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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全世界感到惊奇的是，希特勒一死，國家社會主義也突然地、絕對地結束了。在失去了唯一的、真正的領袖后，它就像肥皂泡一樣破滅了。在那些瘋狂的追隨者中，沒有人想將希特勒的遠征繼續下去；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阿爾卑斯山堡壘”，到頭來也不過是幻想而已。原看來是２０世紀最強大、最可怕的政治力量一夜之間便煙消云散了。自拿破侖逝世以來，沒有哪個領導人之死如此干淨利落地將一個政權鏟除。 即使在死后，德國元首仍是個神秘人物，使人們喋喋不休地爭議。即使他的尸体已在冒煙，地堡內還謠言四起，說“希特勒青年團”的領導人阿克斯曼，已將一部分骨灰裝進一個盒子，按指示在柏林城外安葬。听到元首自殺的消息，有些德國人拒不相信。例如，菲格萊因的父母就曾對美國的一名反間諜情報人員說，他們的儿子派人送來一封信，說他和希特勒“均在阿根廷，一切都很好”。斯大林也有怀疑。他對哈里·霍普金斯說過，他覺得希特勒之死是“可疑的”。希特勒肯定已出逃，与鮑曼一起在某處隱姓埋名。直至１９６８年，蘇聯的歷史還是持這种說法。１９６８年，蘇聯一位新聞記者，列夫·貝濟孟斯基，出版了一本書。該書透露，俄國人确曾于１９４５年５月４日在地堡外發現了阿道夫·希特勒和愛娃·希特勒的尸体。作為證据，貝濟孟斯基還將蘇聯紅軍法醫委員會的驗尸報告收入書內。該報告稱，在希特勒嘴里發現有毒藥瓶的玻璃碎片——頭上沒有子彈洞。換言之，蘇聯人含沙射影地說，希特勒死得像個懦夫。報告還說，他只有一個睾丸——這個結論被一些歷史心理學家一再引用，盡管三個曾對希特勒進行体格檢查的醫生都稱他正常。蘇聯久久才披露這一情況，人們不禁產生怀疑。這份詳細的報告雖然有５位病理學家和法醫簽名證實，但它只有希特勒的尸体照片作為依据。貝濟孟斯基本人也承認，遺骸已被“完全燒化，骨灰被撒在空中”。 對此怀疑的人們不明白，明知希特勒的尸体已被發現，斯大林為何要在１９４５年散布希特勒已出逃的謠言。對貝濟孟斯基的解釋，他們一點儿也不信服。貝濟孟斯基說：“首先，當局決定不公布驗尸的結果，而是將之‘留用’，以防有人聲稱‘元首已為奇跡所救’。其次，為了排除錯誤的可能性或故意欺騙，他們已決定繼續進行調查。”這兩种理由，沒有一种能解釋為何要等待２３年（才公布），更不能解釋尸体如何毀滅。尸体之假牙照片一直存檔，有案可查；１９７２年，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牙科法醫專家雷達·索格納斯醫生發現，這些牙与１９４３年用Ｘ光拍照的希特勒的頭殼照片所示之牙齒完全相吻合。在愛丁堡召開的第六屆國際法學會議上，索格納斯醫生說，這個鐵證證明，希特勒已死無疑，蘇聯人所驗之尸确系希特勒之尸。但是，希特勒未開槍自殺的證据又在哪里？“證明”無子彈洞的頭殼已被毀。另外，地堡內的目擊者，誰也未去注意，希特勒的嘴唇是否因服食氰氨而變了顏色；而發現的毒瓶又只有一個。 戈培爾之死就沒有什么神秘了。５月１日，在試圖与蘇聯談判失敗后，他對他的副官昆德·施瓦格曼說：“一切都完了。”他把一副銀框的希特勒的照片交給施瓦格曼，与他道了別。戈培爾夫人把６個孩子從床上弄醒。“孩子們，不要怕”，她說，“醫生要給你們每人打一針，就是給孩子們和士兵們打的那种針。”一個名叫昆茲的牙醫給每個孩子注射了一支瑪啡令他們昏昏欲睡后，戈培爾夫人親手在每個孩子口中放了一個盛有氰化鉀的藥瓶（已敲碎）。 地堡內的其他人，正在听取如何出逃的最后指示。