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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相本無种

  今天,不用人告訴我,或是別人說“你失敗了”,我相信自己已經成功了,而且自信能有更大的成功。成功,在心里。
  我這本書不是自傳。不管是事業還是生活,我都還打算要走很長的路,离寫“傳”的時候還早著呢。
  可還是忍不住想寫寫我自己,從小時候,從職業之外的側面。我有兩個原因,先交待出來,免得本不想看的人花了冤枉時間。
  第一個原因純屬私人。
  1997年7月我父親去世之前,住院几個月了,已經不能走動,老人家身体极端虛弱,但思維和記憶都清楚活躍,就更敏感生的痛苦和無奈。他常常問我還會不會接他回家,還給我表演雙手用力一撐自己坐起來,以顯示他多么“有勁”,滿怀是想回家的希冀。我說當然要接您回家,我常出差在外面跑,特別需要您看家護院。我知道他很悶,就編了個故事給他解悶。我說:“爸,我要寫書啦,您得幫我,把咱家的老事儿從頭告訴我,我好把咱家寫進書里。”
  被我托付做如此意義偉大的事,我爸特別興奮,為督著看護學會錄音机操作還發了兩次脾气,他告訴所有來看他的人:“我閨女要寫書了!就是那個在IBM做大經理的小閨女……”他開始認真地工作。
  7月15日早晨8點我的呼机響了,信息是“父突然去世”,我一下摔坐到地上,欲哭無淚,感覺他賦予我的生命也隨他而去。料理完喪事,我帶回了錄音机,我听了整整一夜,他的錄音全部只有十三分鐘,中間歇了三次,聲音越來越弱,間歇喘息越來越長。我恨死自己怎么想出這么個歪招,我覺得是我把我爸給累死了!我對我爸說:爸,我一定寫出書來,把咱家的事寫進去。
  對我爸承諾了,我一定要寫。
  還有一個原因,要說回——
  1998年5月我在廣州講了一場“与成功有約”,是沖著朋友《南風窗》主編秦碩的金面友情客串,原以為是二三十人的圓桌座談,從北京出發前核實地點才知道是七百人的會堂!七百多人花錢買票搭上三個小時再加上交通時間,那還是廣州人周末的晚上,不去歌廳不搓麻將,專為來听我講,我在廣州生活過,對廣州有一些了解,就更加感覺這份期待的沉重。經過了不少大陣仗,還是由不得心里打鼓,正是scrub季節根本沒時間准備。坐在飛机上問自己:“我拿什么奉獻給你?”只有給大家一個真實的我!好在廣州是我的第二故鄉(除了生長于斯的北京,廣州是我住過最長的地方),“故鄉”的人對我寬厚包容,沒把我噓下台,還給足了整整三個小時的專注和熱烈的掌聲。后來不知是誰還根据錄音整理了一篇“永遠先走一步”,訛傳成我的親筆,借此更正不敢掠美(也趁此机會表白:我個人沒收一分錢。因臨時發現面對的陣勢“個人色彩”太濃,連机票酒店都自己出了,沒跟微軟報銷)。
  才子秦碩的開場白流光溢彩,其中有言“……人人都想成功是不可能的……”。我在演講中說:“我不同意!人人都想成功是可能的,‘想成功’至少比‘不想’多了成功的机會。”當時理直气壯絲毫不覺謬誤。后來我的才女編輯,也是我特佩服的,看了演講的錄像后正色斥責我妖言惑眾,特別指出我(對七百人)說過的“連我都可以,你們怎么不能(成功)”,是极不負責任的說法,可能引起不可能成功人士搏命努力而不得實現之失落,誤人的惡果不堪設想。我不禁肅然,赶緊分析自己,想了解我自己有什么特异才能有今天這點成功。
  我看了很多名人自傳,得出結論:凡成功人士,往往從小時候就能有种种异像,預兆著長大后必能有惊天動地的成就。我雖非成就超卓,但既在寫書,就想于人于己負責任。翻回記憶,竟找不出什么歷史根源來預言佐證我的“傳奇”。小時候除了考几個第一別的什么都沒干,大人們說我聰明我真信;后來一直覺得自己特笨特丑特沒用——因為是最愛最親近的人告訴我的,我當然信了;再后來我一直是玩儿命地跟著人家后面追,很難再像在學校里時總是考第一名;這些年說我刻苦、拼命的多,又一來二去就變成“傳奇”了,一直再沒覺得自己聰明。寫完《求生求存》以后突然覺得我是挺聰明的——就憑考的那些試!可聰明有什么了不起呀,這個世道這個行業人人都特聰明。
  從自己身上想不出特异功能來,也好,就交出來一個平常百姓女儿家的原貌,有道是“將相本無种”,男儿女儿們如果真想自強,無論多么平常,都可以是起點。我終于找到一個成功的例子支持我的觀點。科林·鮑威爾,出生在紐約市貧民區的黑人家庭,上學時未見聰明過人,貧賤黑人畢業后無前途可言,只能打零工,由于個人努力和种种机遇上升到美國責任最重大又最受信任的崗位,即使在軍旅仕途開始上升的年月,仍飽受种族歧視。不能上白人餐館、白人廁所,蜜月只能住專為黑人開放的汽車旅館。鮑威爾深信,通過艱苦奮斗和剛毅不拔的決心能夠改善自己命運,直到后來根本地改變了命運,成為美國最高軍事長官、四星上將、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這是典型的美國夢的實現,不靠祖輩余蔭,靠自我奮斗,借努力和運气自我成就——Self-made。鮑威爾身上有著典型的卓越人物的共同特點:追求卓越的渴望和敢于冒險的天性。
  美國和中國的政治制度不同,文化也有极大的差异,美國是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的“巨大的雜交植物”文化,中國的文化是悠久、自守。所有外國博物館都陳列中國的文物,而中國的博物館只驕傲地守著中國國粹。盡管有這些差异,“成功的夢想”是全人類的權力。成功不是美國人的專利,想成功而不能成功的中國人也不應以文化、社會因素作為原諒自己的借口。我還是堅持我的觀點:“人人都想成功是可能的,‘想成功’至少比‘不想’多了成功的机會。”不過我要加一句:女儿要自強,并非只是事業一條路,現而今,如能把家庭經營好,已經是不凡的女子!
