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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馬科斯自己的說法，早在50年代初期，他便与兩個神秘的掘寶人
做成了一筆黃金交易。不過，他既沒有透露交易的數量，更沒有透露對方
的身份。十多年后，當馬科斯剛一登上總統的寶座，他便開始在全國范圍
內秘密搜尋這兩個神秘的人物……
20世紀中后期，在菲律賓的政治舞台上，涌現出了一匹黑馬。
他的名字叫費迪南德·馬科斯。
斯特林·西格雷夫在他的《馬科斯王朝》一書中說，他很小的時候就到過菲律賓，那時候，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整個馬尼拉灣，“到處都是伸出水面的沉船的斷桅殘檣，猶如大火焚燒過的松林”。當時，費迪南德·馬科斯還是個年輕的律師，滿臉笑容，精神抖擻又信心十足地准備參加第一次國會議員的競選，以便撈取第一筆100美元的進項。
這一點簡短的描述，為我們提供了不少信息，首先，它展示了二戰給馬尼拉帶來的巨大災難，給全体菲律賓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可是，就在這災難之中，有些人已經躍躍欲試，他們想在虛墟中站立起來，既撈取政治資本，又獲取巨額財富。而且，就馬科斯個人而言，他把撈取政治資本作為撈取財富的前提。
馬科斯1917年9月11日降生于外祖父開設的一家店舖的樓上。小時候家里很貧窮，他常常光著屁股在馬路上奔跑。對于他的生世和血統，一度曾引起研究家的廣泛注意和熱烈討論。他的母親何塞法·埃德拉林有一部分是中國血統，有一部分是伊洛干諾血統，她的祖上曾是伊洛干諾人的村落首領。研究者普遍認為，費迪南德·馬利斯不是他名義上的父親的骨血，他的生身父親是菲律賓一個名叫柴的華人法官，后來的若干事實證明，他的确受到一個富有華人的暗中幫助。他的教育費用，大部分都是由柴法官提供的，而且，柴法宮還成了他的教父，馬科斯只要一有空閒，就回到巴塔克去看望他的教父。
馬科斯的母親何塞法在拉奧的大藍小學找到了一份工作，馬科斯也便在那里上學。他是班上個頭最小的一個，穿著他平生第一條短褲衩，頭發中分，油光可鑒地向下搭拉著。如果他母親是一個有心人，從這時候就該看出，她的儿子是一個相當注重自己公眾形象的人物。他老師發現了他身上的一些异秉：常常在文字的字義上不必要地尋根究底，喜歡鑽牛角尖，并常常達到讓人吃惊的程度；性格雖然熱情，卻神經過敏，經常無端地咧著嘴笑。
那時候，菲律賓的教育完全靠死記硬背，許多孩子過不了關，可是，這對馬科斯而言，簡直是如魚得水。据說，他的記憶力相當惊人，連他的死敵都不得不承認他在這方面是個天才。他能一字不漏地背東西，“這是那种要么成為傻子，要么是心智不全的特异功能者所具有的极其惊人的記憶力，這种人不能讀，不能寫，但是听了一遍莫扎特的奏鳴曲之后，就能立即背誦出來，或者能在几秒鐘之內靠心算求出小數點后五位數的平方根。”費迪南德能把复雜的課文很快記住，然后把它們順著或者倒著背誦出來。后來，在他讀大學時，曾經給他上過課的一位法律系的教授說：“這個學生是我平生所見到的最优秀的一個，因為他能把憲法倒背如流。”這樣的學生，被界定為是最优秀的，從另一個方面來說，也可見當年菲律賓教育的弊端，再后來，當馬科斯當了菲律賓武裝部隊的總司令后，軍人們因為他能一點不差地把軍隊的建制以及只是在几個星期前匆匆見過一面的任何一個士兵的樣子記住而大感惊奇。
作為一名政治家，他具有把數以千計的選民的名字和臉孔對上號的本事，這對拉選票是极有幫助的。
但是，千万不要以為馬科斯具有常人難以相信的記憶力，就認為他缺乏想象能力。事實上，他的想象力相當丰富，他能隨口編造一些听起來相當精彩的故事。正因為他擁有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力，在以后的政治和斂財活動中，他才大大地走在了別人的前面。
