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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國是用千机轟炸向元首祝壽的。但希特勒的信心似乎堅不可催。４月２０日一整天，他都對前來祝壽的客人們說，他仍堅信俄國人將會敗在柏林。下午，他在總理府花園內接見了一群“希特勒青年”，感謝他們在首都英勇奮戰。之后，他便鑽進地堡，接見海軍上將卡爾·鄧尼茨。鄧尼茨覺得，希特勒像是負重不堪的老人。接著，元首又熱情地問候了凱特爾。“在Ａｔｌｅｎｔａｔ期間你救了我，也是你把我弄出拉斯登堡的。我不會忘記你。你決策得對，行動得也對。” 凱特爾沖口說道，“談判應立即進行，不然柏林會成為戰場。”希特勒插嘴說：“凱特爾，我需要什么我心里清楚。我要打下去，不管是在柏林里邊還是外邊打。”与約德爾面對面磋商后，他便走了。文武官員們——包括鮑曼，里賓特洛甫和施佩爾在內——列隊歡送他；他与眾人一一握手，還說了一兩句話。几乎人人都勸他趁現在道路仍然暢通，快去貝希特斯加登，但他堅決不去。他說，從此以后帝國將分成兩個戰區，北區由鄧尼茨負責指揮。南區指揮合乎邏輯的人選是西線指揮艾伯特·凱塞林，但他又想讓戈林擔任——或許系政治上之權宜之計。他說，他會讓上帝去作決擇。他建議，各戰區的參謀人員分成兩半，選往南區的需于當晚南下貝希特斯加登。戈林問，是他自己南下呢，還是派他的參謀長科勒前往？”你自己去”，元首說。先前如此親密的兩位老同志，便客气地在冷漠中分別了。戈林立即動身前往卡林霍爾——在那里，他的管家已將衣服和藝術珍品裝好了１４輛車。 希特勒獨自与愛娃和几個秘書進餐。她們再次勸他南下，他卻說，這樣一來，他便像西藏喇嘛轉動空經輪一樣。“我必須在柏林強行作決定——否則便滅亡？”午夜后，他把兩位年輕較大的秘書找到他的私室內，叫她們在半小時左右內乘車与普卡梅爾海軍上將和另外８０人一起，前往上薩爾斯堡。（*南下的人們中有莫雷爾醫生。他是被發配至南方的，發配的原因是，他建議給希特勒注射咖啡因，以解除他的疲勞。“你大概還會給我注射嗎啡呢！”希特勒吼叫完后，當場令他脫下元首私人醫生的制服。“你走！像從未見過我那樣。”莫雷爾當場癱倒在希特勒足下，被人架了出去，戰后不久，他身心崩潰，死了。）這兩個女人吃惊地瞪著大眼。他的解釋是，跟他最久的是她倆。另外呢，沃爾夫小姐還有個老母要供養。“我會盡快与你們會合。”他說話聲很小，想掩蓋左手的顫抖又掩蓋不住。他歎了一口气，這口气，施洛德小姐覺得，是從絕望的人口中歎出來的。一會儿，他打電話告訴她，柏林已被包圍。她只能在拂曉時出發。几分鐘后，他又來電話說，空襲警報一解除，飛机便立刻起飛。她听不太懂（因他說話時喉嚨咯咯咯作響），便叫他重复說一次。他什么也沒說。他向她的同事沃爾夫小姐說的最后一句話是：“一切都完了。” 當晚天色尚早時，向元首祝壽完畢后，希姆萊便离開了地堡，乘車在滂沱大雨中行進了几個小時，才見到“世界猶太人大會”的代表馬蘇爾。希姆萊說，他曾被授權解決猶太人問題，他最初的計划是要通過移民辦法，人道地解決這個問題。但是，連那些自稱与猶太人友好的國家都拒絕接受他們。“通過戰爭”，希姆萊說，“我們接触了東方的猶太無產階級大眾。這便帶來了新的問題，那就是，我們身后不能藏著這樣一個敵人。”這些猶太人不但在援助游擊隊，還傳染諸如斑疹傷寒等疾病。“為了剎住流行病”，他解釋說，“我們不得不造了些焚尸場，以便焚毀大批死于這种病的人的尸体。現在呢，他們倒打一耙，對我們這种做法說三道四！” “做過的許多事情是無法彌補的”，馬蘇爾說，“但是，我們如果要給我們人民的未來架起一座橋梁，那末，現在仍活在德國統治區內的猶太人就必須繼續活下去。”希姆萊抗議說，他歷來就主張將集中營移交給盟國。他不是將卑爾根貝爾申和布痕瓦爾德這樣做了嗎？但是，請看看他得到了什么報應吧：美國人偽造暴行照片，到處散發！當他讓２７００名猶太人前往瑞士時，外國報紙便宣稱，他之此為系為自己開脫，以示与己無關。“我毋需自我開脫。我歷來都是如此做了，我覺得這才能滿足我的人民的需要。我會負完全責任。我肯定沒有靠它發財。” 馬蘇爾出門后，希姆萊突然問，他的前任格斯坦是否能飛到艾森豪威爾的總部去，討論立刻停止敵對行動的問題。 “請努力叫艾森豪威爾相信，人類的真正敵人是蘇俄，只有我們德國人才打它。我會將胜利讓給西方同盟國，他們只需給我們時間去打敗俄國就行了。如果給我以裝備，我還能這樣做的。” 待馬蘇爾回來后，希姆萊說，為了表明他恪守信用，他會立即從腊文斯勃魯克釋放１０００名猶太婦女。他規定，應為這些人抵達瑞典之事保密，還建議稱她們為“波蘭人”，不叫“猶太人。”拂曉，希姆萊告訴了馬蘇爾，乘車前往格哈特療養院——伯納多特伯爵在那里等候他。兩人共進早餐。希姆萊雖然乘車勞頓，胃口卻好像未受影響，雖然他不得不時時用指甲去輕敲他的門牙。伯納多特提出，允許斯堪的納維亞的被俘人員從丹麥轉入瑞典。這個要求本來微不足道，卻遭希姆萊的拒絕，這實無法解釋。伯納多特自動提出，把腊文勃魯克的婦女全部交給瑞典紅十字會走處理。之后，他便睡覺去了。當天下午，希姆萊將舒倫堡召至他的臥室，說，他感覺很不舒服。他們二人坐上小汽車，沿著擁擠不堪的公路爬行，回附近的司令部時，希姆萊說：“舒倫堡，我怕劫數已難逃。” “這該給你勇气采取行動才是。” 希姆萊沉默不語。當舒倫堡批評將所有集中營都撤退的不現實的政策時，他像個挨罵的孩子，噘著嘴。“舒倫堡，你可別干這事，”他說，“因為沒將布痕瓦爾德和貝爾根貝爾申全部撤完，希特勒已咆哮了好几天了。” 希姆萊向馬蘇爾保證，目前，一切撤退工作已告終止；地處朱可夫進軍柏林途中的薩克森豪森，其犯人正被驅出兵營，冒雨上路出發；東面１０英里外，朱可夫的炮火正在轟鳴。紅十字會要求集中營主管將薩克森豪森移交給他們，但遭拒絕，理由是，希姆萊有令，待俄國人逼近時，除醫院外，一切均需撤离。于是，近４万名腹中無食，病魔纏身，衣著襤褸的犯人，便排成兩隊，被驅出集中營。在滂沱大雨中，哨兵們驅赶著他們，朝西北方向走去。凡赶不上隊伍的，一律被槍斃拋尸溝中。 “某個民族，他們的女人遭人強奸，男人們連架也不打，對這樣一個民族，你拿他有什么辦法！”當日晚些時候，戈培爾痛苦地向他的副官們承認，戰爭之敗局已無可挽回了——不是因為希特勒之故，而是人民讓他失敗了。“所有的計划和國家社會主義的思想，對這樣一個人民說來，”實在是太高尚了……他們活該承受即將降臨在他們身上的命運。”他甚至連自己的副官也斥責一番，“還有你們——你們為什么要与我一道工作？現在，你們去割你們的小喉嚨吧！不過，待我們下台時，讓整個地球都發抖吧！”整天，戈培爾又是失望又是悔恨，一听到兩名秘書騎自行車逃亡鄉下，便抱怨道：“我現在問你們，這种事情怎么可能發生呢？現在怎能保證正常的辦公時間呢？” 東線謠言四起，說柏林的領導人已放棄了一切希望，說最高統帥部已逃至貝希特斯加登去了。在維斯杜拉河戰線上，俄國人已打開了五六個突破口；紅軍的一支先頭部隊，离柏林和元首的地堡，只有２０英里。至４月２１日中午它已近在大炮射程之內了，在元首的地堡內已能隱約听到炮聲。約德爾報告說，朱可夫的一個縱隊正在包圍曼特菲爾的那個軍。為了阻擊這個縱隊，由党衛軍將軍菲力克斯·施埋因納指揮的一支小型后備隊，則在柏林北面２５英里處布防。 希特勒一听，立時伸直了腰。与施科爾茲內和魯德爾一樣，施坦因納是個有魔力的名字；２月間，朱可夫進軍之所以受阻，就是由于他從波美拉尼亞灣拚命進攻之故。