  過去多少年里,我一直不敢想“成功”這個字眼,后來,非得別人告訴我“你成功了”,我才敢相信。今天,不用人告訴我,或是別人說“你失敗了”,我相信自己已經成功了,而且自信能有更大的成功。成功,在心里。
  我是怎么成功的呢?多寫一點我,讓大家幫著想一想。
   
童年五味

  我永遠愛我的爸爸,他給我生命,愛我,如有下輩子我還要孝敬他,補上他受過的那些罪。
  我祝愿媽媽永遠保留讓她驕傲的回憶,因為“驕傲”能使她快樂,忘掉她受過的那許多苦,未嘗不是一种幸福。

  上次寫書是十四歲,是自傳体長詩!五言、七言的押韻很整齊。不只是給自己勾畫了未來,還《紅樓夢》式地編了身世,總之是破落大家的小姐,影射著些与皇族的迷离淵源,流落貧窮,雖不美麗,才智過人,最后當然嫁了個才子,相夫教子,盡享天倫……寫完“自傳体長詩”二十几年人生道路走過來,完全是預料不到的軌跡,只有身世并不全是杜撰。
  听爸媽講的……
  我爸家從前很有錢的。有錢到什么份上呢?有房產、礦山無數,還夠資助張作霖部隊軍火。爺爺念書好口才好會做官,從北洋政府的國會議員做起,做回黑龍江老家,很得奉系督軍吳俊生吳大帥的賞識。爺爺年輕才俊仕途得意,又娶了家道更殷實的奶奶,奶奶的爸爸是蒙古貝勒,陪嫁無數,爺爺家正式闊气起來。
  爺爺娶了好几個姨太太,還讓我爸娶,我爸在家受重視,自然早婚,娶的原配是梁姓軍閥的女儿,不生養,后來抽大煙抽死了。我爸說他不但不娶偏房,還勸我爺爺別再娶。為此我一直很佩服我爸,后來我媽跟爸慪气時,我還試著借此美德來勸我媽:“您想想,要不是當初我爸堅決不娶姨太太,可就沒有我和我二姐了!”有一次我得了一塊巧克力,捏著舉著讓爸先咬一小點儿,爸說不吃,說小時候吃膩了,還說“從前咱家養的十几只大狼狗,天天‘卡嚓卡嚓’地嚼大塊巧克力”,多么讓我神往!直到現在這都是我關于“有錢”的最生動具体的想像。
  張作霖和日本人過不去,日本人在皇姑屯安了炸彈,吳大帥同車也被炸死了,三天后我爺爺也被暗殺。“那沒跑儿,肯定是小日本儿鬼子干的!”我爸多會儿說起來都是咬牙切齒,我也就從小埋下了仇恨日本鬼子的种子,种子跟著我長大至今。所以說,幼儿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就只剩下一群生而不知憂患的少爺們和一個小姐(我只有一個姑姑)。我奶奶雖是蒙古人,早就脫盡了草原驃悍本色,一直家養著,先做千金小姐后做官宦正房,遭此巨變根本主不成事,居然我爸二十來歲就成了一家之主。我爸從小是我爺爺的重點培養對象,把我爸爸托付到吳大帥跟前,深得吳大帥喜愛,十四歲就出過東洋,十五歲就買了個“參議”做,准備著步我爺爺的后塵走官僚仕途。我爸是家里兄弟九個大排行的老二,但老大是庶出的,且沒出過洋,也沒上北京念過書。
  家里十几只大狼狗也擋不過日本浪人的騷扰,我爸果斷決定,能賣的變成錢,不能賣的就棄置,攜細軟舉家遷居北京。我爸的哲學是“錢,你敢花多少,就能掙多少”(這一點又讓我佩服,后來就是我的“錢”理論,攢不下錢來一點不著急)。一大家子搬到北京,都會花錢,可沒一個做事掙錢的,我爸有辦法,先是變賣,后是典當,房子也從石獅子胡同几進几出的深宅大院漸漸地就搬到西城承恩胡同五號的大雜院,但一家子還都住在一起,也占了大半個院子,我奶奶和姑姑住在院里惟一一座木頭的二層小樓(現在承恩胡同五號是居委會所在地,住著十几戶人家)。一家子仍是不知愁,几個年輕的叔叔和姑姑還是忙著捧戲子、串票友,調著花樣儿齊心合力地花錢,眼看著真沒錢了,幸虧就解放了,政府要求人人自食其力,十几個兄弟姐妹各自都找了工作。1951年遇到我媽時,我爸是人民教師,教中學歷史。
  我媽家也在東北。姥姥家是鑲黃旗,姥姥的哥哥做著世襲的旗官。姥爺是漢人,在世襲旗官手下當差得力,不僅連受提拔,還把旗官的妹妹許了做妻。滿洲國以后旗人的世襲取消,可我舅姥爺還有官做,說是“署長”,也是不小的官銜。調防(東北口音讀“訪”,三聲)到另一個城市,為的是我太姥姥只認親閨女的伺候,帶走了我姥姥和姥姥的三個孩子,舅姥爺顧著孝順他的媽,竟然沒帶著我姥爺!我一直覺得這事說不通道理,為什么親哥哥要拆散妹妹的家?為什么我姥姥、姥爺從那以后再也沒見面?他們就不能互相尋訪、通信嗎?這里肯定有故事!到現在我媽也說不清楚,那時候她也才很小。反正,“從那時起我們就沒家了,孤儿寡母寄人篱下”,我媽說起這句話是永遠的戚然。
  算命的說我媽命硬,她一直說是自己克死了一兄一弟,其實我大舅是出水痘死的,小舅的死倒是和我媽有直接關系。我姥姥得忙著照顧她媽和署長的女儿們,沒時間抱自己的儿,就由小小的姐姐抱著更小的弟弟,過門檻摔了一跤,姐姐沒事,弟弟的頭磕到石沿儿上,一下子就死了。孤儿寡母的凄慘更是無以复加。我記不得我姥姥的樣子,她去世時我大概兩歲。只記得她脾气特坏,動不動就罵人,她老了以后白內障失明了,永遠在里屋床上坐著躺著。有時叫我進去給塊點心糖果,我總是拿了就跑,不敢在她那儿多待。我媽脾气也不好,但對我姥姥是任打任罵從不動聲色,絕對地孝順一輩子。
  寄居舅舅家能吃飽,衣服撿表姐們穿舊的,學是斷斷續續上的——我媽是表姐們的“陪讀”,輪流陪著不同年級的表姐們,所以旁听的課程也是不按程度順序的。“陪讀”可比小姐們念書念得好,活得不易就懂得珍惜,加上我媽聰明,是專為學習好的那种聰明,也遺傳給了我們一些。“永遠考第一”是我媽一輩子的驕傲,后來再沒“試”讓她考了,她就把希望寄托在我們身上,要求我們考第一,每次我們交回成績,都要听她說“我上學那時候……”,只不過視我們考的是第一還是第二,口气有很大不同。
  本來預備把我媽嫁人了,我媽背著我姥姥,跑去考了長春師范大學,因為師范是惟一公費的大學。考上了第一名,我姥姥也就不說什么了。畢業就去教書,掙錢后赶緊的租了房子,就把我姥姥接出來一塊儿過,終于結束了寄人篱下的生活,母女再也沒分開過。我媽年輕時挺好看的,雖不夠大美人儿,可是有足了健康活潑知識新女性的非常魅力,打羽毛球還打籃球,風頭很勁。后來被同校的教務主任娶到手,生了三個孩子,就是后來我同母异父的兩個哥哥和一個姐姐。据我后來察顏猜測,那應該是十來年幸福的日子。
  教務主任解放前夕英年殤逝,不由人不又聯想“命硬”之說。我媽一人支撐五口之家又過了兩年。1951年正是中蘇友好的蜜月高潮,北京奇缺俄文翻譯,我媽應聘,得中,也舉家來了北京。与我爸當年不一樣的是,我媽沒有細軟,她把一家人,三個孩子和半瞎的老母親及所有的“粗重”都帶來了,包括桌子椅子書架柜子褥子被子鍋碗瓢盆□面杖,還有床,是“老毛子”式的彈簧床,鐵管做的,結實得不可想像。到現在我媽家里還有一張單人的,我小時候無數次拼命地在上面跳,為試驗彈簧的質量,相信我的哥哥姐姐們也有過同樣的愛好。到現在,彈簧一根都沒坏!
