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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卑賤者



慧眼識英才

  1956年8月,“全國數學論文報告會”在北京舉行。經華羅庚推荐,陳景潤參加了會議,并在會上宣讀他的論文。
  北京,雄偉壯麗的天安門依舊是那么令人激情如涌,而陳景潤卻和當年不一樣了。這位在中學任教曾被辭退的年輕人,顯得比以前精神多了。雖然,仍是清瘦,但眉宇間洋溢著英俊之气。這個報告會是中國數學界元老俊杰云集的群英會,能在其中占一席之地,并非易事。陳景潤被分配在數論代數分組,該組的論文宣讀大會在古香古色的北京大學的一個教室中舉行。陳景潤又走上講台了。盡管陪同他去的老師事先不斷給他鼓气,要他沉著、鎮定,有條不紊地按照論文進行宣讀,但是,站在講台上,陳景潤發現,与會的30多位數學家的目光,全系在他的身上。仿佛,他突然被一道道來自四面八方的光束,緊緊地攫住了,一种莫名的孤獨無助感涌上心頭,接著,便是難以自持的惊慌,他,竟然變成了一只受惊的小鹿,不知如何是好。論文宣讀一開始,所有准備好的言辭,全部逃遁得無影無蹤,頭腦一片空白,他窘得難以自容。勉強說了几句,結結巴巴,不知怎么表達才好,猛然記起,應當在黑板上寫個題目。轉身寫完題目,說了一二句,又急匆匆地轉身在黑板上演算起來。手有點顫抖,不听使喚,眾目睽睽之下,他像是個不甚懂事的小學生,在黑板上畫來畫去,唉,怎么搞的,還不如在勤業齋106室的小屋中在草稿紙上演算那么嫻熟自如。
  這就是華羅庚极力贊揚的陳景潤么?台下的听眾開始搖頭,接著,嘀咕開了。當年,陳景潤在中學教書,第一堂課也是這樣的。思維縝密的數學家,言辭表達委實太讓人感到遺憾,茶壺里的餃子倒不出來,真是急煞人了。滿頭大汗,背上更是冷汗如洗,台上的陳景潤開始痴痴地站在那里,不知該說什么。
  廈門大學的李文清老師本來也屬文靜之輩,他比陳景潤更急,眼看陳景潤的論文宣讀炸鍋已成定局,他終于按捺不住了,自告奮勇地走上講台,對參加會議的代表解釋,他的這個學生怯場,主要是不善言辭,人們的目光流露出疑惑和失望。陳景潤則像是一個做錯了事的孩子,怯生生地站在一旁,正等待著懲罰。李文清老師忙對陳景潤的論文作了補充介紹。這一切,全落在端坐在下面的華羅庚的目光里。
  李文清老師講完,人們仍感到不甚滿足。一個魁梧的身影在眾人的目光中健步移上台去,喔,是華羅庚,這位中國數學界堪稱泰斗的大人物,頗有風度地向大家笑了笑,接著,闡述了陳景潤這篇論文的意義和不凡之處,充分評价了陳景潤所取得的成果。一錘定音,當人們盼望已久的掌聲終于響起來的時候,臉色蒼白的陳景潤才長長地吐了一口气。
  對于陳景潤的這篇論文,1956年8月24日的《人民日報》在報道這次大會時,特別指出:“從大學畢業才三年的陳景潤,在兩年的業余時間里,閱讀了華羅庚的大部分著作,他提出的一篇關于‘他利問題’的論文,對華羅庚的研究成果有了一些推進。”這個評价客觀且不乏冷靜,陳景潤的成果終于得到了公認。
