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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說1935年2月，《新女性》在金城大戲院舉行獻映式，招待部分人士觀看，其中有一些新聞記者。當影片映及黃色小報記者种种下流無恥的情節時，在座的一些記者被戳到痛處，有些坐不住了，熬到影片映完，在觀眾一片熱烈的掌聲中，他們卻忿忿然地爭門而出。 看到這些記者因气急敗坏而扭歪了臉的樣子，在場的聯華公司老板們心中不免擔憂，這些記者們手中掌握著輿論工具，若讓他們興風作浪起來，事情可就棘手了。 這幫記者果然不是省油的燈，他們急沖沖走出影院后即在附近的一家飯店開了個房間，策划起針對《新女性》的陰謀來了。他們七嘴八舌地將《新女性》的編劇孫師毅和導演蔡楚生痛罵一通之后，一致認為決不能讓這部揭露他們無恥面目的影片公映，否則今后這臉還往哪儿擱。 几經商量，最后決定抬出上海市新聞記者公會來与“聯華”抗衡。于是，記者公會向聯華公司蠻橫地提出了三個條件： 一、聯華影片公司登報向全國新聞記者道歉； 二、保證以后不得再有同樣事件發生； 三、將《新女性》影片內有意盡情侮辱新聞記者部分截去。” 那些黃色記者們更是揚言要把蔡楚生、孫師毅“罵出上海”，但孫、蔡等人旗幟鮮明地頂了回去，并嚴詞拒絕記者公會的蠻橫條件。 記者公會碰了這個釘子后，經過一番緊鑼密鼓的策划后，便施出絕計：以后關于聯華廣告，請一律拒登；如有聯華宣傳稿件，從此永勿刊載，以示拒不合作。 記者公會此舉令“聯華”的決策者深感憂慮，電影公司失去報刊的宣傳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他們只得讓步了。于是背著蔡、孫等人，請出《新聞報》汪伯奇，《申報》馬蔭良從中斡旋，表示將接受條件，并在各報刊登載道歉廣告： “敝公司《新女性》影片中穿插新聞記者之片斷引起上海市新聞記者公會之不滿后，蒙汪伯奇、馬蔭良先生允為調停，敝公司深為感歉，現將片中欠妥各節剪除，已圓滿解決。” 隨即向記者公會發出了正式的道歉函，記者公會將該函在各報刊登，全文如下： 敬啟者，敝公司出品《新女性》影片，以中有插入新聞記者片斷，致引起貴會之不滿，敝公司深為抱歉，貴會提出二項辦法，与第一條修剪有關各點及第三條保證以后不再有同樣事件發生，業已在前敝公司复函聲明遵辦外，特此謹致意，致上海市新聞記者公會。 經過此番周折之后，《新女性》終于再度公開与觀眾見面，雖然被迫刪去了部分鏡頭，但影片仍給人以強大的震撼，進步影評給該片以高度評价，并對某些記者及記者公會的行徑予以嚴厲的駁斥。 誠如有的影評所言： 《新女性》中表現了某些新聞記者的卑鄙無恥而引起了一個大浪，終于刪剪道歉了事。其實，這种事件是十分可笑的。 無論哪一种職業中，總有不良分子存在，只要稍有頭腦的人，總會知道是特殊的。藝術品暴露某种職業中的敗類決計不會使人怀疑整個干某种職業的人，假使表現了一個敗類，就算侮辱全体，那么以后的電影中就不能再有坏人出現，……天下之大真無奇不有，無理取鬧之人到處即是，我們自然更不能用“無則加免，有則改之”這种老話來要求他們，但是我們至少希望他們不要失去理性，……這樣不但是中國電影界之幸，也是新聞界本身之幸，嚴格的檢查自己的隊伍吧，把這樣的敗類暴露和清除吧。 