  兩個命中的冤家終于走到一起來了。我爸我媽1952年結婚了。媒人是我姑姑,我姑姑那時好像也在教育部工作,和我媽不是直接的同事,不知怎么認識了。爸家早沒錢了,也沒資格嫌媽拖著三個孩子和瞎眼老媽,中年鰥寡,很實際地結合成家。我記事后只記得他們的爭吵,我為此質疑過我媽:“為什么你們會結婚呢?只為著到一起吵架嗎?”媽說:“那時候(結婚以前)你爸可殷勤呢,每次送我回來爭著幫我扛自行車!”說話時很憤然,好似受了我爸“殷勤”的騙,我估計那是他們惟—一點浪漫經驗(其實扛車也就是過一道大門檻儿——我家一直住平房!)。
  我媽屬龍,我爸屬虎,龍虎相遇必有惡斗,最不宜合婚。好在“虎”爸的命也很硬,再沒性命之憂。“龍虎斗”從結婚后開始,糾纏了兩人的后半世,也沒分出高低胜負。斗爭中產生了我二姐和我。
  如果說他倆有任何一致的地方,那就是他們都是東北人,而且很引為驕傲,我生長在北京,但從小認為自己是老家哈爾濱的東北人,因為父母一直這么告訴的,我也挺為此驕傲的,只是不知為什么。家世則是零星听爸媽講的,后來才省悟自己原來是滿蒙漢混血——集中國歷史上最強大三民族血統于一身。
  我快四歲那年一個很冷的冬天,我爸帶我和二姐去照相館照了相,然后去西單東來順(還是南來順?反正是什么“來順”)吃涮羊肉,吃得太飽,就走路回家以便消化食儿,從西單到和平門西河沿的家有六七里地,我是一路蹦跳著回來的。第二天就覺得嘴巴里凝了層厚厚的膻羊油,急得我喝滾燙的水想把羊油化開,還借東屋關大媽的舌刮子刮舌頭,要把“羊油”刮掉(“舌刮子”是一根馬蹄鐵狀的硬塑料薄片,北京老人習慣用它刮掉舌苔,相信比刷牙更衛生)。關大媽說,是喝了太多的風著涼了。從此再不能聞羊肉味儿,順帶著也永遠戒了牛肉。后來我才知道,我爸請我們吃涮羊肉是為紀念他和我媽的离婚日。我爸搬回了承恩胡同五號。
  我和我二姐判給我媽撫養,我爸要付撫養費。允許每兩星期來看我們一次。判決條件一直沒有嚴格執行,我爸經常來看我們,只是不在家里住了。因為雙方离婚后都未再婚娶,沒有后爸后媽的威脅,感覺上“爹也還是那個爹,娘也還是那個娘”,他倆連吵架都沒改樣,吵得嚴重時,我媽就搬出法律條文不許爸經常來,于是我姐就帶我去外面与我爸會面,接頭地點經常是在中山公園,我倒是興高采烈。二姐比我大四歲,有真切得多的痛楚,記得她常對我說:“你還太小,不懂。”搖頭歎气,老成沉重的樣子。過几天媽气消一些,又默許我爸經常回來,周而复始,循環成了規律。
  我爸那時是中學教師,工資在當時算不多不少,花起錢來仍是大少的脾气,從來沒有花到月底過。他發了工資必定帶我們去吃一頓,我爸不贊成把錢花在買衣服和“沒營養沒用的東西上”,可給我們買東西吃從來出手“闊綽大方”,深得我和二姐的歡心。他老是把應該交給我媽的撫養費耽誤了,這也是一個永琲漯壯n主題。
  中蘇反目以后蘇聯專家都撤走了,不用俄文翻譯了,我媽就改教書,看出來俄語沒前途了,她就自學了英語再教英語——比我強多了!是師大講師級,級別和工資都比較高,但她要撫養從高中到托儿所五個孩子!我爸是指不上的。我們所有的衣服都是她自己做,一直用那台從東北帶過來的縫紉机。媽怀著我到八九個月時還每天熬夜到兩三點,翻譯資料以多掙些稿費。全家吃穿用度生活是頭等大事,我還沒出生呢自然顧不上,每熬到半夜必會抽煙喝咖啡,她純脆是為了提精神,從來沒癮,沒想到這兩樣癮后來都成了我的,我熬夜的本事也准与胎教有關。
  我根本是計划外的產物。第一,剛有我二姐,爸媽就鬧著要离婚了,要离婚自然不會再想要孩子,不料鬧而未离的時候又有了我,只是因為那個年月還未時興人工流產,就僥幸留了我的小命。第二,我已有了兩哥兩姐,四個孩子雖不夠使媽成為“英雄母親”(听說那時候生孩子越多越光榮),養活起來已經夠嗆了,根本沒打算要我。第三,我剛出生時差點被送人。是后來我學會斡旋,給我爸媽勸架時無意知道的。他們都指責是對方曾想把我送人,不管是誰,指證了确有此事。我非常傷心,在一個下雨的晚上离家出走,被警察叔叔送回家,第二天送回幼儿園。
  因為家里負擔重,沒工夫沒精力管我,我媽体完產假就立即恢复上班,熬夜,掙稿費。把我送到托儿所全托,后來直接升人幼儿園,還是全托。我從出生57天開始過集体生活,從星期一盼到星期六一盼就是六年。星期六下午多半是爸來接我,總是帶著我從河沿逼著彎儿,先去延壽街南口的小酒館,他喝的不多但是經常喝一點(我以前以為他酒量不大,后來疑惑,可能是沒錢不能放量喝),小小的人几卷卷的頭發,坐在爸腿上,我是小酒館里所有大老爺們的寶貝小玩藝儿,都用筷子蘸了酒喂我,我很隨和來者不拒。晚飯前慢慢往家走,爺儿倆都有點醺醺然。我和我爸很默契,在媽面前從來不提酒館的事。我媽總是奇怪,這么好動的孩子怎么每星期六到家就睡覺?