希特勒伏身看了一陣地圖，抬起頭來，雙眼閃光。“反攻！”他激動地說，“由施坦因納直插東南，切斷失可夫的先頭部隊：以此大膽的一擊，柏林便可保住，曼特菲爾也不致被圍。”他親自向施坦因納下令，禁止他向西退卻。“凡不無條件服從此令之軍官，便將他逮捕，立即槍決。你，施坦因納，要用你的腦袋保證這份命令得以執行。”施坦因納從元首那里收到的無法執行的命令中，這份是最愚蠢的。他的裝甲兵團只在名義上還存在。他不想在一項毫無希望的事業中讓自己的部隊作無謂的犧牲，所以，他只好作點表面功夫，來個陽奉陰違——對一個曾考慮要綁架元首的人說來，這個決定是很容易做的。 鮑曼也知道局勢已無望。他給身在貝希特斯加登的妻子打電話，告訴她他在蒂羅爾給孩子們找到了一個“奇妙的藏身之地”。她應扮作尋找避難所的、流离失所的孩子們的監護人。為了使他們裝得更像，他已在加米施的一家幼儿園里綁架了６個孩子。 ４月２２日上午，施坦因納成了地堡內談話的主題。他從北面發動進攻為柏林解圍的戰役是否已經開始？如已開始，進展如何？陸軍參謀總長，即古德里安的繼任人漢斯·克萊勃斯特將軍總是說，沒有肯定的消息可以報告。希特勒之憂慮与時俱增。在下午的最高統帥部會議上，在听到柏林已三面被圍的消息后，希特勒最后一次問，施坦因納進攻的進展如何了？克萊勃斯迫于無奈，只好實情相告：施坦因納兵團仍處在組織階段，沒有消息可以報告。 希特勒的頭震了一下，接著他便大口大口地喘气。他嚴厲地令眾人离開房間——除他的將領和鮑曼外。其他人一听，連忙爭先恐后地逃到房外去了。他們在客廳內等候著，一聲不吭，誠惶誠恐。房門一關，希特勒便立刻站立起來。他前俯后仰，猛烈地揮動右臂，大聲呵斥說，他周圍全是賣國賊和謊言家。他喊道，所有人都太低級，太庸俗，根本無法理解他的偉大目標。他深受腐敗和懦弱者之害，現在所有人都拋棄了他。听他說話的人從未見他發過這么大的脾气。他用手指指著各位將領，指責他們給戰爭帶來了災難。唯一進行了反駁的人是鮑曼。軍官們很是惊奇，但鮑曼說的一番話，与其說是為軍方辯護，倒不如說是讓希特勒冷靜下來。 關于施坦因納，希特勒喊了些什么，人們未听清，他便一屁股坐到椅子上去了。他痛苦地說：“戰爭已失敗了！”接著，他又用顫抖的聲音說，第三帝國以失敗而告終，他現在唯有一死了之。他臉色慘白，全身不時發抖，好像受人重擊一樣。猛然間，他坐著不動了，下巴松開，兩眼空虛地注視著前方。這比他的憤怒更把旁人嚇坏了。時間一分鐘一分鐘地過去了——誰也不知過了多少分鐘。后來，元首的臉色慢慢恢复了，他抽搐了一下——或許是冠心病發作。鮑曼、凱特爾及陸軍人事部長格道夫，都求他拿出信心來，如果連他都喪失信心，那一切真是完了。他們勸他立即前往貝希特斯加登。他慢慢地搖著頭，用疲乏而可怕的聲音說，他們如果要走，都請自便，他自己是要在首都了卻殘生。他叫人把戈培爾找來。 站在外邊的人們几乎听清了一切。菲格萊因抓起電話，把這邊發生的一切情況都告訴了希姆萊。大受震惊的希姆萊打電話給希特勒，叫他不要失望，并答應立刻派党衛軍部隊前來。与此同時，希特勒又派人去找特勞德爾·密格、格爾達·克里斯蒂安和他的新廚子康斯坦澤·曼齊阿里。他們一同來到他的客廳——他和愛娃·勃勞恩已在那里等候。他臉上毫無表情，雙眼已完全失神。他用客觀而專橫的口吻，令這４個女人准備在一小時內乘飛机南下。“一切都完了，毫無希望了”，他說。 這４個女人大受震惊，一動不動地站著。首先動身的是愛娃。她走到希特勒跟前，抓起他的雙手。她微微一笑，好像對孩子說話似的：“你是知道的，我要与你在一起。我不許你叫我走。”這又給他的雙眼帶來了生气，做了一件貼身人員從未見他做過的事：他吻了愛娃的嘴唇。 特勞德爾禁不住也說：“我也留下。”格爾達和廚子也加入了這個行列。希姆萊再次令他們走，但她們全然不听。希特勒依次抓住她們的手，百感交集地說：“我的將領們要是像你們這樣勇敢就好了！”他好像精疲力盡似的，拖著沉重的步子，走進鄰室——一群軍官在那里等候。“先生們”，他說，“事情就此結束。我要留在柏林，時机一到，我便開槍自殺。每個人走的時間由你們自己定。” 听說元首要找他時，戈培爾仍然在家，正當他准備离開時，又傳來了希特勒的話：他也想見見瑪格達和孩子們。５時，戈培爾太太鎮靜地叫褓姆給孩子們作好准備，因為他們要去見元首。孩子們很是高興。阿迪叔叔還會像先前一樣，給他們吃巧克力糖和點心嗎？做母親的已猜想到，他們可能全都要去赴死，便強打起笑容：“你們一個人只許拿一件玩具，不准多拿。” 凱特爾打發眾人走后，會議室內只剩下他和希特勒二人。他要元首直接前往貝希特斯加登，從那里開始投降談判。希特勒打斷他的話：“我知道你要說什么：‘必須立即作出決定！’”他的聲音變得刺耳了。“我已經作出了決定。我永遠不离開柏林，我要保衛這個城市，直到最后一息！”約德爾來了；希特勒又將決定自殺一事向他說了一遍。“我這個決定，也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本應在１９４４年１１月作出的。我本不該离開東普魯士的司令部。” 希特勒把鮑曼找來，令他与約德爾和凱特爾一起，飛往貝希特斯加登。那個司令部由凱特爾指揮，由戈林任元首和私人代表。凱特爾不同意。希特勒說：“反正一切都四分五裂，我已無能為力。”他補充說，其余的就交給戈林了。“仗已沒有什么可打的了。如果要談判，帝國元帥會比我干得更出色。在保衛柏林一戰中，我不是戰斗至胜利便死在柏林。”他不能冒險落入敵手。他說，他會在最后時刻開槍自殺的。“這是我的最后的決定，不可撤銷！” 將軍們立誓說，大勢并非完全已去。溫克的第十二軍應回師解救柏林。希特勒立時雙眼亮了起來。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希望又回來了，決心也回來了。他開始是發問，然后便詳細研究如何解救柏林。凱特爾起身前去向溫克下令。他剛一走，希特勒又沮喪了起來，對貼身人員說，希望已沒有了。 有人指著腓特烈大帝的像問他是否仍相信會有類似的歷史奇跡出現時，元首疲倦地搖搖頭。“陸軍出賣了我，我的將領都是飯桶。”他說，“他們不執行我的命令。一切都完了。國家社會主義也已死亡，永遠不會東山再起！”也許在１００年后會出現類似的思想，其勢有如宗教，在全世界傳播。“但德國已經失敗了。說真的，它還未完全作好准備，也不夠強大，還接受不了我給它定下的使命。” 那天晚上，德國空軍作戰部長埃卡德·克里斯蒂安將軍突然闖進柏林城外的科勒的司令部：“元首已處在崩潰狀態中了！”他把發生的可怕的事情說了一遍。科勒不敢相信，坐上小車，直奔新的最高統帥部，向約德爾詢問克里斯蒂安之所云是否屬實。約德爾平靜地答道：“這是真的。”科勒問元首是否會真的自殺。“是的，在這點上他是很頑固的。”科勒非常生气。他說，他必須前去親見戈林，把元首說的話告訴他：“如果要談判，帝國元帥比我干得更出色。” ４月２３日拂曉，科勒及其參謀人員，分乘１５架ＪＵ－５２飛机前往慕尼黑。在貝希特斯加登，戈林已獲悉了許多情況。那天上午，他對侍者——身邊無他人——說，鮑曼給他發來一封密電，通知他元首患了精神崩潰症，叫他接過指揮權。戈林猶豫不決將信將疑。他該怎么辦？立刻行動呢，還是等待？科勒直到中午抵達上薩爾斯堡戈林那個舒适而又朴實無華的住地。他激動地把希特勒崩潰一事全告訴了戈林。當然，這大部分他已知道，所以他未作多少反應，使科勒好生奇怪。他問，希特勒是否仍然活著。他是否已指定鮑曼為其繼位人？