源生”的米行，經營糧食，并承辦起了皇糧。由于唐保謙不但保持了祖上“時常”精神，殷勤待客，而且极重信譽，斗滿升平，（秤）抬頭走路，開張不久，就后來居上，在鱗次櫛比的同業中，生意最為興隆，很快地積累下了足夠的資金，按兩個人的初時計划，又辦起了面粉厂。同共集九股，頭腦靈活的唐保謙又給它取了個很吉詳的名字：“九丰”，于一九０九年，在城北蓉湖庄興辦了起來，且蒸蒸日上。辛亥革命后不久，唐保謙的長兄郛鄭先生以臨時大總統黎元洪秘書長的身分東去日本考察工商業歸來，久別后手足相逢，家人團聚，自是分外親熱。然而，對唐保謙來說，影響最深的卻有兩點：一是日本經營上的一些先進做法，使得他的經營眼光擴大；二是郛鄭先生算了一筆帳，莫說歷次對外賠款，僅庚子賠款一項，就可以興辦七万五千六百多個“九丰”面粉厂。當時中國人尚止四億左右，就是說莫說青壯年，連每万個老弱婦孺都得拿出近兩個“九丰”面粉厂的代价！還有那么多的賠款呢，哪止一個“庚子”！這不但使唐保謙与子侄們一樣憤憤不已，也更令他明确与堅定了好好經營，以實業救國的決心。于是，他就專程去上海考察，而且在花花世界，几度引誘下，仍洁身自好，一意于經營，終于給他學會了不少經營之道，并悟出了不少經營彀要，其中之一就是在上海設立一個名為“申庄”的駐在机构，選人做為“九丰”的代表，為“九丰”搜集情況，宣傳推銷“九丰”的面粉。回無錫后，深得蔡緘三的贊同（此時他們已成了儿女親家），并以此類推，在無錫又設了几個庄點，并設立了九丰總管理處，統一管理与搜集、研究市場情況，并動員職工們吃本厂面粉，以便收集對面粉質量的意見，及時有效地對質量做相應的改進，得到了明顯的提高。買賣越做越活，越興旺，又恰值一次世界大戰帶來的良机，不但民族企業得以發展，各交戰國面粉的需求量也大幅度地增加，“九丰”由于及時獲得了這一信息，動手早，抓緊于价格猛漲時大量銷售，得到了丰厚的利潤，自然使“九丰”得以迅速的發展，新建与擴大了埠棧。在廣泛听取職員的建設性意見后，利用了大量麩皮零售，并吸收游資辦了錢庄。唐保謙于“九丰”興旺中也相机辦了些自己獨資的買賣，于是在一九二一年初著手實施他的宿愿：辦紗厂。 辦米行只要一万元的資金，辦紗厂則需要上百万元。此時雖說唐保謙已有了大規模的資金積累，遠非當年的兩千大洋可比，可終究還遠遠地拿不出這個大數目，于是他就与親家蔡緘三仔細商討，進行集股辦厂，可這得要請個有財力、有威望、有見識、有度量的人出面操辦才行，于是他們商討來商討去，選中了薛南溟。 薛南溟的祖上是無錫望族，較唐門更為顯赫，官高爵顯，根深蒂固而又財大气粗，不僅在當地，就是在整個江南也是聲名顯赫的。薛南濱的父親薛福成官至左副都御史，位在九卿之列，并于一八八八年秋以“欽命”二品頂戴，三品京堂候補銜出任英、法、意、比四國欽差大臣，一八九四年七月歸國述職途中，病死于上海。薛南溟本也是一八八八年中的舉，不久入李鴻章幕，一八九四年借“丁扰”辭官，不久，即辦起了茧厂，而且越辦越大，所經營的“金雙鹿”牌生絲享譽國內外，并獲一九二一年万國博覽會金像獎。這樣的人物實在是太理想了，又恰巧与蔡緘三很有交情。 于是，經過一番精心的准備，特請阿炳的師傅華道士鳴弦助興，恭約薛南溟到惠山的二泉（阿炳的“二泉印月”名曲即出此）品茗，賞景，听胡琴。地雅、樂雅、人雅，雅興盎然間，議妥了辦厂大計，于是由薛南溟出頭，很快集起了十三股，其中唐姓四人，唐保謙六弟唐紀云、長子唐肇農都各入了一股。并在一九二一年四月第一次的股東會上，認真地研究了厂名，最后接受了唐保謙的提議，定為“慶丰”，并議決了几件有關大事，接著便買地，建厂，進設備，招收工人，緊張地忙了半年，于一九二一年九月一日破土興建，一九二二年七月試車開工。購有英國道勃生細紗机一百五十台，斜紋織布机一百台及相應的成套設備，及英國GEIOOKW發電机一座。雇佣一千余名工人。現已無法察知是什么原因，當年八月二十日（舊所）開工典禮正喜气洋洋進行中，車間里一位師傅喜沖沖樂孜孜地用鉛桶裝著獻上兩條活蹦亂跳尺許長的鯉魚。說是開工后于加水時在水中發現的。自是喜慶非常，唐保謙更是端肅地整衣正冠，恭謹地向雙鯉拜了三拜，并建議將慶丰的產品正牌定為“雙魚吉慶”，副牌名定為“牧童”，自此，這一商標一直沿用了下去，每年正月初五開工之日或大吉大慶之時，也必供上雙鯉，認真地頂禮膜拜，其廣告作用也果分外靈效。再加以唐保謙彈心竭力地大抓質量，极講信譽，“雙鯉”大跳龍門，銷路大開，門庭若市，致有一些紗號、布庄竟至或自動提价，或預先付款，一求索購。 可人總是要老的，老了也就必然在各方面都衰退下來，先是比唐保謙還小了兩歲的親家蔡緘三退居下來，不久，唐保謙見大局已定，也放心地將厂子交由六弟紀云与長子肇農管理，他想喘一口气了。可他這口气尚未喘勻，就遭逢了巨大的失子之痛：長子肇農不幸于剛回厂接任沒多久的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三日死于傷寒！沉重的打擊，几乎使他難以自持，愈加心灰意冷，可工厂總不能放下，只有召回次子星海与幼子曄如來位助六弟紀云管理厂子了。 景溪公決沒料到他傳下的布庄會在六房里發揚光大，植根無錫，打入上海變成規模不知擴大几許倍的大紗厂；梓良公也根本沒預料到是他這個仕途最沒出息曾被稱為“夾板少爺”的次子如此光大了門楣。倘景溪公地下有知，定然欣慰地自矜：沒白鐘愛這個孫子，那遺訓中的“學習一業”真是點石成金啊——更万万沒有料到，更予以發揚光大的，又是六房二枝下一輩中的“老二”！ 在唐星海眼里，那甚負盛名的“慶丰”不過是輛老牛破車 唐保謙子系不繁，只有三子：長子肇農（名闕，當時俱以字行），次子炳源，字星海，三子曄華（名亦闕佚）。三兄弟都是火字旁源輩，曄如与肇農的名中首字都應是火旁，尾字是“源”。三子之中，他最喜歡也最器重的是長子肇農。這個肇農，人不但精明而且持重，又善交際，上海大同大學畢業不久，即在無錫商界有了一定的影響，因此被選為省議會的議員；幼子曄華雖說年幼，卻也聰明，讀書肯于上進，再加以人多半偏愛幼子，愈老愈是舔犢情深，自也在老人家的心目中有不可動搖的地位。唯獨次子星海，老人家從其小便有些不放心。人是很聰明也很出色的，相貌更為出眾，在南人普遍偏矮中，唯他得天獨厚，身材竟高達一米八０以上，在當年國人身材較現今普遍為低的情況下，是個高得可觀的中國人；即使在今天也算個“大個儿”。又生得方面廣頤，天庭飽滿寬闊，地閣方圓勁挺，濃眉重目，直鼻闊口，是位風度翩翩又甚有儀威的佳公子。棱角分明，大刀闊斧，与乃父的眉目慈和、一團和气大相徑庭，這也許正是老先生最不喜歡處。又加上幼時便依家族之議与樣良公的決定已過繼給早夭的四房若川為子。若川雖不及婚娶，總是一房，因而稱保謙老先生為“伯”，人雖說仍留在他身邊，教育、供養一由己任，可有了這個名分，在家訓嚴森的舊族中，總覺得較長、幼二子差了那么一層。更重要的是這小子桀騖不馴，已上了清華大學，居然還對“祖訓”，不能背誦如流，雖然一經复述便記得甚清，可愈是如此，愈說明這小子沒有把庄嚴的“祖訓”真正放在心上。那不僅涉于“忤逆不孝”的嫌猜，而且必不會認真繼承祖業，那還了得？這“祖訓”保謙老先生可看得十分重要，不僅是他所敬愛的祖父景溪公對子孫的遺囑，而且也幫了他的大忙，更由他几十年的經商實踐證明了是“至理名言”。有此种种，保謙老先生對這個“次子”也看得很“次”，至少遠不如長、幼二子那么可靠。認為他“剛愎自用，心胸狹窄”，自然“難堪大任”。因此全部希望只寄托在長子身上，冀其能很好地繼承与發揚祖業。果然，不但年紀輕輕就在省里有了高位，且經商也甚得其法，官商兩途都可弘揚唐家家風，有他照顧幼子也完全放心。殊不知這老先生忽略了几個根本之點：一是，“祖訓”是將做官（“中舉”自是為做官）放在首位的，他不但不許儿子做官，甚至連長子的似官非官的省議員也要其設法辭去，盡管是出于世情動亂，時官腐朽，可到底是從主要方面違了“祖訓”。另外，他不也是“次子”，也是曾被其父甚至時人視為“最差”的“夾板少爺”么？可人愈老愈偏執，對次子星海實在是越看越輕。然而，天公不做美，硬是奪去了他寄以厚望的長子，雖悲痛欲絕，可總得面對現實：幼子尚小，總不能讓他負起重任，那么就唯有依靠次子了。再怎么說總是自己的親生骨肉，紀云雖為手足，百年之后總不能將家業傳給兄弟。于是，他便發出急電，召兩個儿子回來到“慶丰”理事。對兩個儿子的要求上也顯露了他的內心，打給在上海讀書的小儿子曄如的電報，是要其立即棄學返錫，二儿子的卻是學成之后立即回國，一個“立即”，一個在“立即”前加個“學成”，就不但有了時間差，而且表露出急切的程度：幼子尚未讀完大學，尚幼也要“立即”，次子不但已大學畢業，且去美國深造，卻要“學成”。可見對幼子寄望尤為殷切，倘不是“幼”而尚未成材，只怕是只召曄如，不必星海了。而回來之后，又不似對長子般，列為一戶股東，董事，与其叔紀云共管工厂，而是“協助為父及紀云叔工作”！——兩個不頂一個！ 唐炳源（星海）在清華結業前夕，曾有意恭問其父，准備讓他做什么，保謙老先生告誡他說： “你為人太沖，太過自信，不是做官的料，做官的人得八面玲瓏，還要難得糊涂，你怎么做得來——日后不許你從政為官，只一心去從商，從這方面去承繼祖業吧！” 于是于一九一九年，唐炳源（星海）便從清華大學到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深造了。他風度瀟洒，又是舞場高手，网球健將，人又聰明好學，在异國學府里也是個好學生，而且進步很快，他首先選修的是紡織工業前紡工段的机械制造，因為他离家赴美時，老父已明确交待：要辦紗厂，他必須學有這方面的全面而有用的知識。他嚴遵父命刻苦學習。至于打球，無非是有了更利于學習的健身手段；跳舞，一方面為了調劑緊張的學習，一方面也為了未來的交際方便。可以說他的一切活動，都圍繞一個核心：學成學好，將來繼承好祖業，當個全方位高超企業家。目的明确，動力足，便也對所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對那些什么清花机、鋼絲車、并條机、粗紗机等等都傾注了興趣和心血，以快速度獲得了這方面的碩士學位，緊接著又投入了緊張的紡織管理學的學習之中。