  在幼儿園里想家想得厲害,但是裝著不想,星期一興高采烈地給小朋友們編故事,講昨天都去了哪儿玩,看了什么動物,吃了什么好東西,故事里一定是我爸我媽一起領我去的。我特別希望讓阿姨們最喜歡我,使盡了小心眼討阿姨喜歡,可是管不住自己太愛動,受批評總比受表揚多。有一次犯了錯誤被阿姨關禁閉(忘了是什么錯誤了),阿姨忘了把我放出來吃晚飯也忘了交班,直到睡覺前夜班阿姨清點才發現少了個孩子,我關在黑屋子里早哭夠了,听著外面兵荒馬亂叫我的名字,就是不吱聲,終于被從黑屋子里翻出來,阿姨百般呵護,我不哭不鬧倒把阿姨嚇得夠嗆,我看出阿姨特別不愿意這件事讓我爸媽知道,就對阿姨說:“那,您以后最喜歡我行不行?”阿姨滿口應承,之后我很得了一小陣儿寵。
  可惜,很快又失寵了。有一次阿姨帶著六七個小朋友去廣播大廈(我念成“廣播大柵欄”),為學齡前儿童廣播節目錄音,我的台詞最長:“公社有一群小鴨子。”其他小朋友跟著數小鴨子,一人一只:“一、二、三、四、五、六、七。”我再說“嘎!嘎!嘎!”。早預謀要在大樓里探險,錄完音,我先溜出來,在走廊里看見電風扇,轉得飛快看不清從哪儿開始轉的,覺著好玩試探著伸手去摸,阿姨及時赶到一把拽開(多虧了阿姨,我十指未損還都好好長著),我被拎著領子原地轉了几圈,見阿姨的臉色知道犯了大錯,可不知闖了什么大禍。阿姨還對我爸告狀,我爸也著實教訓了我一頓,少有的橫眉立目。從此再沒机會去“廣播大柵欄”做節目。阿姨的眼睛和聲音總追著我,只有木頭似的背手坐在小椅子上時才不受批評。我學會了長時間地看螞蟻,不說話,在心里編故事給自己听。
  每到星期天在家要瘋玩儿一整天,晚上不愿意睡覺,困极了就用手指撐著眼睛不讓閉上,為的是要延長在家的時間。無論怎么努力,星期一還是要回幼儿園。星期一早晨我情緒最低落,于是拒絕走路,必得由我爸抱著送幼儿園,伏在爸的肩頭像坐轎子,希望轎子的顛簸永遠不到頭。
  不管別人怎么想,不管我媽怎么說,我無條件地愛我爸爸,他講故事特好听,跟說書的一樣,無論怎么磨他從來跟我沒脾气,爸快五十歲才有了我,也最愛我,用他的方式。我繼承了好多他的性格,我會掙錢以后,就越來越明顯像他,對錢漫不經心,也隨了一點他自嘲的幽默。
  最后他住院那段時間,我在北京,能經常去看他,一見到我,他第一件事是從枕頭底下拿出各种報紙給我看,凡有IBM的消息都划出來留著,包括報上登的IBM產品報价。1997年5月,听說我要辭了IBM的差事去美國上學,他開始特別注意報紙上美國的消息,記住的都是關于凶殺搶劫,他知道攔不住我往水深火熱里跳,心里急問擔心,冠心病急性發作。見我決定留下來,他放心了,一個半月后就走了。
  我赶到醫院時沒見到最后一面,他走得突然,并沒受什么痛苦。但就是不閉眼,最后我貼在他耳邊說:“爸,我下輩子還給您當閨女。”說完抬頭再看,他眼睛就閉上了,周圍有七八個醫護人員和我二姐,大家眼睜睜地都看見了。我一直握著他的手,老是錯覺他的手還有溫度,喊醫生過來再檢查,到底沒能檢查活過來。我送他一直到火化爐的電梯門口,我給值班的大爺几百塊錢,囑咐他輕一點,務必別忘了把隨帶的照片一起火化,那是我爸最喜歡的一張我的照片。
  文革開始以后,學校里打死了教師,一片恐怖,我爸辭了工作回到街道,他人緣好,街道上都是老街坊,不會往死里整他。他從此一直在街道做臨時工,什么苦活累活都干,干不動了,就給單位看大門。我生病住院時我爸每星期必來看我,絕對是雷打不動的,每次來帶一點山楂糕、冰激凌之類的吃食,東西不貴,都是我小時候愛吃的,是我爸出力賣塊儿掙來的血汗錢買的。每次一進病房他就大聲說:“這回看著气色好多了!”只有一次醫院又報病危,他赶來醫院沒再說我气色好,哭著說:“幼儿(我的小名),你可別走,走了爸也不能活了!”我到外企后就不讓他再干活,他一直不听。直到1987年腦血栓發作以后才什么活也干不了了。他沒有工作單位沒有福利保健,我和二姐負擔他的生活和醫療,可一時負擔不起他的“住”。他一直住的是一間不到五平米的小屋,陰暗潮濕,不能想像是人住的地方,每次去看他出來就忍不住要流淚,那是我最扎心的痛楚。到1994年我才買了公寓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家,我當時住在廣州,遙控著做好裝修,赶快把我爸接來還請了保姆,他已經太老大虛弱了,沒享成几年福。他生而大富大貴,長而窮困潦倒,最后的几天日于才“沾上了閨女的光”,但他一直知足樂天。我永遠愛我的爸爸,他給我生命,愛我,如有下輩子我還要孝敬他,補上他受過的那些罪。
  對比起來,心里和我媽就不那么近。我認定了是媽差點把我送人,沒送成,就把我從小全托出去,小心眼里總有怨。后來長大了,明白了媽為家承擔的責任和辛苦,不再怨了,更懂得該孝敬媽。
  我媽從小跟著姥姥寄人篱下,深知獨立的可貴,也形成她絕不求人的剛強性格。同院有個阿姨家境比我家寬松得多,愛吃零嘴愛花零錢,到月底常跟我媽借几塊錢接濟,我媽總是大大方方借給,回頭就說看不起這种人,為了嘴沒志气!媽有志气,從不跟別人借錢,拼命靠本事掙錢,我媽也确實有本事,會日、俄、英三种外語,俄語和英語都是自學的,還能評上師大講師級。有本事,就愛犯“個人英雄主義”,群眾總是有這一條意見,多年努力爭取人党都未成功。媽不气餒,繼續積极要求進步,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徹底斷了想人党的愿望。后來,我們常常調侃媽“個人英雄主義”,她上年紀后不再以此為忤,只揀了“英雄”一詞來發揮,陶醉于往日的光榮回憶。退休后媽又自學世界語,學得有聲有色,還是世界語協會的理事。她患上老年綜合症已有六七年了,所有的外語都忘記了,連吃沒吃過飯都記不起來了,卻還記得遙遠的“英雄業績”,每當提起,兩眼立即流光溢彩。我祝愿媽媽永遠保留讓她驕傲的回憶,因為“驕傲”能使她快樂,忘掉她受過的那許多苦,未嘗不是一种幸福。
  到我出生時,媽要養活的人增加到七口——一老五小加上她自己!我爸會花錢,貼補家用是指不上的。媽承擔得太重,加上兩度婚姻坎坷,脾气就免不了急,對孩子管得多,愛撫得少。我在家最小,我媽堅持說最喜歡我,當著哥哥姐姐也不避諱偏心之閒,說我嘴儿最甜,會來事儿。我很小就學會給爸媽勸架,練就了几招看家本領:撒嬌,哄,哭,再不然就“頭疼”,“肚子疼”。雖然是“文明爭吵”從不動手,但是密度太高了任誰也受不了!后來我真的有了頭疼的毛病,從六歲左右開始,一激動就頭疼,一直這么多年也沒好。
  我哥哥姐姐都很聰明,念書都好。而我媽偏認定我最聰明,要為我特別設計一整套超常發展計划,為了讓我全面發展,她打算讓我從五歲練冰上芭蕾,去報名時,考官只看看我就搖了頭:“這孩子頭太大,怕平衡不好,不适宜練芭蕾。”我媽不气餒,繼續推行下一步計划,要讓我早上學,然后一級接一級地跳班,早早地成材最好能成個什么家。
  我一點都不反對早上學,終于可以結束“全托”生活了!而且,我覬覦已久每天一毛錢的“上學津貼”,我二姐都領了三年了!由我爸給發。第一天放學我飛跑回家,我爸豪放地發給我一毛錢,我太闊气了!早想了多少遍自己花錢的方法,轉身跑到書店,是出租小人書的書店,一分錢租一本能租十本!有時會花三分錢買一根冰棍,一定要小豆的,貨真价實是紅小豆做的,冰化完了還能有嚼頭。我養成了慢慢吃冰棍和快快看書的習慣,第一年上學真快樂,只要交出的都是一百分我媽就不管我,我盡情地看小人書,因為是“最忠實客戶”,還得到了書店主人的VIP待遇:只有我可以坐主人的小板凳看書。后來看京戲總覺得不正宗,因為臉譜盔甲不符合小人書里的規范!
