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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所依据的主要材料，不僅是問卷調查的數据，更多的是深入的個案考察。筆者從1995年9月起，在華北的6個縣級城市和兩個村里的19個娛樂場所里進行過考察。再加上本書將要描述的對于3個“紅燈區”的社區考察，筆者才可能對整個性產業的情況進行以下的分析。 筆者還是不掌握任何內部材料，不否認任何其他分析与解釋。筆者所做的仍然只是希望能為人們提供一個視角，一個思路。 1.“性產業”經營方向的分層 從古到今，無論政府是禁還是不禁，賣淫業總是會自發地形成不同的層次，針對不同的顧客，提供不同的“服務”。這种分層的趨勢總會經歷這樣三個過程： 第一步，所有業主和從業者，一開始都是一窩蜂地涌向最直接的賣淫，因為他們總是以為，只有這才是最能賺錢的。但是隨著整個產業的發展，他們在市場競爭或者真真假假的“掃黃”的壓力下，又不得不逐漸把自己的業務擴展到“性服務”的所有方面，例如“三陪”、按摩、脫衣舞表演、“洗腳”等等。 第二步，從純粹經營的角度出發，一旦產業內的分層已經形成，他們一般不會“跳槽”或者強行打入其他層次，而是努力發展自己的特色經營。這樣，分層就鞏固住了。 第三步，一旦市場波動，造成各層次之間的過度競爭与沖突，所有業主和從業者就都會強烈要求某個權威力量來進行協調，甚至不惜暫時的犧牲。如果一切順利，以前的分層就經受住了考驗，形成了固定的模式。 在南方那個以此著名的大城市里，這三個階段已經出現過兩輪了。第一輪大約從1987年到1990年。相對平靜了大約兩年之后，第二輪又開始了，到1996年夏天時大体上已經結束。所以1997年那里的情況是很典型的。 主要根据那里的情況，同時也參考了其他地方的情況，筆者認為，中國的地下“性產業”最晚到1996年的時候，已經形成了縱向的7個層次。下面以賣淫女性的分層來說明： 2.賣淫女的分層 處于頂端的是“二奶”階層。她們雖然表面上常常以小老婆的身份而存在，但是与納妾、“傍大款”或者事實婚姻的本質區別在于：1.“二奶”是計時收費的；2.她們所提供的，主要是性服務而不是情感生活、生儿育女、居家過日子等等。只不過她們計算時間所用的單位比一般的暗娼更長，往往是按月收錢。 第二層是“包婆”（公安部門叫做“包娼”或者“包嫖”）。她們雖然也像“二奶”那樣，按照服務時間的長短來收取固定的“包身費”，但是她們往往并不長時間地跟嫖客一起同居生活，只是在一次出差期間或者一段業務活動時間內被“包下來”。 第三層是那些活躍于“三廳”（歌廳、舞廳、餐廳）里的“陪女”。她們處于“三陪”与賣淫之間，收費也處于計時与計次之間。她們所提供的服務是以“坐台”（僅僅當場陪伴）為基礎，以此“保底”，然后再力爭“出台”（跟嫖客出去）。出台后，她們提供的往往是“包夜”（陪睡）多于“打炮”（性交合一次就完事）。 第四層是當地一些人所說的“叮咚小姐”（在其他地方沒有統一的稱呼，偶爾叫做“住店的”）。她們自己租房間，相對固定地位在一個賓館里，通過電話拉客。如果男人有意向，她們就會“叮咚”地按一下門鈴，進來當場成交。她們的服務，往往是“打炮”多于“包夜”。 第五層是“發廊妹”或者“按摩女”。她們以洗頭、按摩或者“洗腳”為名，在各种發廊、桑那浴或者“洗腳屋”之類的地方營業，而且往往是“當場解決”；“出台”（跟嫖客走）和“包夜”的机會往往更少一些。 第六層是“街女”或者“街妹”。她們往往在賓館門前、電影院或者其他娛樂場所的大門外拉客，然后在別的地方“打炮”。有些則是從陪人看電影開始，其實是出售撫摸，常常有“上半場”与“下半場”之分。 第七層是“下工棚”或者“住工棚”的女人。她們主要与外來民工交易。有些是偶爾為之或者“兼營副業”，有些則是跟一伙民工住在一起，類似于收費的公妻。