馬科斯在法學院讀書的時候，就參加了菲律賓保安隊的訓練。他的主要愛好是參加大學的手槍隊，沒過多久，他就成了隊里的一名神槍手。
神奇的槍法，使他不久就在菲律賓政界大出風頭。
他不僅記憶力好，槍法好，而且膽大過人。后來，在1933年和1934年暑假期間，馬科斯曾去達沃看過他的父親瑪利安諾，對于与父親呆在一起的那段時間，馬科斯后來說，有許多事情值得回憶，菲律賓的一位官方傳記作者曾作過這樣一段描述：
在棉蘭老島，瑪利安諾先生在他的儿子面前顯示了一下臨危不懼的精神。……一天，有個穆斯林狂人碰巧在街上遇到了馬科斯父子，安迪（即費迪南德·馬科斯——譯者）望望他的父親，等著他發話。他的父親輕輕地拍了拍他肩膀，然后拉著他的手。兩人一起穩穩地站住，眼睛盯著那名狂徒。一見這暴徒舉起了他的短劍，瑪利安諾迅速采取行動，他拔出手槍，給了那家伙一槍，那狂人立即倒在地上一命嗚呼了。父子倆就此平靜地离開了現場，就像他們是在夕陽下散步一樣。對瑪利安諾先生來說，那只不過是小事一樁，那個死鬼是個憋腳的打手，他的頭腦狂亂不堪，拿不定主意，他并無必胜的斗志，只是想碰運气。至于瑪利安諾先生，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他把情況控制在自己手中，心里踏實，對自己的力量滿有把握，相信自己必然取胜，而且一路上他是早有准備的，……他常對安迪說：“除非你有确胜的把握。否則就不要匆忙動手。”
這一段描寫，雖然不是說馬科斯直接掏出手槍擊斃了那個穆斯林“狂徒”，但是，當他父親一槍將那人打死之后，馬科斯作為一個年輕人，或者一個新手，居然能面不改色心不跳，和父親一起平靜地离開現場，就像“在夕陽下散步一樣”，足見這個年輕人的個性和膽識！這個細節透露的另一個信息則是，馬科斯的父親是一個殺人的老手，因為殺死一個人，對他而言根本就不算一回事，他的行為，對儿子的臨場教育相當關鍵，既做出了榜樣，教他勇敢，又讓他明白，沒有絕對的把握，就不要匆忙動手。
1931年，馬科斯的父親瑪利安諾·馬科斯在競選國會議員時，敗于丁拉斯的埃米利奧·梅達納，那時候，他把自己失敗的原因歸于他的鄰居利奧·納倫達桑，認為納倫達桑在關鍵時刻倒了戈，從那以后，他對納倫達桑怀恨在心，4年之后，也就是1935年，瑪利安諾從棉蘭老島回到巴塔克，再次參加國民議會的議席競選。這一次，梅達納主動退出，准知那個令瑪麗安諾頭疼和傷心的納倫達桑竟要親自參加競選，也就是說，他把以前自己在幕后的位置拉到了前台，要親自与瑪利安諾決一雌雄！納倫達桑是代表奎松的國民党人進行競選的，雙方在競選過程中都使盡了一切肮髒的手段，大肆進行賄選，有些競選人，還不得不夜夜更換房間，以免不測。由于奎松的勢力相當強大，納倫達桑輕松地取得了胜利。
納倫達桑因為上一次瑪利安諾對他的責怪——按納倫達桑的說法，這种責怪簡直是無聊的，是相當無理的——也一樣地對瑪利安諾怀恨在心。現在，他取得了胜利，覺得自己應該顯示一下，炫耀一下，并把那個無理的老頭子好好戲弄一下。于是，他慫恿他的支持者，特制了一口棺材，將其綁在一輛汽車的行李架上。在沒有蓋子的棺村里，面對面地躺著兩個四肢伸直的假人——意即死人，一個標明是阿格利佩（這次競選中的另一失敗者），一個標明是瑪利安諾·馬科斯！很明顯，這并不是普通人的把戲，即一般性地詛咒馬瑪利安諾·馬科斯等人快快死去，而是說，從此之后，你們就在政治上壽終正寢吧！納倫達桑的支持者們把這車于開得到處跑，到處吃喝人來看，一時間，弄得喧喧嚷嚷，使得失敗者咬牙切齒。不僅如此，他們還把車子開到瑪利安諾·馬科斯的家門口，當面對瑪利安諾進行嘲弄，嘲弄夠了之后，才揚長而去，留下一片塵土和馬科斯家中的一片死寂。
可是，納倫達桑哪里又會想到，殺人不眨眼的瑪利安諾·馬科斯，怎能忍得下這口惡气？更何況，瑪利安諾的儿子費迪南德·馬科斯當時正在巴塔克，他親眼目睹了那慘酷的一幕。