此時從家信中得知慶丰紡織漂染厂已然投產，他更加緊了學習，并設身聯想，似在課堂上便已置身于慶丰的管理之中了。仍是學得好，結業得早，又獲得了該學院企業管理碩士生的學位。 就在學位將到手之際，他收到老父由國內發來的急電，他一看便知家中出了重大變故。這可是大事，一來這是他的家，二來關系著他的繼承權問題，恰好也到了老父要求的“學成”之時，他就在獲得學位證書后，當即加緊准備，于一九二三年盛夏告別了异國師友，乘船踏上了歸國的航程，一路上家庭、工厂、事業，他想了很多很多。 在美國，由于他的條件优越，曾屢蒙异國同學中女郎“黃”、“綠”之睞的含情秋波，更得留學同胞中异性不斷地示以柔情蜜意，可他一來重于學習，二來也無足以占据他心房的麗影，從未慮及婚事。卻不料于歸來之始，剛剛踏入國門時，竟遇上了高照的紅駕。 一九二三年十月，上海正是金秋爛漫。就在他父親設在上海北京路四百四十四號慶丰上海辦事處為歡迎他而舉辦的舞會上，他一眼就從華麗、摩登、爭芳斗艷的如云美女中發現了一位令他耳熱心跳、甚為傾心的大家閨秀。她似金秋般丰滿，如春花般艷麗，夏荷般挺秀，冬梅般清麗脫俗，如畫的眉目，飽含溫情、丰腴的姣靨，流光泛采，頎長的身材，亭亭玉立，得体的舉止，高雅出塵。他當即不由自主地快步接近，有禮貌而姿態优雅地邀其跳舞，她也落落大方地搭手与他飄入了舞池。待問得這位小姐的芳名為溫金美時，他似覺有耳聞；同樣的，待他通上姓名之后，從溫小姐莞爾一笑中也流露出“君名不虛”！后經朋友提醒，他才恍然大悟：他的堂兄曾專門向他提及此女：不僅才貌雙全，風華絕代，而且門楣甚高：祖輩做過滿清高官，海軍大臣；其父溫宗堯現在政府外交部門供職，其母也出身名門，与上海聲名极為顯赫的“查理宋”之妻是至親的姨表姐妹，（“查理宋”的長公子宋子文不久后即成了政府要員，三女宋美齡也嫁給蔣介石。即使此時，也已富傾天下了）。 天下之大，可求而不可遇、可遇而不可求者比比皆是，唯兩情巧合，珠光玉燦，相映成輝，方為神仙眷屬。經人撮合，保謙也可謂得了“媒灼之言”，他又极中意于溫家的富足（現在宋家尚談不上高官顯貴，保謙公也很不愿与高官結親的），便發下了“父母之命”。“程序”健全，不久，兩家就在上海為唐星海、溫金美舉行了盛大的婚禮，這對唐星海來說不僅不是一般性的“終身大事”，而且直接關系他一生的事業。 唐星海急如星火地赶回國內，到他家的“慶丰”一看，遠遠地便有些失望：平淡無奇的外觀總体設計，埋在群居中渾如一体，毫無爽目之處。第一印象就是：土！太土！絲毫表現不出慶丰的特色与气度，這怎么行？外部空間環境已然如此，那么內部空間環境呢？唐星海只覺得：亂！太亂！而采光与色彩上分明無意于用心設計，厂房內的設備与附屬設施的安置与布局又很不科學，因而又顯得暗、髒，給人以壓抑感。机器雖說是最先進的。可分明是有些陳舊了，而且利用率又很低，保養也极不科學！因此，他頭一眼的印象就是：老牛車！再看看管理，愈加不滿，由表及里都是一個字：舊！太舊！不僅他那明顯衰老的父親仍是常年的長袍馬褂疙瘩帽，一年到頭捧著水煙袋，連一些職員、帳房、管事，甚至一些老資格的技術人員也是這青一色的裝扮，連他那年紀甚小、讀書不少的三弟曄如也是一副“長衫先生”的模樣与神气！他的六叔不僅裝扮如此，那神態舉止更仍活脫脫的是位農村老太爺！俗，太俗！根本沒有，也沒有人懂得什么“生產技術規划”、“生產工藝管理”，涉及一點現代管理，各級人員均是一問三不知，唯一的“先進”設施是尚未譯成漢語的波羅（汽笛）每天叫那么有數的几次，催促工人上班，看到的只是該負起工場、車間全面責任的領班，都似一個個土佬財般坐在辦公室里專心地呼嚕呼嚕地吸水煙，似百無聊賴，無所事事，無所用心；那些本該對生產進行設備与成品檢查，對工人進行技術指導的宕頭、工頭們個個似地頭監工，只曉得對工人開口罵，動手打，差，太差！土而亂，舊而俗，管理又如此之差，所以在唐星海的眼里，那“老牛車”也不是新的，好的，而是架陳舊的老牛破車！ 可那些慣于此習的主事人們卻完全与唐星海的看法相反，特別是他的自居要津的六叔慶丰總管唐紀云，不但安之若素，而且陶然于其中，怡然自得，攸然而樂：本來嘛，就算是老牛車也比手推獨輪有用百倍。何況在他眼里慶丰簡直是輛無与相匹的駟馬高車呢？“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在無錫這座古城里，慶丰雖談不上首屈一指，也不是位居其末，就是有些不如人處，那名聲響亮的“雙魚吉慶”也足以壓倒無錫一切同行，一美庶百五！有錢賺，有名气，這大的厂子，這多的人，還要什么？只要守成就是了。因而便覺得陶醉無限，安逸無比，樂孜孜地安于現狀——“保守”的形成，多半如此。 這樣一個陶然自得、易于滿足的小農經濟的自給自足傳統思維占据的封閉、保守式的經營王國里，忽然闖進了一位對現代管理學有所長、習有所成的，銳意進取的高大青年，是怎樣的不協調，時代差又是怎樣的顯著！那碰撞也定是勢在必然与猛烈的。 唐星海是滿怀激情与信心應父命回國主持產業的，他自信，只要他一到厂，他父親就會很重視他，至少讓他參与管理。誰知，父親有父親的標准，也有他的打算，吸了一陣水煙之后，不緊不慢地吩咐道： “炳源，你剛回來，情況還不太熟悉，就先協助你六叔和三弟做些事吧。” 協助！參謀、副手都怕談不上。只是個跑腿學舌的助手罷了，做封閉、保守的土財主老太爺式的六叔的助手已夠委屈，而且竟排在了小弟之后！小弟不過得就近之便，一步之先，總共也不過先回來几個月，難道就熟悉了么？ 父親知儿子不會滿意于這种安排，見他沉默了起來，就又安慰地補充說： “別不高興，叫你回來，就是要依靠你，特別是技術方面，日后工厂的工程師當然非你莫屬了。技術方面的問題，你有權參与董事會并提出你的報告。” 唐星海這才舒了一口气：是呀，厂里情況還不甚熟，何必操之過急。只要能參加董事會且是報告他專擅的技術問題，他就不愁爭取不了大多數董事，因而得以施展他銳意更新的抱負！果然，在不久后召開的一次董事會上，他的慷慨而富有理性与感染力的陳辭就打動了大多數董事：主要是為了發財入股的，這留美歸來的“洋”工程師的宏論，實為分外有生財之道！于是便多數決議升唐星海為慶丰厂副總管兼紡織工程師，并划定一個車間供其更新實驗。這不僅是在會上的爭議中挫敗也必然地傷害了唐紀云，這決議也大失了這個六叔的体面，連深覺儿子說得甚為在理的保謙公也感到儿子的做法未免太過火，對不起乃叔。可大多數董事欣賞贊成，特別是董事長薛南溟一再獎掖，必欲如此，兩老兄弟也只好認從。 在新与舊鮮明對比、先進与落后激烈碰撞中銳意更新 拿出一個車間來實驗，六叔唐紀云深不以為然：哼，說得好听，可得做得出，倒要看你碰釘子的樣子，還這么狂亡自大，目中無人不？還這么空想太多，不切實際不？ 叔叔看熱鬧，父親又施壓力： “炳源，你答應下來，就要一定做出成績來！” 一個包圍在陳舊老大而又習慣保守勢力強大的車間，如同被重重腐土掩起的新枝，能不能開出鮮艷的花朵來，就看這新枝的本身具不具備強大的生命力，能不能夠化腐朽為神奇，脫穎而出了。不僅他那在董事會上被置于十分尷尬的地位的六叔紀云蹩足了勁要与他較量較量，而且大多數宕頭、領班也由于深不服气要拚全力一爭，可他們不懂現代管理，不懂現代技術，只曉得以打罵手段迫緊工人，硬逼鴨子上架，結果适得其反，勁儿使得越大，反而越糟，抵制情緒与高疲勞的反饋是：生產下降了！ 實驗車間呢？由于唐星海在技術与管理上大刀闊斧地進行了更新，他本人更是深入車間，扎在車間，直接管理，親自進行技術指導与技術更新，一年的實驗期結束，效果十分顯著地表露了出來 實驗前，紡部車間紡二十支前羅拉速度為每分鐘一百五十六轉； 實驗后，紡部車間紡二十支前羅拉速度為每分鐘一百轉。 實驗前，每個工人只能擋一台布机； 實驗后，每個工人已能擋四台布机！ 實驗前，每件紗的售价只有一百八十元； 實驗后，由于質量的提高，每件紗售价也相應地提高到了一百八十四元。 雖說單机、單件提高的效率幅度不是很大，在全厂數百机，近万件，該是多大的效益呀！賺錢才是經商的主要目的，如今事實充分地證明唐星海确有使慶丰賺錢且很可能賺更大的錢的本領，董事們不是笨伯，豈能不加以重用？也恰好有了机會，老總管六叔紀云一方面在具体事實面前對侄子心服口服，一方面總覺得因此失了体面，于一九二六年告退還鄉，且賭了一口气，切合子女：“我家日后不得事棉紡，欲繼祖業，唯以毛紡！”儿子也听話，他長子唐熊源后來果与其堂兄、景溪公二子竹山公之孫著名的大企業家唐君遠等共創了無錫毛紡織印染厂，而且大成气候。在這种情形下，小弟曄如也不愿与爭，連老父也因之而完全引退了。有此种种，董事們便一致決議，任唐星海為慶丰紡織漂染厂經理。至此，唐星海這個“次子”也以新取胜，獲得了祖傳的基業。雖說此舉對六叔大為不敬，對小弟失于“兄友”之訓，因而也使乃父雖因其成才而欣慰終深怀不安！甚至于退隱之后仍滿怀內疚地去敦請六弟就任九丰面粉厂厂長。可新与舊的更迭几曾風平浪靜而又溫文爾雅？磕打碰撞于親于友都在所難免。 銳意更新 稱雄東南 “忠實勤奮，勵精圖治” 這八個大字，是唐星海就任慶丰厂經理伊始就手訂下的“厂訓”，他要全厂員工一体凌遵，他本人更是恪守不移。“勵精圖治”的首要一條是摧舊制建新制，廣為招攬与使用人才。原來封閉、守舊，不圖進取也無力進取的老班底是絕不适應也不能夠實現全面現代管理的，那些對現代技術与管理一竅不通，只會作威作福、坐享清閒的領班、宕頭、工頭們對實施現代管理不僅無益而且大為礙事。這就需要大換其血，“大易其制”。 他首先“大修”了這台“老牛破車”，取消了原來的一套封建式治厂手段与家長式的管理体制，而逐步地全面推行了他在美國學得的管理体制，取消了稽查處，代之以以工程師為核心的工務處；取消了總管督辦制，而代之以厂長領導制，下設工務、事務兩處，分領三部六科。分工明确，責屬清晰，并關心到工人的食宿，專設了膳食科与宿舍管理員。 “車”已修飾一新，就需要換“牛”為駿馬了。在這方面，唐星海可以說是不遺余力、不惜重金的。在他爭取得用人全權之后，他极力搜求、高薪聘請了許多能人，內中不少是在我國現代紡織史上的著名人物，如曾被他聘為厂長的著名紡織工程師駱仰之，曾為他主持電机工作的在國內享有盛譽的机電工程師范谷泉与張功煥，南通紡院的高才生、后來成為名列中國十大紡織工程師榜次的王方揆也被他重金挖來充任慶丰的副厂長兼總工程師，因擔任戚墅堰机車厂經理成績卓著而名气斐然的吳玉麟也被他請來任厂長。