  貌不惊人的陳景潤在宣讀論文時出了“洋相”,但他那銳利的進取精神,卻使華羅庚深深地感動了。他愛惜人才完全出自于自己的一顆真摯之心。華羅庚是江蘇金壇人,家境貧寒,又身患殘疾,沒有上過大學,精湛的數學造詣和深厚的數學功底全靠自己自學的。當初,只在金壇初中任會計兼庶務,幸有唐培經、熊慶來、楊武之、鄭洞蓀、葉企蓀等人對他的獎掖和幫助,把他調到清華大學工作,并給予無私的幫助和逐步的提攜,才使他成為中國數學界的一代宗師。以己推人,華羅庚把期望寄托在僅此見過一面的陳景潤身上。慧眼識英才,不得不佩服華羅庚的遠見卓識和寬廣的胸襟。他心里思忖著,廈門大學條件雖然不錯,但遠离北京,消息相對閉塞,适合科研方面攻關的陳景潤,在他身邊,必定會有更大的成就。他絲毫沒有把陳景潤的木訥和不善言辭等弱點放在心上,也不介意陳景潤的怪僻。心胸坦蕩的善良老人,曾經對他的弟子們說過:“當然我們不鼓勵那种不埋頭苦干專作嘶鳴的科學工作者,但我們應當注意到科學研究在深入而又深入的時候,而出現的‘怪僻’、‘偏激’、‘健忘’、‘似痴若愚’,不對具体的人進行具体的分析是不合乎辯證法的。鳴之而通其意,正是我們熱心于科學事業的職責,也正是伯樂之所以為伯樂。”伯樂們提攜了華羅庚,而今,時代庄重地把伯樂的重任賦予這位數學大師,他沒有讓人們失望。
  陳景潤載譽回到廈門大學,受到了校党委的熱情鼓勵,銳气正盛的他,并沒有松一口气,而是一鼓作气,在數論上的三角和估計等方面開展研究工作,不久,他的第二篇論文《關于三角和的一個不等式》,呱然落地,刊登在1957年第1期《廈門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上。
  華羅庚极力推荐陳景潤到中科院數學研究所工作,數學所主動和廈大協商,得到了廈大党委、王亞南校長和數學系的全力支持。1957年9月,陳景潤正式調到北京,進入全國最高研究机构,揭開了他生命史上坎坷而最輝煌的一頁。華羅庚的引荐和提攜之情,陳景潤是永遠銘記心中的,對待這位恩師,他尊敬有加,見面的第一句話就是:“謝謝華老師,謝謝華老師。”不善言辭的他,覺得只有努力工作,才能不負老師的一片厚望。進京以后,陳景潤仍然保持那种孤雁獨翔式的科研方式,他習慣于一個人獨處,習慣于單槍匹馬去叩響科學的殿堂。華羅庚充分理解陳景潤這种難以移易的獨特個性,他身為研究所所長,給了陳景潤充分的自由天地。對于這一切,陳景潤感激不盡。因此,“文革”大劫,“四人幫”中的重要人物遲群,曾專程叩開了陳景潤那間只有六平方米的小屋,神秘兮兮地要陳景潤揭發所謂的華羅庚剽竊陳景潤研究成果問題,陳景潤毫不含糊地站在真理的立場上,予以實事求是的回答:沒有此事。“四人幫”的陰謀化為泡影。
  陳景潤在“他利問題”上的貢獻,曾在“全國數學論文報告會”上公開宣讀過,并且在報紙上予以報導,華羅庚的《堆壘素數論》再版時,吸收了陳景潤的成果,并在再版序言中對陳景潤表示了足夠的感謝,“四人幫”妄圖抓住這一件普通的事情,大做文章,從而置華羅庚于死地,是极其惡毒和卑劣的。并不精通复雜政治背景的陳景潤,本能地預感到此事的嚴重性,當遲群找他以后,陳景潤立即把消息告訴可以和華羅庚直接聯系的陳德泉,使華羅庚做好了應有的思想准備,也使主持正義的人們在非常時期,做了不少保護華羅庚的有力的工作。最后,終于使這一幕由江青直接導演的丑劇,以“四人幫”的失敗而告終。
  滴水之恩,必涌泉相報。這是中國人民的傳統美德。陳景潤在自己身患重病住院的日子里,依然牢記著華羅庚當年對他的厚愛之心。華羅庚于1985年6月12日在日本講學時,心髒病突發而不幸去世,陳景潤聞訊悲痛万分。后來,為了永遠紀念這位數學大師,人們在中關村數學研究所門前的院子里豎起了一尊華羅庚銅像。在銅像揭幕儀式上,已是病重住院的陳景潤,坐著輪椅,堅持到這里向尊敬的恩師表示感激之情,他是由數學所的書記李尚杰同志推來的。据李書記回憶:當時,陳景潤已經病得很重,眼睛睜不開,但堅持著非來不可。他終于來了,他把綿綿的思念和無限的崇敬,永遠留在了這里。