她們是賣淫女里的“貧下中農”，有些人僅僅是為了找一口飯吃。 這7個層次雖然都是賣淫，但是所提供的商品卻大不相同。最底下的兩層，提供的僅僅是一次插入的机會；第五、四層提供的是多种性行為；第三、二層還加上一种人際交往；而最頂端的則是提供一种同居生活。按照民間俗話來套用的話，第七、六層就是“賣×（性器官）”；第五、四層是“賣肉”；第三、二層是“賣俏”；而第一層則是“賣騷”。當然，所有這些都可以叫做“賣身”１。 -------- １与“賣身”相對照，老百姓還把那些從事“青春行業”的女性叫做“賣臉”，從女招待直到女明星。 3.各個層次的賣淫動机 處于這樣7個層次之中的暗娼們，賣淫的目標當然也不一樣。第一層的“二奶”和第二層的“包婆”，目標都是有朝一日成為真正的妾，甚至最終成為正妻２。她們尋求的是正式的性關系，所以她們雖然也錙銖必較，但是在某些放長線釣大魚的時候，她們也可以分文不取，甚至倒貼。 -------- ２所以，所有的良家婦女最痛恨的就是“二奶”，因為她們對原有婚姻的威脅最大。層次越低的暗娼，良家婦女覺得對自已婚姻的威脅越小。當然，精神洁癖者除外。 第三層的“陪女”和第四層的“叮咚小姐”所尋求的，不僅僅是現金，更是她們因此而獲得的那种相對奢華的生活方式。她們的一句行話是“腳底不沾土”，就是出門有車、進門有地毯的意思。別說農村妹子，就是大多數城市小姐，在日常生活中也無法享受到這樣的“待遇”。所以，這些賣淫女們雖然時常無客，甚至餓飯，卻仍然頑強地堅守陣地。 第五層和第六層的“發廊妹”、按摩女和“街妹”，往往沒有多少奢望，一手交錢一手交貨而已。价格是她們的命根子。所以，雖然她們的生活條件和工作條件比一般人想象的苫得多，受剝削和受傷害的可能性也大得多，但是她們仍然可以挺過來。 第七層“下工棚”的賣淫女，恐怕連掙錢都是夢想了。她們往往是流落街頭的農村外出婦女，相貌差，年紀大，甚至拖儿帶女，連做“街妹”的資格都沒有。一些臨時組建起來的“民工隊”３，把她們收留起來，白天是保姆，晚上是“公妻”。她們往往連固定的价格都沒有，民工給她們的不是“小費”，而是“接濟”。即使整個民工隊都我不到活干，她們也仍然會像所有窮人的老婆一樣，苫撐苦熬下去，不會輕易“跳槽”。 -------- ３而在那些由老鄉們組成的民工隊里，這种情況筆者還沒有听說過。 所以，從收費不收費這一點上來說，最高級的和最低級的賣淫女，都很像妻子。無論是多么高雅的妻子，或是“黃臉婆”，妻子都是不收費的。硬要說在二者之間存在著一道涇渭分明的鴻溝，恐怕只是某些“知書達理”者為了保衛自己的切身利益而發出的夢囈。 所有7個層次的賣淫女，當然都力圖一層一層地升上去。第三層的“陪女”，由于接触的顧客往往是各种“体面人”，想靠“三陪”或者賣淫而成為“二奶”的動机當然也就更加溢于言表。但是從業一段時間后，大多數人都被固定在某個層次上，也就听天由命了。尤其是，在這7個層次里，第一和第二這兩個層次构成了賣淫的上層，第三層和第四層构成了中層，第五層和第六層构成下層，第七層則是底層。在每一個大的層次之內，賣淫女有可能上升，但是很少有人能夠從一個大層次上升到上面的大層次里去。這是因為，這种上升，不僅僅靠身材相貌等外在條件，更要靠自己的基本動机的改變，靠對于賣淫這個職業的深刻理解。可是，大多數賣淫女都沒有足夠的能力做到這一點。与此相反，這种工作里的失敗和“下崗”卻很常見。一旦遇到市場不景气，就連頂端的人也不得不放下架子，“深入基層”。 4.組織者的分層 中國地下“性產業”的組織者，無外乎是“大戶”与“個体戶”兩种人。所謂“大戶”，就是那些為了獲取利潤而投資于“性產業”的人，或者說是把性產業當作“企業”來經營的人。他們一般都是財大气粗，或者有權有勢。所謂“個体戶”則是指那些單干的、主要是為了以組織賣淫而謀生的人，也就是那些操縱單個暗娼的皮條客或者雞頭。 