更可見其重視人才的實例，是不惜以十根金條、一座洋房的代价將日商內外棉厂厂長魏亦久挖來給慶丰做厂長！ 對于慶丰舊員，也不是一概排斥，而是因才施用，多有安排。對其中一些經驗丰富而又勤懇踏實的人才，照樣重用，如陶心華。陶心華原來是老慶丰的一個普通職員，經唐星海認真考核，發現此人業務熟練，為人忠誠，且甚得人心，便安排他做了副厂長，而將嚴謹而又心細的陶若華安排去做了宿舍管理員，這一男一女兩個陶門之華，也果有華采：陶心華將全厂財務管理得頭頭是道，陶若華將整個宿舍管理得井井有條。 重金聘用，是招攬人才的一個重要手段。然而不惜大量的智力投資，培養后繼人才，尤為長遠利益所需，也是人才的一個更重要、更廣泛、更可靠的來源。唐星海极具這种長遠的戰略眼光，他不但不惜工本极度予以重視，還親自過問与參与其事。他投資并親自主辦了一所“無錫慶丰紡織人員養成所”，形式与今日的紡織專科學校相類，學制三年，教學內容以數、理基礎課与紡織、印染、電气等專業課為主。他親自出任名譽所長，而以厂長駱仰之兼任所長，聘請許多著名的專家、工程師，如范谷泉、薛桂倫、朱文淵、吳敬人等任教。招收的對象為具有高中以上學業的未婚青年，也是實行公開招考，擇优錄取的。 唐星海對這所相當于今日大專型的“養成所”傾注了大量的精力与心血，他不但親自過問校務，保證辦學資金，甚至親自參与授課，而且連招生這一環也牢牢把關。由于學費不高而又确實能如當年景溪公所強調的一般“學習一業”，畢業后即可享有職員乃至更高的待遇，有志學子聞風蜂擁而至，雖在見報時已言明只收三十六名，卻屆期報名不下千人，而因誤延不得報名者尚遠不在此數。可見這一得力舉措的重要与甚得人心。 考試分兩個方面，一是筆試，二是面試。唐星海拉著駱仰之兩試中都親自嚴格把關。由于有充分擇优余地，“擇”得更是优中之优，要求得也极為嚴格。對取得面試資格的逐一地單個提詢，學業之外，連相貌風度，舉止言談都列為“擇”選的條件，因而錄取了一批优秀的基礎甚好的學員，被錄取者自也深感榮幸，也有因一個不慎而失意者：如有個青年成績好，應對又得体，主考又注以和藹、稱許的目光，便得意得忘了形，臨出門前順手打了“榧子”；還有個青年于應對時一時興起，翹起了二郎腿，都因此而失了錄取資格！ 這所“養成所”一直辦到抗戰爆發，三年一期，培養了數百名技術人員，內中也成長起了不少著名的人士，如陳鼎司、溫懋修、黃錦春、王步良、張君謀、湯堯理、朱文玲等等。數百名經過專門訓練的技術人員豈是小可？就算慶丰已發展到三千人，比例也甚可觀，這批技術骨干的作用豈可忽視？ 几乎与“紡織人員養成所”創辦的同時，唐星海又在慶丰厂內組辦了短期的養成工學習班。用唐星海的話說就是，有什么樣的工人就能紡出什么樣的紗，織出什么樣的布。相應地說，要想紡出好紗，織出好布，也必須有好工人。因此，唐星海對工人素質的選擇与提高也是甚為關注与狠下功夫的。已在職的工人，素質差的必須力求經過學習短訓提高上去，對那些素質极差而又經培訓無明顯起色的一律辭退。徹底廢棄了過去的工頭招工制，而代以所招工人定期的學習班培訓，才得錄用。既清除了工頭控制工人的弊端，也強化了工人的總体素質。一九三二年以后，這种學習培訓的方法与手段就更為完善、有效了。這一年，唐星海于赴英參觀訂貨中，順便訂購了一套短程紡紗机，回來后与本厂淘汰下來的織布机配伍，專門用做養成學習班的實習机器，并訂出了近于現今的文明生產要求的條款：學員還必須學好并掌握巡回路線、操作規則、接頭方法与工具定點堆放等。有了這一有力的措施，工人的素質得到了大幅度的明顯的提高，且對總經理靠得更近了。這也同時產生了另外一种效應：無論是從“紡織養成所”畢業的技術人員，還是經過養成工學習班培訓的工人，都自覺地勞作，主動地向唐星海匯報些厂里或車間的情況，形成了一個穩固而靈活的人事勞作基礎。使唐星海不僅能放心地安排与擴大生產，而且隨時可以較清楚地掌握人員思想、活動与生產動態，便于及時准确地采取相應措施。而這些素質好、有文化、有修養的員工們，經實踐的一再證明，較那些被視為心腹的文化素質較差的身邊人更為可靠。例如，為了照顧私情也為了便于可靠使用，唐星海把几個曾在他家做過保姆、女佣、廚司的老太婆派到了厂里做“抄身婆”。這些抄身婆沒有文化，又自持是老板的“親信”，往往憑她們的認識与判斷標准向老板“打”些“小報告”。一次，一個這种抄身婆“打”了工程師陳鼎司的一個“小報告”，對老板說陳竟擅自將雪白的棉紗降為“回絲”，結果常被女工們帶回家去使用。這可是大大違反了唐星海親手制訂的嚴格的厂紀的。于是，唐星海很惱火地把陳鼎司申斥了一頓，陳鼎司据理力爭，表明絕無此事，并耿介地回責唐星海不該輕信一個無文化少知識卻善嫉妒愛嚼舌的老太婆，而誤解一個忠心耿耿的他親手培養起的學生！唐星海便放棄了追究，自此也就益發倚重与信任這些他費了許多心力、投了不少資培養出的學生与訓練出的學徒了。 制度治厂，名牌領先，向縱深發展 破“車”修成了好“車”，“老牛”換成了“駿馬”，還要“籠”“套”兼備，佩飾光鮮，駕馭得法，方能高馳遠奔，甚至“日行八万里”！ 這“籠”、“套”就是各种有效可行的制度。那“佩飾”就是以名牌為領先的質量、信譽。至于“駕馭”術，自是科學的、先進的管理方法，在這几方面，唐星海也是傾注了大力与不少心血的。他訂下了大量的具体細微、切實可行的工厂制度，囊括生產、生活甚至員工們衣食住行的各個方面，其中檢查制度尤為嚴格，由于年深日久，許多具体內容已然闕失，存者已然不及其半，且多已殘佚。根据有關書籍的整理記載，大約可以肯定為當時确已實行的有： 《本厂職工規則》。可据實的內容為“應忠實勤懇，操作嚴謹，摒棄惡習，遵循本厂一切規則。”附若干具体條款。“進出簽到時間，送厂長查閱。察其勤惰。” “各職員應力戒五點：不許調戲女工；不許吸食鴉片，不許賭博，不許酗酒，不許斗毆”。 尚有十余條。 《膳廳規划》。強調“一粥一飯來之不易”。接著是有關節約的若干條，有關飲食与環境衛生的若干條，有一條是明确規定不得留外人，哪怕親友進廳就餐的。 有關宿舍規則。規定每室須選一名室長，以便管理，各室間俱有比賽性條款，明文規定。“應准時就寢，勿高聲笑談妨礙他人”，對女工宿舍另有具体規定，如要求整個宿舍整洁美觀，室內包括床上不許堆放雜物，凡暫不用的東西（包括衣物）都須交宿舍管理員統一分別保存于固定的儲藏室中，床上的被褥須折疊、擺放得和軍營一樣地整齊，雅觀。 有關工卡制度。特從美國購進并安裝于相應的位置的子母鐘、計時鐘与更鐘都有效地發揮著作用。如要求員工上班時須將工卡放在計時鐘里，這時自動控制的鐘就會立即做出反映，准确地打出進厂時間，即使遲到几分，甚至几秒，也會准确無誤地反映出來，較到工房簽到制不僅省時省事得多，而且可靠度也大大增強。至于更表的作用，几乎等于几個最忠于職守的監督崗。依規定，厂內巡警夜間巡邏時務須在几個設在厂內偏僻處的更表上打下到達時間，而更表又是裝在上了鎖的更箱里的，鎖上的鑰匙俱不相同，一鎖一個專用，既不得由他人代替，也無一次打好的可能，因此巡警們想偷一點懶也是辦不到的。其實已成了制度電控化。 有關請假制度。此項對職員工人，男、女工都分門別類做了具体規定，如病假，無論職員還是工人請准病假后都有享受工資待遇的權利，但具体職務不同待遇標准也就因之不同；對事假的天數也有各自不同的規定。 尚有生產方面的許多具体規則，如保養，維修制度，生產、操作規則等都定得很明細、很具体。 各种制度、規則均注明具体獎懲辦法，但總的看獎明顯地少于懲，其實際作用在于約束，可謂“威”。 一個机關、一個企業是必須立威的，“沒有規矩，不成方圓”，沒有紀律性的明文約束，豈不是亂了套？關鍵在于可行，并且行必依制，不偏不倚，持之以恒。唐星海手訂并躬行的各种制度，規則大部分是合于這個標准的，而且許多方面与具体條款在五六十年前舊中國就已初具了如今現行的管理科學性与优越性，又全面嚴密，自也行之有效，實是難能可貴！ 立威之外，必須輔之以“恩”，這就是興辦与員工切身利益有關的福利事業。一唐星海所興辦的員工福利事業，在當時來說，可謂“全方位”的，浴室、醫療、學校、宿舍、合作社應有盡有，還有近于勞動保護的部分手段。 浴池：職員与工人分開，男女分開，各設專池，應合工作性質之便。 醫藥室：抗戰前一直保持的規模是：設醫師一人，助理醫師一人，護士一人，男女病房各一，病床數張。 子弟學校：抗戰前即已開辦，具体情況已失于查證，抗戰后共五個教室，分七個年級（低年級設复式班），常在校學生二百五十余人，教師近三十名。 宿舍：居住厂區的工友占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抗戰前設女工宿舍三十余間。宿舍一律為綠紗窗，室內設上下鐵床，并無償提供被褥，枕具；男工宿舍三十間；職員宿舍二十二間；職員眷屬房厂建九幢，租賃民房兩所；工房四十八幢，供男女工有眷屬的使用，收費只相當于市場通行租金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對于一部分居住于數里外的老工人，則由厂里包了几只船接送，有如今日之“班船”，每月由厂方直接向船主支付費用，以一九三六年計，每位工人的費用為零點五元，并以每月獎勵五元的手段鼓勵船主及時送工人上班。 伙食：抗戰前只供應職員，而工人自理，只供應開水；戰后建立食堂三所并規定男工七人一桌，女工八人一桌，一律一葷二素一湯，每日只扣膳金男工每人一角五分，女工一角。 合作社：供應員工日常用品，兼處理布頭。 工資福利：設有年終獎，節日獎，考勤獎，職員的紅白喜事給公假四至十四天；女職員產假一個月，工資照發，女工分娩照准假，無工資。相對當時各紡織業中對女工一經怀孕便行辭退的做法，這一規定，無疑是种示惠手段。 當然，懲罰訂得也是不輕的，對女工搜身的現象也仍保留，但總的說已明顯地強于同業。 由于“恩”“威”并施，行之有效，慶丰厂運營机制完善，在各方面都有了明顯的變化或提高，經濟效益自也明顯增長，董事們豈能不更加信任与尊崇這位年輕的經理？ 