三平方米的特殊世界

  北京中關村,素有中國“硅谷”的盛譽。
  塔松、白樺、楊樹,綠影搖曳。和拔地而起的現代化摩天大廈相比,這里的建筑顯然是落伍很久了。多數是五層樓,中式的大屋頂,西式的框架,編織出敦厚、穩重、庄嚴的韻致。初到北京的陳景潤,雖然在數學界已是嶄露頭角,但在人才濟濟、棟梁如林的中關村,他只是研究所的實習研究員,屬于小字輩。開始,住在西苑大旅社一號樓的集体宿舍里,后來,搬到中關村63號宿舍樓二單元一樓。仍是住集体宿舍,四人一間。都是快樂的單身漢,但陳景潤卻很難快樂起來。
  原來,他是一個很不善于和人交往的人,他樂于一個人獨往獨來,于是,深深怀念著廈大勤業齋那間七平方米的小屋,只要關起門,便可以一個人去神游那迷人的數學王國。到哪里去尋覓這個已經失去了的世界呢?真的應當佩服陳景潤的獨特之處,他的目光,居然盯住了那間只有三平方米的廁所。
  現在提起來,几乎是一個近似荒誕的笑話了:有一天,陳景潤壯著膽和同宿舍的同事商量,他希望得到他們的幫助,把廁所讓出來給他一個人用。當然,這個提議要給他們增添麻煩,因為,屋內只有一個廁所,他們要“方便”時,只好到對門的單元房中去。說完,陳景潤极為懇切而認真地凝視著他新結識的伙伴。
  他們一齊笑了,笑得如此的開心,几乎是异口同聲地回答“好!好!”君子成人之美。
  陳景潤如獲至寶,立即卷起舖蓋,住在他進京后的第一處寓所——三平方米的廁所。而且,一住就是二年。
  很難想象當年的情景。如今,這個廁所還在,咫尺之地,要放下一張床,怎么放得下呢?同室的伙伴,早已不知云游何處,也無法去細問當時的詳細情況,只有數學所的李書記還清晰地記住其中的一個細節:廁所中沒有暖气,北京的冬天奇寒,陳景潤在廁所的正中,吊了一個大燈泡,既照明又取暖。明燈高懸,照亮了七百多個夜晚,也照亮了這位堅韌不拔行進在科學崎嶇小徑上的獨行者的苦澀旅程么?
  《易傳》在解釋《易經》的“乾”卦時,有一句蘊意很深形象概括中華民族精神的格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它的意思是:天体宇宙,剛健地運行,有出息有作為的人,應該像天那樣勤勉自強,奮發進取,永無止息。陳景潤便是這樣的君子,他把中華民族的“韌”勁發揮到极致的境界。
  “他利問題”的解決,展示了陳景潤初出茅廬的雄健之風,到了北京,住在這個廁所里,他把奮斗的標尺定在攻克華林問題的目標上。這同樣是一個世界級的數論難題。這一問題曾有希爾伯特、哈代、華羅庚等人研究過,Dickson解決了k=4.5以外的最小g(k)。剩下的問題,在數論史上尚是一個空白。
  寒夜襲人。陳景潤的習慣是凌晨三點就起床干活。小屋真好,宁靜如水,連同伴沉睡的鼾聲也被隔斷了。他伏在床上勞作,像往常一樣,靈活的思維開始悄然啟步。
  是天气太冷了么?他總覺得頭腦有點不大听使喚,仿佛,剛走了几步,又茫然停了下來。北京不像廈門,四季如春,冬天里夜來香也照樣開花,把濃郁的香味慷慨地饋贈給千家万戶。為了御寒,陳景潤曾經嘗試著自己做棉衣,他想得天真而簡單:找了二件舊衣服,買了棉花,一件舖在床上,將棉花撕碎,均勻地舖上去,然后,再把另一件衣服覆蓋上,准備縫好,以為這樣就可以了。沒想到,腋下、袖子等拐彎抹角處,他無法處理。自制棉衣的舉措失敗了。攻克華林問題的一炮,也會打啞么?