這時候，馬科斯已經越加成長起來了，他的學習成績雖然日漸下降一一降到了獎學金所要求的水平之下，但是，他的心智和膽識，都比先前成熟得多，他自我吹噓他是手槍射擊的全國冠軍，雖不是事實（他只不過是一一個隊員而已），可也暴露出他對暴力的酷愛。
選舉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935年的9月20日的夜里，瓢潑似的熱帶暴風雨襲擊著巴塔克城，四處空無一人，街道上冷冷清清，与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納倫達桑家熱鬧非凡，家人和好友都在慶祝他的胜利。晚上10點多鐘，納倫達桑吃飽喝足之后，從桌邊站起，穿過走廊到欄杆邊上的洗臉盆里去涮牙。這時候，大雨不知何時已經停止，但納倫達桑院子內的香蕉樹上仍在淌著水珠。在走廊燈光的照射下，納倫達桑的身影清晰可見，這時，在香蕉樹蜡樣的樹葉叢中，突然響起一聲清脆的槍聲，一枚0.22口徑的子彈射入了納倫達桑的背部，穿過他的心肺。他气喘吁吁地哼了一聲：“啊，上帝，我中彈了！”隨即倒在地上，沒過几分鐘，他就死去了。
据說，那個躲在香蕉樹叢中開槍的人，就是費迪南德·馬科斯。
第二天清晨，在市政廳周圍鬧哄哄的好奇的人群中，出現了費迪南德的身影，他也是來看納倫達桑的尸体的。
整個菲律賓都在盛傳——馬科斯幫助父親殺死了他的政敵！
他的父親和馬科斯本人被法庭傳喚，但他父親在法庭上說，他根本沒有把自己的失敗和納倫達桑的胜利放在心上。至于問到費迪南德，瑪利安諾說，費迪南德從未涉及政治，他不是在巴塔克長大的，根本就不熟悉這里的環境，更不要說摸黑找到納倫達桑的家，躲到那虫子滿天飛的香蕉林里去。他說，我的儿子費迪南德根本沒有對納倫達桑搞什么陰謀，我也絕對不允許他這樣做。我又不是一個瘋子，或者一個不盡人道的父親，要讓自己的儿子去犯罪，讓他為此付出一輩子的代价。最后，瑪利安諾一語雙關地說：“閣下，我不是一個懦夫。”
輪到瑪利安諾的儿子作證了。
費迪南德說：“20日那天晚上，晚飯后我跑到我家去問我的姑父季里諾，他什么時候回馬尼拉。爸爸讓我和姑父一起走，因為我身上帶著錢。姑媽告訴我，姑父到外面給他在馬尼拉的母親打電話去了，因為他們還缺點現錢，還說，錢一匯到，他們就動身去馬尼拉。我告訴姑媽，我父親讓我和他們一起走，我希望能盡快去，以免曠課，也可以有時間為10月份舉行的期中考試作准備。和我姑媽的談話大概有10分鐘，事后我就回到貝拉諾街的屋里，開始為期中考試作准備，因為我是隨身帶著課本的。學習了兩小時后，我就上床睡覺。我的同房伙伴埃弗拉因在我睡著后還在那里讀書。21日一早，我醒來大約6點30分了，納倫達桑死亡的消息，我是從鎮長的貼身女佣奧羅拉·柴小姐那里听說的，她也住在那所房子里。出于好奇，我問她，謀殺案是何時發生的，使用了什么樣的武器，凶手是否已經逮住，誰是嫌疑犯，那天早晨8點鐘過后，埃弗拉因和我一起到市政大廳去打听有關納倫達桑被殺案的更多的消息。”
不管這故事顯得多么圓滿和周詳，1939年12月1日，拉奧的初審法庭依然宣判費迪南德犯有殺人罪，而且，證据确鑿無疑。考慮到他年輕，服刑時間最少為10年，最多為17年零4個月。他的父親被判無罪釋放。
這時候，費迪南德竟然提出一個相當可笑的要求：請准予他保釋，因為他要去上學讀書。奇怪的是，法院竟然同意了。這且不說，更奇的事情還在后面，几天之后，法官克魯斯把費迪南德叫到自己的私人住所，對他說，奎松總統准備赦免他！也就是說，馬科斯被判殺人到無罪赦免，只有短短的几天時間，而且，赦免是什么理由，從來沒有公開解釋。
有分析家認為，這依然与馬科斯真正的父親柴法官有關，在他被判有罪的時候，柴法官一定私下拜會了奎松總統，要求對馬科斯進行赦免。作為堂堂一國之總統，赦免一個殺人犯自然是小事一樁，奎松答應了柴的這一要求。奎松為什么這樣看重柴法官呢？柴法官是巨富，奎松的任期，到1941年就完結了，他想獲得連任，自然需要柴法宮財力的大力支持。這樣，他們就進行了一樁肮髒的政治交易。
