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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應廣州商業電視台的邀請而去廣州的。 “王海現象”見諸報端之后，商業電視台的記者俎江濤就在他們的工作會議上，提出了這個邀我去廣州打假活動的策划。商業電視台是剛創辦不久的一個電視台，台長陳先生是個非常有魄力的人。用通俗點儿的話說，陳台長膽大，只要不違反政策，什么事都敢干。在領導的大力支持下，俎江濤与我取得聯系，并專程赶到北京來和我商談去廣州“打假”的日程安排。 俎江濤到北京的時候，北京已經非常寒冷了。我去廣電部招待所找他那天，足蹬一雙千層底布棉鞋，穿一條肥大的純棉布休閒褲，上穿一件大藍格的絨布面棉襖，頭上戴了一個尖頂羊毛絨帽，整個人活像一個大豆包。俎江濤一見我，先是對我這身打扮挺感興趣，問我干嘛穿成這副樣子。我說，天冷。而且北京的冬天十分干燥，到處都有靜電。我因為被電怕了，所以只敢穿點儿純棉和純羊毛的東西，并非要刻意裝扮得這般怪异。 俎江濤一本正經地拿出他的記者證讓我看，以證明他是貨真价實的電視台記者。我也把身份證掏出來給他看，當他确認了我是王海后，就開始介紹他們電視台的情況，接著，又說起他策划的這次活動，并把台里早就擬好的一份合同拿了出來。 合同的內容是，廣州商業電視台承擔我去廣州的一切費用，商業電視台做為電視媒体，獨家跟蹤采仿，一方面對我的“打假”活動進行支持，一方面也擴大他們電視台的影響。 而我之所以同意去廣州，一則因對方熱誠相邀，盛情難卻。再則因我在北京買到的假貨當中，有相當部分被告之來自廣州，我很早就萌發過南下打假的念頭。這剛好和商業電視台一拍即合。 “狼來啦！”听說在我去廣州的一個多月前，廣州的商界已頻頻發出這一警告。還听說，廣州的有關部門在我去的前几天曾召集商店開會，研究對付我的策略。 1996年1月19日，我從北京飛到廣州。 雖值冬季，但廣州的天气仍很暖和。以前我到過几次廣州，我覺得廣州是個溫暖潮濕的城市。在我的印象中，那是個繁榮而又充滿欲望的都市。 到廣州后，俎江濤等人把我接到電視台所屬的招待所住下。當晚，《羊城晚報》的老葉等人也過來和我見面。原來，為使我這次到廣州“打假”活動能在輿論上造成一定聲勢，商業電視台選擇了《羊城晚報》做為搭檔。 由于得到傳媒的鼎力支持，我這只來自北方的“狼”一下子成了南粵的新聞人物。 “刁民來了！”“報告，王海殺到！”“王海來的是時候”“廣州為何無王海”。一時間，廣東的報刊對我進行了“狂轟濫炸”式的報道。商業電視台“追蹤十九點”節目就“王海現象”的話題，邀請廣州市民展開了討論。《羊城晚報》記者在廣州街頭就“買了假貨怎么辦？”這個問題調查了102個市民，結果自認倒霉的占42％，認為能退就行的占41％，而敢于要求加倍賠償的多了有5人。記者不禁慨歎：廣州的消費者，您對假貨太寬宏大量了！被調查者多數都受過假冒偽劣商品程度不同的坑害，然而絕大部分人不會投訴，而是自認倒霉，像我這樣買假治假的廣州人，至今還极為少見。 廣東省消費者委員會副秘書長胡艷期望“王海現象”給廣州帶來的沖擊波，將會是消費者自我保護意識的大覺醒。她介紹了這么一件事：有位香港女同胞在廣州理發，店方“打死狗講价”，多收了几十元。事后，這位香港顧客專門向省消委投訴說，這點錢自己完全出得起，但是如果不舉報，這种欺詐顧客的違法行為就得不到遏止，就會有更多消費者受害。胡艷說，廣州的消費者一般就不會為這區區小錢費神勞气。事實上，几年來，省消委還沒有接受過這類的投訴。廣東商業電視台連日公開征集“廣州的王海”，竟沒有一個人站出來。 我的到來，成了廣州市民街談巷議的熱點。