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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金礦區里，加上白天上山晚上下山的人在內，總共有大約2.8万人口，卻有舞廳8個，卡拉OK廳7個，發廊5個，錄像放映廳5個，台球廳4個。娛樂場所總計有29個。 所有這些場所，都是棚子。那些舞廳或者卡拉OK廳都比較大。其中最大的那個是一個舞廳兼飯館，整個占地面積將近100平方米，其中的舞場也有40平方米之大。發廊一般都很小。其中最小的兩個，各自包括3個按摩房在內，都只有大約20平方米。錄像廳和台球廳處于中間狀態，一般都不足40平方米。 所有這些場所如果同時營業而且客滿，估計一共可以容納大約1500人娛樂，也就是占到社區總人口的5％多一點。對于這樣一個偏遠的金礦區來說，這個比例已經很高了。１ -------- １与此相比較，北京市1996年總共有3000家左右的歌舞廳，估計最大容量在30万人左右，只占市區總人口（包括300万流動人口）的3％－4％。當然，大城市的電影院等其他娛樂設施很多，而這個金礦區卻沒有。但是僅僅用歌舞廳來粗略地比較一下，也可以看出，這個金礦區的娛樂業，對于那樣一個地方來說，已經很發達了。 這些場所相當分散，相隔較遠。這是因為人們居住得也很分散，而且棚子區之間來往不便，所以娛樂場所也只好各自為戰，逐人群而建。 山上沒有專門的旅館，但是几乎所有的舞廳和卡拉OK廳，都標明自己附設旅館或者提供住宿。其實大多數只不過是讓客人住在白天的活動場地里而已。甚至所有的飯館和商店，只要客人提出要求的話，都可以提供住宿。即使有的場所其實并沒有專門住宿的地方，老板也很樂于把自己的住處騰出來，供客人留宿，自己則去別處找地方。 這可以說是這個社區最大的特色。筆者上山以前，最擔心的就是恐怕不得不去工棚借宿。上山以后才發現這种隨時隨地可以住宿的情況，所以印象格外深刻。這种局面的形成，是因為投宿的人雖然很多，但是真正的旅客卻太少，不足以支撐哪怕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小旅館的生存。 在這個金礦區，投宿的基本上都是山上的人，都是為了“打炮”或者“陪夜”。因此毫不奇怪，山上所有的娛樂場所都自己備有小姐提供服務。而且，凡是可以提供住宿的地方，同樣也可以提供小姐；只不過并非自備，而是從娛樂場所里招來的。 筆者在山上的6天5夜里，先后詢問過9個娛樂場所、6個飯館和4個商店能否讓我投宿。結果，在三五句的交談中，只有一位幫助大人看守柜台的十來歲小姑娘，沒有反問我要不要找小姐。但是，筆者無法再詢問更多的地方了，因為山上畢竟太小了。盡管筆者后來注意到這個問題，白天盡量少出去逛，但是在第三天里，許多人就已經認識筆者了。終于，一位OK廳老板毫不客气地問道：“你到底想要什么樣的（小姐）？還沒挑夠嗎？！”于是筆者知道，這樣的面上的訪查必須結束了。 那么山上一共有多少嫖娼賣淫場所和多少暗娼呢？訪談的對象不同，回答也就非常不同。工頭和民工傾向于往多說，甚至有一個民工肯定地說，至少有100家，每家至少有10個小姐。２于是筆者進行測謊詢問，結果他承認自己并沒有真的去數過。 -------- ２金礦區以外的人，甚至那些上山走馬觀花的人，更傾向于往多說。例如，一位在山上呆過一個白天的高文化先生，就曾經斬釘截鐵地告訴筆者：山上的三陪場所至少有200家。 相比較而言，娛樂場所的各位老板相當了解內情，但是在一開始的時候，為了拉住筆者這個“客人”，他們卻傾向于往少說，恨不得說“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筆者也曾陸續詢問過指揮部的3位干部，但是只有后來与筆者混得最熟的那位，在筆者快要下山的時候，才提供了一些從官方角度來看的情況。 