科勒回答說，他离開柏林時元首仍然活著，出逃的路尚有一二條，首都約可堅守一星期左右。“反正”，他說，“現在要靠你去采取行動了，帝國元帥！” 戈林拿不定主意。希特勒不也可能已任命鮑曼為他的接班人嗎？他再次問道。鮑曼這個宿敵給他發電報的目的，有可能故意讓他搶班奪權。“如果我行動，他會稱我為賣國賊；假如我不行動，他就會指責我，說我在最危急的關頭不敢挺身而出。”他派人把漢斯·拉麥斯找來。此人是法律專家，又是１９４１年希特勒親手立他為繼位人的法律文件的保管者。文件規定，在希特勒死后，戈林是他的繼位人。它也規定，元首若無法行使職權——永久或暫時——戈林便是希特勒的接班人。 戈林想要搞清楚的是，柏林的軍事形勢是否到了應該由他來接管權力的地步。拉麥斯不敢作決定。他深知，他對元首的影響已經下降，鮑曼的影響已經上升。所以他便問，自１９４１年來，元首是否發布過廢除立他為接班人的文件的命令。“沒有。”拉麥斯說，他不時都要核對，看是否會將它廢除。他宣稱，這項法令具有法律效力，用不著再次宣布。 有人建議發一封電報給元首，問他是否仍需戈林當他的副手。于是便草擬了一封電報：“我的元首，鑒于你決定鎮守柏林，您是否希望我本人根据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９日的命令，接管帝國的一切權力？”戈林讀后，加了：“……全權處理國內外事務”一語，以便使他有權与盟國進行談判。他憂心忡忡，說：“若得不到答复呢？必須定個時間界限才行，就是說，在此之前我必須獲复。” 科勒建議將它定在８小時內，戈林便寫了個時限，接著，他又匆匆寫道：“你必須明白，在我一生最困難的時刻里，我對您所抱的感情，是無法用語言加以表述的。讓上帝保佑您，讓您早日來此地。您最忠誠的赫爾曼·戈林。”寫完后，他重重地往后一靠，說：“可怕！”若在晚１０時前得不到答复，他必須采取激烈的行動。“我得立刻結束戰爭。” 在地堡內，最被戈林的電報激怒的——英國“超級”机密截獲的戈林的最后一封電報—似乎是鮑曼。他要求將戈林處決。希特勒拒絕做得如此過火，給戈林發出３封互相矛盾的電報。第一封電報提出，戈林若辭去一切職務，因叛國罪的死刑便可置之不理；第二封電報廢除了立戈林為接班人的法令；第三封——也許是最准确地反映了希特勒思想之混亂的一封——的措詞模糊（“您認為我已受阻，無法實現自己的愿望的想法，是非常錯誤的，此錯誤想法從何而來，我不知道。”），致使鮑曼覺得，這可能是赦免的前奏。鮑曼自作主張，電告上薩爾斯堡的党衛軍指揮官，以叛國罪將戈林逮捕。 克萊勃斯在地堡內給凱特爾挂了個電話。將戈林被解職事詳細告訴了他。凱特爾被嚇坏了，不住地說里邊一定有誤解。突然間，鮑曼的聲音插了進來。他大聲喊道，戈林已被開除，“甚至連德國獵人協會主席的職務也沒有了”。凱特爾沒作答。他暗想，“時局太嚴重了，不好講這些冷嘲熱諷的言辭。”當日下午，凱特爾會見了希特勒。會談失敗了，他与約德爾一起乘車返回司令部。“途中，我們談得很坦率。兩人同意，我們不能听之任之——我們討論了在地堡內劫持元首的可能性，可能時還要·使·用·武·力。”但他們又放棄了這個想法，原因是他們不能取得元首的衛隊和保安隊的合作。 由于俄國人正從四面八方朝首都圍了上來，愛娃·勃勞恩平日那副歡愉的性格已變成了恐怖，但又不太敢露出來。 一次，她抓住特勞德爾·容格的雙手，用顫抖的聲音承認她很害怕。“最終一切都能過去就好了！”她給他的好友赫爾達寫了一封訣別信，“這是我最后一封信，也就是我生命的最后象征”，她寫道。她還解釋說，她已將首飾寄給了她，要她按她的遺囑分配。她對她的信之語無倫次表示歉意，原因是，戈培爾的６個孩子正在隔壁房間鬧翻了天。“我真不明白，這些事怎么可能發生！簡直足以使人失去對上帝的信奉！”在后語中她補充說，希特勒自己已完全失望。但是，到了次日，即４月２３日，星期一，愛娃又給妹妹寫信說，現在机會還有一個。“然而，不用說，我們是不會讓自己被他們活捉的。”她叫妹妹將她的公文信件全部毀掉，把元首的來信和她的复信打在一防水包里，埋在地下。信是以一段帶著可怜的希望的后語結束的：“我剛与元首說過話。我想，對前途他今天的態度要比昨天的樂觀些。” 希姆萊也在為最后一分鐘作好准備，在午夜前，他再次与福爾克·伯納多特會晤，地點是瑞典領事館——設在波羅的海岸邊的港口呂貝克。“戰爭必須結束”，他出乎意外地說，還無可奈何地歎了一口气。“我承認，德國已被打敗了。”元首可能已經死了，所以，他已不再受自己的誓言約束。他說，他愿讓西線投降；東線卻不行。“我歷來是，也將永遠是布爾什維主義的死敵。”他問伯納多特伯爵是否愿意將這一建議轉給瑞典外交大臣，由他再轉給西方。 伯納多特不喜歡這個主意，但同意將它轉達給瑞典政府。這個建議若遭拒絕，你希姆萊將作何打算？“要是那樣的話”，他回答說，“我把東線的指揮權拿過來，戰死在沙場”。希姆萊又說，他愿与艾森豪威爾會面，立刻向他無條件投降。“就你我作為老世故之間說說，我問你，我是否應該向艾森豪威爾求降？”他問。 他議論道，這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天。他有意朝黑暗中走去，進了駕駛室。他踩開离合器，車子便沖過一灌木叢，撞在一鐵絲网上。瑞典人和德國人通力合作，總算把車拉了出來。希姆萊蹣跚走了，伯納多特伯爵評論說，這件事有點儿象征性。 在次日即４月２４日舉行的軍事會議上，希特勒很悉，曼特菲爾的第十二軍已完全被蘇聯坦克的縱深穿插所切斷。“奧得河是個寬闊的天然屏障”，在一陣沉默后他說，“俄軍卻胜過了第三坦克軍。從這點看，俄國的胜利只能說明那里的德國軍事領導人無能！”克萊勃斯試圖為前線指揮官辯護，但他此舉卻惹起了希特勒對施坦因納之破產進攻的回憶。他抖抖地指著地圖說，在２４小時內必須從柏林北面發動另一次攻擊。“第三軍必須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發動這次攻擊，讓我方未遭進攻的陣線空著。柏林北面与柏林城市的聯系必須于明晚前恢复。把這道命令立刻傳下去。”有人建議讓施坦因納領導這次進攻，這使希特勒火冒三丈。“那些党衛軍軍官，態度傲慢，行動拖拉，辦事猶豫，對我已毫無用處了！” 戈培爾走了，准備給柏林的市民們發布最后一個公告。他希望用將真情告訴市民們的辦法，能把他們嚇住，使他們繼續將反對赤色分子的遠征進行到底。“我們的心切不可動搖，切切不可顫抖。布爾什維克已發動了大規模進攻，像潮水般從東面涌到了帝國首都的城牆下以反對歐洲的心髒地帶。”最后的這些話雖然已散布了出去，尤利烏斯·夏勃仍在焚燒元首的私信。燒完后，元首的貼身副官便帶著命令登上飛机南下。銷毀放在慕尼黑寓所和貝格霍夫的私人文件。 貝希特斯加登的党衛軍指揮官，在收到鮑曼的逮捕戈林及其全家的電報后，立即采取了行動。在帝國元帥戈林的戲劇性的生涯中，過去兩天是最狂暴的：他的元首崩潰了；他自以為是叫他將第三帝國繼承；然后是希特勒的三封電報；現在呢，他怕自己會被處決。那天上午——４月２５日——數名党衛軍軍官，當著戈林夫人和他的管家的面，勸戈林簽署一份文件聲明因身体不好，辭去一切職務。戈林拒絕了；雖然有那三份電報，他仍相信希特勒是話不由衷。党衛軍軍官拔出槍來，戈林只好急忙簽字。這個儀式被由遠及近的飛机的嗡嗡聲打斷。 在飛往上薩爾茨堡、林嗣和其它目標的途中，盟軍飛机常打貝希特斯加登上空飛過。但，時至今日，希特勒的老巢還未受到破坏。然而，今天前來的３１８架“蘭克斯特”轟炸机，卻立意要將它抹掉了。