影評家和觀眾對主演該片的阮玲玉在片中的表演也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新聞報》的影評是這樣說的： “至于演員技巧的評价，我可以說，都是很高的。阮玲玉的一場含淚出賣自己的戲，是不能再逼真了。觀眾們盡在傷感的流淚，啊，阮玲玉的魔力！” 那些黃色記者們對如此結果當然不滿意，既沒能將《新女性》打入冷宮，更沒能將蔡楚生和孫師毅罵出上海，他們十分惱火，几天后，再次聚集在一起，商量進一步進攻的策略。他們想出一個絕招：柿子專撿軟的捏，他們把矛頭指向阮玲玉。 卻說1933年4月阮玲玉和張達民訂立了脫离同居關系的約据之后，8月15日，唐季珊和阮玲玉舉行了婚禮。 開始，兩人的确有過一段甜蜜而溫馨的時光。与唐季珊當年將張織云金屋藏嬌的一個明顯不同是，他知道拍電影乃是阮玲玉永遠不會放棄的事業。因此，他至少在表面上并不阻止阮玲玉繼續拍片。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阮玲玉感到唐季珊對自己的熱情正在逐漸地減退，特別是他們遷入新閘路沁園村的洋房后，唐季珊忙于他的生意和應酬，對阮玲玉不再像過去那樣体貼入微，碰到不順心的事時，有時還免不了要拿阮玲玉出气。 可以這樣說，阮玲玉和唐季珊的結合之日，正是她愛情上第二次失足之時。唐季珊以自己的富有，一貫對女性巧取豪奪。浪漫成性。他在熱情、笑容可掬之外，常常透露著一些冷漠、貌合神离的神情。 阮玲玉在生活中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她的表演職業，更促使她長于細心，善于觀察的特性。為此，她開始審視、提防他了。 有一次，唐季珊刮好胡子，著上新添購的灰色西裝，支支吾吾地出去了，阮玲玉設法尾隨其后，終于印證了她的推測，親眼見到唐季珊与一紅舞女并肩攜手地雙雙進入新居中去。 阮玲玉看到此情此景，心快跳到喉嚨口，手激動得急驟顫抖，几乎眼發黑快暈了過去，心中在默念著：啊！她胸前還佩戴著那顆紅寶石項鏈。 原來，在數天前，阮玲玉已見唐季珊行動有异，借他酒后熟睡之机，帶著試探的心情，搜查了一下他的上衣口袋，摸著了一個硬梆梆的東西，拿出來一看，是一個精美的首飾盒子，內裝一紅色寶石的項鏈。 阮玲玉看著這精美的飾物，思緒起伏：他是送給我的嗎？他已知道我有几副滿意的項鏈了，而且這一副和原來的項鏈中的一副十分相像。可他不是送給我的，又是送給誰的呢？ 阮玲玉全身血液沸騰著，微皺著眉頭，不覺又想到：難道自己的猜測，近日來所听到的風言風語是真的么？當她再回過頭去，看見正躺在床上的唐季珊，沉睡中一滴口水順著嘴唇流出的樣子，徒生一种嫌惡的感情。 阮玲玉是一個十分愛干淨的人，順手拿了一塊手帕拭去了唐季珊嘴邊的唾液。隨著這一動作，她心中又萌生一個思想：可能是自己小心眼，是真是假還得進一步留心查看。現在看來，天吶！這一切可不是真的么？ 唐季珊的變化，唐季珊的見异思遷，這一打擊不亞于張達民的墮落，不，只有過之而無不及。昔日阮玲玉与張達民聯姻，是母女寄人篱下，又受舊風俗習慣的束縛。在當時，這是很平常的事情。 何況，那時阮玲玉并未成年，婚姻由無經濟能力的寡母代辦，現在与張達民脫离同居關系，能明了几分真相的人，可能同情是在阮玲玉這一邊的。 可是，与唐季珊同居時，自己已是一個22歲的成熟女子，又是一個曾經歷過一次婚姻不幸的人。阮玲玉心中在罵：這是自作自受。 阮玲玉的眼淚，向誰訴？向誰言？自然，她首先想到了在生活中最親的人——母親。可她想到，就是對母親傾訴心怀，也是于事無補，她見著母親因過于辛勞的生活而造成額頭的縷縷皺紋，就不忍心去再加重她的悲痛。 