  好景不長!我的第一個暑假到來,我媽給我几本二年級課本,要我在暑假內學會二年級功課,我媽早和學校交涉好了,開學前讓我參加二年級補考,務必考過,跳過二年級直接上三年級。暑假本是假期,卻要變成我的刑期,我不甘心!我擠出白天的時間玩儿,鬧鐘一響赶快回家,我媽下班回來准看見我正襟危坐認真學習。
  暑假前還出了個事故,我跟著二姐和她的同學去陶然亭游泳池,人小腿短緊跟她們跑也跟不上,跑得急了腳下一滑人就平著飛了出去,平著落下來后腦勺先著地,摔了個中度腦震蕩,在家躺了兩個星期。我媽從此嚴令我遠离游泳池和一切水域。后來我特別愛水,愛海,可能是小時候被管制造成的逆反心理?媽埋怨二姐對事故有主要責任,最擔心破坏了我的“聰明”,她后來堅持說腦震蕩以后我沒以前靈了,誰也無法跟她考證。出了這么大的事故,我媽也沒放過我,堅定地要我一個暑假學完二年級功課,必須跳到三年級。
  本來一心只想糊弄我媽,不知怎么就把考試也糊弄過去了,只犯了一個錯誤,把除數擺在除號里邊了,愣把正确答案除出來了。我于是在一年級的年紀跳到了三年級。
  我媽的計划第一步試驗成功,高興得不得了,拉著我到處炫耀,并向所有人宣布我將繼續跳班直到上大學。我心里很悲哀,這意味著我上大學前都沒有暑假了,上學時間也要短了一半——只能領一半的上學津貼!我心里盼著再出個什么事故,我好不用再跳班了,我只想和別的孩子一樣能在暑假里痛痛快快地玩!
  盼啊盼的,“事故”真來了,這回事故出大了——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我媽再也顧不上逼我跳班了。
  比起后面的日子,我的短促童年是無比的幸福!我很快開始怀念我爸我媽吵架的日子,他們分別被關起來,很長時間再沒机會吵了。
   
生而自卑

  從小听的都是“惟有讀書高”,我讀書比同學都高,可是不讓我上學了,我還有什么前途?還能干什么?我爸媽是黑的,我也永遠是黑的,是人都比我強……
  我和二姐從小都很自卑,為了我們雙親健在而又支离碎碎的家庭,總覺得比別的孩子缺陷很多,從性格和行為上都受到影響甚至扭曲。我二姐的表現是清高,她學習努力成績總是很好,很大程度是為了“成績好”比別人強,有清高的資格;我的表現是“驕傲、愛出風頭”,這兩條總是在操行評語上出現。上小學那點課程對我一點不難,跳到三年級也是輕松得很。复習只有回家才做,不在學校里做,不能讓人看見我也需要用功,我偏要顯擺出來我比別人“聰明”,我一點不用功,照樣能考第一。對我來講,考試第一個交卷比考第一還要重要!我們一定得比的孩子有強的地方,為了彌補心靈的“缺陷”。
  跳班到三年級風光了一陣,老師總是用我來鞭策班上的同學:“看人家小同學都能……你們難道不羞愧嗎?”我听著心里美得很,故意拿著不在乎的勁儿,那么“飄著點”自覺挺瀟洒的。甭管是“最小的、最聰明的、最靈的、最快的、最驕傲的”,只要是“最”,我就高興,哪怕是玩儿也要是“最淘气的、最膽大的”。
  小時候形成的性格是很難改的,哪怕是壓制埋藏多年,有机會就要迸發。即使現在是成熟不惑的年齡,我仍改不了要對“最”、“第一”、“第一個……”有原始的沖動追求。我二姐也是依舊清高,清高著她的淡泊。
  記不清文化大革命是怎么開始的,突然一天院子里擠滿了人,出出進進把我家的東西往外搬,那是媽單位上的造反派來抄家了。我在對面北屋李姨家門檻上坐著,看著全過程。只注意數著記著都搬走了什么,沒記得當時心里有多少害怕和悲傷,只是一心想著千万別讓人認出我是這家的孩子。
  我二姐承擔著所有的沉重,一直守在家門口,直到東西搬空了,造反派通知我二姐,我媽是“歷史反革命兼現行反革命”,已被革命群眾隔离審查,不准回家。我追到大門口,看著裝滿我家家具的卡車絕塵而去。回到家里,屋子空了,一下大了好多,二姐一把摟著我接著哭,說“別擔心,有我呢”,我心里堵了好多東西,又很空蕩蕩的,又想哭又想笑,說不上來是怎么個勁儿——到現在我也不明白怎么會在那個時候會想笑!
  几乎是同時,我爸也被街道革命群眾管制起來了,是我一個表哥趁著一個月黑風高夜偷偷跑來送的信儿,表哥像地下工作者似的,輕輕敲門,閃進來壓低聲音傳達消息,再把門開一條小縫,見院里無人机警地閃身出門,一點聲儿都沒出。這個情景真正讓我感到了處境的危險,心里慌張起來,沒有爸媽在只有往我二姐身上靠,二姐比我高一個頭,倚靠上去能給我安全感,其實她只大我四歲,連大孩子都算不上呢。下學回來我坐在門口等她,不敢一個人進屋,她回來就再不离開她一步,去廁所也得跟著(公共廁所在胡同口,來回要好几分鐘,那几分鐘的孤獨和恐怖是我一個人無法承受的煎熬)。
  那時我的三個年長的哥哥姐姐都在外地,一個大學畢業分配在大連,一個在大學里直接參加“軍訓”再教育,還有一個1965年就去了宁夏建設兵團。家里只剩下我和二姐。長兄長姐誰也顧不了周濟家里,我爸根本沒工資,幸虧承恩胡同五號同院住著自家兄弟,爸不至于沒飯吃。自我媽被看管起來,她單位上本著革命人道主義每月發給我和我二姐十塊錢生活費,兩個小孩相依為命過起窮日于來,一過就是兩年!