他們被分成６組。晚９時，第一組將朝最近的一個地鐵進口處跑去，沿著地鐵鐵軌，步行至弗萊德里希大街站，然后從地鐵出來，越過施普雷河，往西或西北走去，直至找到西方盟軍或鄧尼茨為止。其余５組之路線相同，但要相隔一段時間出發。有些人被俘獲，死者卻寥寥無几。真是奇跡。 晚８時４５分，肯普卡前往戈培爾居室道別。孩子們已經死了。戈培爾太太鎮靜地請求肯普卡向她的儿子哈拉爾德問好，并告訴他她是如何死的。戈培爾夫婦手挽著手出了房門。他泰然自若，對瑙曼之忠誠与諒解表示感謝；瑪格達只向他伸出一只手。瑙曼吻了她的手。戈培爾諷刺地說，他們要走到花園里去，省得朋友們去抬他們。与瑙曼握別后，戈培爾伴著他的夫人——她一言不發，臉色慘白——朝出口處走去，消失在陡峭的樓梯上。接著便傳來一聲槍響。又是一槍。施瓦格曼和戈培爾夫婦的司机連忙奔上樓梯，發現戈培爾夫婦已倒臥地上。一個党衛軍衛兵目不轉睛地盯著他們——是他開槍射殺他們的。他和后來的兩人在尸体上澆了四瓶汽油，點著了火。他們未觀察焚燒效果如何，便回地堡去了（他們原是被令要毀尸滅跡的）。他們把最后一瓶汽油傾瀉在會議室里，點著了火。 馬丁·鮑曼的命運比他的主子的更有爭議。人們一般認為，他在逃离柏林途中死于非命，但已撤銷机密的英美兩國的情報資料表明，他可能已逃亡意大利的波爾薩諾；他的妻子帶著９個孩子，從貝希特斯加登逃出來后，就在那里等候。在爾后的２７年中，對鮑曼的露面報上時有報道，特別是在阿根廷。１９７２年年底，美國作家拉狄斯拉斯·法拉戈宣稱，他有确鑿證据，證明鮑曼仍活著，是在南美。這個消息轟動了一陣。數天后，又是一陣轟動。德國當局宣布，他們在元首的地堡附近發現了鮑曼的尸体。曾驗明希特勒的尸体的索格納斯醫生，要求檢查頭骨，以便与牙齒相對證。開始時，由于他未獲准，人們便更怀疑這是一具假尸。后來，及至１９７３年秋，索格納斯才獲准去檢查頭骨和在頭骨出土３個月后發現的門牙和額骨架。索格納斯醫生返回加利福尼亞洛杉磯分校后，便著手准備法醫分析報告。１９７４年９月，他向在倫敦召開的“國際牙醫聯盟世界大會”提交了他的材料。他的結論是，這個頭殼确是鮑曼的。希特勒之最忠實的奴仆之謎終于真相大白。 一直到最后，海因里希·希姆萊都希望能与盟國作出某种安排，但又小心翼翼，生怕出一點差錯。希特勒死后，他逃至北方，要求元首的接位人委任他為德國新政權的第二號人物。鄧尼茨卻說：“這是不可能的。我沒有工作給你做。”在絕望中，希姆萊向施維林·馮·克羅希克求教。“請告訴我，我會變成什么人？”他問這位新外交部長，“你或別人會發生什么情況，本人一點儿興趣也沒有”，他憤怒地回答說。“我感興趣的是我們的使命，不是我們個人的命運。” 克羅希克給他提供兩條出路：自殺，或隱姓埋名。“不過，我若是你，我就開車去找蒙哥馬利，說‘我來了，我是党衛軍首領希姆萊，准備替我手下的人承擔責任。’” 當晚，希姆萊只對親友們簡短地說，有件新的重要任務未完，只能讓几個人与他一起前往。他刮掉胡子，往一只眼上貼了塊布片，改名換姓——同行共９人，包括他的武裝党衛軍的首席副官維爾納。格洛特曼在內——躲藏起來了。當格洛特曼發現他的主子有個氰氨藥瓶并准備在必要時使用它時，他指責希姆萊企圖走捷徑逃避責任——這條道路又是不對他的追隨者開放的。他說，作為帝國長官，你希姆萊的責任不但是要替下級官兵之行動承擔責任，而且要明确宣布，武裝党衛軍，党衛軍保安隊，以及集中營的衛隊是屬完全不同的組織的。希姆萊躊躇了。“在我服毒后”，他說，“你們這些青年軍官要將發生在德國的事情告訴全世界——我干了什么和我沒干什么。”兩星期后，希姆萊被英軍俘獲。有位醫生在進行常規檢查時，發現他嘴里有東西，待他伸手去取時，希姆萊咬破了藥瓶，立時死于非命。自殺事件仍時有發生，但數量卻比估計的要小，尤其是在政府人員中。