讓人惊訝的是，費迪南德竟然拒絕了奎松的赦免，回到了拉奧的監獄。這一消息，不脛而走，這就是馬科斯的過人之處。他不想給人留下口實，他要通過“正當”的法律程序，來證明自己的“清白無辜”。當時，一般人都沒有看出來，這個還是學生的年輕人，具有非凡的政治理想，他還不想就此罷休。
在拉奧監獄里，費迪南德呆了6個月，寫出了長達830頁的申訴書，于1940年5月遞交最高法院。同時，他在這一期間還參加了律師會考，會考分數高達98.01分，這是他超群記憶力所得到的回報。他的這分數，使許多人不相信，有人甚至以為他作了弊。為此，費迪南德大力惱火，被控殺人的事情他還沒說清，這里又要污蔑他考試作弊。他要求進行复試，法學院的院長讓最高法院的法官對他進行面試。這也表明院長對自己學生所抱的充分的信心，面試的時候，費迪南德向他們提出挑戰，讓他們在刑法、法律道德規范、民法、商法、訴訟程序法和政治法等方面隨便提問。他通過了考試，成績為92.35分（几年后，有人錦上添花，把這個分數改為95.30分）。事后，法官們問他，報上說他把任何東西都可以倒背如流的報道是否屬實，作為答复，馬科斯當場表演了一番。“這是費迪南德最為得意的一天。”
最高法院決定于1940年10月12日就馬科斯的上訴進行辯論。“為了這件大事，他穿了一件白色的用鯊魚皮做成的衣服，以示他是清白無辜的。”他的父親沒有出席，主持這次最高法院審訊的，是人們褒貶极不一致的副大法官——勞雷爾。
后來作了總統的勞雷爾是個傳奇人物，1909年，他18歲，為跟一個男子爭奪一個女孩，他一劍刺死了對方，這使他一舉成名。當他被指控殺人之后，他在最高法院成功地為自己進行了辯護。勞雷爾在最高法院任內，比別的任何一個人都對馬科斯的案子感興趣，他搶在別人前面宣布他將來自起草“多數人贊成的決定”。据某一消息來源說，勞雷爾逐個走訪了最高法院的成員，為無罪釋放馬科斯作了一番很動情的辯護。
勞雷爾何以如此？年輕的馬科斯有哪一點值得他如此看重？這個問題，從未得到過讓人信服的解釋。有人說，馬科斯得以無罪釋放，完全得力于勞雷爾的大力干預。雖然勞雷爾在法律上了結此案顯得矛盾百出，但是，作為大律師，他似乎宁愿損害自己的名聲。有人試圖解釋這個問題，認為勞雷爾是出于同情心，因為他年輕時候也殺過人，也被判刑，現在，与他當年差不多年紀的馬科斯的處境，使他想起了自己的過去，產生了同病相怜的感覺；這樣的解釋是不會讓人信服的，因為這畢竟牽涉到一樁殺人案，而不是普普通通的民事糾紛。又有解釋說，大法官勞雷爾是愛惜人才，因為馬科斯才華出眾，如果對他判刑，對國家和民族都是一种損失；這樣的解釋照樣不能令人滿意。
真正的原因，与馬科斯的身生父親有關。
柴与勞雷爾是同齡法官，柴絕對找勞雷爾疏通過。柴讓勞雷爾照顧一下，在一個習慣于以職務之便“互相照顧”的國家里，這并不是一件稀奇事。勞雷爾對柴吩咐的事情是樂意效勞的，原因很簡單，同為法官，誰沒有求人的時候？更何況柴是那樣的富有，又跟奎松總統有著扯不斷的牽連。
最終，馬科斯被宣布無罪。1940年，馬科斯謀殺納倫達桑一案被徹底推翻。
對這件事，一個名叫約瑟夫·萊利維爾德的人寫過一篇文章，發表在《紐約時報》上，在那篇文章里，他評論道：“在菲律賓被判有罪就等于被判缺乏勢力。”他的這一評論相當精辟。
那么，納倫達桑到底是不是被馬科斯槍殺的呢？一時間眾說紛云，對社會公布的最為可靠的答案，應該是他后來的夫人伊梅爾達的堂姊的說法，她說，有人私自問過馬科斯，問他是否真的殺了納倫達桑，馬科斯回避了這個問題，卻不屑地說道：“那是孩子都干得了的事。”
對此，國際社會事實上是知道的，1965年，馬科斯在訪問華盛頓的前夕，送給華盛頓方面許多禮品，据說，搬運重物的滑道都被禮品搞得油膩膩的，奉命協調訪問事宜的特使，菲律賓第一夫人、后來被人稱為“瘋婆子”的伊梅爾達的兄弟科科伊被安排會見了約翰遜總統，并送給總統一頭野水牛的頭，他對約翰遜總統說，這頭野水牛，是費迪南德親手射中的，當時，國務院里一些愛說笑話的人，竟給這頭野水牛取了一個綽號：“納倫達桑”。
由此看來，納倫達桑一案的影響是很深遠的，但它并沒有影響馬科斯的政治前途。
現在，再讓我們來看看他在抗日戰場上的表現。
