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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踏上以色列國土之時起，一位只聞其聲未見其面的本—阿巴（Irit Ben－aba）小姐就無時無處不在關心著我。据介紹，這位阿巴小姐是以色列外交部亞洲司中國處的負責人。2月1日，我剛住進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她的電話就追進了我的“戰地指揮所”。本—阿巴建議我住到耶路撒冷去，因為特拉維夫“天天都受‘飛毛腿’攻擊，太危險了。”我只是禮貌地謝絕，告訴她我是攝影師，來這里的唯一目的是拍攝戰爭給人類造成的苦難。只要特拉維夫還有一個人，我就會堅持下去。 以后每天晚上，我都會接到本—阿巴的電話，一直到我在特拉維夫堅持到第十一天，竟接到她要我去耶路撒冷過春節的邀請，可我還是婉言相拒。 我情感上欽佩猶太人的聰明、禮貌、勤勞和民族意識，可諸如“摩加迪沙”行動、“巴比倫襲擊”之類的流血，卻讓我總把以色列同布痕瓦爾德和奧斯維辛聯在一起。在中東地區，阿拉伯世界對以色列刻骨銘心的仇恨四處可見。 鑒于此時此地僅我孤身一人在這片神秘的國土上，以我一個小記者，最安全的辦法是少說多看，奉行“光榮孤立”政策。一時不慎，我命送黃泉事小，給我的國家惹麻煩可是罪不可赦。我的恩師、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主任趙寶煦教授常言：“外事無小事。” 以色列外交部已几次表示希望安排官方采訪，可我始終以“鄙人乃攝影記者，忙于拍攝戰爭給人類造成的苦難，無暇他顧”而婉絕。 2月7日，我的好朋友、香港《明報》記者袁國強再次找來，轉達設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外交部希望接受中國記者采訪，要我一定同去。我對袁說，我還是不能去，因為我計划去加沙地帶等正在戒嚴的被占領土。袁國強說，你若不去，恐怕就沒那么大意義了。我說，香港不也是中國嗎？你去就行了。你采訪完的筆記借我看一下就行。 袁國強真還挺夠哥儿們。次日，我根据他的采訪筆記經新華社巴黎分社向北京發報：“新華社特拉維夫2月8日電，記者唐師曾，以色列副外長莫士耶加昨天在耶路撒冷接受香港《明報》特約記者袁國強采訪時表示：以色列极希望与中國建立外交關系，兩國在巴勒斯坦問題上的分歧不應成為建交障礙。 莫士耶加在耶路撒冷對《明報》說，外交關系及政治見解不應混在一起，縱使政見不同，仍可建立良好的外交關系，‘外交是溝通工具，雙邊可保持不同意見，但若將政見和外交混為一談，實際上剝奪了自己的溝通媒介。法國和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問題政見不同，但兩國關系良好。’ 他說他极希望与中國建交，‘但什么時候建立則視中國而定，我們已准備就緒。’在對台問題上，莫士耶加說以色列在1950年就已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以色列仍希望与台灣保持商業往來，‘貿易活動增加兩三倍，越多越好。’ 目前，以色列与台灣亦無外交關系，只保持民間、學術、商業往來。以色列在北京設有學術交流机构。在香港設有領事館，莫士耶加希望在九七年以后仍能繼續其在香港的領事館。 ……” 回到北京后，我的老朋友、警察學院院長劉尚煜告訴我戰爭期間他看到過我寫的這段故事。 2月11日傍晚，我照例和日本記者村田信一到“我的飯館”去吃晚飯。這是特拉維夫一家价格便宜得不能再便宜的小飯舖。我每天傍晚都在這花20個美元吃一頓蔬菜沙拉加一种叫“希希利克”的炸雞塊，喝一罐可口可樂。之后揣起吃剩下的兩只“皮塔”餅當作夜宵和次日的早餐，中午則在街上買大餅吃。這樣就可以把撥給我用10天的經費用20天，指揮我的林老板命令我盡量節約每一美分，爭取在以色列堅持到最后一天。以色列的物价實在太貴，我住的飯店僅住宿費一天要收180美元。 飯后，我和村田照例到設在特拉維夫希爾頓飯店一層的以色列國防軍（IDO）辦事處轉一圈，看看有沒有什么新聞。一位以軍少尉告訴我們，可能要有一次裝甲演習。我和村田在登記處報了名。 可直到2月12日夜，我要求采訪以色列國防軍裝甲演習的申請還沒批下來。這時，新華社文字記者朱界飛也由開羅經陸路進入以色列，經与他協商，他去搞專訪，我則設法采訪裝甲兵演習。 以色列從立國之日起就离不開它的裝甲兵。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康布雷·亞眠之戰以來，坦克就因集炮火、机動性、通訊能力于一身而成為地面戰場起決定作用的兵种。凡是掌握坦克戰精髓的軍人都獲意外的成功：象法國的古德里安、美國的巴頓、蘇聯的馬利諾夫斯基和以色列的沙龍。以色列制造的“梅卡瓦”式坦克据稱是与美國M－1艾布拉姆斯、英國奇伏坦、德國豹Ⅱ同樣优秀而神秘的坦克。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古德里安就命令施圖卡飛行員坐在沖鋒的坦克分隊前導車上以達到空地協同作戰的目的，德軍坦克在沖鋒中一旦遇到敵人戰防武器的遏制，坐在坦克中的施圖卡飛行員就呼叫施圖卡飛机空中壓制，從而協同突破敵軍防線。 四次中東戰爭，以色列國防軍把空地協作、步坦配合發揮到盡善盡美，戰無不克的程度。直發展到1982年阿里爾·沙龍率以軍鍥入貝魯特，將巴解總部驅赶到北非的突尼斯。 為了一睹以軍裝甲集團的真容，我最后不得不求助于那位只聞其聲不見其面的本—阿巴小姐。 2月13日清晨，我和日本記者村田信一、松川貴合租一車加入以色列國防軍的一支車隊。此次成行，可能有賴于以色列外交部的干預，我成為20位記者中的第18位。 在我們車隊前面是一輛雪佛萊大吉普，車尾兩根4米多高的鞭狀天線被尼龍繩勒向斜后方。緊貼其右后方的是一輛敞篷吉普，車上坐著端“加里爾”步槍戴凱福拉鋼盔的警衛。 進入內吉夫大沙漠后，我們沿著一條用以色列國旗和紅白、綠黑、紅黑、綠白、黃黑相間的標志旗指引的一條簡易公路飛馳。 我們租的桑巴路底盤不斷地碰到地面。隨著車隊，我們爬上一處高地。放眼四望，周圍布滿了雪佛萊吉普。我們被安排在山坡朝陽的一面，頭頂上架好了尼龍防空网。不遠處，几輛拖曳式炊事車正准備早餐。我走過去，問做飯的士兵哪儿可以撒尿，隨手拍了輛炊事車。一位以軍士兵禮貌地帶我走進沙漠上一處用白鐵修的小屋，這就是野戰廁所，令人吃惊地是廁所還准備了綠色的手紙。 以軍為參觀的記者准備了免費早餐，飲料從橙汁、熱牛奶到咖啡一應俱全，熱气騰騰全是那台炊事車變出來的。吃罷早餐，有以軍士兵將丟棄的垃圾雜物裝入黑塑料垃圾袋運走，高地又恢复了整洁。 我看中了一位左肩章下別著貝蕾帽的上校，他正倚著一輛雪佛萊吉普用希伯來語派兵遣將，我走過去，一位衛兵告訴我不能拍這位軍官。 一位自稱“希蒙上校”的軍官用英語簡要介紹今天的演習科目。