在開始的時候，“大戶”們雖然都知道，賣淫業最上面的兩個層次可以帶來最大的利潤，但是他們很難長期控制住這樣的賣淫女。最下面的兩個層次是最容易被他們控制的，但是獲利甚少，他們又不屑為之。因此他們在一開始時，都不由自主地向第三、四、五這三個層次投資。所謂“歌舞廳比副食店還多”的局面就是這樣形成的。 可是在最初的發展中，由于缺乏資金和“關系”，這個產業里的“個体戶”們迅速地控制了頂層和底層，而且也确實興旺過好一陣子。可是，好景不長。頂層和底層的賣淫女越來越明白，由于不需要專門的營業場所，也不需要去組織“客戶网絡”，所以她們自己完全可以“獨立作戰”。再加上她們也積攢了一定的資本，所以紛紛脫离“主子”去單干。這就迫使“個体戶”們不得不涌向賣淫業的中層，去跟那些“大戶”們競爭。 在這种競爭中，“個体戶”的优勢在于他們的成本极低。所以當市場不景气時，他們向包袱沉重的“大戶”們挑戰，挖走了許多“人才”。但是在平常的行情之下，“大戶”在資金和“關系”兩方面的优勢卻更加具有決定意義。結果，整個“性產業”在保持基本上“均衡發展”的同時，形成了“兩頭是個体，中間是大戶”的局面。暗娼和嫖客也都被按照這7個層次給分流了。 但是時至1995年，情況大變。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自從80年代后期就一直被明文禁止的异性按摩，現在又沒人去全力查封了。于是至少在華北各地，桑那浴和异性按摩瘋狂般地增加。在數量上，僅僅北京就已經出現了好多家專門安裝桑那浴和按摩設備的裝修公司。在地理范圍上，就連華北某個國家級的貧困縣也堂而皇之地建起了一座賓館式的、帶异性按摩的桑那浴室。到了1997年，在中國西部和西南部的許多地區，又出現了所謂“洗腳屋”，大致与東南地區的“發廊”差不多。 結果，新的分流形式也就應運而生了。在華北的許多縣里，卡拉OK廳、歌舞廳和發廊里，已經很少再有專門的暗娼了。她們都集中到异性按摩的地方去了。歌舞廳里的“小姐”已經干起了專業的“新三陪”（陪歌、陪舞、陪聊天）。如果顧客或明或暗地提出買淫的要求，小姐們會用一句話來打發：“去按摩吧。” 許多异性按摩還有“客房服務”或者“家庭服務”，有的地方則叫做“出台”，以區別于在按摩室里干活的“坐台”（這兩個詞都是從“三陪”那里借用來的）。与此同時，由于受到按摩女的強大競爭壓力，那些“檔次低”的賣淫女們只好日益集中到各种“路邊店”里去，而且所提供的“服務”也越來越僅限于“打炮”。 在一些地方，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官方的嚴格查禁仍然主要針對歌舞廳里的“三陪”。這樣，賣淫女向按摩室和路邊店的分流就更迅速、更全面。“性產業”的一种新格局正在形成之中：除了“二奶”這個層次仍將繼續壟斷“性產業”的頂層以外，那些主要向社會的中層以上人員銷售的按摩女，將迅速占据“性產業”的上層和中層。她們將主要提供性的行為“服務”和一些性的人際關系。那些僅僅出售性交机會和性器官的下層暗娼，將不得不屈居在簡陋的路邊店里，主要向社會的下層人員銷售。 在這种格局中，那些僅僅從事“三陪”的女性反而被從直接的賣淫中解脫出來了。她們將日益轉向專門的“陪伴服務”，向那些并不想直接買淫的顧客銷售某种情調、某种感覺和某种生活方式。 這當然也是男客里的某些新需求的產物。不管他們是不是因為嫖得太多了，反正越來越多的男客開始尋求某种更加具有人際交往色彩的陪伴服務，而不再是直接的性交。民間流行說法把這叫做“該瀟洒就瀟洒，該回家還回家”。它最不容易損害原有的婚姻家庭，也最不容易傳播艾滋病，更不触犯“沒上床就不是性”這樣的中國人的基本性道德。所以，這种陪伴服務的价格也降下來了。例如1997年初，在中南某個中型城市里，陪舞一個晚上的“全市統一价”（其實是一般行情）僅僅是50元，外加給“吧台”（其實是給歌舞廳）的10元。