由于筆者已經過早“暴露”，無法繼續采用挨門挨戶的“喬裝”訪查；由于山上人稠地窄，無處藏身，也無法進行定時定點的“蹲坑”觀察，所以只能綜合各方面的說法与筆者的局部訪查，把這個金礦區的“性產業”的規模初步确定為：在筆者進行社區考察的這個時段之內，山上一共有36家左右的場所備有小姐（其中有10家左右是飯館）；每家備有1人－5人（中位數大約是3人）；小姐總數在80人－130人之間；其中拒絕賣淫的几乎沒有。 這樣算下來，与金礦區的大約2.8万總人口相比，小姐的比例大約是3□－5□。對于這樣一個很少有外地游客、并不具備城市的基本條件、社會階層相對非常簡單的偏遠礦區來說，這一比例已經夠高了。 一般來說，如果僅僅從經濟上來看的話，那么衡量一個地方的“性產業”，有兩個最主要的指標： 1.小姐的行情 在這個金礦區，在筆者考察期間，“打炮”是：開价50元，還价可以是30元，甚至20元。“陪夜”：開价150元，還价可以是100元，甚至只是一半。“三陪”：開价是30元，還价是10元；如果接著“打炮”或者陪夜，還可以优惠一些，甚至忽略不計。３ -------- ３這里所說的各項情況，都經過分別詢問和測謊。明顯不一致和前后矛盾的說法，都已經刪除。測謊過程，詳見以下各節。 2.性交易的頻率与總量 筆者在此次社區考察中，總共記錄到38人次４的嫖娼。由于山上的這种活動相對公開（如前文所述），所以其中27人次是筆者自己獲知的，11人次是老板或者小姐事后說的。 -------- ４使用“人次”，是因為其中可能有同一人嫖多次，但是筆者無法鑒別出來。 所謂獲知，主要有兩种途徑：５ -------- ５有4例情況是這兩种途徑的交叉或者重合，這里并沒有計算進來。 一是“看”，就是既看到小姐与客人談生意，又看到客人進入小姐的單間或者小姐所在的棚子，并且呆了不少于10分鐘。這樣獲知的有13人次。其中7人是在白天，至少也是在天沒有黑透的時候。另外6人則是在晚上，都是在棚子內，在小姐陪吃、陪舞、洗頭之后。 第二种途徑是“听”，就是筆者雖然并沒有看到嫖客何時進入小姐的單間或者棚子，但是他倆的性交易活動，卻可以在棚子外面或者隔壁的單間里听到。這樣獲知的有14人次。尤其是筆者入住A場所的第一天夜里，4位小姐都在陪夜，其聲響，簡直有點像“喧嘩”。 當然，筆者不可能時時刻刻都守在入住的場所里。但是老板和小姐有時在事后也說起客人來過的事，筆者又努力繞著詢問，因此得知，可以确認的事例有11次。６ -------- ６筆者怀疑与考察相重复的有3例，已經刪除。 在這樣的“入住考察”中，筆者沒有記錄下來的事例應該不多。這樣算下來，就可以得到一個下限：在A、B兩個場所里，9位小姐在6天5夜里接客38人次，每人每天平均有0.8個嫖客。 這樣，筆者就可以進行如下推測： 如果按照筆者的推測，山上有80－130個小姐；如果她們人人都是這樣，那么在這個金礦區里，每天平均出現大約60－100次性交易，每月就是1800次到3000次。 如果每次性交易都僅僅是一人做一次，那么在當地的2.8万總人口里，每個月里大約有6％－10％的人曾經參与過性交易。７ -------- ７這里之所以用“每個月”作為推測的時間單位，并沒有事實的依据，而是筆者認為：在一個基本不流動的社區里，潛在的嫖客可能要到一個月左右，嫖娼的動机才會強烈到足以產生行為。當然，“老客”可能只需要半個月甚至一星期。總之，這里只是推測，只是為了讓讀者有一個易懂的印象。 當然，筆者決不敢說自己的資料是真金不怕火煉。但是這樣的大致推測，可以避免人們經常出現的夸大估計。一般來說，普通人很少有机會真的去實際接触“性產業”，但是它在中國的蓬勃發展又很容易引起人們的好奇、惊慌或者道德義憤。因此，只有少數人或者“非禮勿听”的人，還在念經般地說這只是“几只蒼蠅”，是“沉渣泛起”。