遠方簡易公路平板拖車載著南非制造的155毫米G－5加農炮沿公路快速突進，消失在遠方的山包后，5分鐘后，這群G－5加農炮開始向遠方轟擊。炮火准備10分鐘左右，我們面前的沙包突然蠢蠢欲動，迷彩布揭去，原來數十輛M－60坦克和M－113裝甲車一直潛伏在我們眼皮底下。 挂著主動式裝甲的M－60噴著白色煙幕沖向前，行進中利用地勢迂回躍進，作抵進射擊，M－113裝甲車則緊隨其后，坦克和摩托化步兵相互掩護。 我們分乘3輛十輪重型卡車緊隨其后，觀看坦克和摩托化步兵交替沖鋒。就在沙漠鏊兵之際，我的一台尼康FM2突然停止工作。我開始以為是電池沒電，就拆下MD—12馬達，可用手過卷還是搬不動。我知道我要倒大霉了。因為僅89年一年我就拍了700個膠卷，等于快門開合了25200次。從87年起，我可怜的尼康們已這么干了4年多。我小心翼翼地擰下鏡頭，痛苦地發現反光板已翻上去，聯結鈦合金鋼片快門的螺絲釘早已磨斷，快門碎成几片…… 幸虧我還背著离開北京前攝影部副主任林川塞給我的一台萊卡。可這台萊卡只有35毫米廣角。為了拍到大一些的照像，我跳下十輪卡車，趟著流沙向前跑。不想惹惱了身后一個自稱給法新社干活的小子：“山本（YAMAMOTO），你再往前走，我就燒了你的護照。”我不知道這個白人崽子是在喊我，竟自爬上一輛M－60坦克，不料這小子竟直追過來，用食指點著我的鼻子：“嘿，拿萊卡的，你再往前沖，我們可要合伙儿揍啦。”我猜這小子的爸爸或是爺爺准是死在了珍珠港，不然他不會把一切黃种人都叫山本。 兩架AH—1“眼鏡蛇”式反坦克直升机呼嘯著掠過我們的頭頂，用火箭攻擊地面的坦克群，可我由于相机坏了而興致大減。從M－60坦克往下跳時，我不知挂在什么地方，牛仔褲腿被撕開一道半尺長的大口子。 我坐在光禿禿的沙包上放眼望去，乘M113裝甲車的以色列國防軍已跳出裝甲車開始沖鋒，硝煙四起，“加里爾”自動步槍低沉的點射聲聲回蕩。AH—1“眼鏡蛇”在山脊上懸停，螺旋漿卷起遮天蔽日的黃沙，虎視著步兵掃蕩殘敵。 第一次世界大戰康布雷·亞眠首次亮相的坦克，今天已看不到一點舊時的痕跡。第二次世界大戰，壓制敵軍火力掩護坦克進攻“施圖卡”式強擊机也蕩然無存。自越戰期間美軍將UH—1直升机配署給美陸軍騎1師以來，軍用直升机就成了陸軍作戰必不可少的運載工具。 我眼前的這支部隊充其量不過是個裝甲旅，可在短短的一個小時的軍事行動中，參加的兵种涉及偵察兵、炮兵、坦克兵、摩托化步兵、電子干扰兵、通訊兵、工兵、運輸兵和陸軍航空兵。 我沒有看到諸如以制“梅卡瓦”式坦克或美制M－1艾布拉姆斯式，甚至連M－2布萊德雷式步兵戰斗車也沒有，更沒有AH—64阿帕奇式反坦克直升机。由此可見，這場演習，不過是對伊拉克“飛毛腿”襲擊虛張聲勢的政治反應而已，但由此更堅定了我認為以軍不可能從陸上攻擊伊拉克的估計。因為即使是M－1艾布拉姆斯坦克的公路突襲速度，也只有每小時70公里，以色列坦克不可能以高于60公里的時速，在穿越一千几百公里的阿拉伯領土之后攻入伊拉克。因為500個摩托小時需檢修的坦克主机、坦克單車1000馬力的耗油和上千公里的野戰補給線都是無法克服的障礙。從軍事角度上講，這种奔襲將失去以軍神出鬼沒的沙漠突襲效果和主動權，從政治上講失去的將更多。 3天以后，我終于修好了我的尼康相机，為換這個該死的快門，竟用了我近三百個美元。我只恨這台尼康在我最需要它的時候拋棄了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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