許多時候，陪舞小姐的小費可以降到30元。因為一位小姐說過：“過去在厂子里，最多也就是這么多（每月大約800到900元）。” 這种分流，目前還看不出中止或者轉變方向的苗頭。1997年5月，福建晉江市已經開始征收“公關小姐”的個人所得稅４。因此筆者預測，政府下一次的放松，將是不再禁止那些沒有賣淫的三陪５。那時，“性產業”的發展就會轉向性服務具体方式的分流了。 -------- ４据筆者所見，這件事情是《中國青年報》首先披露的，而且馬上引起輿論大嘩。 ５自從80年代初以來，政府的政策以3年左右為一個周期。最開始是反對“奇裝异服”、“濃妝艷抹”和“蛤蟆鏡”（墨鏡），可是3年后它們就普及了。接著又反對迪斯科与搖滾樂，3年后它們也普及了。异性按摩從1988年底開始正式禁止，到1992年在南方就普及了。反對“三陪”是某個中央大報從1994年開始鼓吹的，所以在1997年，時辰已到，“三陪”在許多地方都已經是“眼開眼閉”了。今后還會不會仍然如此呢？ 由于不斷地嚴厲“掃黃”，中國“性產業”發展出一种“假黃”現象。簡單說就是：看起來“黃”得可以，但是真去買或者真去“掃”時，卻又發現其實什么也沒有。 早在80年代初，這种把戲就已經很流行了。當時有許多農村少女在一些鬧市里兜售“黃書”。乍一看，那書的封面上居然印著女性雙乳的正面彩色照片，但買回來打開一看，原來是一本介紹如何預防乳腺癌的科普讀物，連“黃”的邊都不沾。 在隨后的十几年里，中國商人們制造“假黃”的本領越來越高，規模越來越大。几乎所有能跟婚姻、家庭、人生、情感搭上線的書籍，都被或明或暗地扣上“性”字或者“女人”。如果看看那些書的促銷廣告，人們會誤以為中國的“性解放”比任何國家都厲害。其實呢？商人精明得很，越是掃黃，“假黃”賺的錢就越是比“真黃”還多。他們把這叫做“靠政策發財”，又何苦真去“制黃”和“販黃”呢？1995年以來，一些包含色情內容的、計算机（個人電腦）用的激光視盤（影碟）開始流入華北。有關當局聞風而動，大舉查抄。兩個月后，數倍之多的“假黃”視盤就蜂擁而來，而且价格只升不降。 色情服務業和賣淫業也是“假黃”更比“真黃”多。在山東某地，一些路邊小飯館的小姐們恣意地裸露身体，甚至包括“裙下無褲”式的招襪，但是她們仍然是只賣飯，只不過飯費乘以5到10倍而已。如果客人稍有不滿，勒索和搶劫就應運而生。在華北某地，“小姐”會闖入客房。若不堅決驅逐，她就自行裸露，隨后按照裸露的程度收取“眼福錢”。不給？門外有大漢們恭候。還有更高明的，一個“靚妹子”以低价把客人招來，交給一個“孩子他媽”去“做”。早知道客人不干，所以“靚妹子”的价錢就上去了。 這也許是抑制嫖客的最好方法，也許是比公安局更厲害的罰款。也可以說，“假黃”就是一种“掃黃”，而且可能比政府的真“掃黃”還有效。但是“假做真時真亦假”，賣淫中的并發犯罪也隨之大量增加，而且利用“假賣淫”來敲詐勒索甚至圖財害命也日漸增多。 凡是進行“掃黃”的國家和歷史時期，就一定會出現“假黃”，而且“假黃”的泛濫一定与“掃黃”的強度成正比。如果我們仍然相信“万惡淫為首”，為了徹底肅清“黃毒”而不惜讓其他犯罪出現和發展，為了懲罰嫖客而不惜讓本來是“軟犯罪”的暗娼變成土匪，為了清除性方面的丑惡現象而不惜犧牲整個社會最起碼的規則，那么“假黃”就真是功德無量了６。 -------- ６還有比這更殘酷的人心。1997年12月，在北京召開的一個國際會議上，雖然政府的部長都說，不應該歧視艾滋病病人，但是仍然有一位具有高級職稱的性病預防醫生在飯桌上說，艾滋病可以“淨化种族”，因為那些“坏蛋們”都會得艾滋病死掉。 1995年以前，至少在南方那几個外來打工妹相對集中的城市里，暗娼首次賣淫的動机，仍然主要是因為找不到足以跟賣淫的收入相比擬的其他工作。所謂“貪圖享受”其實只是一個神話。現在也仍然如此。