  他是不會輕易屈服的。并非是盲目的自信,更不是蠻干。一位了解他的老朋友這樣分析:陳景潤的基本功下得很深,像老工人熟悉机器零件一樣熟悉數學定理公式,老工人可以用零件裝起机器,他可以用這些基本演算公式寫出新的定理。長期的苦讀,拆書、背誦、演算的題目,可以壘成山、匯成河,久練出真功夫,陳景潤的功夫,就在于熟悉了數論領域中每一朵飄逸的白云,每一縷飄逝的春風。百煉鋼化為繞指柔,堅韌,百折不撓,如魯迅先生所倡導的“強聒不舍”的韌性的戰斗精神,才真正有成功的希望。
  他几乎日夜都泡在這個只有三平方米的特殊世界里。除此之外,就是上數學所的圖書館,陳景潤十分欣賞這個被戲稱為“二層半”的地方。一幢舊式的小樓,沿著古老的油漆斑駁脫落的木梯爬上去,一片幽幽的天地中,是一排排書籍,光線不大好,從書架中穿過,便自然會產生走向歲月和歷史深處的感覺。有几許詩意,也有几分淡淡的落寞和凄清。陳景潤個子小,又不吭聲,他看書,翻閱資料,沉緬其中,經常忘記了時間的推移。工作人員下班了,吆喝几聲,看到里面一片宁靜,以為沒人,急匆匆地下樓,關門,鎖上。結果,把陳景潤關在里面了。他是不著急的,干脆就在里面看書,待第二天圖書館的工作人員上班,才發現陳景潤的眼圈黑了,蒼白的臉泛著青色,是熬夜?還是耐不往長夜和苦寒?沒有人去深究。管理人員向陳景潤道歉,他只是淡淡一笑,仿佛從來沒有發生這件事一樣。
  葉劍英同志在他的一首詩中這樣寫道:“科學有險阻,苦戰能過關。”通俗易懂,但未經苦戰的人們,怎能品味這二個字的沉重和份量呢?陳景潤調到數學所,正當青春年華,二十多歲的年齡,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事物几乎都向他敞開大門。而他卻把青春歲月的全部,獻給了攻克科學難關的偉業。
  繁華近在咫尺,誘惑也近在咫尺,陳景潤全都把它們拒之門外了。久居京城數十年,陳景潤居然無暇去飲譽中外的長城,而十三陵則還是后來和由昆談戀愛時才去的。旁觀者往往只看到成功者手中的鮮花和臉上怡然的微笑,對于那常人難以忍受的瑣碎、艱辛、勞碌、失敗,往往難以理解,甚至不屑去過問,這委實是人類的悲哀。
  他吃的更是簡單,最經常的食譜是:二個饅頭,五分錢的菜。手上提著一壺開水。陳景潤是頗能喝水的,具有特殊的講究:開水里總要丟下几片西洋參或人參。或許,這對于他是最奢侈的享受了,上好的西洋參和人參是買不起的,常用的是參須。他不止一次地向人們傳授經驗:喝參須和人參的效果是一樣的。是崇尚中國百姓民間的養身之道,還是人參對調節人身机能的确具有某种神奇的作用?魯迅先生有一句名言:“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牛奶和血。”這同樣是陳景潤人格的形象寫照。
  漫道雄關。陳景潤終于躍上峰巔了。1959年3月,他在《科學紀錄》上發表關于華林問題的論文《華林問題JgJ(5)的估計》一文,他的結果是:
  g(5)=37.19ほg(4)ほ27
  數論史上的一段空白,被陳景潤以最寶貴的青春為代价,填補上了。
  陳景潤在三平方米特殊世界中創下的奇跡,鐫入永琲漸v冊里。

風從南方來

  天有不測風云。人生道路更不像北京東西長安街那樣筆直、坦蕩。不過,陳景潤万万沒有料到,正當他在華羅庚的指導下,向數論天地中的一座座森嚴的峰巒挺進的時候,一場政治厄運會那么快降臨到他的頭上。