制度、規則的落實与執行的關鍵在于主持人認不認真堅持，帶不帶頭執行。唐星海就堅持得十分認真，頭也帶得甚好，訂下的東西，一旦公諸于眾，他就連細則上的每一個字都牢記在心，不但認真貫徹檢查，而且身体力行，比如膳食規則制訂后，他在家里進餐都嚴格家人厲行節約，每餐有菜有湯，只要剩下，他絕不許倒掉，往往是他一人包了儿。 工作制度中規定各級自負其職，猶如今之崗位責任制，他都嚴格依規定考核，有如執法般嚴格，該獎的，除本人外，也同時獎勵其上司；對違反制度者，他也責問責任者之上司。親自下厂督促檢查各項制度、規則執行情況，几乎成了他每日必行的管理內容。就是后來企業擴大駐在上海，也是不時地親回慶丰檢查。而且行動起來雷厲風行，行動敏捷而迅速，陪同人員須緊走或小跑方能赶得上他，可他情況諳熟于胸，目力又過人，一走一過，或一瞥之間便能察明情況，抓住問題。如果被他發現哪一處不整洁，甚至哪個職員的抽屜零亂，他當即批評，嚴令整理，触違制度者，則依制處理。而且一個机器的很微小的差异音，哪怕紡紗机有沒有落上絨花，一個職員的微小疏忽，都逃不過他的眼睛。据有關文章記述，在一次巡視中，一眼發現有個技術員正在車間里背著手悠閒地漫步，他就叫住了這個新來的尚為陌生的人，問過姓名之后又問： “你是干什么的？” 回答說： “保全保養。” 他就叫那保全保養工把手伸出來給他看看，待看到那是一雙雪白的手后，他不高興地說： “保全保養要采取跟進式檢查，這點你該是學過的。也訂有制度。跟進就難免不時地触摸机器，否則不及時發現障礙，等到致使停机，不但會造成机器磨損，而且會影響紡織進度，這些你難道不知道么？” 不知道，這些人怎么能做慶丰的保全保養技工？那人當然回答“知道”。唐星海就語轉嚴厲地說： “你看看你那雙手，像是常触摸机器的樣子么？你哪儿像個做保全的！” 如果發現浪費。哪怕一根被隨意拋擲的簡管，他也要當即傳喚來車間主任与技術員，要他們當時親手揀起來，不去直接追問工人。 如果發現哪個工人沒有依制操作，或者机器擦得不淨，他也不直接處置當事者，而責問該管車間主任。他也總是下班后最后一個离厂，絕不搞特殊，因此職員們也不敢擅自早退。 從嚴要求、率先垂范的結果，不但在厂內甚見效驗，連外界都肯定地說： “凡是能在慶丰苦能吃得又事做得好的人，到任何厂都好去做了！”越是這樣，人們也就越愿在慶丰做事或任職。 工厂的運行机制不斷地得到加強，有了良好的基礎，產量顯著增加，車速也自然在強化。与此同時，唐星海又注以大力地狠抓了質量。他對几項直接關系到質量的環節牢牢抓住不放；提高机械的效能，選用优質棉花，合理配分，妥善處理等，必以躬親，而且聞善必從，只要一听到哪里有了先進措施，立即前往參觀學習，而且務必學到手。又增添了許多測檢机器，多方面努力地提高質量，甚至不惜工本，用三十二支紗紡二十支甚至十六支的雙魚紗。原本質量很好的雙魚紗經這樣一來，質量更上了一層樓。名聲響亮，在市場上進一步站穩了腳跟，而且名优价亦优，較當時無錫各同業同類紗的价格高出數元乃至十几元，名列榜首。有的材料上開列了一份當年無錫各厂紗价對照表，是一九三二年五月二百五十六支紗行情，現抄錄如下： 厂名商標名稱价格 慶丰紡織厂 雙魚吉慶牌紗 二百二十九元一角 豫康紗厂 月娥牌紗 二百二十五元二角 振新紗厂 織女牌紗 二百二十二元二角 申新三厂 人鐘牌紗 二百一十五元五角 廣勤紗厂 球圓牌紗 二百一十五元五角 業勤紗厂 升丰牌紗 二百一十六元 提高質量不僅要多花力气，而且勢必也要多投資金的，可這种買賣只能順差，絕不是逆差，賺回的錢是會多于投入的錢的，慶丰的大發展便也同步而進。 接過父業后，唐星海固然發揮了他成績优异的所學，采取了先進的科學的管理方法，然而他并不是完全地、机械地照搬，而是結合了慶丰當時實際情況較靈活地運用。對于乃父的多年經營的許多長處、祖上的“時常”殷勤，待客的优良傳統，他都是認真地繼承的。甚至乃叔在管理上多年積累的某些長處，他也有選擇地學習，繼承下來。承業不久，即將其父設在北塘財神弄的批發處改名為“慶丰紡織漂染厂經理部”擴大了經營；設在上海的管理所也升格為辦事處，雖說仍是每天以寄出號信向無錫報告信息，反映情況為主，然而，不但范圍更廣、傳遞更快，而且更為翔實准确，效率更高了，使唐星海得以身在無錫，卻對滬上了如指掌。并于1931年籌備起了第二工場。 下面再在有關資料中抄錄几表，以便從中看其發展。 1925∼1930盈余對照： 一九二五年 二万二千一百九十四元 一九二六年 八万三千八百三十一元 一九二七年 八万一千二百八十八元 一九二八年 四十三万六千四百五十五元 一九二九年 四十九万三千五百四十五元 一九三０年 三十一万九千五百０六元 從下表，歷年產值与盈利平行上升表，亦可看出其發展狀況： 年代 盈利（單位万元） 產值（單位万元） 1930年 31.9506 514.1678 1931年 61.0571 619.8497 1932年 46.8917 660.4360 1933年 0.1562 707.3546 1934年 8.2303 903.7557 1935年 11.9944 978.5097 1936年 110.0652 1143.5798 几度設備增加情況： 一九二八年增添布机一百台 一九二九年，增錠一万一千六百枚 一九三一年增錠四千八百枚，增布机七十台，增線錠一千五百０四枚 一九三三年增辟第二工場，增錠三万一千枚 一九三四年擴建整理漂染設備 截至一九三四年統計，已擁有紗錠六万二千二百枚，線錠四万一千二百枚，布机七百二十台及全套漂染設備。自唐星海一九二六年接任起經過不到八年的奮力經營，慶丰不但在企業面貌与管理上已大大改觀，盡洗了昔日灰塵，而且規模与質量、產值、利潤各方面的指標几乎跳躍著上升，絕不可与昔日同日而語了。 為了擴大再生產与引進最新設備，唐星海于一九三一年便立意籌建第二工場。他親赴英國買設備，選購了三万三千枚最新的紗錠，二百台狄更生織机，轉年又購得日商織机二百台，再親赴瑞士經慎選購買了一套B·B·C400KW的透平發電机，備足了“糧草”，動工擴建。 厂房工程開工時，恰值紡織養成所首批三十六名學生畢業，唐星海便將這批經嚴格訓練的學生全部派往工地，對施工進行分別地有效監督，一來充實了這些學生的實際經驗，二來無論進度、用料，還是質量都得到了充分的保證。由于驗收嚴格，几乎使承包施工的上海新營記營造公司蝕盡老本。 慶丰長足發展，第二工場又以嶄新的面貌与強大的態勢勃然而起，在無錫引起了很大的震動，輿論界尤為熱烈。當地的《新無錫報》屢為稱譽，大加贊揚，大小報導屢見諸于報端。從有人已摘引的兩則中，便可見一斑。 一九三四年的一則，主標題是：“華紗商不景气聲中，慶丰力謀擴展”，副標題是“机械新穎，出品优良，管理紀律化”。文章先綜述了近年來國內，特別是省、縣內華商的經營情況，指出了普遍不景气的概況，再指出慶丰一枝獨秀，然后報導說：“錫山通訊社記者，昨日赴該厂參觀，始知該厂又在力謀擴充，此際紗界不景气聲中，該厂獨謀積极發展，此減本邑實業界之好消息也……其第二工厂清花机為最新單程式，系英國道勃生厂出品；粗細紗机為英國好華特及立達厂出品；棉條机有電气制止運動；細紗机用車頭馬上。各机排列适合科學管理，出貨之效率，出品之优良，人工之節省，迥非舊式机械所能企及……” 一九三五年另一則報導，更贊譽說： “自第二工厂開幕以來，其鹿鶴同春商標，雖不及雙魚吉慶商標有悠久的歷史，然其產品特优行銷至戶，各式花線及四十二支以上各种股線尤膾炙人口。” 不景气中尤能景气，尤能紅火，一旦机遇到來，更是捷足先登。在抵制日貨的聲浪日益高漲中，民族企業得到了一個十分難得的良好的發展机遇，對整個商界來說都是難得的，唐星海則更利用得充分，不但起步早，而且行動快。 謹遵父命，唐星海絕不做官，也絕不与官場締交，不介入政治，但他并非不問政治，正相反，對官場的更迭，時局，包括國際時局的變化一直是十分關注的，因為這一切都密切關系著企業的興衰。 一九三一年日寇侵占東北以后，反對日寇侵略与隨同而來的抵制日貨運動，日益激烈，特別是一九三二年淞滬戰爭之后，已形成了掀天巨浪，日貨几乎已成了過街老鼠，在國內市場人人喊打，原本占据大部分市場的日紗立即銳減，以致被轟出，倒出了一大塊市場空白。 尚在淞滬戰爭之前，“抵制”之聲方興之際，唐星海就看中了這一契机，超前動手，一方面极力擴大慶丰的生產，從速建成并使用第二工場，并率先抓住了一個新的市場空白，即漂染布。漂染布以日貨為佳，原來是日本漂染布穩居該市的市場之首，市場接受量也較大。一旦日本貨被轟出市場，大量的這一品類的市場需求就勢必轉向國內。而國內的多數厂家因出于漂染手段差，無力与日貨相匹，均不以生產此种布為主，生產了，批量也很小，且常積壓，慶丰便在此例。唯有一家麗新印染厂，因系專營，即產即銷，此刻竟已供不應求，竟致將庫存一銷成空！唐星海雖早有預料，怎奈本厂由于設備不全，且多陳舊，自然能力甚小，他就當即兩手并施：委托代印，同時自籌設備。他當即与麗新印染厂訂了約，約定麗新每月為慶丰漂染白坯布兩千尺，委托了代印，他深知市場需求量將日益增大，這种委托不過是權宜之計，要利及長遠，還得自家具備与增加本厂的漂染能力。所以，他一手委托，一手抓緊自辦，當即行動。到英國去購回了設備，又擴建了基地，于一九三三年施工，一九三四年上半年投產，特聘了漂染專家工程師周家駿負責管理。麗新果于几個月后因市場需求激增，而以“業務繁忙，無力承受”為由，終止了委托代印之約。由于准備充分，措施得當，行動迅速，沒几個月的功夫，慶丰自己的漂染能力已大大增加，絕不僅僅是超出兩千尺几倍有余，而且工藝之完備，技術之高超已鮮有人匹。于是，大批量的帶有“決胜圖”、“香妃圖”、“慶丰圖”等豁亮而誘人的商標的淡士林、深士林、黑布、漂白布交映成輝泛著眩人眼目的色彩，翩翩躚躚源源滾滾地流入市場，沖擊得滿目青蚨冉冉飛來，很快就占領了無錫漂染布的大半市場，不僅此地無其匹，而且延及了滬宁一線。 兩三年的功夫，即截至一九三六年底，慶丰漂染厂的資本，已由原來集資的八十二万八千九百元，激增至流動資金三百万元，固定資產五百七十万元。總資金已是原投資的十倍左右。經營范圍也得以大大拓寬，東達上海，西至臨潼，北接徐泗，南到廣粵，經營网絡靈活而有致，設了上海、臨潼、徐州、廣州代營机构：辦事處或營業所。