其余的絕大多數人，都不由自主地把“性產業”的規模估計得過大，甚至到了离奇的地步。尤其是一些走馬觀花看見過几位小姐的人，更容易說出一些荒謬的數字來。８ -------- ８例如，《南方周末》1997年7月11日的一篇其他題材的文章里說到：“這個不足4万人口的縣城每晚竟有1千多個三陪小姐在活動。”不過，該文作者如實說到了“听說”二字。這樣的估計，顯然沒有進行過任何測算。如果真有這么多三陪小姐，即使每人每天只有0.5個客人，那么她們每個月就要進行三陪1.5万多次。該縣城的成年男性應該只有1.3万左右。那么就是說，當地的所有成年男性，每人每月都付錢讓小姐三陪一次以上；或者說，當地至少有500個成年男性，每天都花錢買三陪，一人不少，一天不缺。這，現實嗎？ 在中國歷史上，道德風气一直是關乎治國平天下的大事，是高度政治性的話題。現在此風再起，搞得人們很難對地下“性產業”的規模真正地就事論事。大多數故意夸大“性產業”規模的人，往往都是“意在沛公”，都是為了實現其他方面的心理宣泄。 例如，有些人總是希望把問題說得嚴重些，以便佐證“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甚至試圖据此向那些看著不順眼的人興師問罪也說不定。另外一些人則是在制造從眾的借口：別人都在干了，我為什么不可以干？當然，也有一些人是悲天憫人，但是一般的也不過是据此抒發一下自己的“人文情怀”而己。 筆者并不奢望有朝一日人類能夠統計出“性產業”的真正規模，只想提倡一种現實的估計方法：至少拿一個考察結果來，然后再据此推測。 當然，這里的“性產業”也有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筆者雖然并沒有找到最早上山賣淫的小姐，可是卻找到一位了解當初情況的溫州工頭。他曾經在1995年年底到1996年春天在這里當過近4個月的工頭。后來他下山去了別處，1997年4月又再次來到這里當工頭。他的訴述具有一定的歷史比較价值９。此外，与筆者最熟的那位指揮部的干部，是1996年6月最早上山的干部之一，而且出身于公安部門。他所說的情況，可以補充溫州工頭所缺少的回憶，還可以互相檢驗。因此，總結兩人的敘述，可以勾勒出這樣一幅歷史圖像： -------- ９筆者是在OK廳結識他的。他會講普通話。筆者運用“嫖友交流”的訪談方法，与他長談兩次，大約共計80分鐘。在這种“嫖友交流”中，對方吹牛的成分往往很大，需要不斷地測謊。這里所引用的他的敘述，已經与干部所說的內容進行過對照，刪除了明顯不一致的說法。例如，他估計在金礦區發展的第一和第二個階段中，賣淫婦女就已經多達200人。但是干部卻說不超過80個。所以，筆者把兩人的估計均予以刪除。歷史上的賣淫婦女人數，只好付缺。 在1996年6月干部上山之前的第一個發展階段里，這個金礦區里還沒有正式的性交易。當時只是有一些從附近山區來做挑夫的女人，偶然地讓別人“打炮”，賺一點小錢。工頭回憶說：“那時候也就是老板和工頭想找女人，因為（他們）都是遠道而來的，又不能隨身帶（女人）……也不好找，總是有當地（男）人指點，看哪個女人不正經……就是在樹叢里打一炮。便宜，10元就行。有的女人還傻得不敢張口要錢……（這樣的）女人沒有年輕的。” 這樣的性交易顯然是很初級的。當時金礦剛剛開采，來當挑夫的附近農民還不多，工錢很高，挑1市斤的東西上山大約要1.5元工錢，有時要2元（現在才1元或者更少）。与此相對照，“打炮”的价格也太低了。因此可以推測，當時的買賣雙方，都把這僅僅看作是一种“撈外快”，而非職業。所以，雙方也僅僅是行為意義上的嫖娼賣淫，而非身份上的所謂嫖客与暗娼。 有意思的是，恰恰是隨著干部上山，職業化的性交易也開始大發展了。一位干部對此感触很深。