從此，在阮玲玉的生活中，有著异乎尋常的變化，不明底細的人，從表面看去，她照常拍戲，准備角色，參加社交活動。可要是一個細心的人就會覺察到，她在和大家說笑的時候，總有那么一點像在哭的味道，或者笑聲剛出來，又嘎然而止。 再度感受到寂寞的阮玲玉只得把她的情感寄托于神佛，費穆干1936年曾憶及阮玲玉的一段往事： “她（阮玲玉）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她曾數次到普陀進香；在蘇州拍《人生》的時候，一行人曾同去游玩虎丘，歸途中，她又在西園進香，在五百尊羅漢面前，每一尊供上一支香。我很記得，她曾這樣對我說：‘不要笑我，我曉得你是不相信的。’其實我何嘗笑她，這不過是她自己解嘲的笑——根本她已自覺在佛前燒香是一件迷信的行為，而她暫時還不能克服這种矛盾罷了。 她對于這种內心的沖突，正如對于生活中的矛盾一樣，無時不在掙扎，無時不在斗爭……” 信佛的阮玲玉并沒有逃离厄運，1935年初，她的個人生活又起波瀾，掀起波瀾的則是張達民和唐季珊。 還是在1934年底，圣誕節剛過，阮玲玉的家中來了一位中年婦女，此人坐下后，向阮玲玉和唐季珊說道： “我是張達民的表姐，他請我來与你交涉一件事。” “什么事？”阮玲玉警惕起來。 來人不急不忙地說道： “當年阮女士与張先生訂立的協議，還有將近5個月就要到期了。張先生最近手頭有點緊，希望阮女士能將余下的5OO元今天一次付給，交給本人帶回。這是張先生的委托書，請阮女士過目。” 阮玲玉接過委托書一看，确是張達民的筆跡，她略一沉吟，說道： “也好，我答應他的要求，今天就將5OO元錢給他。請你轉告張達民，自此后，我与他不存在任何瓜葛了。” 來人將錢裝進口袋里后，臉上露出嘲諷的神情： “阮女士別把話說絕了，本來你在付出這筆錢后，的确与張先生已了無瓜葛。可阮女士別忘了，你當初搬出海格路大胜胡同与唐先生同居時，把屬于張先生的衣物、家產也一并搬了過去。” 阮玲玉听聞此言，怒從心起： “你這是血口噴人！他張達民有什么財產在我手中？真是笑話，當時不要說家中的財產，就是張達民的零用錢，也都是我給的。” 來人并不生气，一字一板地回道： “這家務事可不是由你阮女士一人說了算的，到底阮女士侵吞了張先生的財產沒有，我們可以請公眾來評理。” 來人終于亮出了殺手銅。 這時，坐在一旁冷眼觀看的唐季珊發話了： “我看你這位女士何不把話挑明了說呢，他張達民不就是想再從我們這里訛一筆錢嗎？請開价吧。” 來人臉上一絲尷尬的神色一閃而過： “唐先生是個爽快人，阮女士帶走的屬于張先生的財產，我們已經計算過了，所值大約不會低于2000元。” “2000元，張達民的財產可值錢哪，”唐季珊滿臉的不屑。“好吧，我就出一回血，這錢我付了。” 听唐季珊愿意付錢，來人也就不計較唐季珊的態度，“那就請唐先生如數付給吧。” “且慢，你回去叫張達民寫份文書來，保證拿了這筆錢決不再以任何方式來惹是生非，胡攪蠻纏。” 來人悻悻地走了。 第二天，張達民的那位表姐又來了，但她獅子大張口，開出的价錢是4000元，否則不寫文書。 阮玲玉稍稍猶豫了一下：4000就4000吧，自己省一點，擺脫這個惡魔比什么都好，正待開口答應，唐季珊搶先發話了： “別做你的清秋大夢了，2000元已是過分，還想訛4000元。回去告訴張達民，2000元也不給了，他有什么辦法，就沖著我唐季珊來吧！” “好，等著瞧，我們法庭上見！”來人跨出門時惡狠狠地丟下話來。 