并將上海的原辦事處改為總公司，為了這通商大埠的各种优勢條件，唐星海也將重點移至上海，他本人也坐鎮滬上，運籌調度，瞻顧全局。此刻慶丰漂染厂已由初創時的名重無錫而響震東南半壁了。 風急浪緊照揚帆 家庭暗礁 唐星海的“航”速應該說是最大的，但并不等于說他就是“一帆風順”。老父的容忍，六叔的引退，三弟的容讓，固然可視做為新戰舊的胜利。然而，不但六叔沒有徹底服輸，而且老父也在時時不放心，三弟更漸生了敵意。而厂中的守舊的保守勢力，也并非完全屈服了。因而在揚帆前進中，也總是多多少少輕輕重重地遇到一些來自內部的逆浪沖擊。而唐星海毅然穩健地操舵前行，不為所動。 例如，有一回，唐星海在巡視中，發現了清花間領班嚴重失職，依厂規理應開除，待找到那領班責問其車間使用的棉种因何如此混亂時，那老領班竟以“從你父親那時起就這樣”相抗，唐星海忍無可忍，當即將這老領班開除。那老領班自持老資格，公然攔截唐星海的包車以老賣老大肆吵罵与無理取鬧，唐星海十分冷靜地對待，堅持喻之以理，既不与他一般見識，也不答應他重新回厂的要求，直到那老領班鬧得也自認沒趣，偃旗息鼓時，唐星海才聲稱出于老厂故交，贈給了那老領班一筆錢，就此了事。 還有一個老資格的工頭，一來是積陋成習，二來也是沒有對制度管理引起重視，擅自調動齒盤，降底車速，被唐星海巡視時發現，也當即遭到了開除。這工頭憑持其老資格鼓動起一些人鬧事，吵著要唐星海收回成命。唐星海卻對其無理要求置之不理，只從正面妥善地解決，使人為的鬧事平息了下去。 還有個領班也与那工頭資格一樣老，認識一般低，也不适應制度管理，只習于打罵，見上下齊嚴，他卻無從嚴起，便更凶地打罵起工人，致使工人忍無可忍，便發生了一次較大的沖突。經過几個工人一番精心安排，當有一天那領班步入車間接班時，即被專候多時，蓄勢以待的交班工人王秀娣突出發難，猝不及防地一蒲包將頭面套牢，緊接著埋伏在側的女工們一擁齊上，拳腳并施，暴雨般的打擊，痛得那領班失去了威風，喪了尊嚴，只好一再出聲苦苦哀求，女工們才出了气，丟下他揚長而去，轉眼已是煙消霧散，蹤影全無！對這件事，唐星海充耳不聞。因為他覺得勸告，改變不了那領班的無理毆打的陋習，而工人們也沒有違反生產規則，且哪儿去找事主？那領班咎由自取，或者可因此而收斂也說不定。他注視著變化，果見那領班收斂得多了，并主動改善起了与工人的關系，很明顯，老板對他的挨打置之不理，必認為他是理屈，客觀上也使那些打他的工人更仗義，他不自行改善還能适應么？ 厂內的舊勢力好頂，可來自家庭的，卻很使唐星海為難了，特別是來自威嚴的父親。 盡管慶丰的發展十分令人矚目，壯大得甚為可觀，然而保謙公對這個“剛愎自用”又十分不安分、家傳素秉已為洋風所熏的次子，一直持有成見，甚不放心。為此，唐星海在乃父面前也一直十分小心，對父親的一些帶有根本性的見解与舉措，他可改變者力求改變，無可改變者他也只好順應；對一些無關宏旨的，他還順應得很好。比如，他明明知道“雙魚吉慶”迷信得近于荒謬，以他的知識水平豈能也去奉若神明？可是，這是傳統，這是被慶丰的一些老人，特別是老父視做得天獨厚的吉祥，倘若取消，不僅大傷其心，也必大動干戈，引起不可解決的麻煩。而保留下來并無害處，尚對一些人有些精神作用，他就不動聲色地保留了下來，并且認真地按傳統辦事：每當每年大年初五開工開車的時候，便鄭重地把董事們全請到厂里，一早就齊聚帳房議事。而這种議事，每一遭也必以人事變動為第一議題，議定后，也一如舊制，張榜示眾，紅、白兩榜開列兩側，凡登紅榜者，即可得繼續錄用；名入白榜者，則悉听尊便，除辭退外，即被開除；紅、白兩榜俱不見名者，是為“提控”——在未定之數，須經個別談話后再決定去留的。一旦議事已畢，便取吉時齊入大廳。大廳里早已是香案端肅，供品齊備。香煙繚繞，紅燭高燒，洋溢一派端庄而喜慶的气氛，兩尾鮮活的大鯉魚高供于案上了。待董事們魚貫而入，于鴉雀無聲中，響起當值執事肅穆的贊禮聲，董事們依序一一向案前跪倒，端肅地向雙鯉頂禮膜拜。見到、親与這一切，唐星海雖內心里甚覺荒唐，几欲見笑出聲，可仍是用极大的耐力控制著，膜拜得一如他人般認真，似摸似樣，待大禮儀式已罷，再專由預先指定的執事恭恭敬敬地將那雙鯉魚“請”下供桌，恭送去河里放生。這才開始歡樂的慶宴，吃起了所謂“開車酒”，事雖荒唐，卻也熱鬧，唐星海覺得在大年初五的開工伊始，以此取個吉利，調動一下投入生產的眾心，也無可不可。這點自算不了什么，唯獨有些關系厂興的大舉措，一旦与老父撞車，可實令唐星海為難。比如擴建第三工場与增設印花工段，就因老父极力反對而告中斷。 企業的擴大与發展，使唐星海更加雄心勃勃，從市場發展的趨向中，他斷定要不了多久，國產印花布勢必走俏，他就于1935年底向英國訂購并運回一批新式印花設備，准備充實印花能力，几乎同時，又從日本中田机器厂購進了一百九十二台自動布机准備增建慶丰紡織漂染厂的第三工場，連地皮也在漢口購買到手了，并專派了三名技術人員去日商辦的紡織厂接受培訓，這些，本來是在他正常的職權范圍之內的，董事們已知，不會干涉，老父已退，更不必操心，可他那對他甚不放心的老父偏要操心，而且在病中也非操這份心不可。 1936年初，保謙公患了病，為了照顧方便与妥善治療，唐星海將其安頓在慶丰上海總公司的特備房間里，不時地護送去上海大醫院診治，或請醫上門往診，病是老病，不重可也不輕。保謙公自也憂心，可更沒丟下“心病”，不放心次子的隱憂，關注中，自會听到儿子搞印花、擴建第三工場的消息，初聞之下，老人家如受雷震：這個剛愎自用、好大喜功的小子也太大膽得過格儿了！有關文章這樣記述了父子不可避免的一場交談。保謙公乘這個令他擔心不已的儿子來探望他的時机，使叮問道： “炳源，听說你又在動什么腦筋，要擴建印花？可有此事么？” 听口气是要糟，可是也不能隱瞞，唐星海只好如實地回答說： “是的，确有其事，這是儿子從印花布正最時髦中斷定，必有個大發展的趨勢，大量投產也必确保賺得大錢，咱們何不一為？” 保謙公大不以為然地說： “未必！未必！依我看還是漂染布牢靠，四時适銷對路，不怕市場中斷，四季長青，老少咸宜，這才是本分。那印花卻花梢得很了！既有個季節性限制，又有那不斷變化的需求，打個快拳還滿好，怎保得長久？夏天過了，就少有人光顧了，待下一年又知人們喜歡上了哪一种花色？積壓起來，可是大有風險的！” 听了這番話，唐星海只覺得老父越來越趨向了保守，越老越是謹小慎微，大体上已喪失了年輕的雄心壯志。思及此，他几乎欲脫口反問您當年不是蓄有大志，一心要建一個紡織、印染的全能厂么？可時逢此刻，他怎好開口？只好盡力平和地試圖說眼地道： “父親大人，儿子已經一些与專門人員認真做過了市場調查，屆時隨時掌握好信息，靈活應變：适銷對路時我們就加量印制；已過時的我們就不印。只要不辭辛苦，看准抓牢，是不會有太大風險的。” 盡管語气与用辭均很委婉，可是在老人听來仍是不听父訓，要一意孤行，老人動了肝火，斥責了起來，并搬出了陳年舊事。 原來，在唐星海主持慶丰的第二年，即1927年，由于上海适逢巨大變故，特別是馬日事變、四一二大屠殺，与后來的一些變故，致使水路一度中斷，內地棉花無法運至無錫，沿海一帶的棉花又被日商搶購一空，致使慶丰一度“斷炊”，自當年8月15日起，被迫停產了十五天。這實在對“上台實行新政”不久的唐星海是場很嚴峻的考驗，自也是巨大的壓力，雖然因無棉花而致停產的原因盡人皆知，可嚴重的后果，人們不會不終于歸咎于主持人，何況人們的迷信程度還很深呢？——莫不是你這一身洋服洋气的經理“妨”的？董事們屢屢火急地過問不說，工人代表也一日數問： “唐經理，什么時候開工？” “十五天以后。” 唐星海回答得十分干脆。 可代表們仍是一再叮問： “唐經理，到了約定的日子后，您能保證開工么？” 唐星海仍是果斷地回答 “保證開工，絕不食言！” 十五天，不過半個月，可這半個月對唐星海來說何啻一年！他不但依靠了唐家所有的忠實朋友与部屬，特別是被保謙看中并重用的老人顧葉舟、張秋舫，而且還調動他在學校与歸國后新交的知友，真個是分秒必爭千方百計地調動，才湊上了“口糧”，一批批棉花運進了慶丰，如期開工，實現了他的諾言，也自然地更取信于職工，建立了威信。可卻因此帶來了一個副作用，那就是使唐星海產生了一种困集備需的想法。不久后，就遠渡重洋，親赴美國，訂了一大批美棉，結果由于美商出于一貫壓制中國民族企業的心理，多方設難，壟斷了遠洋船舶，使唐星海費盡了九牛二虎的力气也租用不到海上運輸工具，眼看提貨期已到，卻不敢提貨，瀕臨失望，他沒有似某些意志薄弱者般去捶胸頓足以致跳海，而是清醒地忍痛退貨，結果此行競賠了三十多万元。這個數目對當時的慶丰來說實在是巨大得很的，幸虧了顧葉舟、張秋舫靠了多年的交情与信用老著臉皮賒帳進了一大批棉花，六叔紀云也体念親情從九丰面粉厂調給一百万元資金供其周轉，才渡過了難關，這大概可以說是唐星海步入商界主事不久，也是終生最大、最慘的一次失敗，雖說時隔數年，唐星海已不僅為慶丰賺回了几個三十万，可老父仍是耿耿于怀，嚴厲地說： “你又是什么‘風險不大’！別忘了那百万擔美棉的教訓！你損失得起几個三十万？” 唐星海見老父舊帳重題，聲色俱厲，還哪敢再行堅持？只有暗自慶幸那已進口的設備尚未被老父所知的分儿了。 老人家并沒有就此而止，只是見儿子低下了頭，口气上緩和了一些，仍在教訓： “炳源，你做事也太剛愎武斷，也太大手大腳了！竟敢拿出相當于一百件紗的資金去蓋你的豪華的辦公大樓！這大的花銷你竟然連商量也不跟我商量！花這么大的錢，造那么好的樓又有什么用？住平房的不也一樣做買賣？” 老人連這點也清楚地了解到了。 可是老人家也未免太“老”成見了。怎理解得儿子的用心？有什么用嗎？用途大了！現代化管理中，一個企業的外觀形象，是企業气質、特性的代表，他不僅對外界，甚至對本企業的工人都產生著微妙的心理效應，悅目而歡快的主体与周邊環境對人的吸引与不自禁產生向往、信任是不可缺少的，正是諸熟了這一管理要訣，唐星海才刻意改換、修建、裝飾那原慶丰的“老牛破車”。徹底洗掉了那陳舊的封建式的土气，造就一個現代化的氛圍，這絕不是為了他個人的体面，而是為了企業的形象。辦公大樓是蓋得豪華，蓋得几乎是全無錫最漂亮、最惹人注目的一幢，那目的仍是不為了他本人，而是為了企業，為了提高企業的知名度。