上午１０時，第一隊轟炸机從山頭上擦過，朝最高統帥部的邊沿地區投下了高能炸彈。半小時后，更大一隊的轟炸机又飛了過來。一架接著一架，將高破坏力炸彈直接扔在上薩爾茨堡。整整扔了一個小時。在最后一架轟炸机消失后，德國空軍將軍羅伯特·里特、馮·格萊姆（慕尼黑第六空軍大隊指揮官）驅車前往貝格霍夫。他左右觀察了一陣，被弄得目瞪口呆。元首的住家直接中彈；一邊已被炸毀，被炸坏的馬口鐵屋頂高高懸挂在空中。 格萊姆是個忠實的納粹党徒（１９２０年希特勒首次坐的就是他的飛机）。他收到柏林來電，令他到地堡內報到；現在，他正在尋找科勒，因為他曾听說，科勒也收到一封內容相類似的電報。格萊姆痛斥戈林，說他不該离開柏林，更不該有“叛國”行動。科勒為他的首長辯護，但格萊姆卻不以為然。他宣稱，戈林的行徑是辯解不了的。說完，他便奔柏林去了。 蘇聯紅軍包圍柏林之雙鉗已差不多要合攏了。定在１０時３０分舉行的會議的參加者，在陰郁的气氛中等待希特勒的到來。希特勒已六神無主。后來，德國官方通訊社的海因茨·羅倫茨報告說他剛收听到某中立國家宣布的一條消息：蘇美兩國的軍隊在穆爾德河上首次相遇時，他們之間便發生了爭吵，在占領區問題上發生了分歧；俄國人指責美國人侵犯了在雅爾塔達成的關于占領區的協定。听到這一消息，希特勒才一改常態。 他筆直地坐著，雙眼閃閃發光，“先生們說”，他說，“這又是我們的敵人不團結的明證。假若明天敵人仍有可能鬧翻，而我今天便求和，德國人民和歷史必然會稱我為罪人！”說話間，他似乎又渾身有了力量。“布爾什維克和盎格魯——撒克遜人之間，因為在德國問題上分贓不均不是每天——呀，是每時每刻都有爆發戰爭的可能性的。”他把臉轉向克萊勃斯，微微一點頭，示意他會議開始。這位陸軍總參謀長便開始匯報，其間兩次被希特勒打斷：溫克哪里去了？回答是一句靦腆的“沒有報告”。 截獲的消息令希特勒擔憂。在爾后的一小時內，他又大做白日夢，夢想另一個奇跡會在最后一分鐘發生。他說，盎格魯——撒克遜人出于自保的意識必是要反對赤色分子的時刻已經到了。“若盟國在舊金山（參加首屆聯合國大會的代表們正在那里集合）果然出現分歧——會出現的——而我又能在布爾什維克巨人身上某處給他一擊，轉折點是有可能出現的。這便有可能令其他人相信，只有一個人能遏制布爾什維克巨人，而那人正是由我代表的党，是現在的日耳曼國家。”德意志通訊社的報道是不正确的。美蘇兩國的前鋒部隊之間并未出現分歧。其實，他們是在次日，即２６日才相遇——當時，是兩名美國巡邏哨兵分別在易北河上的斯特熱拉和托爾高与紅軍聯系上的。兩軍的匯合把日見縮小的帝國切成了兩半。 半日過后，溫克將軍的部隊好像在前去解救希特勒。電台報告他正在穩步前進的消息，使柏林人振奮了起來。等得最焦急的是希特勒。他指望溫克至少能將戰役拖至５月５日，使他能与拿破侖同一天死去。這是個妄想。溫克只有一個兵團，即第二十兵團，在朝首都攻去。而它的任務又只限于打到波茨坦，為柏林的衛戍部隊開辟一條退卻的走廊。溫克的大部分兵力正攻向東面——違反元首的命令——以解救被圍困的第九軍。 當晚早些時候，另一位赤膽忠心的將軍也冒死向元首報告。他就是里特·馮·格萊姆。此時，他正駕著一架小型觀察机，沿著樹梢，低空飛行在戰火紛飛的柏林市內。頭頂上空，一場惡戰正打得激烈。突然間，駕駛室的底板上出現了一個洞，格萊姆倒下了。正當飛机失控、朝地面栽下去時，机上的唯一乘客漢娜·萊契連忙探身向前，抓住了操縱杆，穩住了飛机。飛机在通往勃蘭登堡門的寬闊的大街上安全著陸。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占了一輛車，把格萊姆弄進車內。 格萊姆的左足受傷。傷包扎好后，他乘擔架下了地堡。 半路上，他們碰到了瑪格達·戈培爾。她吃惊地睜著大眼，說任何活著的人都能找到這個地方。她先前雖未見過漢娜·萊契，卻也擁抱了她。還啜泣起來。片刻后他們在狹窄的過道上碰上了希特勒。他低垂著頭，雙臂不停地抽動著，目光遲鈍。但，格萊姆的報告給希特勒帶來了新的生命。他抓住格萊姆的雙手，轉身對萊契說：“勇敢的女人！世界上畢竟還有些忠誠和勇气存在！” 希特勒把戈林拍來叛逆電報一事告訴了他們。“是最后通牒！一份貨真价實的最后通牒！現在，一切都蕩然無存。你瞧瞧我要經受什么吧：沒有人履行效忠的諾言，也沒有人顧及榮譽。沒有什么失望或叛賣我未曾經受過的——這次尤其如此。”他停往了口，好像說不下去似的。然后，他眼睛半開半閉，注視著格萊姆，用比耳語稍大一點儿的聲音說：“我現在宣布，你是戈林的接班人，就任德國空軍總司令。我以德國人民的名義，向你表示歡迎。”兩位新來者深受感動，要求留在地堡內，以彌補戈林之欺騙所帶來的損失。同樣受感動的希特勒，同意了這個請求。他說，他們的這一決定，將會在德國空軍的歷史上名留青史。 ４月２７日拂曉，柏林已完全被包圍，最后的兩個机場也被紅軍占領。盡管如此，當溫克拍來電報說，第二十兵團离波茨坦只有几英里之遙時，地堡內頓時出現了一陣樂觀情緒。戈培爾辦公室立刻在電台宣布，溫克已抵臨波茨坦，并預言他將很快來到首都。溫克能做到的，別人為何就不能？“局勢已經改變，肯定有利于我們”，他告訴柏林人說，“美國人正朝柏林進軍。戰爭的偉大轉變就在眼前。我們一定要堅守柏林等待溫克的部隊前來。不管代价有多大！” 每天在電台上廣播的戰報，泄露了溫克的确切的位置。他大惊失色：“明天我們將寸步難移了！”溫克朝他的參謀長喊道。毫無疑問，俄國人必定也听到了這些廣播的。他們必然會集中一切力量攻擊他的陣地。他說這几乎是出賣。 在午間的軍事會議上，希特勒表示對溫克完全信任——他稱溫克“是一條真正的漢子”。但在片刻后，他似乎又覺得救援的希望非常渺茫，說：“我今天想躺下歇一歇，安靜安靜。除非俄國坦克已開到臥室前，否則就別叫醒我，讓我作作准備。”可是，他馬上又希望俄國人會在柏林流血致死，然后，他馬上又引用了黎希留（１５８５—１６４２，法國政治家——譯注）的富有哲理的名言，作為會議的結束：“我失去了什么！最寶貴的記憶！這些都是什么意思呢？或遲或早，這亂七八糟的一團，終將全部被拋在后頭。” 會議結束后，希特勒將一枚鐵十字勳章別在一個矮小的眼中帶著倦意的小兵胸前——他剛炸毀一輛俄國坦克。這個小兵默默地轉過身，朝走廊走去。到那里后，他倒在地板上，立時熟睡。克萊勃斯的兩名副官高聲抱怨局勢之難熬。鮑曼走到他們身后，伸開雙手，親熱地扶住他們的肩膀。希望還是有的，溫克正在途中。柏林很快會解圍。“元首最困難的時刻，你們仍留在這里，保持對元首的信任”，他油腔滑調地說：作為報答，他會給你們大庄園的。這兩個副官張著大嘴，不敢置信。作為職業軍人，他們歷來受到鮑曼和他的左右的最大怀疑。 當天，漢娜·萊契大部分時間都呆在戈培爾的住所內。戈培爾似乎忘不了戈林的背叛。他指手划腳地說，戈林元帥是個無能之輩；由于他愚蠢，他毀滅了祖國，現在呢，他卻要領導全民族！這本身便證明，“在內心深處，他歷來空虛，歷來是個賣國賊。”戈培爾像講經的牧師似的抓住椅背宣稱，那些留在地堡內的人們正在制造歷史，正為帝國的光榮，為德意志這個名字之永垂不朽而獻身。 萊契覺得，戈培爾太做作了。她欽佩他的太太。在６個孩子面前，瑪格達總是高高興興的；待她覺得控制不住時，她便出外。“我親愛的漢娜”，她說，“你得幫我，讓孩子們擺脫這种生活。他們屬于第三帝國和元首。如果這兩者都不再存在，他們便沒有立足之地了。”她最怕的是到了最后的時刻自己會手軟。萊契給孩子們講了她的飛行經歷，還教他們唱歌。孩子們學會后，便唱給阿迪叔叔听。她也去看了愛娃·勃勞恩。