二戰之初，馬科斯曾為美軍效勞是肯定的，在戰爭還不十分危險的情況下，他跟儿個同學一道，通過關系混進了卡平平將軍的G-2部隊。他的任務是搜集情報，進隊之后，他沒有參加多少次戰斗，也沒有獲取什么有价值的情報，他把主要的精力，都用來“打劫”了。他們不把槍口對准日本人，而是為了算舊賬，或者為了爭奪女人，或者為了爭奪財產，互相干了起來。馬科斯和他的几個同伙對本國人卡利克斯托·阿奎納多下了毒手，原因是卡利克斯托曾是納倫達桑一案中指控馬科斯的主要證人，他們把卡利克斯托殺死之后，卻聲稱是他在搶銀行時被抓住的，可是，抓住他的人沒有殺他，而是卡利克斯托后來在跟日本人搞什么交易時對被游擊隊殺死的。馬科斯有一個做人的原則，他把這原則化為一句名言：講話要与事實相反。
他曾經被日本人抓住過，在那里，他顯得很不清白，但是，當他逃出來之后，卻神化自己的故事，說自己是怎樣怎樣在跟日本人作斗爭，還受了傷。他分明在日本軍營中當了日軍的佣人，但他事后解釋說：他是“存心讓日本鬼子抓住，假裝當佣人，然后帶著敵軍的兵力和駐扎情報設法逃回我們自己的營地。”他對他的傳記作者斯彭斯說，他回到卜平平部隊后，認識到“理想的情報工作就是找出自己方面的弱點，并直接組織力量，參加行動……他的巡邏隊就像一支小型的戰斗隊一樣。”
1966年，《時代》記者根据斯彭斯的文章寫過一篇深度報道，指出馬科斯确實是位英雄，這篇報道說：
他認為情報工作就是經常開著自己那輛美國汽車進入敵區，尋找他們的弱點。他在巴丹的納提普山上看出了敵人的弱點：那是正在用70毫米炮彈轟擊已經陷入包圍圈的美國喬納森·溫賴特將軍所屬部隊的日軍炮隊。他和另外三個戰友一起尋到這炮隊，躲在兩個沒精打彩的日本士兵背后來到大炮跟前，接著就猛烈掃射。他們几個人一口气就打死50名日本官兵，叫大炮也成了啞巴。很快大伙就逃了回去。3名戰友中只有1個受傷，馬科斯因戰斗英勇而首次榮獲銀星背帶，几個星期后又因在薩利安河保衛戰中立功而被提名為美國榮譽勳章的候選人。不過，這次提名沒有上報到華盛頓……
沒有上報華盛頓是有原因的，据說，就在1965年，五角大樓“已准備且愿意授予馬科斯‘杰出功績計字勳章’和‘銀星勳章’，如果他的履歷上未曾獲得過這些勳章的話”。并指出，要盡快問問馬科斯對此事的反應，看他是否接受過勳章，如果沒有，白宮欲于9月14日下午他与約翰遜總統會見時不聲張地舉行授勳儀式，可就在這時，菲律賓方面的報紙卻對馬科斯在戰時的所謂功績發出了疑問，而且，美國方面又派出了調查組。馬科斯要使美國和菲律賓國民相信，那些報紙和前來調查的人都是“罪惡的，居心叵測的”，于是，他發表了一篇長長的演講，演講中有這樣的話：
大喊大叫的無休止的批評一直糾纏著我，說我在政策上過分親美。或許我是，——從感情上講是這樣。像許多人一樣，當星條旗有史以來第一次在亞洲的土地上遭到踐踏之時，我將一切一一生命、夢想和榮譽——都押在了對美國的信仰和夢想之上……除卻公正，沒有任何別的東西可以換來信仰……老兵們竟然嘲笑我們在戰斗中挂花帶回的傷疤。我身上的這些傷疤有一處就是在試圖營救一位美國戰友時留下的……是的，我的美國戰友死在我的怀里。我們也被包圍了，必須得突圍出去，他倒下了，就在他試圖爬到一個安全地帶的時候，我轉過身來，伏在他的身旁——菲律賓人和美國人的鮮血在菲律賓的土地上交融到一起了。
在我抱看他爬向一個散兵坑時，他死了，死前留下了這樣的話：“你若活下來，告訴美國國內的人，我死時唯一的遺憾是美國讓我失望了！”
似乎是為了減輕他死時的痛苦，我，一個菲律賓人，向他——一位美國戰友——保證說：“不，美國不會忘記我們，不會使我們失望的。”
他的這一段演講，含義是丰富的，對自己的標榜，對美國复雜的感情，全在其中。他的演講起了作用，獲得了議會不絕于耳的掌聲。
但是，他后來的所作所為，确實讓美國對他厭棄了，約翰遜總統甚至對自己身邊的人說：你如果再把那個厚顏無恥的家伙帶到离我50米的地方來，我就撤了你的職！
他之所以那么快就讓白宮對他厭棄，主要是因為他的貪得無厭。
這且暫時不提。