第二天，唐季珊就收到張達民委托孫粥伍律師寫來的一封信，“指其竊取財物，侵占衣飾，共值三千余元，并私刻張氏名義之圖章。”唐季珊讀完來信，冷笑道： “張達民抬出個律師來以為就能嚇倒我了，他能請律師，難道我就不會請？与其讓他先告我，不如我先來告他，先讓他到被告席上坐坐再說。” 阮玲玉不愿打官司，然而唐季珊一點也不考慮她心中的憂愁，聘請了著名律師熊飛，將一紙訴狀遞到了第一特區地方法院，控告張達民“虛构事實，妨害名譽”。法院受理了此項訴訟。于是，阮玲玉被卷入了一場直接導致其毀滅的連環訟事之中。 1935年1月10日對阮玲玉來說是一個黑色的日子。這一天，上海第一特區地方法院開庭審理唐季珊訴張達民“虛构事實，妨害名譽”一案。 判決在1月17日進行，由于唐季珊證据不足，法庭判“虛构事實，妨害名譽”的罪名不能成立，被告張達民無罪。 這樣的結果是唐季珊始料未及的，當然覺得窩囊，卻也別無它法，只得自我安慰：好在經過這場在廣庭大眾之下与張達民撕破臉對著干的訟事之后，不用擔心他動不動就以抖落隱私給報界來威脅糾纏了。 阮玲玉想想也有道理，但心里總是悶悶的，她哪里知道：一場更大的“風暴”．即將襲來。 2月的一天，阮玲玉結束了一天的拍片工作，拖著疲憊的身体回到家中，剛剛坐下，胡蝶來了，老友相逢，當然格外高興。 “玲玉，前几天我就來過一次，可惜你不在家，沒能見到你，我想今天來了無論如何要等到你，不然我可就不走了。” 听胡蝶一說，她猛然想起胡蝶即將出訪歐洲之事，想不到胡蝶會在臨行之前又一次地登門向自己辭行，阮玲玉心中很是感動。 兩人說著談著，不覺触動了阮玲玉的心事，她的眼圈紅了。胡蝶連忙岔開話題，勸她說： “人生也似舞台，悲劇也總有結束的時候，我自己在苦的時候常對我自己說，快了快了，演完苦的就會有快樂的來了，你現在不也是苦盡甘來嗎？” “你真會勸人！”阮玲玉含淚帶笑說道。 在胡蝶与阮玲玉的最后一次見面几天后，《新女性》事件發生了。小報記者們見罵不走孫師毅、蔡楚生一便把阮玲玉确定為他們要攻擊的主要目標。 這天傍晚，兩名小報記者找到張達民．并准備了一桌頗為丰盛的酒菜。几人入座后，一位記者開了言： “我們今天來找張先生，一來當然是為了采訪，看看張先生有什么獨家新聞向我們提供；二來是為了表示我們對張先生的支持和同情。法庭雖判張先生無罪，但總是有損張先生的名聲，難道你就這么忍了不成？” “唉！”張達民一聲長歎。張達民原本一直想用訴訟來要挾阮玲玉，想不到自己卻先當了被告，心頭這口惡气難消，但他一時未想出什么有效的報复辦法來。最好的以牙還牙的辦法莫過于到法院去告阮玲玉、唐季珊，但手頭并沒有什么過硬材料。再說為了上次官司，自己的錢已花完了，若再請律師來打這場官司，他實在付不起鈔票。 兩位記者見此情形，會心一笑，其中一個說道： “當然，也許是我們多管閒事，不過我們當記者的就是看不得有人被欺侮。我們細細研究了上次訟案以來的所有資料，認為你完全可以起訴唐季珊和阮玲玉。” “是的。”另一位記者接著說道： “阮玲玉原是你的太太，唐季珊乘虛而入霸占了她，你可以訴唐季珊和阮玲玉妨害家庭和通奸罪；阮玲玉在跟唐季珊走時帶走了你的財物，還曾私刻過你的印章，你可以訴他們侵占和偽造文書罪。” 張達民听后，很有些失望。就這破主意，我早就想到了，若阮玲玉和唐季珊真的犯有如此罪行的話，那還用你們教，我早去告他們了。我若真的到法院告了，卻又拿不出證据來，到頭來還不得輸，還不得賠錢。這賠本的買賣我是不會做的。 兩位記者看破了張達民的心思，一位說道： “只要張先生愿意在法院起訴，不管是輸是贏，所有費用全由我們包了。