她覺得，愛娃是個淺薄的婦人，整日忙著修染指甲、換衣裳和梳頭。萊契見元首公開与一女人同居，想必吃惊不小，因為她佩服元首，可說是五体投地。 在當天舉行的第二次會議上，希特勒憶起了往事。他談到了１９３３年為了取得政權而作的妥協，以及這個局勢如何延續至興登堡逝世的情況。這又使他再次保證留在柏林。他說，他這樣做后，便可嚴厲地對付軟弱分子。“不然我就不會去行使這個道德權。在危急關頭如果我從首都跑掉，我便不能時時去威脅別人。現在，我必須服從命運的命令。即使我能救自己一命，我也不會這樣做。船長要与船一起下沉。” 在晚間的碰頭會上，柏林軍區司令赫爾慕特·威德林將軍，試圖讓希特勒明白，柏林全城已被包圍，防御圈正迅速地縮小。他說，靠空投給養已不可能了。他繼而談到了民眾和傷員所受的苦難，但希特勒卻對背叛了他的人們的抱怨不感興趣。“許多人不了解我的痛苦。我真無法想象，我給他發過命令的党的領導人，居然不執行命令。這便把結果全給破坏了。作為個人，也受苦受難。個人的責任范圍越大，就越有必要服從命令。”他憶起，馮·勃洛姆堡陸軍元帥曾給他說過，服從命令只限到將軍一級。他諷刺說，“這是個允許用虛偽的報告去躲避不妙之局勢的制度，尤其是出現困難時。” 他開始為自己的命運擔憂了。他不想讓斯大林將他關在籠子里展覽。“我決不能讓俄國人施奸計用坦克將我生俘。”同時，他又不能离開柏林。連他自己都拒絕在祖國的心髒指揮戰斗的話，他怎能叫人去為祖國獻身？ 有一次，當元首又在回首往事時，戈培爾的助手維爾納·瑙曼被叫到室外听電話，他被告知，据美國報紙報道，“一群高級納粹分子，雖未經希特勒批准，卻在陸軍總司令部的支持下”，剛向西方投降。通過瑞典政府轉達的希姆萊建議，走漏了風聲，但報上并未點名，也未泄露消息之出處。 瑙曼回到會議室后，在希特勒耳旁嘀咕了几句，把這消息告訴了他。希特勒小聲与戈培爾交談了几句。柏林軍區司令威德林被叫出去——他來到客廳，發現鮑曼、元首的副官和兩個女秘書正在聊天。由于在會議室內受詰，威德林（他的部隊稱他為“瘦皮猴卡爾”）便把希特勒拒絕听取的事情通通說了出來。他說，他們的唯一希望是及時离開柏林。大家一致同意，包括鮑曼在內。這使他受到鼓舞。回到會議室后，威德林將此建議重又向克萊勃斯提了出來。克萊勃斯也接受此建議，答應在下次會議上提出詳細的突圍計划。 在５０英里外，在溫克的第十二軍軍部，一名報務員正向威德林發電： “十二軍之反攻在波茨坦南面受挫。 部隊正拚死自衛。建議突圍來我處。溫克。” 報務員在等待對方的确認信號。沒有任何信號。 希特勒最密切的盟友也末日來臨。自施科爾茲內救他脫臉后，墨索里尼便在考慮用某种“意大利的政治解決辦法”，去結束這場災難性的戰爭。他派遣他的儿子維多里奧，帶著与西方開展談判的口頭建議，去找米蘭的總主教。梵蒂岡將此建議及時轉給了盟國——但遭拒絕。 墨索里尼未將此舉告訴希特勒，因他近來与他聯系很少。他也不向記者們隱瞞他的觀點：他不同意希特勒向俄國發動的“夸大狂式的”進攻。他承認，他不過是德國的階下囚罷了。他自己的運星已經損落。４月２５日，他离開米蘭（他的車隊只有１０輛車），前往北面，最后一次与其忠心耿耿的“黑衣隊”見面。車隊中有一輛“阿爾法——羅密歐”牌小車，挂的是西班牙的車牌，里邊坐著的是他的情婦克拉拉·貝塔西。“我只認命”，她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我不知道我會怎樣，但我不能對我的命運提出疑問。”墨索里尼未帶妻子同行，把包括丘吉爾來信在內的全部文件交給了她。他希望，這些文件能使她与孩子們一起安全地通過邊境。“如果他們阻擋你或傷害你”，他說，“你就叫他們將你交給英國人。” ２６日拂曉，墨索里尼一行沿著科莫湖西岸（盡管天下著毛毛雨，這湖光山色仍美不胜收）彎彎曲曲的道路北上。車行２５英里后，他們在一家旅館中歇息，等待３０００名黑衣隊員前來与他們匯合。但一個也沒有前來；次日，他們只好繼續北上。他們在東戈附近被游擊隊俘獲，游擊隊中出現了兩派：一派主張立刻將這些法西斯分子處死；另一派則主張將他們交給盟國。雙方發生了爭吵。４月２８日，米蘭來了３名行刑隊員，把這一問題解決了。他們用手提机槍射殺了墨索里尼和克拉拉·貝塔西。 到了那天上午，東線的德軍已几乎全部解体。部隊的指揮員也几乎公開叛變。例如，曼特菲爾的第三裝甲軍，違抗希特勒堅決抵抗的命令，邊打邊朝西面退卻。他的目標是向英美兩國投降。 軍事組織的解体在地堡內也很明顯了。拂曉，鮑曼、克萊勃斯和布格道夫３人醉后爭得臉紅脖子粗。“９個月前，我是怀著所有理想，全力接受現在這個任務的”，布格道夫吼道，“我一而再再而三試圖將陸軍与党協調起來。”因此，他說，他的同事們都鄙視他，甚至說他背叛。“今天看來，這些指責都是有道理的。我完全徒勞了。我的理想放錯了地方。不僅如此，我既幼稚又愚蠢！” 克萊勃斯原要他安靜下來，但室內的喊聲已將睡在隔壁房間的兩名副官吵醒。他們听見布格道夫的怒吼，把試圖妥協的克萊勃斯喊得啞口無言。“放開我好了，漢斯——這一切我都得說！也許，再過４８小時這些話就說不了啦……既忠誠又富有理想的青年軍官們，已成千上万地死了。為了什么？為祖國？不！他們為你而死！”布格道夫把攻擊矛頭轉向鮑曼。 他吼道，數以百万計的人們犧牲了，為的是讓党員能夠往上爬。“為了你的奢侈的生活，為了你的權力欲。你毀滅了我們的古老文化，毀滅了我們日耳曼民族！這是你犯下的彌天大罪！” “親愛的老兄”，鮑曼安撫他說，“你可不要人身攻擊。即使別人已中飽私囊，你也拿不了我去負責。這，我可憑著一切圣物起誓。小心傷了身体，我的朋友！”在隔壁房內，兩個偷听者听見了碰杯聲。之后，便無聲無息了。 整個上午，威德林將軍都在悉心制訂突圍出柏林的計划——分成三個梯隊突圍。顯然，俄國人很快就要沖進總理府了。“瘦皮猴卡爾”滿有把握，認為在晚間的軍事會議上定能得到希特勒的批准。所以，他命令所有指揮官于深夜到地堡內報到。 戈培爾夫人在給她与前夫生的儿子寫信——儿子已成了盟軍的俘虜。她告訴他，納粹主義的“光榮理想”已成泡影，“我一生中所認識到的美好的、崇高的東西也与之一起付諸東流。”沒有希特勒和國家社會主義的世界，是不值得在里邊生存的。她把６個孩子帶到地堡內的原因就在于此。孩子們太高貴了，失敗后的生活是不值得他們去過的，“仁慈的上帝會明白我為何不讓他們去過這种生活的原因的……讓我的上帝給我力量去盡我最后的也是最困難的責任吧。”鮑曼也在給妻子發電報說，“一切都完了”，他已沒有希望了。她應立即离開貝希特斯加登，帶著孩子們和五六個綁架來的小孩，前往蒂羅爾。 在舊金山，為成立聯合國組織而舉行的會議正在進行。路透社一個記者獲悉，希姆萊已主動提出德國將無條件投降。由于他發給路透社的電報未經檢查，一份公報便被發往世界各地。住在地堡上層的一個德意志通訊社記者，于２８日晚間９時許听到了英國廣播公司的廣播，并將這消息告訴了希特勒。讀完這份電文后，他一點表情也沒有，好像听天由命地接受末日的來臨似的。他把戈培爾和鮑曼叫了來。３人在緊鎖的房內磋商。 那天一整天，鮑曼都在高聲怒罵，指責大家臨陣背叛。１小時前，他還致電鄧尼茨說：“忠誠似乎已被叛逆代替。”愛娃·勃勞恩的妹夫是受嚴重怀疑的對象之一。希姆萊駐地堡內的聯絡官奧托·赫爾曼·菲格萊因已被蓋世太保在市內的家中逮捕。因為他身穿便衣，身上帶著珠寶首飾和不少現鈔，內中還有瑞士法郎，蓋世太保便認定他有意逃往中立國家。他被帶回地堡后，威風已經掃地；是愛娃出面救了他。她的理由是，他的妻子，即她的妹妹，快生孩子了。