人們對我的“打假”方式反對的和贊同的几乎一樣多。有人說我居心不正，心術不良，也有人高呼“刁民”万歲！ 到廣州的第2天上午，在電視台和《羊城晚報》記者的陪同下，我開始上街采購。我發現，隨著經濟的繁榮，廣州的交通越來越堵，不但堵車，在人行道上走路有時還會堵人，空气中彌漫著汽車尾气的焦臭味儿，各种嘈雜的聲音混合在一起，不分晝夜地讓人的耳朵里總有一种嗚嗚的噪聲在回響。 改革開放以來廣東商家給人們的印象，是最先接受新生事物，最能适應市場經濟，經營腦子靈活，商品質量意識強。我原以為，在廣州購假索賠應當順利些。 沒想到我所接触的廣州商家，比內地的官商气還粗。這太出乎我意料了。正像《廣東工商報》在《王海來得是時候》一文中寫的那樣： 商家們呢，面呈赧色，絕無笑意，沒一家敢說“歡迎”、“有請”。被索賠的商家無奈他說：“真是的，假貨無孔不入，我們防不胜防啊！” 在廣州，我光顧了N大廈，G商城、X公司、Y商店等廣州大商場，買了3万余元我認為有問題的商品。但索賠卻出師不利。 我在N大廈買了1條“万寶路”腰帶，找到“万寶路”在廣州的皮貨專賣店和銷售公司，證實不是正牌貨，但書面證明要請示万寶路公司才能開具。于是，我又到N大廈買了7條“万寶路”皮帶，然后向該商廈部門經理投訴，要求賠償。經理不但拿不出任何這是真貨的證明，反而奚落我一番。現在很多國營大商場都已出台比較好的打假辦法，給消費者以獎勵和賠償。N大廈在我來之前曾在報上表示“歡迎王海來廣州打假”，并宣布“凡顧客在本商廈發現有假冒偽劣商品愿以一賠十”。等真找到對方提這個要求時，卻說以一賠十是個階段性的公關宣傳策略需要，己過期了。 后与万寶路公司聯系書面證明，被告知書面證明意大利才能出具，當時我十分惱怒：“你們既然不能對顧客。對你們的品牌負責，為什么要在中國市場上銷售你們的產品？” 我到Y商店，拿出一件前兩天在這儿買的某名牌內衣要求賠償。這种內衣包裝袋上注有“100％純棉”字樣，但經廣州市紡織纖維檢驗所檢驗：該產品為夾層針織品，兩個面原料為純棉，中間夾層為錦綸彈力絲，實際上含棉為89．6％，含錦綸為10．4％。我認為商品標識不符，誤導消費者，是一种欺詐行為。商店的一位負責人開始態度很好，同意賠，當時就要點錢。還一再表示，沒想到真貨也有問題，由于商店沒有檢測手段，難免有漏洞，我們要舉一反三，對消費者先行負責依法處理此事。但當我拿出17000元錢的發票時，那經理就傻了眼，推說這個他做不了主，得請示領導。 下午再去Y商店，一位副老總接待了我，我反映標識不符誤導消費者，他卻拿出一份質量合格證明与我糾纏：“標識不符跟質量合不合格有什么關系呢？”最后我間：“對消費者負責依据《消法》，還是《質量法》那位老總當時表態：“《質量法》。” “王海竟捅到國有和大型百貨商店來了！這不是有意出大百貨店的洋相嗎？”這种看法，代表了相當部分商界人士的心態。”讀著當地報紙上的這段話，想起1月24日上午，我到廣東省有關部門咨詢有關索賠的法律依据問題時，一位領導對我說：“你不要把大企業搞垮嘛，大企業也是不容易的。”好像我能耐大的可以隨便搞垮一個企業似的，他還說：“我們的辦法是這樣的，送一個牌于給商店，讓他自己不好意思賣假貨，不好意思坑害消費者。”這話令我吃惊，這么做有什么用？挂著牌子可照賣假貨不誤。挂牌子不是讓消費者看的，而是讓商店看的？ 進入2月，記不清從哪天開始，廣東的媒体紛紛停止了對我的報道。我再去商店索賠時，負責人說道：“你的事現在不讓報了，看你還能把我們怎樣。” 我曾給几家大商場發了傳真，好几天了，調公司的答复是他們沒有欺詐，不賠；G商城沒有消息；N大廈拿不出任何證明，Y商店開始說寫個東西就給你退，但是我寫完后又不退貨了。 