  從1957年反右斗爭之后,中國就進入政治上的多事之秋。帶有濃重极“左”色彩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嚴重違背了國民經濟的發展規律,造成了比例失調、經濟大幅度下降的被動局面。社會主義應當怎樣搞?在探索适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上,中國人民第一次付出极為沉重的代价。
  別有用心的康生,极力在教育、科研戰線推行极“左”路線,率先在武漢大學開展以整知識分子為目標的“拔白旗、插紅旗”運動。1958年8月20日,《人民日報》用大半版的篇幅報道了這場“批判”運動的情況,并配發了“本報評論員”的文章,號召“拔掉教育戰線上的白旗”。此風迅速刮向全國。武漢大學的党委書記親自到北大傳授經驗,和北大近鄰的數學所也全部去北大听報告,濃重的火藥味立即彌漫原來宁靜如沐的數學所。
  陳景潤依然神游在他的數學樂園。指點漫山秋色,審視夕陽西下,或恭迎紅日東升。對于政治運動,他弄不清楚,也沒有興致去弄清楚。自從到了北京,日常的政治學習,規定要去參加的記起來,是會去的,有時一忙,就忘了,所里的領導和同事理解他,從來沒有抓他的辮子。他想得很簡單:把科學難關攻下來了,就是對党對祖國的最大貢獻。因此,對待當時名目繁多的政治運動,他的認識顯得分外的幼稚,有時,甚至會鬧出笑話來。
  “拔白旗、插紅旗”運動是針對党內外學者的,并且,一開始就抓住了數學領域,批判“數學不能聯系實際”,批判“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烈火很快就燒到華羅庚身上。當時,數學所三位最著名的數學家華羅庚、關肇直、張宗燧被作為大白旗,實際上后面二位是“陪綁”的。三個人被迫作檢討,關、張較快地通過,全所集中力量批判華羅庚的所謂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為了提高青年骨干的理論研究水平,華羅庚在50年代后期組織了“哥德巴赫猜想”討論班,他的用意,并不在于攻克這個世界級難題,而是借此提高整整一代人的理論層次和能力,這种极有遠見和創造的培養年輕人的方法,被誣陷為是提倡“搞古人、洋人、死人”的東西,是“毒害了青年”。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華羅庚將陳景潤調來數學所也成了一大“罪狀”,理由是陳景潤走的是“白專道路”,是“頑固堅持資產階級立場”。大火終于也燒到陳景潤的頭上了。
  惊慌、迷惘,無處求助,當一雙雙嚴厲的目光直視著陳景潤時,他感到從未有過的恐怖,仿佛被整個世界拋棄了。他單純、善良,并非不相信党。當中蘇關系破裂,聲勢浩大的“反修”斗爭方興未艾之時,陳景潤偶爾從哪里听到一絲半爪的消息,曾經十分惊惶地跑到數學所的書記那里報告:“不得了,有人要反對蘇聯老大哥了。”經過書記反复地解釋,他才半信半疑地接受這一嚴峻的現實。如今,不是思想認識問題,而是直接威脅到他生存的問題了。
  他很快就想到當年被辭退回福州靠擺小攤度日的暗淡日子,這一回,也會被辭退么?華林問題解決了,還有圓內整點問題、三角和問題……,奇峰無數,處處都閃爍著無窮的誘惑力,辭退后,他還可以從事心愛的數論研究么?