若打贏了，張先生得到的賠償我們分文不取，万一打輸了，張先生也沒有什么損失，還能出口惡气。不知張先生意下如何？” 張達民不由得對兩位記者的真實動机產生了怀疑。一個記者解釋道： “張先生，千万不要亂猜疑，我們主要是為張先生鳴不平，另外嘛，實不相瞞，我們還有另外一個目的。前些日子上映的阮玲玉主演的《新女性》一片你知道吧，她竟敢在影片中丑化我們新聞記者，我們要教訓教訓她。只要你把刑事訴訟的起訴書——注意，必須是刑事訴訟——交到法院，我們就會好好讓她領教我們的厲害。” 張達民听完恍然大悟。 有了記者的撐腰和資助，張達民立即來了精神，第二天他就聘好了律師，竟然在特區第二法院的刑事初級庭和刑事地方庭同時提出訴訟。 張達民在黃色小報記者的慫恿下，以刑事罪起訴阮玲玉是有著險惡用心的。一般說來，民事訴訟，被告均可委托律師而不必親自到庭。但刑事訴訟，被告不僅必須到庭，而且還必須站入法官案台右角的一個豎立的齊胸高的方形木桶內，每次庭訊結束，還會來個“庭諭交保”，即被告必須找一家店舖，書面擔保被告下次傳訊時會准時到案。 張達民和黃色小報記者們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能打贏這場官司最好不過，打不贏也可确保能徹底羞辱阮玲玉一番。 1935年2月25日，阮玲玉第一次接到特區第二法院的傳票。看到有生以來第一回接到法院傳自己出庭的傳票，她心中有說不出的痛苦。阮玲玉知道張達民眼看訛詐不成，利用她害怕訴訟尤其是那种關系到個人隱私的訴訟來要挾她，為的就是讓她在大庭廣眾之下出丑。因此，阮玲玉打定主意，決不出庭。 但是，來自法院的傳票是帶有強制性的，出不出庭，不能由阮玲玉自己說了算。因此，阮玲玉的律師經過商量，以阮玲玉生病為由不能到庭。律師們這個辦法是否可行，還得由法官說了算。 2月27日早晨，上海特區第二法院門前出現了一個未曾有過的盛況，法院的大門尚未打開，門前已擁滿了前來旁听的人。 九時許，法院開庭。阮玲玉沒有到庭，并沒引起法官多大的興趣，原來，他們已將此案移送地方法院并案審理。此次開庭僅20分鐘就宣告結束。 雖然，法庭上問答話不過十多句，但在第二天的報紙上，記者們都依然寫出了長篇大論的報道。內容是大談阮玲玉与張達民和唐季珊如何如何。 在此后數日內，此類真假相雜繪聲繪色的以“私生活”、“秘聞”等為題，充塞著“誘奸”、“通奸”等字眼的所謂報道連篇累犢地出現在各報，尤其是一些黃色小報上，极為放肆地對阮玲玉進行誣蔑、攻擊和漫罵，那些被《新女性》一片戳到了痛處的記者們果然大顯身手了。 面對著“一犬吠聲，百犬吠影”的洶洶之勢，一個弱女子又如何應付呢？ 經過報紙的推波助瀾，電影女明星阮玲玉与兩個男人的故事成了街談巷議的中心事件，在當時的社會風气下，這种事毫無疑問地被視為是生活中的最大丑聞。 而對名人尤其是名女人的丑聞天生最感興趣的小市民們，不僅借助報紙將阮玲玉的“艷聞”演繹出多种多樣的版本，而且對即將開庭的張達民訴阮玲玉和唐季珊的案子更是异乎尋常地關注。3月初，阮玲玉和唐季珊接到了必須在3月9日出庭的傳票。 与此同時，報紙上關于此案的報道，准确的說是以此案為引子的許多不負責任的報道，一時間甚囂塵上。阮玲玉雖然已經料到會有人不怀好意地來炒這個新聞，但怎么也沒有料到竟會炒到如此程度。因此，在毫無准備的情況下，一盆盆髒水突然迎頭潑來，而她卻根本無處藏身。 