為了美化企業形象，因為一個主要方面，在唐星海尚有一層深意，那就是以此來籠絡銀行界。銀行家們都是“富貴之交”，而“貧賤之交”不可忘，“富貴之交”不久長已是生活的至理。銀行家的眼睛只盯著你企業是否發達，与你往來是杏有可靠的保險系數，換句話說，你的企業能否賺錢，他是否有利可圖。一看你就是窮酸相，他才不理你呢！對任何一個企業，离開銀行的往來，莫說別想發財，只怕會寸步難行。蓋上這樣一幢在無錫數一數二的大樓，雖說花了三万左右的銀元（即保謙公所說的“一百件紗的資金”），可卻不但會在銀行家中產生出良好的心理效應，而且還可以利用這幢起碼夠檔次的“招待所”，請得動上海一些大銀行家有興趣地來游游三万六千頃浩瀚的太湖，玩玩婉蜒如龍、盤踞如虎、風光無限的惠山、錫山；逛逛歷史久遠、名動遐邇、秀麗多姿的蠡園。借此打上交道，密切了往來，聯絡感情，加深印象，建立起牢靠信譽，才能得以背靠雄厚的資金，保證企業的發展。這樣可以進，興旺發達；可以退，救苦救難，以致救命。欲圖大利，無銀行后盾不行，而且經營中几乎不可避免地會遇到程度不同的危机，小則損失得會大傷元气，大則可導致破產，甚至要命，沒銀行這個強大后盾也必無以自救。因此這幢樓蓋得可以說极富關系全局的長遠戰略眼光。可保謙公老矣，老而保守得完全跟不上了時代的發展，只看見、心疼那有形的“一百件紗”，卻根本看不見那無形的巨大作用与實利。可唐星海卻無力反駁，也不敢反駁，那不孝的罪名是极可怕不說，甚至可能因此而丟了繼承權！于是他明知會丟去企業大發展的良机，也不敢硬著頭皮去實施自己宏偉的規划，只有忍痛地俯首听命。而老父的教訓仍沒有終止，且搬出了“祖訓”要唐星海“切不可忘”，又說： “你可以忘了任何東西，就是不能忘了祖訓！咱們家做什么事都講究個穩重。正是在穩中取胜。才經歷一百多年積下點祖業，你可不能給敗坏掉！” 這位老人對他那樣极為重視的“祖訓”卻總是做實用主義式的理解，他認為什么重要便強調什么，以作為自己欲達目的的“權威”依据。當年，他讀書無成，考不上秀才、中不了舉，便棄除“中舉”的主要內容強調“學習一業”；如今因擔心儿子好大喜功不听話，又強調起了“敗坏家業”。“祖訓”到了他手里，居然變成了上可應付父親、下可教訓儿子的法寶！ 可唐星海不敢反駁，何況老人家的訓斥尚沒完呢。 喘了喘气，穩了穩心神，老人家臉色益轉鄭重地吩咐說： “炳源，尚有一點我須提醒于你：咱們是書札傳家，你要切記，兄弟之間也是要講孝涕仁愛的！須知你如今已只剩了個小弟，你可不能光顧自己呀！” 這一點唐星海何嘗不知，又何嘗愿意手足隔閡？可兄弟間至今日的不夠和睦，還不是小弟缺乏自知之明，本來乏于現代管理經驗，卻時時欲染指慶丰漂染厂經理一職！倘他真有本事，讓他取而代之倒也罷了，可他那分明是不自量力。老父只是出于偏愛于他罷了。可明知如此，也不敢分辯，只有听下去。直到老父准他离去，他才低著頭，退了出來。 离開父親的寢室，赶緊又去安排了下請醫生的事，稍一空下手來赶緊將那全套印花設備運去上海保存了起來，以免再傳到老父耳中，惹出煩惱。可是，這种煩惱，除非人真個地下有知，保謙公是永遠也不會再有了。盡管唐星海竭盡全力，跑遍了上海的几大醫院，并自請了不少上海、無錫兩地的名醫，可是人力無法可回天，保謙公也自覺無望，臨近病情惡化，堅持回無錫，他必須死在這個他們唐氏借以發達的故居，安安穩穩地葬在祖塋，回無錫嚴家橋家中不久，即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九日溢然長逝。享年七十（有的材料做七十一歲，系仍按故習以虛齡計算，當時當然要報壽為“七十一”）。 枯枝連弱枝，保謙先生的噩耗极大地震撼了他的老搭檔、老親家，此時早已隱居且自號為“退廬老人”的蔡緘三。在強撐著吊唁了保謙公之后，便一病不起，不到兩年半，便追隨其老友兼親翁于地下了。 保謙公的葬禮是隆重的，然而，留下的隱患也是巨大的。 對于死，保謙公并不怎么在意，時謂“人生七十古來稀”嘛，七十有一，死則死矣，最在意的卻是兩宗大事，一是慶丰，一是曄如。慶丰是他以二千大洋的些微本錢，費盡心血創起的基業，曄如是他最疼愛的儿子。當自知時日不多時，他先集家人切囑辦好慶丰，并仍是持其一貫不許子侄輩過問政治的主見，不許子侄輩介入當時國人奮起圖強抵制日貨的浪潮中。他說： “空言抵制，雖力竭聲嘶，亦無稗實際，非創辦國貨以代不可，故爾等定要辦好慶丰，并逐步規拓發展。” 似是“先公后私”，“公”事已了，才囑“私”事，摒開家人，單召五弟申伯、六弟紀云來榻前叮囑： “星海剛愎自用，心胸狹窄；曄如年幼經驗不足，非其敵手，我終不放心，我身后，兩弟要多加照顧曄如！” 這無疑是一种“托孤”，不托“長子”，而“托”幼儿，并出于固執的偏見与溺幼能不埋下禍根？由此可見，人過七十，務須慎思，以漢武帝劉徹之明仍不免因“春秋高”而“法令無常”，況乃常人？有了這份“托孤”式的遺囑，便無异將兩個儿子間的裂痕拉成敵對，兩弟又竭力護幼，結果是愈護愈糟！在兩兄弟主哀并与同眾親友送葬時，本于同衷共戚中，互為怜惜，拉近了感情：做哥哥的深怜弟少，不甚更事，自所難免，如今一旦失估，甚覺可怜，終是同胞手足，自己又是唯一的同胞兄長，怎能不感到責任重大？哀父逝尤怜父愛，出于天性与常情，也曾暗下決心：就是小弟再不濟，做哥哥的也得包容！弟弟呢，望著哥哥哀痛欲絕的樣子，思及父愛之殷，大生長兄如父之情，哥哥苦苦奔波，于祖業功不可沒，實較己強出多多，以后自當聆听其教，竭誠助其振興家業。舍此還有誰最親？可是，一旦得知了老父“托孤”之隱，俱自生了离心，弟弟想：父親明白一世，對哥哥知之甚深，如此重托兩叔，自是看准了哥哥必于日后不容于己，須早為之備。有了這一想法，便愈想哥哥愈是“剛愎自用，心胸狹窄”，愈覺得發發可危，防范自是愈過頭。做哥哥的只覺得委屈，覺得父親沒有真正了解自己，弟弟也實是有許多弱點，可經這一“托孤”無异是將他与兩叔、一弟對立了起來，他感到甚受威脅，自然也要采取些相應的自衛措施。如此一來，更令兩叔、一弟認為遺囑“英明”，也對應地采取措施，且甚有過之。如此惡性循環起來，很快地兩兄弟間劍拔省張了。 精明的唐星海對此唯有搖頭歎气，毫無辦法，也甚為痛心，也就因之重視起他自己子女的教育。 唐星海得溫金美為侶，甚為怜愛，兩情相悅，堪為佳偶，共生了四男三女七個孩子，男孩自是依唐門族譜。取馬旁千字輩：唐驥千、唐駿千、唐驊千、唐騮千，驥、駿、驊、騮，俱為名駒。女儿則不在此例，因而分別為：唐彼霞、唐志明、唐志云。有了深恐下一輩再如他這一代不虞的教訓，唐星海抓緊著要子女們保持和諧一致的教育，他除了經常將子女們集在身邊，進行手足相親的教育外，還有意讓子女們了解他的思想与希望、要求。除了語言說明外，還常常教以事實。比如他常有意地尋求一些有代表性事件，特將有關的工程師或職員找到家里來商討解決，此時則特今儿子們，有時還約了子侄等站在一旁，要他們認真地听，以冀收教育与溶合情感之效，可謂用心良苦！ 然而，兄弟間的重大隱患已經伏就，時間的更移，只能愈來愈顯，終至爆發。開始時尚只是些意見相左，后在兄弟相對時，漸漸地已無話可話。沖突竟見諸于公開場合，愈來溝壑愈深，隔閡愈大，誤解也愈多。終至爆發為閱牆之戰。最激烈也最典型的是一九四０年与一九四三年的兩度“家業”主權之爭。一九三九年，由于日寇的侵略危害，唐星海又在上海創辦了保丰紡織漂染厂，于當年四月投產。（“保丰”的詳情，后文再敘。）此前，唐曄如就風聞乃兄于轉移“慶丰”資產中公私不分，乘机撈了不少錢，揣進了自己的腰包，引起更大的不滿，有些董事也由于听了些傳言，又得知了那“托孤”之語，便也對唐星海甚為不滿了起來。處世也真個怕那“心胸狹窄”，自家如是，再去怀疑別人就愈想愈覺得甚得其理，再加上有同感的人互相助長，就勢必認定無疑。唐曄如正是在這种情況下，在六叔的支持下，說動他的堂侄、叔兄、堂兄等人的一致贊助，而急切地發難，欲乘此際更換經理，從乃兄手中奪過主權。于是在一九四０年四月五日，由他与六叔紀云出頭召集，在上海的保丰厂內開起了“緊急董事會議”。時間定為下午兩點及時開會。到了兩點十分，唐曄如与其支持者俱來到了會場，計有唐曄如、唐紀云、唐寶昌（唐門本支唐晉齋之子）、唐松源（為曄如叔兄，乃五叔申伯之子）、華俊民（原股東華芝珊之后）、唐瑞千、唐鳳岱、蔡松如（老股東蔡君植之后）等八人。等到兩點半，唐星海等几個董事未及時到會。唐曄如便有些不耐，一再打電話催促，并不再等齊即做出推舉決議，以蔡松如為會議主席，原本記錄人應為謝友庵，由于謝氏避而末至，臨時改為唐松源。 待至兩點四十分，蔡漱岑（即蔡緘三之子，唐保謙之婿）來到了會場，唐曄如便迫不及待地催促蔡松如宣布開會。 几句開場白之后，一涉及正題就出現了沉默。因為在座的董事，除曄如本人与六叔紀云之外，均對唐星海的能力甚為心折，几年來又實是功不可沒，而傳聞終是傳聞，究竟有几分可信？再如蔡漱岑則對這位二舅子的信任尤甚于小舅子，倘叫小舅子主持慶丰与保丰，絕不會這樣興旺，背后里議得雖響的其他几個人也是臨會有些心中打鼓：這樣做好么？ 尚未待董事們從困惑中轉來，時鐘敲了三點，唐星海与薛匯東（老董事薛南溟之子）已相偕而入。 有關文章這樣記述了這次會議上的沖突。 唐星海走入會場尚未停步，便出聲責問； “我們還沒有出席，你們為啥就開上了會？” 是呀，缺了兩個最主要的董事——董事長、經理，這會怎么能開？又不是定期例會，沒取得這兩個人認同便召集起臨時緊急會議，這不但是有違章程，也分明是透露著欲有所不利于這兩個重要董事的動机么？無虛才能气壯，理正方得辭嚴，今日里實是有些气虛理虧，又何況唐經理素來威信甚著，當面之下，眾董事多已無言以對。連本應開口回話，被椎做會議主席的蔡松如也緘口垂首了，因為連他這個會議主席究竟合不合法，自己也起了疑，他還怎么回答唐經理的責問？別人不開口，連主席也沉默了起來，首發其難的唐曄如只好出頭了，他以气仗膽地進行了反質問： “通知你兩點到會，你為何三點才來？” 唐星海气惱地瞥了下乃弟，不屑于回話，大踏步走到會議桌前，而薛匯東已先他一步，一把搶過記錄，說： “我們倆沒有到會，你們怎么能討論問題？拿過來，給我們看看！” 薛匯東也急了，這對在座的董事們的壓力更大了，也就更沒人回話了。