根据以上的情況，也就是馬科斯自我吹噓的情況，后來就演化為他當了游擊隊長，在戰場上英勇戰斗，成了一個不可多得的菲律賓民族英雄，斯彭斯簡直是一個善于虛构的出色人才。他曾這樣描寫馬科斯：“他自己設法在地上爬，每前進一步就感到那子彈擦過股骨。此刻，日軍离他只有500碼，他就用匕首剜出子彈，然后流著鮮血，拖著虛弱的身体，爬了几英里后才回到自己的部隊。”
這么動情的描寫，怎么會不感動人呢，怎么會不讓善良的菲律賓人民覺得馬科斯是自己民族最偉大的英雄呢？可遺憾的是，他們被騙了。
1942年，巴丹戰役剛剛結束，日本就開始釋放戰俘。按費迪南德自己的說法，他是在1942年8月4日獲釋的，他的母親何塞法拿著干淨的衣服把他領了回去。這之前和之后，他的父親瑪利安諾都在幫助日軍辦事，早在1942年初，瑪利安諾就參加過歡迎日軍的儀式。在后來的整個戰爭期間，他一直充當日軍的宣傳員，在日本兵的保護之下到各個村子去宣傳鼓動，宣傳的內容，當然是要菲律賓人降服日本，不要再參加游擊隊。可是在戰爭即將結束之際，瑪利安諾卻承認自己是被儿子拉去跟日本人合作的。這事情看來一點不假，因為在費迪南德跟隨母親剛剛回到自己的家門時，一輛滿載日本特務的汽車就把他接走了。他們到了圣地業哥堡，一份由麥克阿瑟的高級助手提供的材料說，“現在情況很清楚，几乎每個被關押在圣地亞哥堡的人，都被日本方面要求充當他們的情報員，誰答應下來，准就能獲釋；誰要是拒絕，那就將延長關押期限，甚至讓其死于營里。顯然，大多數在押者都是接受了日方這一要求的。”
可是，馬科斯自己是怎樣解釋的呢？他說，他到圣地亞哥后，憲兵為了逼他交待他所知道的游擊隊企圖乘船前往澳大利亞去找麥克阿瑟的計划，“用最殘忍的手段整整折磨了他8天”。他說，他所遭到的是极其痛苦的水刑，日本人先是硬給他嗓門里灌水，然后就在他鼓起的肚子上踩。他說，他的面孔也被日本人的槍托擊打了好几下。很顯然，這會造成骨折、皮膚破裂、門牙脫落等症，可是，他身上什么傷痕也沒留下來。事后遇見他的人說，他好像是因發燒和疲勞病了一場。
就是這樣一匹黑馬，后來長時間地成為了菲律賓的最高統治者！
馬科斯的的确确是一個世間少有的貪得無厭的人，單說他1965年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的公開收入——正如財政部長羅穆亞爾德斯所計算的那樣——僅把國會、國務院和五角大樓給他的錢算下來，就已達到了125億美元。羅穆亞爾德斯計算的總和來源于下列數字：國會批准追加500万美元的老戰士救濟金，國務院給的4500万元的一般民用援助款項以及5000万美元的調查研究費用，最后還有五角大樓撥給的2500万美元，用于建立一支工兵部隊以代替那支被派往越南的部隊。除此之外，約翰遜在1966到1971年間，除了批准正常的給菲律賓的6160万美元的軍援外，還私自批准了3800万美元作為五角大樓的秘密軍援，并且，不說明這筆款項的去向。這些錢，總數己高達2.246億美元，還不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世界銀行給予的無止境的新貸款，這些貸款的最終數目將累計達到約10億美元。這么一筆巨大的款項，到了馬尼拉后，是不是派上了它應該派上的用場呢？許多人存在疑問。結果，美國審計局和國會的一個專門委員會進行了一次秘密調查，得出了一個惊人的結論——這些錢几乎全部被馬科斯私人使用了，不，不是使用，而是存在了他的私人帳戶上！許多年以后，一位專欄作家在菲律賓的一家晚報上這樣寫道：“為了派這支特遣部隊進入越南的南部，菲律賓政府得到了一筆可觀的款項，但是，這個國家卻濫用了這筆錢。”
馬科斯在對待財產方面，一方面大肆占有，另一方面卻又十分小心，絕不允許財產毀了他的政治前途，因此，他把絕大部分財產都存入了國外銀行，由于這樣，他就能在國內扮演清政廉洁的形象，而在國外過著常人難以想象的富足生活。