所謂的“新聞”和“輿論”給予阮玲玉的傷害遠遠超過了張達民的忘恩負義和恩將仇報，張達民所表現出來的只是一种無賴手段，雖然也很傷人，卻不至于致命，而報紙對阮玲玉的傷害卻不是一兩個無賴所能比的，它煽動起了整個社會對阮玲玉的敵視、奚落和嘲笑。使無辜的阮玲玉對“人言可畏”有了切膚之痛。 “新聞”和“輿論”終于把阮玲玉逼上了絕境。 “無拳無勇的阮玲玉，可就正做了吃苦的材料了，她被額外地畫了一臉花，沒法洗刷。叫她奮斗嗎？她沒有机關報，怎么奮斗；有冤無頭，有怨無主，和誰奮斗呢？我們又可以設身處地的想一想，那么，大概就又知她的以為‘人言可畏’是真的。……現在的報章……對于更弱者如阮玲玉一流人，也還有左右她命運的若干力量的，這也就是說，它還能為惡，自然也還能為善。” 蔡楚生也准确地記錄了阮玲玉此時的悲涼處境： 雖然正直和同情她的人也尚大有人在——如許多熱愛她的作品和深知她的為人的人就都不是那樣看法；但上海之大，她又何處去告訴，又到何處去鳴冤？這時，她內心不能不直接地痛感到，到處都充滿著對她的鄙視、諷刺，辱罵与斥責，也到處都充滿著“正人君子”的冷笑与魔鬼們凶狠陰毒的眼光…… 一向心地善良到懦弱的她，她是那樣的愛借羽毛，又是那樣的愛強愛好，但是現在她在千万人的面前，卻成了莫須有的罪人，她再也抬不起頭來了！……她是可恥的蕩婦？是罪不容誅的禍水？……她不能忍受這樣的侮辱，也經不起這种狂風驟雨的襲擊！這种狺狺的“人言”，其“可畏”終于迫使連一只螞蟻都不愿跺死的她，而于將被所謂的法院傳訊前，竟下了可怕的決心，最后結束了自己寶貴的生命！ 的确，絕境中的阮玲玉已沒有多少選擇的余地，只有兩條路：要么出庭，受盡屈辱；要么只有使自己從這個充滿陰謀和罪惡的世界上消失。她想之又想，最后終于選擇了后者，即庭我結束生命之路。 3月5日，她仍一如既往，走進攝影棚，抓緊拍攝由羅明佑和朱石麟共同導演的《國風》的最后几個鏡頭。到3月7日，《國風》的內外景戲已基本拍完。 3月7日深夜，阮玲玉回到家中，唐季珊己酣然入睡，阮母在等著她。看到女儿回家，阮母赶緊到廚房里煮了一碗肉絲面條。阮玲玉端著面條走入二樓她和唐季珊的臥室。 此時已是凌晨一點多鐘了，喧囂了一天的城市安靜下來了。仲春的夜晚沉寂而靜溢，阮玲玉選擇了這個美好的時候告別人世。 她拿出三瓶十片裝的安眠藥片，悉數倒入母親為她煮的面條里，接著，她把拌了藥的面條一口一口地吃了下去。吃完面條后，阮玲玉喝了兩杯水，然后在桌前坐下，舖紙握筆，寫下遺書： 我現在一死，人們一定以為我是畏罪。其實我何罪可畏，因為我對于張達民沒有一點儿對他不住的地方，別的姑且勿論，就拿我和他臨別脫离同居的時候、還每月給他一百元。這不是空口說的話，是有憑据和收條的。可是他恩將仇報，以怨來報德，更加以外界不明，還以為我對他不住。唉，那有什么法子想呢？想之又想，唯有一死了之罷。唉！我一死何足情，不過還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罷了。 阮玲玉絕筆廿四（1935）、三月七日 晚午夜 寫完遺書，阮玲玉將它折好，裝入信封，并在信封上寫上：“請代付各報登之，阮托”，將它放入桌子的抽屜里。 此時，她知道自己留世的時間不多了，現在她最擔心的是母親和女儿今后的生活問題，她想把她們托付給唐季珊。雖然她和唐季珊之間并無多少愛情可言、但兩年來的同居生活還是讓她留下一些溫馨的日子和美好的記憶。 在她頭腦還清醒的最后時刻，她提筆給唐季珊寫下一封遺書； 季珊：我真做夢也想不到這樣快，就會和你死別，但是請你不要悲哀，因為天下無不散的筵席，請你千万節哀為要。我很對你不住，令你為我受罪。