  面對种种莫須有的指責,陳景潤沒有申辯,也沒有辦法申辯。在數論領域中,他是驕傲的白馬王子,可以盡享風流。在政治運動中,他几乎是個一竅不通的門外漢。既不會像一些人那樣可以突然拍案而起,慷慨陳詞,一反昔日恭恭敬敬對待華羅庚的樣子,恨不得把他一巴掌打倒在地;也不會拐彎抹角,冷嘲熱諷,向同事射出一支支冷嗖嗖的利箭。華羅庚是他的恩師,他不會“反戈一擊”,只能硬著頭皮和老師一起接受“大批判”。
  這場運動的結果是:以華羅庚為首的專家和青年骨干業務人員都靠邊站了。研究室被取消,代之以軍隊制的“指揮部”。陳景潤和岳景中成了“最頑固的小白旗”。陳景潤是華羅庚的門生,岳景中是著名數學家吳文俊的學生,在代數拓扑方面做過很好的工作。“白旗”是要拔的,“大白旗”暫時不好動,“小白旗”則毫不留情地拔下來了。陳景潤調往大連科學院東北分院的化學所,岳景中調往長春光机所。一個搞數學的人,調去搞化學,目的很明确:放棄專業,以堵死“白專道路”。今日看起來很荒唐,當年,卻是鄭重其事的。歷史,有時就是這樣讓人感到迷惑、不解。
  陳景潤在大連化學所干了些什么,至今,仍是一個謎,陳景潤后來和友人偶然說起洗過許多瓶子。一個數學奇才去洗瓶子,就可以改造他的思想么?還有一种說法是,陳景潤多病,在化學所干了不久,就養病去了。沒有人去證實,陳景潤后來成了名人,當年整過他的人更是諱莫如深。曾有研究者寫信或托人去大連了解,但均一無所獲,“無可奉告”。陳景潤是不記仇的,從來沒向人說什么人整過他。甚至當我們向陳景潤的夫人由昆問及此事時,她也是一臉茫然,毫無所知。“文革”時期,陳景潤慘遭毒打,而那位毒打過他的人,在80年代想要出國“深造”,找陳景潤寫推荐信,他居然最快地答應了,陳景潤的夫人由昆對此頗有微詞,陳景潤的說法是:“那都是過去的事了,還記它干什么,就讓它過去吧!”因此,對于在大連化學所這一段難堪的歲月,陳景潤早就讓它“過去了”。最不幸的是岳景中,他在長春光机所“改造”,后來回到數學所,被檢查出患了鼻咽癌,經治療無效而英年早逝。
  中國共產党不愧是偉大、光榮、正确、成熟的党。三年自然災害所造成的嚴重后果,終于使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党人認識到极“左”政策的失誤。自1961年開始,全党興起了調查研究之風,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進行了艱苦的探索,主動糾正了“左”的錯誤,又一次接近了真理的大門。根据毛澤東同志的指示,1962年周恩來、聶榮臻、陳毅主持以討論知識分子為中心的廣州會議,一批受過錯誤沖擊的党內外專家應邀出席了會議。
  正直的華羅庚想到了代他受過的陳景潤,在會上向周總理提出,要求調回陳景潤,讓他繼續從事數論研究,獲得了支持。
  陳景潤又回到北京了。被剝奪的科研權終于回到手中。他仍然是那么沉默寡言,偶爾,有老同學和故鄉的親人來京,他那蒼白的臉上也會泛起一縷美麗的紅暈,興致來時,還會炒上几個菜。他的西紅柿炒蛋做得像模像樣。他不愿提難堪的事,對于這一段歷史,几乎被他和許多人忽略了。
  中國有句古話:善有善報。善良的陳景潤雖然受了不少委屈、誤解,但命運還是鐘情于他。當然,這次的不幸,比起以后的“文革”大劫,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了。
  南風總是溫暖宜人的。

石破天惊

  攻勢銳不可擋。重回數學所的陳景潤,恰似矯健的雄鷹,在數論的藍天中搏擊風云,巡視日月,只要被他發現目標,便以閃電般的迅猛,發起攻擊,且屢屢告捷。