其實，薛匯東才是唐星海手中的一張王牌，當初，沒有薛家，就不會有慶丰，如今也是如此，薛家直接影響著整個企業的興衰，哪個董事敢無由得罪？還是唐曄如回話： “我們多數董事都已來了，難道還不能開會？” 唐星海當即直斥回去，說： “我們几個沒到，就是不能開會！” 是呀，當初發起創辦企業是保謙公与城三公兩親家，借的是南溟老前輩的威名，這對所有董事來說都應該是耳熟能詳的。如今三公俱故，尚有其指定的繼承人在，星海、漱岑、匯東三人才應該是企業的核心，就算他們再不對，也不可拋開他們來開會呀。有几個董事已覺得理虧，覺得對不住人了。唐曄如見狀更加惱羞成怒，卻又無力以理取胜，竟動起了粗蠻“刷”地拔出手槍，往桌子上一拍說： “今天我們就是已經開了會了，你敢拿我怎樣？” 唐星海仍面呈不屑冷冷地質問唐曄如道： “不必多說，這很明顯，就是你的主意，你不如索性明說，背著我們開會，到底是想搞什么名堂！” 兩兄弟已經直接地針鋒相對，唐星海已一步迫至問題中心，這使董事們很尷尬，如果是例會，董事們又順理成章地一步一步心照不宣地配合，提出更換經理，倒也罷了；可如今突然召開“緊急”——為什么“緊急”？——會議，必有特因，特因是什么，又為什么專門背著三個主要人物，這不是明顯地要“陰謀政變”么？那又為什么？說唐經理無能么？那豈不是鬼扯！說那些沒有實据的傳聞么？更只能使自己被動。而唐經理積威已久，對這些業已自虛的人更足以震懾，唐曄如的粗莽只是色厲內茬，大傷風雅，因而也大失人心。消、長之際，原本支持唐曄如的也不好開口了，你六叔對同樣的侄子為什么厚此薄彼，助小的搞陰謀？連最有說話權的唐紀云也因這個會越來越跡近陰謀而不宜說話了。再加上蔡漱岑也加以質問，一些董事便轉向了唐星海一邊，有的出言表示歉意，有的用行動：起身相讓，倒茶敬煙來表明立場。唐星海見穩住了陣腳，方与薛匯東大馬金刀地坐了下來：仍是大權在握！唐曄如眼見得大勢已去，這次會的目的是決達不到了，气惱不過，打出了最后一招“殺手銅”： “難怪老父說你剛愎自用，心胸狹窄！你這人一切只能由著你的性子辦，別人半個不字也不能說，照這樣下去，大家還怎么合作？算了，從今以后，我絕不參加由你主持的董事會就是！” 說罷，插起手槍，悻悻地拂袖而去。這番話也說得蒼白無力，老父的遺言与不許你們背著主要董事開會何干？你搞陰謀也要人“心胸寬廣”嗎？也得由著你的性子么？ 這一次，唐星海可以說早已利用薛、蔡兩大支柱駕起了主体建筑，再以他的積威做了裝修，鞏固了他的大廈，以壓倒的优勢戰胜了弟弟。只不過因此而形成了公開分裂，兄弟間破了臉皮，又外賊乘虛而入，引起了更大更激烈的閱牆之爭，一九四三年兩兄弟終于對簿公堂法律相見了。 抗戰爆發不久，唐星海即轉移出慶丰一些設備，并在上海又設“保丰”，沒多久原慶丰被炸，到了一九三八年春末日寇又將慶丰交給日商大康紗厂經營，大康的經理大和藤七無法獨力恢复生產，稍一整理便于一九四三年五月交給了南京汪精衛組織的偽政權的“實業部”。汪偽的實業部當即發出通知，表示要歸產權与原主，要原慶丰紡織漂染公司派代表前去接收。 依常理，唐星海一直是慶丰的經理，是當然的合法代表，理應由他出面接收，可他的弟弟卻又一次得地近之利，再度捷足先登了。而且此番是經過了比較周密的計划而后動的。他首先串通了多數老董事，六叔紀云自不消說，叔兄五叔申伯之子松源及華使民等正是他的“老班底儿”，更將姐夫蔡漱岑也拉過來，取得了董事的多數，又下功夫巴結上了汪偽實業部部長袁愈，与其攀上了交情，袁愈也正欲乘此离間唐家，以收控制之效，一口答應為唐曄如幫忙。至此，唐曄如已于公、私兩面獲得了支持，便組織了一個以唐紀云、蔡漱岑、華俊民、唐松源為主体，又拉上了孫祖蒼、章駿、陳中等頗具實力的股東管理委員會，正式出面接收了慶丰紡織漂染厂。入厂兩個月，便一切基本就緒，卻怕自選經理人員不夠“權威”，唐曄如又活動袁愈，由實業部出面，指定唐曄如為經理，并兼厂長，宣布解散了原管理委員會。于是，慶丰便落入了唐曄如的掌握之中。 唐星海自不甘心，卻因尚無良好時机，故不動聲色，更做出一副漠不關心的態勢，以待時机。而且堅信時机不久即至。 果然，沒過几個月，到了當年，即一九四三年的九月汪偽政府“改組”，實業部長換成了杜恩平，袁愈下了台，唐星海認為時机已到，便通過關系運動了時任實業部次長的陳蜚君和另一權要王樹春，在取得了這兩個人的默許后，正式呈狀，申訴于無錫法院，后直上訴到南京法院，唐曄如毫不示弱，立即經過緊張的通融、謀划，出面与乃兄打起了曠日持久的產業官司。 無錫法院，由于有老將“托孤”重臣唐紀云出面力證与力爭，判得自對唐曄如有利，而南京法院則不同了，陳蜚君雖是個次長，可他的根子很硬，是汪精衛的小舅子，莫說姐夫汪精衛，就是姐姐陳壁君又誰個敢惹？杜恩平又事不關己，樂得清閒，自是這個“貴戚”代表了實業部介入這場官司。有了這層關系，南京法院自是傾向唐星海的，卻因唐曄如一方“据理力爭”：唐星海已自幼過繼給四房唐若川為子，有繼單為憑，且盡人皆知唐星海幼時稱保謙公為“伯”，故無權繼承保謙公的遺產；唐曄如的繼承產業与任職是經過實業部授權的，不能任意更改，故而一拖再拖。 正在相持不下時，介入了一种意外的動因，使這場官司迅速向有利于唐星海的方面轉化。 狡猾、陰險的日本大康紗厂經理大和藤六拋出了他蓄謀炮制的“備忘錄”，要慶丰“償還”他在慶丰的“复舊費”，竟累計為一百一十二万余日幣，合當時的中儲券六百二十三万余元。偌大的數目嚇坏了諸多董事，一齊推給了唐曄如，可他又哪儿來的償還能力？于是，由俱生怨，各自揣起了心腹事，也更是思想起唐星海：他可是有多大難題都是鐵肩擔重任，從不轉嫁董事們的！也正是利用這一契机，唐星海直接回到慶丰并要求召開董事會。在會上他理直气壯地提出：多年來慶丰都是自己的事由董事會解決，事無大小，皆從此例，這是老一輩立下的鐵傳統，可為什么像接回慶丰這樣的大事竟然不經董事會研究，几個人就擅自成立了一個什么“慶丰厂管理委員會”去接回厂子？這難道不是違反了傳統慣例？這個所謂的“委員會”不合法，也代表不了慶丰的全体董事，是對董事會的褻讀；傳統以來，都是董事會才有權推舉經理，再委托經理任命厂長，否則，這經理与厂長的產生与任命是無效的，憑什么要由實業部指定？言之成理，鑿鑿有据，唐曄如已無力招架，何況此刻又被日商扰得六神無主，支持他的董事們又袖起了手來？只好知難而退，交出了大權，并拉走了唐松源，叔兄弟倆在上海另創了個源丰毛紡厂与肇新紗厂，辦得倒也不錯，也自此，兩兄弟不但在財產上徹底分家，而且經營道路上也分道揚鑣，且較起了勁。唐家的子侄各有彼此，手足乃至一族之內的紛爭似不足訓，然而競爭的形成，對企業也有它好的一面。在“慶丰家庭爭奪戰”中，兩兄弟互不相讓，以至不惜投效外人找官府為靠山，則更不足以為訓。 保住三十三家工厂 一九二七年的美棉筋斗，是社會政治气候掀起風波給唐星海最重的挫折，其后雖再無此等慘痛，卻也是關隘重重，風浪疊疊。 老父去世后，唐星海寄在上海的印花設備便到了啟動的時候了，在漢口建筑第三工場的打算也可得以實施了，他甚至還想到蘇州、上海再辦新厂。可企業越大，范圍越廣，越要求你必須有足夠的競爭手段与強大的競爭能力，增加新品种，提高產品質量与企業信譽都不可稍有疏忽。因此，他未雨綢繆，決定先出國去徹底考察一回，于是便于一九三七年六月底，由上海乘船啟程，赴英國的曼徹斯特，參觀考察了那里可稱得起當時世界最先進的紡織設備与附屬設施，再轉而去法國、瑞士。可在他踏上法國國土之前，便得到了一個很坏的消息：八月十三日日寇借口中國守軍于虹橋机場擊斃兩名日本官兵，向上海發動了猛攻。 唐星海牢記父訓：不問政治不做官。可他不能不關心，甚至得十分重視時局的變化，因為大的政治動亂，特別是戰爭，直接關系著企業的存亡，所以，他一离開上海便很注意用隨身攜帶的收音机收听新聞，雖說到了國外，由于他精通英語，而外台的報導絕不會遲于本國的電台，因而，盡管他身居异邦仍可隨時得知國內戰況。一听到上海已發生了激戰，當即意識到了無錫難保，所以無論是在法國，還是在瑞士都是邊參觀邊作應召回國的准備，果然，很快就接到了催他歸國的電報。 日寇眼看就要逼近城下，無錫危在旦夕。留下作日本治下的企業，被譏為漢奸，哪個董事也絕不肯的；可是放棄了慶丰，這多年的積蓄与心血，又哪個也不會甘心。可“事急矣”！何所适從？群龍無首，唯有團團轉，這就更顯出了唐星海的重要，便急電追回了經理。 唐星海的參觀中途而斷，急如星火地赶回無錫，從接到電報起，他內心就連呼“糟糕”！這一巨大的戰爭風浪不但一下子摧毀了他那已思慮成熟的擴展宏圖，連基本根基慶丰也在搖搖欲墜之中了，他怎能不心如火焚？ 主心骨回來了，董事們急不可待地于唐星海歸來尚未坐穩時便發出了焦灼地詢問： “唐經理，你可回來了！戰火眼看要燒到無錫，你可快拿大主意呀！” “星海兄，几時召開緊急董事會呀！” “唐老板，那股份可是我家几十年的全部的積蓄呀！” 說話間，那可怕的炮聲已是越來越響，越來越近，越來越頻，董事們也就越來越慌，慌得竟不顧可能与否提出了退股的要求。 唐星海又何嘗不急？可他終究是“主心骨”，急而不亂，很快就在慶丰設在上海的股份有限公司召開了董事會，說是研究大計，其實已六神無主的董事們還哪儿有“研究大計”的清醒思維？唯有唯唐星海是命了。唐星海在分析了無錫失守不可避免，他們絕無改變大局的能力后提出“惹不起就躲”的主張，說： “第一，我們要收集盡可能到手的資金換成外匯，儲備起來，以便將來复興時添置机件，繼續辦厂。第二，迅速將厂里的存貨、棉紗、棉布与原綿、半成品等，分散地轉運至比較偏僻，比較安全的外鄉外埠，能銷的銷掉，不能或不及銷的儲藏起來。第三，不能讓慶丰的机械設備落入敵手，必須搶在日寇攻城之前，抓緊拆机裝箱從速運去內地。恰好，兩年前，我在漢口買了塊地皮，就運去武漢吧。” 會剛開完，長江已遭封鎖，滬宁鐵路線也斷了火車，唐星海只好与愛妻溫金美乘公司的小汽車回了無錫。 到厂下車伊始，唐星海立即向惶惶以待的職員們宣布停產轉移，并迅速選定了拆車裝運的人員。余下的一律疏散。職員可按停薪留職外出避難，工人則請轉回農村，或由厂里安排疏散到農村，以避日寇之凶鋒，并向工人們保證說： “只要抗戰胜利。慶丰能恢复生產，我是絕不會忘記大家的！” 