但是情況也出現了一些變化： 首先，越來越多的外來女性，在离家外出之前就已經做好了賣淫的心理准備和信息准備。据筆者的個案調查，在那些新近來到華北各地賣淫的“小姐”中，大約一半還多的人是通過那些先來的女性介紹，才找到賣淫的場所与工作崗位。她們在沒來之前就已經知道那個場所是干什么的，自己去了必須干什么。在河北某縣城的某娛樂中心，老板分別以招收按摩小姐和歌舞廳服務員的名義，從東北和四川招來24名年輕女性。其中只有3人在報名時沒有想到會是從事色情服務。上崗之后，僅有1人堅持拒絕“出台”。有些“小姐”在沒來之前，就已經通過其他小姐的介紹，知道了賣淫的規矩、行為細節、自我保護方法、与老板的經濟關系和人際關系等等詳細情況。 當然，也有許多打工妹在沒來之前就打定主意不肯賣淫，因此她們只去飯館工作，不去歌舞廳和按摩場所上班，而且往往事先就摸清了所去地方的大致情況。 這不僅僅是一种分流，而且是一种專業化的趨勢。如果持續發展下去，一個職業化的階層就會出現。 另一個新發展是，越來越多的賣淫女性開始在更大的范圍內流動，不斷尋找更好的就業机會。在1994年的那几個南方城市里，大多數中層以下的賣淫女性，是相對固定在某一個場所中或者某一個老板手下。她們的主觀期望是：工作一段時間。掙夠一定數目的錢，就回家去另謀其他職業。但是到了1995年，在華北各地賣淫的女性里，卻有1／4的人是曾經流動過的，不僅換過工作地點和場所，也換過城市，最多的一位換過8個城市。她的原話是：“只要肯干，到哪里都能找到（賣淫工作），還可以自己挑（地方），很自由的。” 尤其是在1995年北京召開世界婦女大會期間，在北京賣淫的小姐們大多數都分散到華北各地繼續“工作”。她們的口號是：“9月20日以后再回家。”（這個“家”是指北京。9月20日則是婦女大會閉幕的日子。）在華北某市，小姐們打點行裝、重返京城、眾人相送的場面，真讓人怀疑：這种突擊掃黃究竟有什么用？ 這些見過大世面的小姐們，在小地方的其他小姐里煽起了欲望之火。一位北京來的客人向老板抱怨說：“怎么每個小姐都想上北京？老問我北京的情況，真煩！”老板則反過來抱怨說：“真不該用那几個北京來的，把這儿的人心都搞散了。” 据說，來自東北那些不景气的國營企業的下崗女工，越來越多地流入華北各地的各种服務業。其中進入色情業或者賣淫的也越來越多，越來越引人注目。 由于老鴇要被判重刑，各种色情場所的老板們總是千方百計地把賣淫行為搞得像是自發的、兩相情愿的、老板被蒙蔽的。但是老板的各种規定實際上是迫使小姐們不得不賣淫。這又可以分成三种情況： 第一种情況是“暴政”，就是老板運用各种手段直接強迫小姐賣淫。傳媒對此已經有過比較多的報道，因此不再贅述。 第二种情況是“專政”，就是老板僅僅運用“經濟強制”來促使小姐們賣淫。例如在筆者所考察的華北各地，大多數按摩小姐根本就沒有任何固定的工資，全靠客人給的小費。許多老板還要收取她們的食宿費。如此這般，不賣淫行嗎？ 華北某縣城的一個按摩室里，明晃晃地張貼著一幅“服務說明”。其中當然少不了“禁止色情服務与賣淫”的字樣，但是同時也規定：1.按摩小姐的小費，完全由客人視其滿意程度付給，本室沒有最低小費標准。如果客人不滿意，有權拒絕付小費。本室不理睬小姐的投訴。如果小姐因為小費与客人發生爭吵，本室立即解雇小姐。2.沒有客人的同意，任何人不得進入按摩房間。即使“叫鐘員”通知按摩時間已到時，也不得進入按摩房間。這樣一來，按摩房間里會發生些什么，還用得著跟小姐和客人說嗎？ 因此，盡管全中國的按摩室還沒有一個膽敢在招牌上寫上任何色情的字樣或者圖案，但是恐怕人人都能猜到那是干什么的。這迫使一些不賣淫的地方不得不再三強調，自己是健身按摩、保健按摩或者醫療按摩，而且不能排除其中有挂羊頭賣狗肉的。 第三种情況是“仁政”。其中有一些老板僅僅是為那些已經從業的暗娼們提供一個營業的場所，然后收取一定的費用，并不直接組織賣淫，也不強迫賣淫（當然，這在中國法律上叫做“容留賣淫”，同樣要受懲罰）。