  他仍是當年那种模樣,穿一身已經褪色的藍大褂。9月,北京尚是秋高气爽,他卻是全身披挂了:頭戴護耳的棉帽,一只朝上,一只懶散地耷拉下來,布質的大衣,松松垮垮,袖口手肘處都已變白,露出破綻。腋下也破了,有棉花露出來。他身体不好,怕冷,時常把手籠在袖子里。眯起眼睛,看見熟悉的同事,忙打招呼:“謝謝!”他在數論中令人惊歎的戰績和他的外貌、神態,形成強烈的反差。一方是斗士,一方卻像個破落的流浪漢。
  1962年第12期的《數學學報》上發表了陳景潤的《給定區域內的整點問題》。全文气韻非凡,頗有空山絕響、聲震環宇之勢。1963年,他又在《數學學報》發表了《圓內整點問題》的論文,此文以大家之風,改進了華羅庚的結果。
  陳景潤成了數學所出名的怪人,話很少,有時,會不聲不響地站在同事的后面,看人家在做什么。別人看他個子稍小,眼睛卻不乏銳利,只須看一眼,就把你做的課題看個一清二楚,就在你正為那個課題熬盡心血而不得其解的時候,陳景潤的論文已經赫然印成鉛字,公諸于天下了。于是,那每一個字都仿佛幻成了嘲弄的眼睛,直瞅著你,讓你气得七竅生煙。這种帶有孩子气的惡作劇,不止一次。有了他,別人的研究工作經常成了無用功,結果,不少人都思忖著改行,改變研究方向,以免和陳景潤撞車。這個來自福建的外表邋邋遢遢的漢子,厲害得讓人可怕、可恨,卻又奈何他不得,或許,正因為如此,陳景潤無意中得罪了不少人,“文革”大亂,人們乘机毒打他,妄圖置之于死地而后快。“槍打出頭鳥”,“出頭椽子先爛”,“ff者易折”,這些民間諺語都應驗在他頭上了。這确是有深刻的社會和文化背景的。
  他一介書生,全然不懂這些世俗,仍是全神貫注地做他的數論研究。一個脫俗的人,脫离了低級趣味的人,有時是很孤單的,陳景潤無暇去想這些,在經歷了几場鏖戰之后,仿佛是攀越群山峻岭,終于看到美麗至极的頂峰在向他微笑了,這就是攻克夢寐以求的哥德巴赫猜想。
  陳景潤從什么時候開始向哥德巴赫猜想挑戰,至今說法不一。他太內向,對自己從事的項目向來守口如瓶,連最要好的同學、同鄉也不輕易透露。從他的工作日程推算,估計是在1964年,當時,數學所絕大多數人都根据上級的安排,去參加農村的“四清”了,陳景潤身体太差,平時又給人一种不過問政治的印象,于是,留了下來。他正好利用這段難得的空隙,實施他宏偉的攻克哥德巴赫猜想的戰略。
  早在1900年,德國數學家希伯爾特在國際數學會的演說中,把哥德巴赫猜想看成是以往遺留的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并介紹給20世紀的數學家來解決。然而,它委實太難了,1921年,英國數學家哈代在哥本哈根召開的數學會上說過,猜想的困難程度是可以和任何沒有解決的數學問題相比的。
  人類的攻堅精神是非常可貴的。解決這道難題不僅僅在于它的本身,因為,它跟解析數論中所有的重要方法都有聯系。它的解決,可以提高解析數論的總体理論層次,而且還可以把它的結果推廣到代數領域中去,從而引起數學領域中翻天覆地的變化。牽一發而動全身,其重要意義和迷人之處便在于此。難怪華羅庚會為之長歎不已:“哥德巴赫猜想真是美极了!可惜現在還沒有一個方法可以解決它。”
  近70年來,世界數學界奮不顧身的攻堅者絡繹不絕,恰似不斷刷新世界紀錄的競賽:1920年,挪威數學家布朗首次打破寂寞,證明了(9+9);1924年,德國數學家拉代馬哈證明了(7+7);1932年,英國數學家埃斯特曼證明了(6+6);蘇聯數學家布赫夕塔布于1938年和1940年分別證明了(5+5)与(4+4);1956年中國數學家王元證明了(3+4),同一年,蘇聯數學家阿·維諾格拉多夫證明了(3+3),1957年,王元又證明了(2+3)。這些結果的獲得,是非常不簡單的,但它們的缺點在于兩個相加的數中還沒有一個可以肯定為素數的。
