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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戒嚴中的加沙


  加沙(Gaza)位于以色列南部,靠近埃及邊境,濱臨地中海,是以色列重要的海上門戶,“加沙”一詞為迦南語,意為“強有力者”。十八世紀末,拿破侖遠征埃及時,曾由此攻打巴勒斯坦北部的戰略要地阿克。加沙城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由迦南人建造而成,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加沙城內多古跡。希腊文化鼎盛時,這里成為傳播希腊文化的中心之一。在公元初的几個世紀里,這里的學校被認為是講授哲學、修辭學和講演學最好的學校,傳說甚至希腊學生也來這里留學。加沙土地肥沃,淡水充足,四周果園環抱,產葡萄、香蕉、野無花果、柑桔和橄欖等。加沙附近長約40公里、寬6—8公里,面積約300平方公里的地區,稱“加沙地帶”。1948年第一次中東戰爭即“巴勒斯坦戰爭”后,由埃及管轄,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即“六日戰爭”后被以色列占領。加沙地帶的居民以巴勒斯坦人為主,還有少量以游牧為生的貝都因人(Bedouins,阿拉伯地區和北非沙漠地區從事游牧的阿拉伯人。“貝都因”阿拉伯語意為“住帳篷的游牧者”)。78年埃以停火,以色列宣布加沙自治,但至今未履行諾言。
  2月4日,以色列政府同意允許部分記者進入戒嚴的加沙地帶。我和《東京新聞》的松川貴、吉岡逸夫、印尼《Tempo》雜志的塔安菲特及香港《亞洲新聞》的袁國強合租一車前往加沙。
  出特拉維夫南行,沿途可以看見成群的“愛國者”導彈群,挖土机正在构筑新的發射陣地,天空不時有UH—1H 武裝直升机掠過。公路上偶爾可以碰到運送輕型坦克的輪式運輸車。右前方一架C—130大力神運輸机正向加沙方向飛去。
  在加沙地帶入口,已經有二、三十位各國記者聚在崗亭旁等候辦理進入加沙的手續。這里有一家設在面包車上的快餐店,价格貴得惊人。我買了一塊類似三明治的餅和一听可口可樂,竟要了我40個謝克,合20多美元。等得無聊,台灣《中國時報》的王麗美小姐索性与端M—16步槍的以軍合影。一位名叫阿米爾的以色列兵纏著王麗美要通訊地址,“因為這是頭一回与姑娘合影。”看到我對步槍很好奇,阿米爾干脆摘下自己的“加里爾”讓我過過癮,這种仿制美國M—16的新式步槍具有极好的防風沙性能,口徑与M—16一樣,也是5·56毫米,而美式M16A1自動步槍是60年代后開始裝備美軍的一种小口徑步槍,它集中了許多步槍在結构方面的优點,口徑小,初速高,零件少,重量輕,殺傷力強。目前,小口徑步槍已成為步兵武器的發展趨向。我國通用“56”、“63”步槍是蘇聯卡拉什尼科夫步槍的改進型,与華約集團一樣,口徑為7·62毫米,其中以AK—47、AK—M 式最為著名。
  在數輛裝有4米多長鞭狀天線的軍用吉普的護衛下,記者車隊進入神秘的加沙地帶,路邊是一望無際的桔子林。三個穿黑袍的巴勒斯坦婦女坐在一輛驢車上,車上裝滿了成筐的桔子。路中央,兩個貝都因儿童赶著一群髒兮兮看不出毛色的瘦羊。几乎看不到行人,四處全是開著近光燈疾駛的軍車,汽車風擋上裝了鐵絲編的防護网。左前方有一座清真寺,孤零零隱沒在桔林里,旁邊是一群駱駝,還有一人多高的仙人掌。