希特勒只叱責他懦弱無能，撕下他的肩章和武士十字勳章，把他關進附近的一個房間，以示懲罰。但是，英國廣播公司的廣播卻使元首相信，菲格萊因的出逃是与他的主子希姆萊的叛賣有聯系的。菲格萊因肯定是前往瑞士舉行和談的。僅在短短１小時內，他便受到軍法審判，被認定有罪并被處死刑。這一次，愛娃雖然眼睛哭紅了，卻未為他辯護。她得悉，手提箱內的首飾有些是她的——還有，他也出賣了她的妹妹。菲格萊因好像要与一匈牙利外交官的迷人的妻子一起离開柏林。 待威德林赶來參加晚間的會議時，地堡內已亂成一團。他把俄國人進軍的最新消息告訴了希特勒。所有武器，糧食和軍需供應站都已陷入敵手，或遭炮火轟擊。再過兩天，他的部隊便會彈盡糧絕，不能再戰。“作為軍人，我建議立刻冒險突圍。”希特勒還未表態，他便一五一十地解釋他的突圍計划。純粹是歇斯底里！戈培爾喊道。克萊勃斯說，從軍事觀點看，這是可行的。“自然”，他飛快地補充說，“這必須由元首作決。”希特勒一言不發。突圍若真的成功了又怎樣呢？他后來問。“這不過是沖出虎穴又入龍潭而已。我作為元首，難道就睡在田間，或某農庄里，坐待末日不成？” 他离開會議室，便去看望受傷的格萊姆。漢娜·萊契已在那里了。他坐在格萊姆的床沿上，臉色灰白，把希姆萊背叛一事告訴了他們。“我們唯一的希望是溫克了”，他說，“為了使他能進來，我們應動員所有的飛机掩護他。”他令萊契用飛机將格萊姆運至萊希林机場，在那里組織机群。只有在空軍掩護下溫克才能打進來。“要你离開地下避彈室的第一個原因就是這個。其次是，必須阻止希姆萊之所為。”他的嘴唇和手在抖動，聲音也在顫動。”一個賣國賊是不能繼我之位當元首的。你一定要出去，不能讓他這樣做。”格萊姆忍痛穿起衣服。萊契流著眼淚，要求准許他留下。希特勒拒絕了。“上帝保佑你。” 戈培爾太太交給萊契兩封寫給她儿子的信。她取下一個鑽石戒指，要她戴上，作為紀念。愛娃也交給她一封給她妹妹菲格萊因太太的信。后來，萊契禁不住偷讀了它：她覺得，這封信“如此庸俗，如此做作，如此充滿拙劣的少女的情趣”，所以她便將它撕了。 格萊姆和萊契坐上裝甲車，前往勃蘭登堡門，那里藏著一架“阿拉多”９６型的教練机。一路上，許多大樓火光沖天，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晝，輕武器的密集響聲也不絕于耳。她將這架小飛机開至由東向西的大道上，在大火中起飛。當飛到屋頂那樣高時，俄國的探照燈抓住了小小的“阿拉多”。霎時間，高射机槍咯各作響，把它打得像羽毛似的。她開足馬力，擺脫了這個大漩渦——下邊就是柏林，一片火海的柏林。她朝北面飛去。 “与其在天堂侍人，不如在地獄統治。” （盧瑟福在密爾頓的《失樂園》中之語） 希姆萊的叛變，結束了希特勒的猶豫不決，也使他的一絲希望破滅。盡管他對格萊姆表示他仍有信心，但自己內心承認，溫克也無濟于事，為末日作准備的時刻已經來臨。他把特勞德爾·容格叫來。她原以為他有話要口述；她發現，他那里有張桌子，裝飾得很漂亮，好像過節似的：上邊舖一條繡有Ａ·Ｈ（Ａ·Ｈ，阿道夫·希特勒之首字母——譯注）兩字母的台布，一套銀質茶具，還有香檳酒杯。他是否想慶祝一下他与人們的永別？ 他眨了眨眼。“可以開始了吧。”說完，他便領著她進了會議室。与通常一樣，他站在放地圖的台前——今天未放地圖——目不轉睛地盯著光滑的台面。“我的最后的政治遺囑。”他說。她一邊記錄，手一邊在發抖。這是正在形成的歷史呀！她敢肯定，這定然是供詞，是辯護詞。在死亡的邊緣上，誰還愿意撒謊？但是，她所記下的卻是反唇譏諷之詞，叱責之詞。通常，他是要作許多改動的，還要把每句話都理順。今晚呢，他几乎講個不停，雙眼還不离台面。他攻擊說，不管是他還是德國任何一個人，都不想進行戰爭；戰爭“完全是那些猶太或為猶太利益效勞的國際政治家挑起來的”。 他宣稱，他將“滿心歡喜”地死去，但他已令他的將領“繼續參加全國進行的斗爭。”令特勞德爾吃惊的是，他竟為新政府提出人選。他提名海軍上將鄧尼茨為他的接班人——既是帝國的總統，又是武裝部隊的統帥。由戈培爾出任總理，鮑曼任党務部長。特勞德爾不明白的是，如果一切都已失去，德國已被毀滅，國家社會主義也已死亡，這些新官有什么可做的？ 他口述完后，兩眼仍未离台面。一時間他竟無話可說；之后，他便開始口述私人遺囑。“我覺得，在斗爭年代里，我無法承擔婚姻的責任。現在我決定，我在這個世界上承擔的職務結束之前，娶……”特勞德爾暗吃一惊，抬起頭來，終于明白了那張桌子何以要裝飾得像過節似的。她想起了一小時前愛娃對格爾達·克里斯蒂安和她說的簡短的一句話：“今晚我會哭的！我与你打賭！”但特勞德爾并未流淚。……“那位多年來与我真誠友好相處，現在又自愿來到這個几乎完全受包圍的城市，与我共享命運的姑娘為妻。她自動要求，作為我的妻子，与我一起結束她的生命。在我為我的人民操勞服務中，我們被剝奪的東西，死亡會給我們補償的。”他把自己的財產遺贈給了党，“党若不存在了，便給國家。”并指定他之最忠誠的党內同志馬丁·鮑曼為遺囑的執行人。他在遺囑末尾說的話，可說是受瓦格納的激勵后說的，也可說是他年輕時編寫的歌劇里說過的：“為躲避被推翻或投降的恥辱，我和我的妻子選擇了死亡的道路。我們希望將我們的尸体立即焚化，地點就在這里，就在過去１２年中我為人民服務時本人完成大部分日常工作的地方。” 特勞德爾進了一間小屋，前去將這兩份文件用打字机打出來。希特勒來到地圖室，加入了前來參加婚禮的人群。他先前曾常常在朋友們面前提到，他不能“承擔婚姻的責任”。 也許他是害怕婚姻會減弱他作為元首的獨一無二的地位——在大多數德國人眼中，他是個耶穌式的人物。現在，這一切都過去了，他天性中的資產階級的一面迫使他用婚姻的神圣去報答他的忠實的情婦。 客人一共有８個：鮑曼，戈培爾夫婦，格爾達·克里斯蒂安，首席副官布格道夫，克萊勃斯，阿圖爾·阿爾斯曼（“希特勒青年團”首領）和廚子曼齊阿里小阻。他們在附近的人民沖鋒隊的一個單位里找來一位小官，由他充當司儀——非常合适，他的名也叫瓦格納。愛娃穿著一條黑色的塔夫塔綢長袍；希特勒則穿一身軍服。儀式很簡短，只有兩個不妥之處，還有一事令人有點儿狼狽。戒指太大了；是匆忙在蓋世太保的金庫里找來的。后來，与許多新娘那樣，愛娃在結婚證書上簽字時，寫錯了字。她開始時簽的是“愛娃·勃……”，后來她急忙將“勃”字划掉，寫上了愛娃·希特勒·勃勞恩氏。瓦格納，就是那個小官，簽了字后，戈培爾与鮑曼以證婚人身份也簽了字。此事發生在４月２８日快到午夜時。（*由于結婚證上寫的日期是４月２９日，人們便一般都認定婚禮是在４月２９日凌晨舉行的。事實是，在匆忙中，瓦格納在墨跡未干時便把兩張文件疊在一起。約在半小時后，他發現原來的日期已被污點蓋掉了，便想重新將日期填好。修改前，他看了看表，其時已是１２時３５分了。于是，他便把日期改成４月２９日。在原件上這個修改是很明顯的——原件在艾森豪威爾圖書館，复印件里卻沒有。） 希特勒挽著他的新娘，走進書房參加婚宴。他開了一陣玩笑，還喝了些匈牙利產的托凱牌萄萄酒。他讓人把只有一張唱片（《紅玫瑰》）的留聲机給取來，又到走廊上去接受工作人員的祝賀。消息傳出去后，整個地堡內，人們三五成群地在慶賀。希特勒興致勃勃，卻又精神不集中，不時出去看看特勞德爾打文件的工作進展如何。她剛打完，戈培爾便闖了進來。他臉色慘白，神情緊張。他高喊道，元首命他离開柏林，以便在新政府里任要職，但是，他怎么能离開他的身邊？他突然停住了口，忘記了滾下雙頰的熱淚。“許多決定元首都作得太遲了！