  一個月十塊錢,養兩條命,即使在那個錢還值錢而命不值錢的年代,再賤的命也難養活啊!二姐承擔起管家管賬的責任,兼做我的家長。管十塊錢的家比管几十億的家難多了!就那么筆小賬活活難死聰明的姐儿倆:房租水電三塊多,剩下不到七塊錢,買五十斤玉米面加几斤糙米,又去掉六塊多,半斤油几毛錢,剩下一塊來錢是我倆全月的菜錢——平均一天兩三分錢。最怕天冷,沒錢買煤。
  我家的房子是教育部宿舍,是四合院里的南房,老式房子特別高,夏天涼快冬天很冷。屋子差不多六米乘七米方方正正的,從四分之三處橫打一道隔斷,里屋是七八平米一個長條,外屋還很大有二十几米。抄家以后我和二姐就退守到里屋,外屋太空了,住著害怕。為省電只開里屋的燈,還換了最低瓦數的燈泡。天冷了就早睡覺,几床被全搭在一起,兩個人擠一個被窩。實在挨不過去了必須生火買煤了,我們倆一起去煤厂買,買的煤不多,為的是能順手牽羊多攝點煤面儿回來打煤茧(煤茧:煤面加水和成泥狀,趁濕攤平,划成方格,待干后敲開,即成大小均勻方形煤塊,供煤爐使用,以取暖)。爐子當然只能生在里屋,二姐為了省煤學會了“炯爐法”,老是封著火,不死不活陰陰地燒著,沒多少熱乎气儿。外屋是真正的冰窖,水缸里總有一層冰,要乒乒乓乓砸一陣才能舀著水。煙筒破了湊合使著,那兩個冬天我們倆沒中煤气真是不可思議。
  正在發育的孩子本來就能吃,沒腥沒油沒菜,更會餓了。三年自然災害時我正在蜜罐子里泡著呢,餓著誰也不能餓著實驗幼儿園的孩子。比全國人民晚了几年,我到底還是經歷了“自然災害困難時期”。我餓,餓得厲害!在學校整天就盼著晚上“爐邊燒烤”的幸福時光。
  我們每天只晚上做一次飯,做晚飯時,二姐終于把燜著的爐子打開,架上餅擋(讀“撐”,平底鐵鍋,北方烙餅的炊具),壓抑了一天的火苗在鐺底下跳舞,給屋子添了暖意和活气。鐺燒得很熱時,滴上几滴菜籽油,熱油滋滋啦啦發出香味,赶緊攤上和好的濕玉米面,蓋上鍋蓋靜等十几分鐘,就可以吃上金黃滾燙外焦里嫩香甜無比的貼餅子了!我的世界白天是一片饑餓的空虛,只有此刻無比充實和幸福!在我央求之下曾被允許“司油”,只一次就被二姐永遠剝奪了權力——她嫌我多倒了几滴,油是我們的奢侈品,二姐用油時總是像做化學實驗般嚴謹,她的態度讓我深感菜籽油的神圣(我們不買花生油專買菜籽油,為的是菜籽油色重味重,是更高層次的享受!)。吃貼餅子時要做三檔,第一鍋我全吃了,第二鍋再跟著二姐蹭一點,第三鍋是我們倆第二天的早、午飯。我吃完第一鍋從沒覺得飽過,老是覺得二姐的那鍋更脆更香。好多年后一次偶然談起往事,二姐淡淡一笑說:“那當然了,我的那鍋餅更薄,才會更脆。”她的餅本來就薄還要再讓給我吃,她得比我多挨多少餓呢?
  我雖不完全了解局勢嚴重的程度,已經很懂事,能忍住不說餓。還會想法子幫忙了。深秋時節是北京人買冬儲大白菜的季節,滿街都是白菜垛,我們沒錢買。我密謀策划了很久,開始行動了。深秋天黑得很早,我背著書包裝作下學回家的學生,本來是學生,因為要做“坏事”心里虛,老伯人家看出書包是空的,故意松開鞋帶,走過白菜垛時蹲下去系鞋帶,看左右無人赶快從地上抓一把白菜幫塞到書包里(打死也不敢拿整裸的),一路上系几次鞋帶書包就裝滿了。我的心狂跳生怕被人當賊拿住。到了家獻寶似的獻給二姐,二姐又高興又心疼,說:“回頭我去撿吧。”我說:“我比你會撿!”輕描淡寫像個老練的“賊”。有了菜我們做了一大鍋白面片,放好多水,兩個人不用謙讓都能喝得很飽,非常的奢侈滿足。后來還企圖撿白薯,終于沒敢,只揀了兩三回白菜幫季節就過了,從此“金盆洗手”,幸好沒養成做賊的習慣。
  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家里好多次險些斷頓,為實在沒錢了二姐偷偷哭過多少次,去央求街坊大媽阿姨借几毛一塊的才能接濟上下頓。后來,二姐永遠不愿跟任何人借錢,不愿欠別人錢,也不愿別人欠她的。她的“錢”哲學正好跟我和我爸的反著,是“能掙多少,就花多少”。我們倆是同胞親姐妹,從小性格有很大的反差,我是熱烈,親近人群,浪漫仗義,不管不顧;她是淡泊,清高,安貧樂富,責任感很強。從小在家里總是她干活多,我只管任性地撒嬌玩耍,闖了禍爸媽總要先拿二姐是問,待發現禍首是我,就輕描淡寫輕責几句帶過,非常明顯的偏心。小時我養了只貓,特別聰明,起個名字叫“貓妖”,我愛得不得了,就是老忘了它要吃飯的事,貓妖餓了就找二姐,玩儿總是找我,气得二姐罵貓妖沒良心,可還是負責“沒良心的”飲食。長大后我們各走各的路,有一段甚至很疏遠了。爸媽老了以后都是我倆負主要責任,這才又走得近了。在我心里,二姐是我永遠的、惟一的同胞親姐姐,我們曾相依為命,我欠她好多的玉米面貼餅子和比血還濃的親情。
  餓,不是最難忍的。我從“最聰明的小同學”一下子變成黑惠子。出風頭的事再也不敢想了,我學會低眉順眼,沉默是金——千万別引人注意!從那時起,我的性格巨變,不愛和人講話,講話時也再不抬頭不抬眼。要等到二十几年后IBM才訓練成我“目光接触”的能力,找回來我風風火火的本來性情。
  爸是歷史反革命,媽是歷史加現行,我們自然是黑的不可能沾“紅”的邊,二姐不是紅衛兵,我不是紅小兵,當時學校和社會上是紅的海洋,沒有紅箍走在街上特別扎眼。我找了一塊紅布放在兜里,放學回家趁人不注意套在袖子上,不是我向往參加紅什么兵,有塊紅色走在街上心里覺得安全一點,這是我惟一的大膽妄為,目的也是為了“千万別引人注意”。我和二姐除了上學下學,再不出門。街上的紅色如火如茶,只要上街就得遇見打人、游街的情景。有一次下學,我抄近路回家,走到東北園胡同,前面一堆火擋住了去路,火堆旁跪著兩個人,一個是女的垂著長發,紅衛兵把書一本一本往火堆里扔,火苗躥起來直舔兩個跪著的人的臉,我真真切切地听見火燒毛發的“滋啦”聲,聞到焦糊里有人油的味儿!回到家我哆嗦了很久停不下來,后來老做同一個噩夢:夢見同一堆火,跪著被燒烤的是我爸我媽。