  我們的車隊始終以一百公里的時速飛馳,听任兩側景色轉瞬即逝。《東京新聞》松川貴請求司机開慢點,好飽覽秀色。司机說不行,我們必須緊隨車隊,否則會有危險,再向前,成群的駱駝越來越少,司机說這都是貝都因人的,每峰駱駝可以賣一万六千美元。
  下午一點,我們抵達諾思雷特(Nosserat)小鎮,這里的街上看不到一個行人,只有頭戴包了迷彩布的盂形鋼盔、平端M —16步槍的以軍士兵。保護我們的几輛吉普封鎖了路口,士兵跳下車,平端“加里爾”步槍,叉開雙腿,隨時准備格斗。這里的牆壁上涂滿了五顏六色的反以標語。臨街二層小樓樓頂的一個小窗戶里,閃爍著几十雙憤怒得冒火的眼睛,所有的巴勒斯坦人全被關在家中。同行的香港記者告訴我,自海灣危机以來,加沙實行戒嚴,巴勒斯坦人由于不能离家外出做工,食品來源基本斷絕,每天三、五小時的外出時間無法謀生。
  為了更好地工作,我离開記者車,找到我剛認識的那位叫阿米爾的士兵,請求使用他的吉普。阿米爾很高興,爽快地讓我擠進吉普隨他們巡邏,吉普車內裝有一部破舊得看不出牌號的軍用電台,嘰哩哇啦亂叫。阿爾米的紫色貝蕾帽塞在左肩章下,右手緊握橫在膝蓋上的“加里爾”步槍,左手握著麥克風守護著車隊。在我腳旁扔著一支加了榴彈發射器的步槍和几听百事可樂。吉普車的風擋和車頂架著鐵絲護网,以防“恐怖分子”的石頭。可以想象得出,當恐怖分子的石塊雨點般飛來的時候,阿米爾猶如是坐在一面擂得山響的鼓里。我和阿米爾聊起創建以色列202突擊隊的前國防部長阿里爾·沙龍,他問我是否仇恨沙龍。我說我討厭他的殘暴,但喜歡他的性格:誠實、勇敢、狂熱地熱愛自己的國家,還有他走險棋的軍事天才。以色列政府規定,18歲以上的高中畢業生,必須服兵役,男子四年,女子三年。否則無法找到律師、醫生、工程師等好職業。阿米爾對自己的軍旅生活很滿意,他讓我多拍些照片,送給他在耶路撒冷的媽媽。
  在埃爾伯利格(El Boreg),我親眼看見一個黑衣人倒剪雙臂被以軍押進一間小屋。這里的气氛更緊張。街頭站滿了端M—16步槍、持大木棒、身背無線通訊裝置的以軍士兵。這些士兵除了頭頂鋼盔外,還穿了“開福拉式”防彈背心,背靠背站立、在記者身旁環繞一周,虎視眈眈地警戒著四周。我們腳下遍地是雜亂的石塊和彈殼。
  正當大家四處張望之際,突然背后飛來几塊石頭,我們紛紛四散隱蔽。一塊拳頭大小的石塊正砸在《東京新聞》記者松川貴右背上,疼得他“嗷”的一聲怪叫。4名以軍士兵扑向飛出石塊的樹叢,我和加拿大記者喬緊隨其后。翻過一堵矮牆,眼前是一大片靜悄悄的桔子林。一位以軍士兵用槍點著我大吼,命令我退回到小鎮中的保護圈,見我就是不動,摘下自己的鋼盔扔給我。以軍不敢貿然進入桔林,我和喬在士兵保護下,退回到埃爾伯利格小鎮中心。以軍的吉普車圍著我們組成一堵車牆,車頭向外,處于高度戒備狀態。
  突然,离我不遠的一扇小門猛地打開,一位滿臉絡腮胡子的中年阿拉伯人高舉著一只活老鼠,沖上街頭,邊跑邊用英語大喊:“我們生活不如老鼠,老鼠還能上街。”記者見狀蜂擁而上,但被以軍驅回。我爬上一輛被炸毀吉普車頂,用80—200鏡連扣兩張,3名以色列士兵按住這位暴怒的巴勒斯坦人,將其推回到院門里,可他仍在屋里跺腳大喊:“我們不如老鼠。”我緊張地倒回膠卷,藏在汽車的座位底下,生怕被以軍沒收。但以軍并沒有找我們的麻煩,只是命令我們立即回到車上,因為采訪已經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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