Y商店說這件事你己（向工商局）投訴了，我們不處理。我向工商局投訴的內容只是要求工商局調查并對他們進行懲處，而且工商局只是行政部門，它只能執罰，不能要求商家加倍賠償。 由于接近春節，我准備回家過年，只好委曲求全，要求退貨再說，我只是沒時間跟他們耗，想先退貨，其他權利保留。不料各商家口徑一致，俱不賠不退，讓我通過法律途徑解決。結果，至今我買的東西還都寄放在廣州朋友那里。 在廣州索賠的确十分不順，一位跟蹤報道我的記者，為此寫了一幅對聯：上聯：冷臉難看冷凳難坐冷言冷語難耐下聯：投訴難投索賂難索商家厂家雄斗橫批：王海難當 我到廣州去了3個星期，每天早上8點起床，夜里12點睡覺，一大到晚索賠、整理材料、研究法律問題，很累也很苦。這次南下打假兵敗羊城，全部收獲僅僅是在個体戶那里索賠得來的區區115塊錢。 1月29日下午，我攜几天前在廣州市日用工業品交易市場花35元錢買的一台“夏普EL一820”計算器，到了交易市場辦公室投訴并提出索賠要求。市場場長知悉后，馬上熱情地將我請入顧客接待室，找出示了夏普株式會社廣州事務所的證明文件。證實我所購的計算机型號夏普公司根本不生產，是冒牌產品。出售計算器的攤檔檔主立即被召到辦公室，檔主在找出示的證明文件前無話可說。她提出想給我換一台類似功能的真貨，但我表示只按《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要求退貨并加倍賠償。檔主說，既然如此，我按此法照賠。當即，她數出70塊錢給我。場長宣布，市場沒收檔主這台計算器，并封存貨物等候處理，整個市場所有這种計算器也要馬上清理。 場長說，這個市場剛剛榮獲“全國文明集貿市場”稱號不久，發生這种事情，自然不光彩。一個“國家級”文明市場更應站在消費者一邊，照例《消法》進行處理。她認為，我買假索賠，是教育全場業戶學習、理解《消法》，自覺抵制假冒偽劣產品的一次好机會。 后來，我又在街上的個体戶那里買過80塊錢的假化妝品，也獲得賠償。 羊城之行，雖大跌眼鏡，但我并未對“打假”喪失信心。畢竟我去索賠過的商場，假貨都從貨架上消失了。至于我的索賠受阻，輿論自有評說。《南方日報》。《羊城睬報》、《粵港信息報》、《廣東工商報》等多家報刊都對我的行為予以支持，并對廣州一些大商家的行為和搞地方保護的部門提出批評。 《信息時報》在《我們不能葉公好龍》一文中指責商家“有失風度”：王海這次來廣州“購假索賠”，主要目標是國有大中型企業。而我們的國有大中型企業在對待王海的問題上，我認為是“有失風度”。 商家一個突出的說法就是，王海為什么要針對國有大中型企業，而不針對個体戶。這种觀點說明我們的大商家對自己信心不足。一個國有大中型企業，號稱是經歷了平凡年的改革開放的洗禮，竟然會把自己擺到個体戶的水平上去比、去衡量、去要求，這本身就大大地把自己降格了。 我們早在一個月前就提醒過廣州商家，“假如王海到廣州來”，但廣州的商家還是缺乏應有的气度。盡管當時气壯如牛，“葉公好龍”“龍”真的來了卻手足無措：“我們當時的承諾是在一個廣告上說的，那是一個階段性的宣傳策略的需要”。如此說來，保護消費者權益居然成了宣傳策略，可見員工綜合素質确實大有提高的必要。 微音在《羊城晚報》撰文稱，王海雖走，但“王海現象”不會消失： 王海此次南下廣州“疑假買假”。“買假索賠”的行動，其所碰到的困難，卻有如關山千万重。看來，王海再呆下去，恐怕亦難以有所作為了，結果只有打道回府。然而，王海雖走，但他所留下的“王海現象”，卻絕不會消失。 王海在首都的境遇，為什么會是這樣？而在廣州，為什么叉會是那樣呢？這就只能留待讀者去思索了。“嘩！特大喜訊，王海失敗了！”有人會高興得跳起來，而我作為一個廣州市民，卻為此感到羞愧。