  早在1948年,匈牙利數學家瑞尼另辟蹊徑,證明了(1+b)。這里的b是常數,用他的方法定出的b將是很大的,所以一時人們無法定出具体的b來。1962年,我國數學家潘承洞与蘇聯數學家巴爾巴恩各自獨立證明了(1+5),1963年,潘承洞、巴爾巴恩、王元又都證明了(1+4),1965年,阿·維諾格拉多夫、布赫夕塔布和意大利數學家朋比尼證明了(1+3)。捷報頻傳,距离美麗的頂峰只差二步之遙了。
  猶如攀登珠穆朗瑪峰,越是接近絕頂,越是險象環生。冰川下,幽幽的深淵恰似魔鬼的血盆大口,隨時准備吞噬冒險者。心气很高的陳景潤在剛進數學所的時候,一位同學、同鄉問他的志向,血气正盛的陳景潤曾經響亮地回答“‘打倒’維諾格拉多夫!”誰曾料到,這一回,陳景潤真的要向世界級的數學大師維諾格拉多夫挑戰了,他要算出(1+2)。
  維諾格拉多夫是用“篩法”攻克(1+3)的,根据他的分析,“篩法”已經發揮到极致,要想再向前一步,必須另辟新路。陳景潤不盡相信他的話,他決定對“篩法”進行重大改進,向(1+2)發起最后的沖擊。
  熬過了多少日日夜夜,付出了多少艱辛和心血,委實很難計算了。石破天惊,一臉疲憊的陳景潤在1966年春,庄重地向人們宣告,他得出迄今為止世界上關于哥德巴赫猜想的最好的成果〔簡記為(1+2)〕,他證明了:任何一個充分大的偶數,都可以表示成為兩個數之和,其中一個是素數,另一個為不超過兩個素數的乘積。消息傳開,數學所震動了。
  此時,中國正處于“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山雨欲來風滿樓。報紙上連篇累牘地刊登批判《海瑞罷官》和“三家村”的文章,知識分子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劫難。大禍將臨,風云突變,處于急風暴雨中心的北京,更是人人自危。誰也無法預料,厄運會在什么時候落到頭上。
  圍繞著陳景潤這篇攻克哥德巴赫猜想(1+2)論文的發表,中國科學院有關部門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論,應當佩服仗義執言力排眾議的關肇直,他奮勇為陳景潤的輝煌成果擔當起力荐發表的重任,面對种种怀疑甚至無端的責難,拍案而起,慷慨而激越地宣告:
  “我們不發表陳景潤的這篇文章,將是歷史的罪人!”
  斬釘截鐵,擲地有聲,如惊雷橫空,江河瀉地。真理的光輝終于戰胜了邪惡的陰影。
  1966年第17期《科學通報》,陳景潤的《大偶數表為一個素數及一個不超過兩個素數的乘積之和》,赫然印在上面了。幸運的陳景潤,赶上了“文革”前夕,這家權威雜志的最后一班車。此后《科學通報》就被迫停刊了。
  該文的發表,曾引起世界數學界的強烈反響,但不少人抱著怀疑的態度,不大相信中國數學界有此等奇才。同時,文章本身也确實存在有待改進的地方。很可惜,中國已卷入“文化大革命”的旋渦之中,烽煙漫天,斯文掃地,誰也無暇去注意國際上的反應,更沒有人去重提陳景潤几乎是以生命為代价換來的輝煌成果。非常歲月,黑白混淆是非顛倒,陳景潤更是沒有想到,一場帶有毀滅性的災難正向他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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