只有位叫羅伯特·雷伊的，在紐倫堡等候審判時自殺。 在紐倫堡，最頑固的囚犯顯然是戈林。他來到監獄時，身上帶著一大包巴拉多辛丸，每天服用４０丸之多。然而，到他出庭作證時，他已完全戒掉了服毒的習慣，体重減了百分之四十，只有１５３磅。在法庭上，他几乎單槍匹馬地為他的元首辯護。与其他許多被告不同，他從不把責任推給別人，或拿希特勒作擋箭牌。他負責領導犯人，咄咄逼人地發號施令，采取統一策略進行辯護。回到牢房后，他熱情地搓著手，稱自己為最佳球隊隊長，還吹噓說，他會令原告和听眾激烈相爭的。若被告中有人反對或軟弱下去，元气得以恢复的戈林便會進行恐嚇，把他們罵得不敢吭聲。“看到德國人向敵人出賣靈魂，令我作嘔！”在一次進午餐時，他這樣說，還以拳擊桌。“他媽的”，他又說，“我只希望大家有勇气把我們的辯護詞歸結為簡單的五個字：舐我的屁股！”在２２名主要被告中，只有３人（莎希特、巴本和弗里茨徹）被判無罪，８人被判長期徒刑；其余被判處死刑。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５日晚１０時４５分，戈林用一瓶氰氨欺騙了絞刑劊子手。兩小時后，處決開始了。 第一個走上絞刑架那十三級台階的是里賓特洛甫。“讓上帝保佑德國”，他大聲說。”我的遺愿是保持德國的統一，讓東西方達成諒解”。只有在紐倫堡看到許多無可爭辯的證据后，他才相信确有成千上万的猶太人被殺害，因為希特勒曾一再對他說，猶太人的問題將用驅逐出境的辦法解決。“我做夢也未想到”，他對美國心理學家Ｇ·Ｍ·吉爾伯特說，“事情會落得這個結局！” 第二個上絞刑架的是凱特爾。几分鐘前，當牧師為他最后一次祈禱時，他哭了。現在，他鼓足了勇气。“我呼吁全能的上帝饒恕德國人民。為了德國——一切！謝謝你們！”他轉身面對牧師——是個美國人。“我衷心感謝你和派你前來的人們。”鄶子手約翰·伍茲上士早就盼望行刑。他將繩索套住凱特爾的脖子，給他的頭蒙上黑布。在最后的時刻這位陸軍元帥高呼：“德意志高于一切！”在審判過程中，凱特爾曾私下對吉爾伯特說過，希特勒出賣了他。“他若不是以彌天大謊故意欺騙我們，那他是故意讓我們蒙在鼓里，讓我們在虛偽的印象下打仗！” 在激烈的動蕩的最后的日子里，一大批希特勒的貼身人員竟活了下來：４名秘書；兩名最得意的建筑學家，施佩爾和吉斯勒；他的飛机駕駛員波爾；他的司机肯普卡；他的仆人林格；偷錄餐桌談話的兩人：海姆和科本；他妻子的摯友施奈德太太；他的兩個得意的戰士斯科爾茲內和魯德爾；他特別崇敬的３個女人：里妮·萊芬斯達爾、格迪·特魯斯特和赫侖納·漢夫斯坦格爾。 他的許多副官和軍官不但活了下來，且對其經歷侃侃而談：普卡默爾，恩格爾，貝洛夫，伍恩施徹，舒爾茲和根舍。在蘇聯和東德被監禁１２年后，根舍回到了西德。看見青年留胡子和長發，他大吃一惊。“親愛的朋友”，舒爾茲對他說，“我們輸掉了戰爭，現在一切都變了。現在的青年已不像我們那時了。”為了讓根舍回到現實中來，舒爾茲帶他去了一次貝格霍夫。建筑物早已于１９４５年５月４日被党衛軍放火燒為平地，剩下的敗瓦殘牆也被美國人逐漸毀滅了。一切都不同了，連通向房屋的那個大階梯的位置都難以分辨了。兩人在察看這個地方時，舒爾茲的妻子給他們拍了照。從他們的惊异的臉上，她拍下了——這是語言做不到的——曾被他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那人的最終結局。２０世紀歷史上最不平常的人物消失了——除一小撮忠實信徒外，誰也不為他悲傷。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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