王海之受挫，并不意味著真理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它只能說明：王海目前尚無法沖破這股強大的習慣勢力。然而不管怎樣說，由于王海的受挫，很可能給某些人帶來一股“胜利的喜悅”。然而，我看這并沒有為廣州增添什么光彩。有辨別能力的人，最終是會領悟到這個道理的。 离開廣州后，我想，廣州的失敗是難免的。既然我去廣州之前，就有商場開會商量如何對付我，那么，我一個普普通通的消費者又怎能抗爭得過勢力強大的商家聯盟？俗話說，胳膊扭不過大腿，也許是吧。雖然我們有規定，有法律。 几個月后的4月11日，俎江濤介紹一個襪厂的人來找我，在電話里，那人說他們的楓樺牌襪子在浙江被假冒得很厲害。我奇怪，他們的襪子品牌我听都沒听說過，怎么也有人假冒呢？但那人越說越玄，說義烏的造假者威脅他們，要襪厂与造假的合作，共同使用“楓樺楓”牌子在全國銷售襪子，否則的話就冒名“楓樺”的牌子，而且要用劣質襪子來冒名。如果襪厂不合作，造假的就一定會把“楓樺”的牌子搞臭。 我听后半信半疑，這假貨販子也太猖狂了吧，造假不算，還要叫真品厂家跟他們合作，否則就砸人家牌子，這跟強盜攔路打劫有什么兩樣？真令人气憤。 這個名叫廣州百丰織襪制衣有限公司的襪厂，座落在廣州黃埔區的一個工業區，是個香港老太太開的。由于生產的襪子質优价廉，在行內小有名气，一直供不應求。但造假的賊膽包天，在義烏造假在義烏銷售還不知足，居然敢把假“楓樺”襪子大量發送到廣州來賣，讓老太太忍無可忍。 老太太通過俎江濤打電話找我，希望我能幫襪厂查查假貨的情況，也希望能借我造造輿論，滅一下造假者的气焰。 我二話不說一口答應下來。 4月15日，我來到廣州，“百丰”襪厂安排宋堂務先生和一位來自上海的杭小姐配合我查假。當晚，我們便制定了查假計划。 第二天上午，我与宋堂務、杭小姐及“百丰”襪厂兩名女工一起，來到廣州高第街市場“踩點儿”，購買假貨樣品。我和宋一組，杭小姐与另一女工拿來兩只大書包買了一個行李車，操起外地口音講話，扮做從外地到廣州辦貨的小販，在市場里一邊走一邊仔細觀看誰家賣假襪子。我和宋則大老遠盯著她倆，看看有什么動靜。 整個市場里賣假襪子的檔口有十六七處，但均只擺出樣品和少量的貨。杭小姐她倆轉第一圈的時候，買回來800塊錢的假襪子，宋不大滿意。于是我倆又去市場買了一整箱，還跟汕頭人的一個檔口走了十件貨。檔主說貨在火車站附近的倉庫里放著，約我們下午去一塊儿提貨。出了市場后，我安排一個人去跟蹤那個檔主，偵查一下倉庫的具体位置。 4月17日晚，宋說他們要和檢察院一塊儿去抓人。原來，“百丰”襪厂原銷售人員一直与造假者勾結銷售假“楓樺”襪子，听說厂里要打假，騙了厂里6000多元貨款躲起來了。造假者還有內應，怪不得真的“楓樺”襪于沒印，假的“楓樺”襪子倒把“百丰”襪厂里的電話號碼印上去了。 被我派去跟蹤檔主的人，發現了位于火車站附近的一個倉庫。 4月18日，我們与廣州市打假辦取得了聯系，由“百丰”襪厂和我一起舉報賣假的檔口，打假辦答應立即進行查抄。 下午一點半，廣東商業電視台、《羊城晚報》。《廣州商報》、廣州電台、岭南電視台等新聞單位的記者齊聚“打假辦”。兩點十分，打假辦的執法人員和我們一起出發，兵分兩路，杭小姐等人帶著几個執法人員去了高第街市場，我們和宋等去火車站。 20分鐘后，我們來到火車站附近那個市場，在E39檔口，堂而皇之地擺著假“楓樺”襪子，被執法人員抓了個正著。五六個執法人員把檔口封住，開始查檔主的身份證、營業執照，并查封假貨。 周圍看熱鬧的人們“呼拉”一下子全圍了上來，大多是周圍的檔主。趁著混亂，E39檔口的兩個男人溜掉了，而且還有個趁亂把兩箱假貨偷偷抱走了。