為什么這一個決定，最后的決定，卻又作得太早？”他叫她离開打字机，讓她記下他的遺囑，以便与元首的附在一起。“在我的一生中”，他口述道，“我斷然拒絕服從元首的命令，這還是首次。我的妻子和儿女，与我一起，拒絕這一命令。”他繼續說，在希特勒的周圍，有的是夢魘式的叛逆；但就在這叛逆中，至少有一人無條件地与他呆在一起，直至死亡。 打完這三個文件時，已快凌晨４時了。此時，鮑曼，戈培爾和希特勒三人，俯身看她打字，其中一人把最后一頁從打字机上撕下來。三人回到會議室后，希特勒便在正式的政治遺囑上簽了字。戈培爾、鮑曼、布格道夫和克萊勃斯也作為證人簽了字。他將消滅猶太人的功勞歸于自己，以此重申了他一生的政治生涯中縈繞于心頭的恐懼。他說，戰爭是他們發動的，而他也讓他們為“他們的罪惡”付出了代价，“即使他使用的是較為人道的方式”。他并不為自己之所為而懊悔。相反，他為自己從未軟弱下來而自豪。“最重要的是”，他在結尾說，“我已吩咐國家領導人及他們的手下，最大限度地維護种族法，毫不留情地反對國際猶太人這個各民族的共同毒素。”他為完成了滅絕猶太人這個使命而感到驕傲。他重申，他雖有眾多的同謀，但若沒有他，是不會有“最終解決”的。 ４月２９日上午，蘇聯的地面部隊分三路，即從東、南、北三面，朝地堡逼近。當蘇軍的先頭部隊打進動物園時，對這個正在死亡的城市實施的包圍圈緊縮了。在１英里外的地堡內，馬丁·鮑曼正准備將希特勒的遺囑及他自己的私人遺言交給他的接班人鄧尼茨。為了保證安全送達，鮑曼派兩名使者分路出發：他自己的私人顧問和海茵茨·羅倫茨。戈培爾想讓他的遺言也為外人所知，也給了羅倫茨一份。 希特勒遺囑之第三份，由布格道夫將軍交給了元首的陸軍副官。布格道夫令他將這份遺囑交給新任陸軍總司令舒埃納爾陸軍元帥。送信人隨身也帶有布格道夫的手諭；該手諭解釋說，元首的遺囑是在“听到希姆萊叛變的致命的消息后”寫成的，是元首之“不能更改的決定”。“一俟元首有令，或元首之死得以證實后”便將它公諸于世。 愛娃直到中午才起床。有個警衛員不好意思地叫了她一聲“小姐！”她微笑著說，以后就稱她“希特勒太太”好了。 她叫貼身丫頭列塞爾將她的結婚戒指和睡袍交給她的好友赫爾達·施洛德。然后給了列塞爾一個戒指，作為紀念。一會儿，她把另一件心愛之物即銀狐裘皮大衣送給了特勞德爾。“我歷來喜歡我周圍的人穿得好”，她說，“拿著吧，希望它能給你帶來諸多快樂。”特勞德爾大受感動，一時竟沒想到，她怎么能穿著這种衣裳逃离柏林。 地堡內，人們度日如年，除了聊天和抽煙外，人們沒多少事可做。此時，大家都公開抽煙了——包括愛娃在內。元首似乎對室內的煙霧不以為然。末了，他于下午６時，將貼身工作人員召至他的書房。（書房与客廳用紅色金邊天鵝絨帘布隔開）。他首先宣布溫克無法前來。接著，他說，除非出現某种奇跡，否則，他与夫人一起自殺。他把盛有氰氨的藥瓶分給眾人。他對兩名秘書說，作為永別的禮物，這太不像樣了。他再次夸獎了她們的勇气。戈培爾怀疑，由于時間久了，藥不知是否已失效。希特勒也有怀疑，但性質不同：這些藥是賣國賊希姆萊提供的。他把新來的外科醫生盧德維希·施圖姆菲格找來——醫生建議，先拿希特勒的愛犬勃隆迪作試驗。希特勒同意了。后來，他突然想起，施圖姆菲格自己也是党衛軍，便差人往地堡醫院另找個醫生前來。這人忠實地將藥水灌入狗嘴。希特勒大喜——狗被藥死了。 當晚早些時候，消息傳來了：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婦已被意大利游擊隊殺死，尸体被倒挂在米蘭的一個加油站里。 “不管是生是死，我都不能落入敵人之手！”希特勒說，“我死后，把我的尸体焚毀，這樣便永遠不會被發現！”從意大利傳來的消息令希特勒沮喪；如果他已得悉，党衛軍將軍沃爾夫剛成功地將駐意大利的全体德軍，秘密地交給了盟國，向盟國投降，那末，他之痛苦必加重無疑。 在當天的最后一次碰頭會上，威德林將軍匯報了柏林市內巷戰情況。戰斗打得很殘酷，已沒有什么希望了。他揮動著一份戰地通訊——里邊充斥著种种樂觀的奇談怪論，說溫克立刻便可援救柏林——心情沉重地說，他的部隊已几乎彈盡糧絕。他指責說，部隊不會愚蠢到如此的程度，這些欺騙只能加深他們的痛苦。戈培爾嚴厲指責說，威德林在散布失敗情緒；這樣，爭論又像火山一樣爆發了。鮑曼出來作調解，叫雙方冷靜，好讓威德林繼續說下去。在匯報結束時，威德林預言，戰斗將在２４小時內結束。 眾人大吃一惊，沉默無語。希特勒有气無力地問總理府區的指揮官，据他的看法，情況是否真的如此。他說，的确如此。威德林再次請求突圍。希特勒指著地圖，帶著听天由命和諷刺的口吻說，根据外國電台的報道，他已將部隊的位置標出來了，因為他自己的部下已不屑于再向他匯報了；他的命令已無人執行，所以，再有其它的希望也屬徒勞了。 他起身向眾人道別時，威德林再次乞求他趁現在彈藥未完全斷絕，盡快改變主意。希特勒向克萊勃斯喃喃數語，然后轉向威德林：“我允許少數人突圍出去”，他說，但他又補充說，投降是決不可能的。威德林邊走邊想：希特勒的話是什么意思？少數人突圍就不是投降嗎？他給几個指揮官發了電報，令他們于次日上午全部到本德勒大街司令部報到。 午夜過后，希特勒在大飯廳內向２０名左右的軍官和女秘書們道別。他雙眼濕潤；在容格看來，他似乎看著遠方。眾人排著隊伍送他；他与眾人一一握手，然后沿螺旋型樓梯走下，回自己的臥室去了。 在地堡內，官兵的障礙消失了。高級將領們与他們的下級軍官隨便交談，很是親熱。在士兵和衛兵們用膳的膳堂內，人們自發地跳起舞來。由于聲音太大，致使鮑曼的一名衛兵前來干預，讓大家把聲音放小一點儿。鮑曼正在起草發給鄧尼茨的電報。在電報中，鮑曼埋怨說，所有發進來的電報均受到凱特爾的“控制或壓著不發或加以歪曲”，令鄧尼茨“立刻毫不留情地進行反對所有賣國賊的斗爭”。 ４月３０日快近中午時，蘇軍占領了動物園。据報告說，一支先頭部隊已占了与地堡隔离的一條街。很難看出這條消息在希特勒身上產生了什么影響。進午餐時，他与兩個女秘書和廚子閒聊，好像是与貼身人員另一次聚會一樣。他泰然自若，如果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比平常安靜了些。在特勞德爾看來，“這是在听天由命和泰然自若的假面具掩蓋下的一次死亡的宴會”。 然而，這卻不是平常的一天。這三名女士一走，希特勒又把他們召了回來。一起前來的有鮑曼，戈培爾夫婦，還有另外數人。他彎著腰（比先前更厲害了），与愛娃一同從房內出來。愛娃穿著她最心愛的黑裙；頭發梳得整整齊齊。希特勒開始与眾人一一握手。他臉色慘白，眼中含著淚花，与特勞德爾握手時，他兩眼直盯著她，卻又似乎視而不見；口中喃喃地說了些什么，但她沒听懂。她神志恍惚，一動不動地站著，忘記了室內的一切。愛娃·希特勒，帶著悲哀的微笑，一手將她摟住，她這才有點醒轉過來。“求求你，至少你也得离開這里”，她說，接著她便抽泣起來，“然后替我向慕尼黑問好”。 希特勒將根舍拉到一旁說，他与妻子一起自殺，他希望將他們的尸体焚毀。“我死后”，他解釋道，“我不想讓俄國人拿我到蜡人館去展覽。”根舍連忙給住在地堡里的肯普卡挂電話要酒喝，還說他立刻過去。肯普卡知道事情有點儿不妙，因為近几天來誰也沒想到喝酒。他找來一瓶干邑白蘭地，等根舍前來。電話響了。又是根舍打來的電話。“我要２００升汽油，立刻就要。”他聲音沙啞著說。肯普卡認為他在開玩笑，問他要這么多汽油有什么用場。 根舍不好在電話里把用途告訴他。“把它弄到元首的地堡入口處來。一定要弄到！”