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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以色列政府安排与眾多的外國記者參觀罷約旦河西岸的小鎮杰維科（Jevicho ）后，我深信西岸的宵禁（Curfew）已經解除。可同行的日本記者村田信一（ShinichiMurata）卻怎么也不同意，這家伙已經在中東跑了許多年。一年前曾与日本名記者淺井久仁臣（Kuniomi Asai）一起在西岸遇險。那次淺井被以色列士兵抓住，以擅入軍事區被捕。可淺井面不改色，掏出記得密密麻麻的筆記本，指著上面的日文說：“我是日本援助第三世界協會的，我來這里是考察地形，准備建一所醫院。”以軍被呆頭呆腦的淺井弄得暈頭轉向，結果淺井獲釋。 村田說我身上的新華社記者證和以色列政府頒發的記者證全不管用，在西岸得有真正阿拉伯記者證。在耶路撒冷老城大馬士革門東北角一座僻靜的小樓，我領到了一張印有阿拉伯文和英文的記者證，我的標准像被壓上紫色的飛鷹圖案，上寫：“外國記者，請予幫助。” 2月18日清晨，村田把我帶到耶路撒冷“美國殖民飯店”（American Colony Hotel）附近的一座小樓。一位三十几歲的巴勒斯坦婦女接待了我們。她命令我將相机裝進包里，然后帶我們鑽進一輛加長的梅塞德斯——奔馳240D （Mercedes —Benz 240D ），駛出耶路撒冷，向東北方向開去。 1964年“六日戰爭”（Six Day War）中，以色列占領了Judea ，由于位于約旦河西岸而被稱為“約旦河西岸被占領土”，簡稱西岸，這里也包括泛指的約旦河谷地。西岸被占領土約有5，878平方公里，主要城市有Ramallah、Nablus、Bethlehem和Hebron。這位巴勒斯坦婦女告訴我：“今天我們去Ramallah。” 中午時分，我們到達Ramallah，這位巴勒斯坦婦女將我和村田交給一個身穿橄欖綠防寒服的男青年而去。据說男青年叫“阿里”。“阿里”說這里戒嚴仍在進行，照相是絕對不許的，被以軍抓住就麻煩了！他說他會安排我們看到真實情況的。 在“阿里”陪伴下，我們混入巴勒斯坦人中匆匆而行。這里的牆壁象加沙、杰維科和耶路撒冷東城一樣用油漆噴霧器涂滿了反以口號，還有伊拉克、巴解、蘇聯的鐮刀斧頭旗及飛毛腿導彈。我們頭頂上是荷槍實彈的以色列士兵，手持M —16步槍和“加里爾”式步槍，有的槍口上加了催淚瓦斯發射器。村田說他挨過很多瓦斯彈，其中有一次還碰上了“聲彈”，這种炸彈靠發出巨響震暈敵人。街頭3輛加了鐵絲防護网的軍用吉普緩緩駛過，車門大開露出烏黑的槍口。村田說這里隨時都可能開槍，比我經歷的“任何危險都危險”。阿里似乎認識這里的每一個人，接連不斷地朝四處點頭，他把我們帶到一家雜貨舖內，讓我們別動。 突然，拐角處冒出三個黑衣人，將兩個汽車輪胎滾到路中央，變戲法似地澆上汽油和一些黃色的液体，大火立刻熊熊而起，濃煙直沖云霄。凄厲的警笛呼嘯而起，以軍的吉普飛馳而來，空中石塊如雨，打在吉普車的防護网上乒乓作響。士兵們發射了催淚彈。我情不自禁地端起相机沖出雜貨舖，還沒等我按下快門，一輛以軍吉普徑直朝我駛來，車上的士兵用槍指著我喝令別動。我高舉雙手走向士兵，回頭一看阿里和村田已不見蹤影。士兵摘走我胸前的記者證，我背靠吉普躲閃著飛來的石塊。突然一聲口哨響，石雨嘎然而止。以軍士兵記下我的姓名、證號后問我是否照了相，我指著尼康相机的膠卷計數窗給他看。我畢恭畢敬地告訴以軍士兵，我是個旅游者，想去死海，可出租車司机莫名其妙地把我拉到這里，之后不知去向。我想我是碰上恐怖分子了。我很害怕，多虧您們來救我，請您幫我找輛回耶路撒冷的出租車行嗎？以軍士兵將信將疑地說這里是關閉的，不許人進來，你給我馬上离開！別再讓我碰上你！ 我轉身返回，耳邊響著不斷的哨聲，我低著頭向右側的店舖瞥了一眼，一位黑紗蒙面的婦女正趴在窗口吹口哨，与遠處的哨聲連成一片。轉過街角，村田和阿里正朝我招手。我跟著他們鑽進一輛白色“梅塞德斯230”（Mercedes230）。 汽車東拐西拐，來到一條僻靜的街道，兩個儿童正坐在一扇鐵門前咬手指。阿里說這兩個儿童大的叫卡利姆，男孩，2歲半，小的叫塞爾，女孩，1歲半。他們17歲的大哥納賽爾（Nasel）由于向以色列士兵投燃燒瓶而被捕，為此以軍用焊槍封死了他們的家門。 在AL AMAR CAMP難民營，一位名叫Nafy的巴勒斯坦婦女正在一座廢墟旁的帳篷外洗衣服，在她周圍是一群髒兮兮的孩子和一只小黃狗。Nafy說，她21歲的儿子1990年12月組織了一個刺殺為以色列政府做事的巴勒斯坦人的行動小組，為此被判120年徒刑，她家的房子也被以軍炸毀。据她說3年來以軍在這帶已拆毀300多家反以人士的房子。 Kadula Camp難民營53歲的Muhanmed Yosef由于他十個孩子中有四個從事反以活動而被捕并被沒收了身份證。由于宵禁和沒有身份證，他只有呆在家中。他給我們看他一家的午飯只有兩盤炒菜花。 在AL AMAR難民營，以色列士兵用汽油桶和水泥封死了出口，我們在一名巴勒斯坦少年帶領下通過無人知曉的“秘密小路”才得以進入這座村庄的。遠處制高點上修有以軍的工事，由于擔心被以軍的望遠鏡發現，我們不能照相。 下午三點鐘，當我們准備返回耶路撒冷時，在整個Ramallah城竟找不到一輛出租車。因為四點鐘宵禁又將開始，而挂藍色牌照的巴勒斯坦出租車是不能外出的。只有挂以色列黃色牌照的車才能外出。 我們只好出示隨身攜帶的阿拉伯記者證，求助于當地的阿拉伯記者。一位女記者終于找到一輛肯冒險的藍牌巴勒斯坦出租車，但說好只把我們送到Al Ram，在那里可以找到黃牌出租。這位女記者記下我和村田的姓名、住址和電話號碼，她說12小時后若我們還沒有返回飯店，她就向外“報警”，她嚴肅地說，記者“失蹤”在這里并不奇怪。 傍晚，我們終于回到耶路撒冷，在東城的Aseel Press Service ，我們獲知以政府今天又關閉了兩家設在西岸的阿拉伯記者辦事處，它們是JinJin的Hitteen PressOffice和Nablus的JournalistMuhamad Amireh 辦事處（Hiheen Press Office inJinJin，The Office of the Journalist Muhamad Amireh in Nablus ）。我真擔心今天下午幫我們回耶路撒冷的那位女記者，也許她的辦公室將列在明天的名單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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