現在他雖這樣百倍的誣害你我，但終會有水落石出的一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看他又怎樣活著呢。鳥之將死，其鳴也悲，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死而有靈，將永遠護佑你的。我死之后，請你拿我之余資，來養活我之母親和囡囡，如果不夠的話，請你費力罷！而且時刻提防，免她老人家步我后塵，那是我所至望你的。你如果真的愛我，那就請你千万不要負我之所望才好。好了，有緣來生再會！另有公司欠我之人工，請向之收回、用來供養阿媽和阿囡，共二千零五十元，至要至要。還有一封信，如外界知我自殺，即登報發表，如不知請不宜為要。 阮玲玉絕筆廿四年三月七日晚午夜 寫完兩封信，一陣陣頭暈襲來，阮玲玉已感到精力不濟，乃趨步走向床前，跌坐在床沿上。她推醒了熟睡中的唐季珊，朦朧中，她問道： “你真的愛我嗎？” 迷迷糊糊的唐季珊隨口應道： “我當然真的愛你。” 阮玲玉正要答話，但她再也支持不住了，一頭倒向唐季珊的身上。唐季珊猛地坐起，看到阮玲玉的神情，一种不祥的預感向他襲來。唐季珊情知不對，抬頭往桌上看去，只見桌上赫赫然擺著三只空藥瓶，他知阮玲玉服毒了。 唐季珊急忙起床，叫醒三樓的阮母。兩人叫來汽車，將阮玲玉送到日本人辦的福民醫院去搶救，此時已是凌晨三時。 由于福民醫院夜間不留醫生值班，輾轉反复，唐季珊又把她送到一家德國人辦的醫院，該院沒有好的醫生和救治設備，唐示。……阮女士的一生是斗爭中的一生，她從最低微的地位，掙扎到今日的地位。……她無日不在掙扎向上，但是無事不使她灰心痛苦。同時因為自己的凄涼的身世，不幸的婚姻，社會又給了這樣的批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阮女士已經看到社會的冷酷無情，尤其是女子的地位，在半封建的社會制度下，她永無翻身的一日。她覺得自己的微弱的能力，已經不能挽救她自己，已經不能改善這個社會，同時又不能挽救多少万万在水火之中的女同胞，所以她在三月八日國際婦女節的那一天，服毒自盡，用她的一個尸身，擺在社會面前，向社會要求正義，向社會要求女子的平等、自由…… 黎民偉充滿深情的悼詞在与會的“聯華”和電影界的同人心中激起反響。接著由孫瑜講述阮玲玉的生平事跡。 他沉痛地說道：“阮女士燦爛光榮的一生，決非數十分鐘內所能講完的．我在此只能作一個簡略的回顧。”孫瑜歷述了阮玲玉貧困的童年，勤奮學習的學生時代，重點介紹了她從影后的重要作品。 最后他說： “阮女士為人親藹和平，在公司中對高級人員与工人，均平等相視，對演劇尤具天才，不論正派反派，少婦或老婦，只需服裝一改，便表情逼真……” 待“聯華”總經理羅明佑登台時，他未曾開口，已泣不成聲，他便咽地說道： 諸君，阮玲玉女士死矣！少頃大殮后，吾國唯一女藝術家，將成永訣。阮死之日，為國際婦女節。死因在遺書上可以看到，不外“以怨報德”，“人言可畏”八字歸納之。無非為婦女受壓迫之最高表示。蓋以阮女士之天才、地位、報酬，在我國婦女界已少見，但猶不免被壓迫而死，其他婦女之痛苦，更可想見。季珊又打電話請來了家住老靶子路的醫生陳達民、陳繼堯兄弟。此時天色微明，离阮玲玉服毒已有四個小時了，阮玲玉卻沒有得到任何救治。 陳氏兄弟赶到后，立即進行救治，但由于時間過長，阮玲玉仍無生還的跡象。唐季珊感到事態嚴重，立即通知“聯華”。此時黎民偉正在洗嗽，听到這個坏消息后，极為震惊，慌亂中，將瓷質的牙粉罐的蓋子打得粉碎。