對馬科斯的財產，斯特林曾算過一筆帳：1960年馬科斯在自己的所得稅申報書中標明，他的全部收入僅為17000美元，1961年上升到6 美元，到1966年，他競選總統時，則上升到69300美元。同年，費迪南德把他所有的有形資產開列了一張清單，价值僅為3 美元。對于一個打著遵紀守法、反對腐敗旗幟的總統候選人來說，這樣微薄的收入是合适的，但實際上，馬科斯當時就已經是一個百万富翁了，他的收入比他申報的不知高了多少倍，在他那些裝了保險鎖的抽屜里滿是美元，他的海外公司遍布世界各地，一袋袋的錢不時運抵他們的家，以致于伊梅爾達都懶得去數有多少錢了。他的那种“謙虛”在馬尼拉也許是必要的，但一旦他們到外國去旅行，便揮金如上，因為在那儿沒有人注意他們。為了斂聚財富，伊梅爾達常常別出心裁，或者修复古物，或者修建文化中心。1968年6月，伊梅爾達帶著她的長女伊梅到美國濫購物品，在8個星期的時間內，兩位女士就購買了价值330万美元的東西，也就是說，周未除外，每天快花10万美元，這筆錢，几乎相當于約翰遜從老戰士特別教育經費中撥給她的那筆錢——350万美元。她們從東海岸到西海岸，把全美國的時裝店几乎都逛遍了。其實，早在196S年3月，伊梅爾達和馬科斯二人就在蘇黎士的瑞士銀行里分別開設了他們各自的帳戶，他們把自己的真名和別名都告訴了銀行經理，馬科斯化名威廉·桑德斯，伊梅爾達化名簡·瑞安，后來各种各樣的文件表明，他們僅在瑞士一個地方一一大部分是在蘇黎士的瑞士銀行和瑞士銀行公司，就開設了近10個秘密帳戶，多年來，以他們的名義共存進了數十億美元，有人甚至認為有上百億美元。其他一些錢則存在了設在香港、荷屬安的列斯群島、巴哈馬群島和英屬開曼群島上的公司的海外帳戶中，其次，還在其他一些國家的銀行，包括紐約的蔡斯曼哈頓銀行和花旗銀行存了2億多美元，在列支敦士登設了一個帳戶，取名桑迪基金會，這只是馬科斯夫婦在海外沒立的18個基金會之一。
如果馬科斯和伊梅爾達在1966年宣稱他們的純收入只有3 美元，那么，以上這些上億美元的巨額存款又是從哪里來的呢——除了約翰遜總統簽發的援助、補償款項以外，還有很大一筆錢，來自于美國和日本付給菲律賓的戰爭賠款，來自于菲律賓財政部的老戰士救濟金和其他以馬科斯“特別情報基金”名義存入的款項，來自于世界銀行給菲律賓的各种貸款，還來自于馬科斯霸占的原本屬于他人的215家菲律賓公司……但是，證据表明，他的財產總數，卻大大超過以上所列舉的數目的總和。早在1968年，他就成了亞洲最富有的人，10年之后，也就是1978年，据不完全統計，他的財產已經超過50億美元（另有資料表明已超過l00億美元）。
如果說，馬科斯所擁有的巨額財富已經讓人吃惊，那么，他多得令人難以置信的黃金就更加讓人困惑不解了。事實上，關于馬科斯令人困惑不解的，不是他到底有50億還是100億美元，而是他的絕大部分財產來歷不明。他藏有一批數目巨大的金條和珠寶，不斷有報道說他的很多地下室里都藏滿了各种各樣的鑽石和珍寶，傳說他有一個重達1吨多的金佛像，另外，在馬拉卡南宮和巴丹省馬里葦萊斯的海濱宮中，隨便哪一間儲藏室里，都有价值數千万美元的金條，那些金條數量之多，能“由地面一直碼到屋頂！”而且，馬科斯以及他的那些特殊的代理人，隨時都在倫敦、香港、悉尼等地的黃金市場上秘密出售大批金條——有時一次下賣的金條數量就高達10多吨，這比已知的菲律賓所有的黃金儲備還多。他的黃金數量之大，一已投放市場，就將影響世界的黃金价格！据說，每隔一段時間，世界上最大的倫敦黃金交易市場就會出現一次傳說中被稱為“馬科斯黑鷹交易”的秘密買賣。（“黑鷹”一詞最初指希特勒第三帝國崩潰前夕從柏林帝國銀行神秘失蹤的納粹黃金。那些失蹤的价值高達25億美元的黃金，被俄國人、美國人和前納粹分子偷走了，其中一部分后來又一點一點地回流到黃金市場。）一個人哪里去找這么多的黃金呢？這是一個謎。
慢慢地，這個謎被揭開了。
馬科斯找到了山下奉文藏金！
馬科斯對山下奉文藏金的關注，比一般人為早。這緣于他對財寶的异乎尋常的偏愛和固有的敏銳性。