  媽被關押的時間很長,每到發薪日,二姐帶我去領生活費,盼著万一能看見我媽呢?借的一輛破舊的自行車,二姐騎車帶著我,二八男車她蹬起來很困難,腿不夠長只能扭來扭去的;沒有后支架,我直接坐在后輪子上,沒走多遠就硌得生疼,后來在后輪上綁了個小枕頭,改良以后可以勉強忍受。從和平門到大北窯騎車要一個多小時,去時還好,因為抱著希望,回來時兜里有了十塊錢,兩個人反而要一道哭著回來,多半是因為沒看到媽,偶爾見著一兩次更難過。二姐到現在都能歷歷數出各次見到我媽的情景,我只記得清楚一次:
  領了錢磨蹭一會儿,眼看又沒希望了,我們倆垂頭喪气打算往回走,二姐騎上車突然說咱們繞著圍牆轉一圈再走,圍牆挺高的,只有一小段是柵欄,可以望進去,真看見了我媽!她和一群人蹲在地上拔草,我們不敢喊,眼巴巴地看著,希望她能抬頭看見我們。她拔得很認真,低著頭只能看見被剪得亂七八糟的頭發,遠遠地蹲在那儿人顯得很小。我們也不知站了多久,沒引起我媽的注意,引起了戴紅袖章看管人的注意,開始向我們這邊走。二姐拉著我飛身上車赶快就跑。那一次的傷心非同小可,哭得天昏地暗,居然忘了餓,連晚飯都沒吃,直哭得睡過去了。后來我們每次都繞牆一周,在柵欄附近流連一陣,再沒見著我媽,她到別處拔草去了。拔草,是造反派專門為這些知識分子反革命想出來的,別的不會干,就讓他們拔草,把所有的草都拔干淨,前腳拔了后腳跟著長出來,草們配合著革命者不斷地生長,來折磨反革命者。我媽的右手感染化膿,還要接著拔,到現在食指第一節明顯缺一塊。右手寫不了字也不能耽誤寫認罪材料,我媽用左手寫,后來左手練出來一筆好字。
  我還記得我倆惟一一次的真正奢侈,那是中秋節。二姐興沖沖地回來,讓我猜書包里是什么,我哪儿等得及猜啊,扑過去一看:香蕉!二姐花兩毛錢包圓了一大堆爛香蕉,雖說爛了點儿,可畢竟是香蕉!我們晚飯就吃香蕉了,爛的地方只要是甜的,都吃了。吃完,二姐叫我一起賞月,我家里屋只有一個一尺見方的小窗子,高高的,還有几根鐵杆,很像電影里監獄的窗子,看不見中秋月,只有清冷的月光。賞著賞著就又哭起來,哭著還對詩——
  二姐:床前明月光,
  我:疑是地上霜,
  二姐:舉頭望明月,
  我:低頭思爹娘。
  我們相依為命地活著,只是活著,沒有了驕傲,沒有了尊嚴,也不再做夢。
  過了兩年,媽終于回家了,她的正式工作仍然是寫交待材料。我們倆瘦骨伶計長高了許多,更顯得媽黑瘦矮小。爸比媽受的折磨輕一點,他及時辭工回街道證明是絕對英明之舉,他同事的老師后來被打死了,也是歷史反革命,“歷史情節”比我爸輕得多呢。那一段時間家里很安靜,爸和媽也不大吵了,說話都壓低著聲音。媽的工資仍被扣發一大半,但是比十塊錢多。這時我爸也能經常掙些臨時工錢,多少要看活儿累的程度,一天八毛到一塊二,我爸現在知道珍惜錢了,花錢很省,還主動交給我媽一些。爸一直保持樂天,會繃起胳膊顯示干活練出來的肌肉,得意地跟我們自夸自封自己是几級瓦工……爸仍回承恩寺住,但差不多天天來,家倒是更像家了。有了爸媽的生活是好多了!我們不用再挨餓。
  我畢竟才十來歲,偶爾忍不住淘一回气,都是偷偷地。只有一回鬧大了——
  我們家院子是原來的師大宿舍,住的知識分子比較多,紅五類少,家長都囑咐孩子不許去胡同里玩,怕惹禍招事。院子里孩子不多,同年齡的只有我一個女孩,我自然就隨著男孩的游戲習慣,比如彈球、拍三角。“三角”是用煙盒疊成的,放在地上,拼命地在旁邊拍,看誰能把三角拍得翻過來。還有一項是我們最喜歡的,上房。只是風險比較大,誰家的大人都不允許,玩的机會比較少。一天下午,各家大人都不在,我和三個男孩就上了房。四個孩子差不了一兩歲,只有一個比我小。在房上坐了一會儿,大家都覺得沒勁,我動議冒險遠征,大家都躍躍欲試但都有點怕,我說我帶路,隨便揮手一指,就帶領隊伍向著那個方向出發了。
  我嚴然是領袖,前頭領路還要照顧著全体不要落伍。北京的老房子都是人字形的屋脊,兩面坡度很大,爬著不容易走著更難。我嫌匍匐前進太慢,決定直立行走,跨著屋脊,兩腳擺成八字就著斜坡,兩臂張開保持平衡,很像走鋼絲的姿勢,懸得很,但是一溜煙就過了一座房,比爬快得多,說不怕是假的,但是非常刺激好玩儿!我的部隊沒人敢照我的樣子,但是我示范的高難度動作,起到了大大鼓舞士气的作用。就這樣,我走著,他們爬著,經過了許多房子和院子,來到一處,听到下面熱鬧喧嘩,我們都趴下來往下看,看起來是個大操場,有好多學生。蘊生(我們中間最大的)嘀咕:“這地方怎么眼熟?”正在這時被下面人發現,一聲喊,大家都抬頭往上看,我低喊一聲:“不好,撤!”——我看見了蘊生的媽!原來我們跑到師大一附中房上了,蘊生媽是這儿的老師。從家到附中走平路要十五分鐘左右,我們真算得上是遠征了。
  我們撤到一處背靜的房上,蘊生很沮喪,我鼓勵他說沒准你媽沒看清楚,先不必發愁。我們按原路撤回,路上經過一個空院子,我下到院子里,他們在房上接應,搬上來兩個腌菜壇子,我執意要把壇子運回家,為紀念我們的遠征。下去容易上來難,我險些被困在空院子里。
  泥猴儿似的到了家,天都快黑了,在家等著我們的不只是蘊生的媽,還有我媽和街道革委會委員大媽,沒等逼供,我先招了:“我出的主意,我是頭儿。”蘊生他們罪過輕了點,都跑我這儿來了。委員大媽把壇子沒收了,嚴厲教訓我媽不許亂說亂動,也得管住孩子不要亂說亂動!我被媽罰站,只能在屋子外聞著各家晚飯的香味儿。情節太嚴重,連二姐也不敢詢情枉法給我送點吃的。覺著站了一輩子了,才被允許進屋,我媽沒再說我,她在哭,我一下也哭了,說再也不敢了,我不敢再惹禍了。