在那危机的歲月，這一句飽含人情味的話，對同仇敵汽而又身陷危局的同胞，是何等的慰藉！ 据有關文章記述，當單獨私囑保管并轉移唐星海個人的資金与帳目時，負責財務的副厂長、老實厚道的陶心華請示說： “中南銀行的借款，是用棉花、棉紗做抵押的，如今尚堆在中南棧房里，銀行又不許人處理，落入日寇手中怎么辦？” 唐星海听了，心下竊喜，問道： “這數目能有多大？” 陶心華回說： “共計棉花十万擔，棉紗千五百件。” 唐星海當即叫陶心華組織人將這批實物運出，轉移到蕪湖或漢口。 處理了慶丰轉移的大事，一回到上海，唐星海便囑咐妻子溫金美將所有的手頭“法幣”与在他命令下不斷從外地匯來的銷售款日逐連續一律兌成外匯，甚至九丰与慶丰的個人存款也均兌換了，并被他据為己有。此間對股東們确實很有侵害，也正是如此，唐曄如才于一九四四年發難欲對其兄的經理之位取而代之。 就在唐星海下罷職工疏散、机器轉移的命令回滬設几天，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沿滬宁線狂轟濫炸的日寇飛机炸毀了無錫火車站，并殃及池魚，丟進慶丰三枚炸彈，一枚將漂染工場全部摧毀，另兩枚不但引發了一場大火，而且炸毀了一、二工場附近三分之一的房屋与設備，所幸人員無傷。轟炸雖凶，職工們仍忠于職守，冒生命之險完成著拆遷轉移任務，并及時電告老板，按老板指令拍攝了被炸慘況的照片，通過無錫縣長，獲准官運，搶出并疏散到附近農村一批設備与物資。為圖再舉，職工們受盡了艱辛与屢逢凶險，可再舉已然無望。腐朽的國民党指揮下的軍隊只曉得望風而逃，日寇很快逼近了中南地區，在漢口再辦厂的計划只好落空，唐星海只好又轉回了上海。在八月十五日的董事會上作出了決定：在上海籌建新厂，并定名為“保丰”——“丰”承“慶丰”，“保”則內含紀念保謙之意，且“保丰”保丰，可保慶丰亦是一种不忘舊的用心。 一年后，即一九三八年八月正式籌建。 經八個多月緊張的四出活動，于一九三九年四月開机，九月全部投入運轉，日產棉布八百尺，棉紗三十五件，漂染布二千尺。 第二個慶丰總算辦起來了，唐星海實是費了不少的心力，也做出了一些強硬迫人的事，有傷于一些股東与董事，可究竟是在抗戰烈火中辦起的第一個紡織印染厂，自是別具作用与意義，可說是唐星海在戰爭的狂風巨浪中又開出一船。 慶丰紡織漂染厂雖經拆運与炸毀丟棄大部，卻仍有約三分之一的殘存部分，日商大康公司本欲誘迫唐星海上鉤，寫信約唐星海“合辦營動”，唐星海不肯上當，工人又“磨洋工”，日商見無利可圖，索性將慶丰交給了汪偽政權，才掀起前面所說的兄弟訴訟。 待慶丰又回到唐星海手中，只几個月的時間，就扭虧為盈，得以兩“丰”并進，唐星海又激起了雄心，開始拓展：一九四三年末，与人合伙辦了家“源丰机器厂”，一九四四年三月，与建安實業公司在常熟共辦“家庭紡織工業社”；一九四四年七月，也是与建安實業公司合辦了“永丰紡織工業社”。 可是，他的触角尚未得很好的舒展，更大的社會風波席卷而來：先是日寇軍管了上海租界內的紡織業，保丰自在其中，不久，由于戰線太長，日寇的武器彈藥無法補充，就在一九四四年下半年以“全力支援戰爭”的口號，強迫，乃至近于強搶銅鐵，仍是不及，就索性強令工厂將正在運行的机器搗毀（時謂“拷”掉），特別是紡紗印染机器，他們先以日商的六厂七厂做個樣子，接著便強加在了中國紡織業的頭上了。當時日商紗錠大約与華商的總紗錠相當，“拷”起來，日商無所謂，可以回國再生，可華商卻只有死路一條！ 嚴令傳來，華商們如聞惊雷，整個上海，乃至江蘇全境与浙江、安徽的紡織厂家急如乞命般紛紛電請蘇浙皖三省紡織同業理事會設法保全。這個理事會就設在上海，唐星海當時正是這個理事會的副理事長，此時他又何嘗不急得如居爐火？不僅他，他們唐氏整個家族基業也因此而處于危亡之中，家人哀促，同業重托，希望都寄托在了精明強干的唐星海一身了，他也只有拚命設法維護一途了。他就集起一些人來研究對策，七嘴八舌都有好處。唐星海從眾議紛壇中綜合出一個辦法：去主動承擔日本軍用紗的代紡代織。 唐星海就聯絡了几個人并請上了在上海維持會与偽市府任要職的江上達，向日本駐軍交涉，話盡量說得動听，不外是：三省各紡織厂家都愿為“皇軍”著想，“皇軍”遠涉大海，軍用紗運轉不易，三省厂家甘為代紡代織，待軍需一足，即“拷”掉机器以奉軍火之需云云。 這一招果靈，日本駐軍當即下令要蘇浙皖三省紡織同業理事會統一安排為日軍代紡代織四万五千綿紗、十四万五千尺布，机器自然就“緩拷”了。 三省理事會只是空架子，其他几個厂也沒啥大能力，因而實際上是慶丰紡織漂染總公司承擔了這批“代紡代織”的絕大部分。唐星海与范谷泉、吳仰山、王方揆等專家認真計算，精心安排，盡量多分配一些工厂去承擔，因為多一個就可保一個，結果三省的三十三個工厂都成了“皇軍”軍需的代紡代織厂，并采取盡可能慢的拖延戰術，催得緊了，就應付一點，稍一緩就放慢速度，甚至索性停工。日本人自也不會放松，無奈唐星海總能不斷地提出理由來搪塞：不是電力不足，就是貨源中斷，再就是設備意外故障，還有不時的戒嚴，工人無法上班。反正是戰時，許多東西都無法保證正常，說得又頭頭是道，況且也确能應付上一些結貨，為了軍需，日本人也無法硬逼。拖來拖去，拖到了1945年初，日寇在太平洋戰場上已是節節敗退，軍事的失利，使日本軍方已很焦心，無暇多顧，因之而引起的頻繁調動，更使上海日本駐軍頻頻換防，新的來了，不知以往舊情，也就更好搪塞，唐星海更乘其慌亂，撈了日軍一把：乘日軍新頭。目不知原來同事改動工繳費一事，唐星海乘机以原附件為准，即以原定的高標准取費，交四百磅紗，取四百一十磅的原料、電力以及加工費。 采取這种辦法，終于拖到了抗戰胜利，由于确也使各厂賺了不少錢，引起了某些不明真相者的誤會，斥他們為“為虎作悵”，殊不知倘不如此，絕不能保存下那三十三家民族紡織厂這一大筆國家与社會的財富，就會使三省民族紡織業遭到滅頂之災，從這個角度講，也是有功無過的。 再展鴻圖奈時艱 抗戰胜利后，唐星海自也欣慰万分，可沒想到，蜂擁而至的接收大員無意為國，卻專一地為己，借手中“懲治漢奸”的尚方劍，亂裁亂扣，意在敲詐，敲詐不出，也可以用做表功与掩飾其包庇真漢奸的丑行，沒多久，含沙射影暗指唐星海的文章也見諸了報端。唐星海只好四出奔走，到處求人說好話，力辯清白。一則是他拿出了一些證据，二則是疏通了一些要員，更重要的是溫金美的姨表兄宋子文已身居政府要津，得溫金美出頭活動，不消說話，只宋子文親自乘專車攜禮品回訪唐宅并奉上孝敬姨母的兩百銀元，就足夠使唐星海挺起腰杆了。只這一陣風，就當即刮光了那些已貼在保丰的全部封條，刮得唐星海變成了上海紗厂同業會的常務理事。唐星海的雄心又勃然大作。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三日的慶丰董事會上，他又雄心勃勃勃地談出了他的恢复大計，分做三期：“第一期，紗錠整理至三万六千錠；第二期，五万錠；第三期，六万錠……至于漂染整理，以添建新厂房与源興昌机器厂合作，另組一新机器厂……” 他又高效能地展開了活動，首先用他當年叫人攝下的慶丰被轟的照片為主要依据，請得國際救濟總署四万擔美棉，接著又動員起一億余元股金，便大購進口設備，使公司各厂，特別是慶丰与保丰得到有力的充實，很快地恢复了戰前舊觀。他仍馬不停蹄，乘胜疾馳，几乎与強化兩厂同時，他又把無錫、上海、漢口、江陰、徐州、南京、蚌埠等地的慶丰事務所全部恢复，更在常州、南昌、北京等地設立了新的事務所。更沒有放松人才的培育，很快在上海又辦起了印染工程藝徒訓練班，招收了二十四名學員，定學制六年，學習三年，幫師三年。 更沒有忘記以制度、規則治厂的宗旨，不久即制訂并完善了含有九項制度的《工厂各項辦事細則案》。 很快，不僅恢复，而且超過了戰前水平，甚至演至“雙魚”供不應求，經常加班加點，致日產細紗六万五千二百八十四磅、棉布七百二十八尺，利潤几乎直線上升，据一份材料上記載，1947年慶丰投入資金二十八億一千八百二十万六千九百元（法幣，當時尚未變魔術似地貶值）。 淨純利潤為十四億二千二百二十万零二百元。利潤在資本定額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春風得意，青云直上，唐星海也乘机辦了屬于個人的許多企業，如什么“公永紗厂”、“慶源號”、“大利達”布庄、“寶丰堆棧”、“北新隆農場”、“無錫永信化工厂”、“昆山永潤油厂”、“馬迪汽車公司”、“通惠冷汽車公司”等等。 可是，好景不長，國民党于抗日胜利不久即追不及待地發動了內戰，并將失敗損失加在了民族企業身上，統購統銷，通貨膨脹，一日數變，窮人的日子不好過。民族企業也不好過，曾在多人的鼓吹下，唐星海動了心，出面求見那已做了“國府”財政部長的姨表舅兄宋子文，結果，沒見到正主儿，還受了一番官腔冷落，還被敲去了一筆美金，買了那根本難得償還的“黃金建設公債”！到了一九四八年，由于缺鐵缺棉，慶丰、保丰兩厂均常常是每周里開三停四，半死不活！半死不活總還是能活，待到了一九四八年八月金元券登市強購民間黃金、美鈔，更陷入——包括唐星海在內——于水火了。在蔣經國因此而將申新的總經理榮鴻元判刑之后，唐星海再也坐不住了，有人勸他去香港避避風頭，他也想起了最近結識的香港一大金號老板簡鑒青，便于解放前夕，攜眷去了香港，先做地皮生意賺了錢，又与忠厚、豪爽的簡老板合辦起了“南海紗厂”，從此他的一支便在香港定居下來。 慶丰，一九五四年進入公私合營，改名為公私合營無錫慶丰紡織厂，一九五六年九月又改名為國營無錫第二紡織厂，一九九０年進入一級企業行列。 保丰，一九五五年公私合營，一九七０年紡織部分遷福建三明市，組成了三明市紡織厂，印染部分与上海一小厂合并，成立了上海第六印染厂。 唐星海与慶丰、保丰已成過去，然而，翻翻這段歷史，亦或獲益。 （肖舫）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轉載請保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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