肯普卡說，剩下的汽油——約４万升——都埋在動物園底下，而動物園又在猛烈的炮火打擊下，要到５點鐘炮擊才會有間歇。 “我一個鐘頭也等不及。看是否從打坏的車里吸點儿出來。” 与他多年來的私人飛机駕駛員告別時，希特勒大動感情。兩人緊緊地握著手。鮑爾勸他乘飛机逃往阿根廷，或逃往日本，或逃往某個阿拉伯國家——由于希特勒反猶，他成了阿拉伯人的忠實而堅強的朋友。但是元首不听。“一個人要有勇气去面對后果——我將在這里結束一切。我知道，明天千千万万的人都會咒罵我——是命運要這樣子的。”他對波爾長期為他服務表示感謝，并將他心愛的腓特烈大帝的畫像送給他作為禮物。“我不想讓這幅畫丟失。要給未來留下。它有很大的歷史价值。” 波爾說，若允許他將來交給某博物館或畫院他才接受。希特勒堅持說，這是送給他本人的。接著，他微微一笑，說，過去，要把這幅大畫像從這個總部運到那個總部時，你波爾不是口有怨言嗎？他緊緊地握著波爾的手。“波爾”，他痛苦地說，“我要他們在我的墓碑上寫這句話：‘他是他的將領之受害者！’” 在臥室內，希特勒夫婦坐在睡椅上。他們的身后是曾懸挂腓特烈大帝之畫像的地方。首先自殺的是愛娃——服毒自殺。下午３時３０分許，希特勒拿起他那支７．６５毫米口徑的瓦爾德式手槍（吉莉自殺時用的是瓦爾德式手槍，愛娃也曾用它自殺未遂）。這支手槍系他多年來的伴侶：在建党初期，曾用它防衛赤色分子的襲擊；１９２３年，在貝格勃勞酒館，他用它作為引人注意的工具。在數次情緒低落時，他曾威脅用它自殺。這一次，他自殺的念頭是一點不假了。在一個架子上放著他母親年輕時的照片。他用手槍對准他右邊的太陽穴，扣動了扳机。 為使戈培爾的孩子們不到樓下去，特勞德爾正在給他們講神話故事。潮濕的地堡內傳來一聲槍響。年輕的赫爾穆認為是敵人的炸彈，還說了一聲：“炸中了！”在會議室內，戈培爾、鮑曼、阿克斯曼，還有根舍，听到槍聲后，猶豫了片刻，才在戈培爾率領下，沖進元首的客廳。根舍看見，元首臉朝下，俯臥在一張矮桌子上。他的左邊躺著愛娃；她倒在扶手上，死后嘴唇緊閉。由于她服用了氰氨，她的兩個鼻孔變了顏色。她的裙子濕了，但那不是血。想必是，元首中彈倒下時，打翻了放在小桌上的水罐，濕了她的裙子。根舍大惊失色，跌跌撞撞地跑回會議室，碰到了肯普卡。 “看在上帝份上，奧托”，司机肯普卡問，“出了什么事！你叫我派人冒死去取２００升汽油，你定是瘋了！”根舍將他推開，把衣帽間的房門一律，將它關緊，省得有人進來。之后，他把通向元首臥室的門關緊，轉過身來，瞪著大眼。“元首死了！” 肯普卡所能想到的死因是，希特勒心髒病复發。根舍說不出話來，雖然他親眼看到了希特勒右太陽穴上的子彈洞，他以手指作手槍，伸進自己嘴里。他這一在惊慌失措中作出的姿勢，令許多人相信了這一說法：希特勒是朝嘴內開槍自殺的。 “愛娃在哪里？” 根舍用手指了指希特勒的客廳，慢慢緩過气來，說“与他在一起”。根舍結結巴巴地講了几分鐘才把事情說清楚。 林格從希特勒的客廳伸出頭來，說是要汽油。肯普卡說，他只有１７０升左右，系罐裝，現放在花園的進口處。林格和施圖姆菲格用深棕色的軍毯將希特勒的尸体裹住了，抬了出來。元首的臉半遮掩著，左臂下垂，搖搖晃晃。鮑曼抱著愛娃跟在后邊。她披頭散發。看見鮑曼抱著愛娃，肯普卡便受不了。她生前歷來就恨鮑曼。肯普卡暗想，“別再走一步！”他向根舍喊道，“我抱愛娃。”喊完他便把愛娃從鮑曼怀中奪過來。在這個地堡里，從下到上共有四節樓梯。肯普卡走到半途時，愛娃的尸体差點儿滑了下去。他止住了腳步，無力再上。后來還是根舍赶來幫忙。兩人將愛娃的尸体抬至花園。 俄國人另一次炮擊開始了，炮彈不斷在瓦礫中爆炸。總理府只剩下了敗瓦殘牆，隨著每個炮彈的爆炸，犬牙般的殘牆又搖搖欲墜。透過一陣塵埃，肯普卡看見元首的尸体离地堡進口處不到１０英尺。他的褲腿上卷著；右腳向內曲——這是他乘長途車時的典型姿勢。 肯普卡和根舍兩人，將愛娃的尸体放在希特勒的右邊。突然間，炮火更加密集了，使他們不得不到地堡進口處躲避。肯普卡等待了几分鐘光景，抓起一罐汽油，跑到兩具尸体前。他把希特勒的左臂移至身邊。此舉更使他難以完成本來就不愿意做的工作；他怎么也不忍往元首的尸体上澆汽油。忽地吹來一股風，將希特勒的頭發吹了起來。肯普卡把油罐打開。此時剛好有顆炮彈炸響了，瓦礫砂石像雨點般朝他打來，還有塊彈片從他頭頂嘶過。他只好又跑回來躲避。 根舍、肯普卡和林格三人呆在進口處，等待炮擊的間歇。炮擊停止了，三人又跑回尸体旁。肯普卡全身發抖，把汽油澆在尸体上，他心里在想：“我不能這樣做，卻又在這樣做。” 他從林格和根舍臉部表情看出；他們在澆汽油時的反應也是一樣的。在進口處，戈培爾、鮑曼和施圖姆菲格，帶著恐怖而關切的心情，偷偷地看著這一切。 尸体上的衣裳全給澆透了，大風吹來，衣裳一動不動。炮擊又開始了；但他們三人依舊一瓶一瓶往尸体上澆汽油，直到停放尸体的淺洼地都盛滿了汽油。根舍建議用手榴彈點火，肯普卡不肯。他瞥見進口處消防水管旁有塊爛布，便指給根舍看。根舍用破布蘸上了汽油。 戈培爾把一盒火柴遞給肯普卡。肯普卡將破布點著，扔在尸体上。霎時間，一團火球在空气中翻滾，形成蘑菇狀，跟著便是一大股濃濃的黑煙。在一個到處火光沖天的城市中，這是小火，但令人毛骨悚然。人們精神恍惚，眼睜睜看著大火慢慢地將阿道夫和愛娃吞沒。根舍和肯普卡，蹣跚回到進口處，人們又往尸体上澆汽油；在此后３小時內，他們不斷往冒火的尸体上淋汽油。 根舍頭暈眼花，慢慢爬回地堡。在地堡頂層，他見特勞德爾坐在凳子上，身旁放著一瓶施坦因哈根牌白蘭地。他喝了一口；兩只大手還在發抖。“我執行了元首的最后一道命令”，他輕輕地說，“他的尸体被焚毀了。”她沒說什么。待根舍再次前去檢查尸体時，她禁不住前去察看希特勒的居室。門開著。睡椅旁的地板上，放著裝毒藥的銅罐，看上去像裝口紅的空罐。在睡椅右邊的坐墊上，她發現了血——希特勒的血。在一個鐵衣架上挂著那條拴狗帶和他的灰大衣；上邊挂著他的有金色党徽的帽子和輕軟的鹿皮手套。她決定將手套帶回去做個紀念——最少帶一只回去，但有件東西讓她停住了手。她發現衣櫥內有件銀狐裘皮大衣，就是愛娃遺贈給她的那件，但特勞德爾不愿要它。那東西有什么用？她所需要的是一小瓶毒藥。 當晚，希特勒和愛娃的骨灰被掃到一張帆布上，根舍回憶說，“倒進地堡進口處外邊的一個彈坑里，用土埋了，還用木樁將土夯得結結實實。” 他被埋葬在失敗的瓦礫中；不是像他指示建筑師吉斯勒的那樣，埋葬在慕尼黑（“我出生在這里，開始搞運動在這里，我的心也在這里”）。在埋葬他時，本應有人在場，朗頌巴爾杜·馮·席腊赫根据元首自己的話編成的詩歌的： 一隊隊士兵 屹立在這里； 身穿灰色制服的戰士， 一排樣，望不到邊際。 在風雨中，他們散開，散開…… 有可能，他們將我拋棄—— 但，即使孤身一人，搖搖墜地， 我也要將我們的旗幟高舉！ 我的微笑著的嘴唇， 也許會說出狂語， 但是，只有我先倒下， 才會倒下我們的旗幟， 并化作一件壽衣， 驕傲地蓋住我的尸体！ 旗幟在他倒下的地方倒下了；与他一起死亡的是國家社會主義和想要生存千載的第三帝國。因為他，他熱愛的德國躺在廢墟上。 他之生命的動力——對猶太人的仇恨和恐懼——煙消云散了。這是最大的諷刺。他原擬消滅６００万猶太人，并以此作為奉獻給世界的厚禮。但是，這反而導致建立起一個猶太人的國家。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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