他以抱怨的口气談到：剛上山的時候，我們天天要抓最基本的治安秩序，忙得不可開交。可是那些“雞”也偏偏來搗蛋，有的偷嫖客的東西，有的互相打架。還有的丈夫上山來找，把“雞婆”打得頭破血流，還要拉著滿山游街示眾。真是搗蛋，害得我們不得休息。 兩位知情人都談到：恰恰是在這時，山上開始出現最初的“雞窩”。其實也就是自己搭一個小小的窩棚，比一般住人的棚子要小得多，差得多，常常是兩頭通气，連遮人耳目都做不到。“雞婆”在里邊舖上几張破紙，就開始賣，連塑料布都沒有。如果沒人來，她們就出去串棚子。有的是拉人去她那里，有的干脆是就地解決了。 這一段歷史，在山上几乎盡人皆知。直到現在，盡管情況已經大變，仍然有許多人雖然自己就住在山上，卻依舊把歷史當作現實來傳誦。在山下，在百里開外的其他縣城，這种“滿山搭窩、串門賣淫”的故事更是沸沸揚揚，人人當真。十 -------- 十筆者的朋友顯然也信以為真，并且把信息傳過來。這是筆者選定這個礦區來考察的最重要原因。筆者上山以前，曾經希望能發現一個“性產業”處于發展的最初階段的典型。 當地“性產業”走向正規化，是在金礦區發展的第三個發展階段，就是從1996年冬天開始，政府部門由抓治安轉向抓經濟的那個時期。 那時，第一批娛樂場所建立起來了，大約有十五六家。小姐們也開始“各歸其主”，紛紛找到了栖身之地，与店主建立了伴生關系。零散的、撈外快的、“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偶然為之的賣淫婦女開始減少，至少是不那么引人注目了。 這些情況，主要依据那位治安干部的回憶。他一方面把這种變化當作抓治安的成績來回憶，另一方面也含含糊糊地承認，腐敗是催化劑。 筆者不敢奢望在短短的几天里就能夠成為他的朋友。所以推測起來，他之所以能告訴筆者許多內幕情況，恐怕是因為筆者的身份已經遠遠超出了他所擁有的參照系。他不知如何是好，只得把兩套面具來回換著用。結果言多必失，一些真實情況也就露出來了，即所謂“一不留神就說真話”是也。□ -------- □當然，這种調查方法恐怕不能普遍運用。因為許許多多的干部，一旦發現你超出了他的參照系，馬上就干脆一言不發，靜觀其變。這种“護官法”，常人很難突破其壁壘。 到了金礦區發展的第四個階段，“性產業”開始成龍配套。不僅容留小姐的場所和小姐的人數都增加了，而且錄像廳和台球廳也發展起來了。 据筆者的現場觀察，錄像廳在白天一般是不放黃色錄像的，因為票价太便宜，1元錢進門，時間不限。但是有的傍晚，老板會要3元錢一個人，那就是說，有“好戲”要開場了。 有時候在白天，一些觀眾也會要求放映“黃片”，于是老板就會跟他們討价還价。大家好像都把這种討价還价當作一种娛樂，總是妙語連珠，聲情并茂□；總要爭論上那么七八分鐘，老板才肯“無條件投降”——不加錢也給放了。這种情況下，老板著眼的，可能不是眼前的收費，而是占領市場。 -------- □由于他們都說方言，具体內容不甚清楚，但是那种歡快的气氛和嬉笑戲謔卻是有目共睹。 最有意思的是，老板常常是只放一小段就停。可是并沒有人不滿。觀眾們就像乖孩子一樣非常自覺：老板放了，就鴉雀無聲地看；不放了，就一言不發地站起來再等等；老板一關机器，大家都無聲無息地走掉。這跟剛才討价還价時的嬉鬧，簡直判若兩人。這并不是守紀律，而是因為觀眾都很年輕。他們必須屏息靜气地努力壓制住被黃色錄像所調動起來的体內激倩。 金礦區的“性產業”發展起來以后，反而就沒有什么特色了，跟筆者所考察過的其他地方沒有太大的區別。 至于其他方面的具体情況，筆者將在以下的各節里詳談。不過，當地也有以下三种現象值得特別予以記載。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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