鄰檔一個郭姓女人正搬了一箱假襪子准備走時，被我一把抓住。執法人員問她那箱貨是不是她的時，她卻矢口否認。E39檔的女檔主見狀馬上承認貨与郭無關，是E39檔的貨。無奈，執法人員只好放開郭姓女人，我們剛一放手，她就立即不知去向了。這時從市場另一端轉回來的宋說，剛剛那個女人正是“百丰”襪厂原來跑供銷的業務員，昨晚去抓她的時候沒抓著，不想今天又眼睜睜地看著她跑了。 E39檔檔口的所有假襪子被我們翻出來搬上車后，打假辦的執法人員命令女檔主帶我們去她的倉庫。女檔主裝出很老實的樣子，說她的檔口才開了20多天，賺的錢還不夠交租，哪有錢來租倉庫，貨都是人家直接送上門來的。但据調查，她的倉庫就在附近的一所小學里。 執法人員讓我和宋帶路，他們則不由分說地架起女檔主就走。不料女檔主被架到馬路中間時，一邊不停地大聲喊冤叫屈，一邊索性躺在地上撒潑打滾，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淚，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引來很多的人圍觀，搞得執法人員左右為難。 怕女檔主故意拖延時間，我和宋先帶領兩名執法人員一溜小跑直奔小學校。到了學校后，我們看了几個倉庫，倉庫里大部沒人，有人的一個倉庫里，几個打工仔正在造冒牌貨，把別的牌子的假商標往襪子上貼。但由于沒有被侵權的厂家出來指認，執法人員不敢冒失查辦，因為查錯了，“打假辦”有可能要被送上被告席。 20分鐘后，執法人員終于把那個女檔主用車押運了過來，我們讓帶我們找她的倉庫。 女檔主一下車，見周圍沒有人圍觀，便不再往地上躺了，只是口日聲聲喊起冤枉來，反复說學校里沒有她的倉庫。 學校校長和有關負責人這時赶到，校長說從來沒見過這個女人，那女檔主乘机又裝起蒜來。 又過了一會儿，我們的調查員赶到，指出了存放假貨的倉庫。但校方人員說找不到該倉庫的租戶，沒有鑰匙打開倉庫門。 無奈，我們只好冒險強行將倉庫的門撬開，如果倉庫里沒假貨，那我們可就“栽”了。打開倉庫的一剎那，我的心一直懸在嗓子眼里，甚至連虛汗都冒了出來。 門開了，一眼就看見8箱假“楓樺”襪于放在倉庫隔層最里面的一個角落里，另外，什么冒牌苹果、金利來、鱷魚、FORTEI等名牌襪子應有盡有，整個儿一個假貨倉庫。但同樣，執法人員對此也只能搖頭，因為要确定一件商品的商標是不是假的，必須得由商標持有人來鑒定或指認。 面對假貨，女檔主迫于無奈，只得承認說倉庫是她与別人合租的，否則執法人員要把整個倉庫查封。她說貨是人家送來的，她并不知道貨在哪里批發。可事實上，我方的調查員說他曾親眼見到女檔主去廣源路周圍的一個地方提了3箱假貨。 記者們忙著采訪、拍照、攝像，我的心一下子放松下來。 正在這時，我听見一片摩托車的轟鳴聲，從倉庫出來一看，只見周圍停了七八輛摩托車，從車上下來十多個操汕頭口音的男人，一個個气勢洶洶的，手里還拿著大哥大。 執法人員要查封倉庫的時候，那些人開始阻撓，鼓噪。 因為怕假貨被搶走或引起別的麻煩，我們馬上開車离開了小學。 杭小姐那邊在高第街查封了7個檔口，但只查出3箱假貨，不過弄得很多檔口特別緊張，在她們和執法人員查假襪子的時候，檔主們紛紛把閘門拉了下來。 當天的報紙出來了，刊登的是我們大獲全胜的消息，但我的心里卻總不是個滋味。后來听宋說，那些假襪子在廣州的确是銷聲匿跡了，但在廣州以外的地方，依舊暢銷不衰，而且貨色越來越劣質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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