  從此,我再也不淘气了,開始“吃書”。能摸得到的書我都看,看得飛快。我從小就愛看書,只有看書時能安靜下來。饑寒交迫的兩年沒顧上看書,也沒書看,后來又抄了一次家,書連同別的都被抄空了。這時二姐和她的同學不知怎么找的秘密通道,去師大圖書館“借”書。圖書館前門有大封條封著,攔不住几只小書耗子來回搬運了好多禁書,是真的借,偷運出來,還要自覺偷運還回去的,一來一回增加了一倍的風險。秘密被我發現,我死纏爛打,苦苦哀求,還以告密和絕食相威脅,終于被允許加入秘密讀書小組。
  中學生們當然优先,我只能排在最末,在几個人中間竄來竄去,看誰一放下書赶快撿起來看一會儿,正主儿一伸手,乖乖地交出來,又像小狗找骨頭似的尋□下一個机會,經常是几本書跳著看,速度是最重要的,遇見生字就猜過去,不查字典怕耽誤功夫。我突然又有了書看,一下進入痴狂的“吃書”境界,根本不管消化不消化,一本接一本地吃,《紅樓夢》、《俊友》、《三國演義》、《十万個為什么》、《羊脂球》、《鏡花緣》、《福爾摩斯》、《小五義》、《圓桌騎士》、《封神榜》、《一千零一夜》、《西廂記》、《西游記》、《紅旗譜》、《水滸》、《紅与黑》、《青春之歌》、《尼摩船長和他的儿女》、《离婚》、《簡愛》、《駱駝祥子》、《交際花》、《高老頭》……甭管是什么,通吃!有的書是絕對封鎖不准我碰的,那就要靠机智和膽量了,連《金瓶梅》都偷著囫圇吞了半本,淨顧著別被抓到了,食而不知其味。當時最愛的是《紅樓夢》和老舍,翻來覆去看過很多遍,到現在還愛。別的都沒太消化,后來很多書都重讀過了,讀書的習慣從此根深蒂固,吃書猜字的毛病也很難改了。
  十四歲時我自認為已經博覽了群書,決定要開始寫自傳体長詩,寫的都是風花雪月,是現實社會滅絕了的東西,直寫完兩本日記本,本子是緞面的,可高級的那种。寫長詩我有意境——我正在嘗試我的初戀,對象是男籃隊長,當時我是師大一附中的女籃主力,因凶狠狡黠而得外號“貓”。少女隊友們都認為男籃隊長很帥,簡直“帥呆了”。沒想到我們倆真好起來了——我是女籃隊員里最丑的一個。長詩的創作被粗暴地中斷——被我媽發現了,嚴厲批評我思想不健康。我悲憤交加,學著黛玉的樣儿焚稿葬灰,從此不讀詩,不寫詩。
  秘密地看禁書,秘密地談戀愛,神魂顛倒,一點沒耽誤了學習。這時我已經初中三年級了,學校又恢复了上課和考試,考試我還是一定爭第一名爭第一個交卷。打籃球,學習好,自信心稍稍開始恢复……當頭又是一棒,險些置我于死地。
  我初中畢業時,學校已經恢复高中了,但是要“擇优錄取”,擇不上的就要插隊或待業。老師同學家人街坊,所有人都對我抱絕對的信心。考試我拿手,還是“飄飄地”每科第一個交卷。成績公布之日,師大一附中校門口布告欄上貼了兩大張紅紙,我不慌不忙先看成績單,我不在第一行,是全年級第二名,因為“政治”是答卷加評語,評語綜合個人表現和家庭背景,我答卷滿分,加上評語以后政治成績被綜合成“良”=80分,總分也就被綜合成第二名,這是我估計到的,已經挺滿意。再看“擇优升學”名單,直看到人都散盡,站得腳都麻了,也沒找到我的名字——我失學了!!
  從小听的都是“惟有讀書高”,我讀書比同學都高,可是不讓我上學了,我還有什么前途?還能干什么?我爸媽是黑的,我也永遠是黑的,是人都比我強……我陷于迷亂,我想死。我天天去中山公園看著河發呆,我不會游泳,跳下去准能淹死一了百了。我沒机會跳,我媽和老師天天盯我的梢。過了最亢奮的危險期,我進入木訥狀態,什么都無所謂,什么都不想了,叫吃飯就吃飯,沒人理就呆坐著,當時离精神分裂也就半步之遙吧。
  待業了半年才漸漸恢复一點,徹底埋葬了讀書的夢。我想要自食其力,先跟西屋阿姨學畫彩蛋,一個月就畫得有模有樣的,阿姨拿了一個我畫的仕女混在她的作品里去交活儿,人家沒看出來都收下了,西屋阿姨給我拿回來五毛錢,這是我掙的第一筆錢。有了基本的“謀生”手藝,我沒忙著掙錢,四處亂撞想找一個“更好”的工作,先拜了個河南師傅練武術,下腰摔叉練得很苦,終未考上体育學院;又拜了個師傅天天去公園喊嗓子,想考文工團,海政空政我都去過,人家先問家庭出身,絕了參軍的僥幸;最后一次考的煤礦文工團,老師很和气,還彈鋼琴伴奏,我唱了“打起手鼓唱起歌”,老師說這孩子可以照著女中音培養,希望的火苗騰地躥起來,很快又到了“填表”一關,我死盯著家庭出身,父母政治狀況兩欄,認清了我的命運,我是真的沒希望了!
  老師心疼我是好學生,無力讓我升學,但給我辦了“因病留城”(“擇优”要听軍宣隊的),老師是怕我去插隊“把好孩子毀了”。人人認識我是籃球隊員,要“因病留城”,只能找了個荒謬的病因:高度近視。為此老師還被軍宣隊叫去質詢:“難道近視到連農活都不能干嗎?”不知老師是如何應對的,反正我留下來了。待業一年多,分配到街道醫院當護士,其他待業同學都分配到副食店,黑白鐵修理舖去了。老師為我費了多少苦心,擔了多少風險,才為我爭取到這個在當時最好的工作。
  我感謝老師,感謝這份好工作,我第一次領學徒工工資是二十三元,心里竟然很喜歡,那時我差兩個月才十六歲,老成得沒人能看出是童工。刷針管、刷廁所、搞衛生、學打針,放射科、病房……安安靜靜勤勤懇懇做我的工作。其間,初戀結束,開始另一段孽緣,恢复高考時,已把升學看得比“情”輕得多了,自愿為情放棄高考。后來生病,一病四年,躺在病床上是專家、醫生、實習生的活標本,報了三次病危,沒死又活過來了。我的野性全收了,夢沒有了。除了自卑地活著,我一無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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