后來他將失去蓋子的牙粉罐改作花瓶，置于案頭，以志紀念。 1935年3月8日下午6時38分，阮玲玉走了，永遠离開熱愛她的人們，走了——。此時，她年僅26虛歲。當晚8時，阮玲玉的遺体被送至万國殯儀館。 阮玲玉死訊傳出，整個上海乃至全國都為之震惊。海內外之急電交馳，所致唁誄哀挽之詞，不可胜迷，不可數計。市民奔走相告，咨嗟歎惜，相率赴吊。 從9日清晨開始，人們陸續前往殯儀館，向這位他們熱愛的電影明星告別。殯儀館門前，列道十余里，市民—一魚貫而過女士之前，致其哀悼而去。据統計，9至11日上午這兩天半中前往殯儀館憑吊阮玲玉者不下六万人，由此亦足以看到阮玲玉在觀眾心目中的地位。 3月11日，“聯華”匯同阮玲玉的家人及唐季珊在万國殯儀館為阮玲玉舉行大殮儀式。下午三時，大殮儀式正式開始，黎民偉首先致悼詞，他沉痛的聲音在肅穆無聲的大廳中響起： ……阮女士有絕代的天才。經過了一個非常的身世，她的修養，她的地位，就她的生活經驗，難道就肯這樣輕生，兄弟今日敢說一句話，阮女士絕不是這樣糊涂的一個人。她的离開這個世界，實系為解脫自己。她系一個可怜的女子，她系一個弱者。對于社會上的無情的壓迫，作一個消极的反抗的最后表阮适在婦女節犧牲，實是最堪深思。…… 阮玲玉的遺体人殮后，又舉行了公祭。“聯華”的祭文曰： 湛湛朝露，誰不有死？傷哉女士，年才念六。為藝苑之精英，為群眾之領袖。未應死而竟死，斯哀慟而淚流。憶昔聯華，复興國片，聯袂起義，揭竿奮斗。女士不顧事之成敗，不問力之薄厚，于大雪紛飛之中，作聯華一聲之怒吼。五年以來，一貫如舊。決嚴寒，冒溽暑，犧牲家庭，犧牲幸福，無非為社會作先鋒，為藝術作牛馬。既操心而勞力，又溫柔而忠厚。作藝人之楷模，應天長而地久。誰知禍害來無端，為人不長壽，死于人言可畏，死于悠悠之口。三八節日，一旦長休。嗚呼哀哉！從此夜台寂寞，一去不返；幽冥永隔，欲見無由。乃為之誄曰： 粵秀之英，珠江之靈，漠漠藝海，燦爛銀星。溫其如玉，磨而不磷。為弱者強，為屈者伸。嗟彼巾幗，舍生成仁，銜哀作誄，式昭德音。 3月12日，又有約3万余人前往殯儀館向阮玲玉作最后的告別。 3月14日，阮玲玉的靈柩移往位于閘北的聯義山庄墓地。上午十一時，万國殯儀館前的草坪上，三百多位阮玲玉生前的至親好友已肅然排好隊伍。下午一時十分，由黎民偉、陸涵章、孫瑜、蔡楚生、費穆、馬徐維邦、吳永剛、楊小仲、譚友六、金焰、張翼、鄭君里等十二人，共同舁櫬上靈車，并由靈車舁櫬入墓地。 這日，前來送葬的隊伍長達十里，影迷們甚至有從南京、杭州專程赶來執拂的。從万國殯儀館到聯義山庄墓地有20多里路，靈車一路所經之處，万人空巷，沿途夾道致哀者達30万人。 美國紐約時報駐滬記者見狀极為感動，特為報道說：“這是世界最偉大的哀禮。”這張報紙上還有一幅插圖：送葬行列中有一大漢，頭扎白布，身穿龍袍。意謂：“倘中國仍有皇帝，也會來參加葬禮的。” 美國洛杉磯報刊上也報道了上海為阮玲玉舉殯的新聞，題目是《三十万群眾送中國女明星之喪》，文內云： “仰幕阮女士才華而專程前往瞻謁遺容者逾十万，悲壯熱烈之情形，較范倫鐵諾死時，有過之而無不及。此种情形在中國當屬空前。” 阮玲玉走了，就這樣永遠离開熱愛她的觀眾們、親人們、朋友們。她再也沒有回頭。 ------------------ 書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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