還有一些老板完全按照正常標准給女服務員提供食宿和工資，也不強迫她們賣淫，但是卻并不禁止和制止小姐當中的賣淫者。老板認為，等到“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后，其他小姐自然會“跟上潮流”的，又何必強迫她們呢？ 在華北某新興縣城的某場所里，老板把他的管理經驗叫做：不“出台”的要保護，不准客人騷扰；已“出台”的也要保護，不准別的小姐歧視。老板還規定：每個小姐剛一來，領班或者經理都要問她愿意不愿意“出台”。如果不愿意，絕不安排客人。但是以后時常還會去問她，直到她同意出台或者最終辭工不干。因此在一些這樣的場所里，也仍然有一些明哲保身的小姐。也是因此，那些負責管理小姐的人被叫做“區委書記”，就是“紅燈區”的“書記”。 在這三种內部管理模式中，最關鍵的是暗娼与老板之間如何分配所獲得的利益。無疑，暗娼是被老板剝削的，只是方法不同，被強迫的程度不同而已。 一般人都認為，“性產業”的最大的利益集團，應該是嫖客。嫖客是些什么人呢？肯定是各個社會階層的人都有，但是老百姓的民謠卻是直接指向某些特定階層的。例如：“十個老板九個嫖，十個（坐台）小姐八個娼。”“厂長，厂長，家花野花全養；承包，承包，家雞野雞全包。”“漂亮女子腰間挂（BP）机，不是家雞就是野雞。”“男人有錢就變坏，女人變坏就有錢。” 但是地下“性產業”的真正利益集切肯定是那些或明或暗地組織賣淫的老板們。只不過在目前的中國，任何一個開業或者准備開業的老板，都不得不協調自己与其他利益集團之間的關系。一般來說，在華北的大多數地方，“強龍”与“地頭蛇”之間的關系，都在從合作日益走向爭斗。 地頭蛇們一般都已經搶先占据了色情業的黃金地段。但是由于他們往往遵循井底之蛙的思路，過于相信“關系通，政策松”，拼命地想發展直接賣淫業。因此當按摩被出乎意料地許可時，他們一時轉彎不及，被財大气粗的外來強龍占了上風。華北的許多市縣一級的色情場所，已經被更大城市里殺來的“大腕”所壟斷。那些用數千万甚至上億元人民幣堆起來的豪華娛樂場所，似乎已經成了當地的新景觀。 其中大多數是外來資金与當地聯營的，而且每個老板都把自己的聯營者說成是大得嚇死人的單位，尤其愛說是跟各种專政机關聯營的。在筆者所調查過的華北6縣2村的19個娛樂場所里，有15個號稱是跟外地的大單位聯營的，他們自稱涉及公安、安全、武警、部隊、司法等所有專政系統。但是實際上，絕大多數只不過是跟一些財大气粗的人聯營而已。就連某些號稱是國家級的著名大公司，也在許多小城市里染指娛樂場所。許多地方的人把這叫做“引‘黃’工程”。這些強龍帶來了資金和“繁榮‘娼’盛”，因此在有的地方，老板宣稱：沒有當地最高領導的簽字，公安局的人就不能進入這些場所。 地頭蛇們只好在傳統的“三不管”的各縣交界處安營扎寨，形成一小片一小片的路邊店聚居區，或者屈尊于縣城的邊緣。當然也有在街面上跟外來財神相抗衡的，于是各种明爭暗斗也就愈演愈烈。有的地頭蛇拼命舉報強龍的賣淫活動。有的強龍居然活生生地把一些地頭蛇的地盤強買下來。有的以爭風吃醋為掩護，給對方來一個打砸搶。有的則是搞“人才競爭”，把對方的領班人物挖走。在某個著名湖泊的岸邊，大村里都有歌舞廳，由地頭蛇興辦；而湖中心的島嶼上，則是由強龍們壟斷。于是雙方都把跟對方的斗爭叫做“打鬼子”，甚至發展為一次械斗。 隨著地下“性產業”的發展，各种与之相關的利益集團，很可能會迅速形成某种社會力量，甚至出現一些隱蔽的政治斗爭。想想千百年來的基層秘密社會和五花八門的幫會，這應該是社會學研究“性產業”時最注意的問題之一。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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