1945年，二戰結束，當日本人剛剛在戰敗條文上簽字之后，曾被宣揚為抗日英雄的馬科斯，便把他的眼光傾注到了山下奉文藏金上面。他是怎么知道有山下奉文藏金的呢？這是一個天大的秘密，以后，我們將逐漸解開這個秘密。
他自己也有過一些這方面的說法。他說那還是在二戰結束之前，有一次，他帶領一支巡邏隊，在新比斯開省的卡亞帕山區巡邏，遠遠地發現了一隊由20來人組成的日軍巡邏小組。他沒有惊動這支小小的日本巡邏隊，而是一路跟蹤他們，向伊富高省的水稻梯田前進。他机警地注視著日本巡邏隊的動向，想借此弄清他們的主力究竟部署在哪里——這些表白，表明他依然沒有忘記樹立自己作為菲律賓民族英雄的形象——正在這時，他發現一個日本士兵因為背包太重而遠遠地掉了隊，這是個好机會，他本想留卜一個活口的，但是，他的一個隊員卻用飛刀將那個日本士兵一下撂倒了，那士兵滾下了山崖。他只好下去檢查日本士兵背包里的東西，看是否裝有什么絕密文件。可是，那士兵根本沒有死，只不過傷著了一點皮毛，士兵的兩只手緊緊地抓著那個背包。這更讓他怀疑包里裝有重要文件，但最終的結果卻是：他沒有發現文件，倒是發現了金條！
包里的金條一共有三根，大概有2.5公斤重。
對馬科斯而言，發現金條帶給他的惊喜，遠甚于發現了什么絕密文件。他開始審問這個士兵，問他這些金條是從哪里來的。那士兵總電不說話，逼問得急了，便乘他不注意的時候，一頭撞到了牆上。……這是馬科斯自己的說法，沒有人證實，因為他是否曾帶過這么一支巡邏隊，人們也是怀疑的，但确有可能他曾在一個偶然的机會發現了下山奉文藏金；也有可能他真的抓住了一個日本士兵，并從他背包里找出了三根金條，至于究竟是不是這個日本士兵向他泄漏了秘密，那就誰也說不清楚了？馬科斯在這個問題上對自己的另一說法是，他是在50年代早期開始對下山奉文藏金進行發掘工作的，那時候，他還沒有真正開始他輝煌的政治生涯，他只是一個議員，仍在北伊羅戈省和碧瑤之間經營律師事務所，經常性地接触委托人。一天，有兩個菲律賓人与兩個日本人發生了爭端，前來找他幫忙，兩個菲律賓人說，他們受雇于兩個日本退役軍人，要他們挖一個深坑，開始，他們不知道在荒山野岭中挖深坑作什么用，坑挖好后，竟露出了很多很多的金條，可是，兩個日本退役軍人貪得無厭，竟然拒絕付給他們事先講好的工錢。
听完兩個菲律賓人的敘述，馬科斯的心狂跳起來，他當然非常愿意接手這個爭端的調解。他認真調查了此事，當确信兩個菲律賓人說的完全是事實之后，他自己花錢將他們打發走了，接下來，他親自出面，跟兩個日本人做了一筆交易。他沒有說明他跟日本人作的是什么樣的交易，但他承認，那一次，他得到了大量的金條。
那么，這兩個日本人又是誰呢？他們既然是普普通通的退役軍人，又是怎么知道有山下奉文藏金的呢？當然，二戰還沒結束的時候，有關山下奉文藏金的事便部分地傳了出來，可是，人們普遍認為那只不過是一個神話，并不相信真有其事，更不會知道那些傳說中無以數計的黃金藏在哪里，這兩個普通的日本退役軍人又是怎么准确無誤地找到它們的呢？他們退役之后，又是怎么到了菲律賓的呢？這又是一個謎。馬科斯當然沒有那么不講信用公布這兩個日本人的身分，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事情的進展，人們終于明白了他們是誰……正因為有了這兩個偶然因素，使馬科斯對山下奉文藏金的興趣大增，而且持續了30余年，直到他死去。
當人們普遍對馬科斯的黃金儲備大感惊訝的時候，他曾無數次地在公開場合承認他找到了山下奉文藏金。對他的這一表白，絕大多數人并不相信。這就是馬科斯的聰明過人之處。人往往就是這樣，當你對某一個人或某一件事情持怀疑態度的時候，那被你所怀疑的人和事，如果主動將事情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你絕對不會輕易相信那就是真的。其實，這是一种轉移人們視線的极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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