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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背景： 肖建國：北大方正技術研究院院長 1957年生于遼宁鞍山 1982年畢業于大連海運學院 1989年獲北京大學計算机系碩士學位 現為北京大學計算机科學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北大方正技術研究院院長，方正（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局董事規： 交互式報紙組版系統，早年在《解放軍報》投入使用后，成為國內第一個大屏幕組版、屏幕逼真顯示大樣并可實現直接操作和修改屏幕大樣的中文報紙組版系統，現已廣泛應用在世界各地的中文報紙。北大方正技術研究院： 1995年由北大計算机科學技術研究所和北大方正集團聯合組成，王選教授任院長。研究院設有博士。碩士研先生培養點、文字信息處理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和電子出版新技術國家工程研究中心，下設報業管理、數字媒体、指紋技術等6個研究所和多個研究室，目前擁有開發人員近450人。 人物自白： 無所事事 上大學之前，我都沒有什么特別有意思的事情。大學畢業之后的一段經歷倒是深深影響了我。1982年我從計算机系畢業后，分配到了電子工業部下屬的一個當時中國最大的計算机主机生產厂。當時自己的想法是希望能做點事，体現自己的价值。 那時的計算机都象一個柜子那么大，后來國家越來越開放，各种微机都開始引進，我們就發現，無論從運算速度還是使用的方便性，那些大柜子机跟台式机根本就沒法比。厂里就開始模仿國外的小型机，樣机剛做出來還沒有調試好，人家下一代又出來了，等我們瞄准下一代机型時，國外新的產品又很快出現。使用的硬件、操作系統、軟件都是用國外的，我們做軟件的簡直無事可做，整天都在翻譯一些資料、說明書和用戶手冊。我開始想調走，但工厂也不讓流動。 胜利“逃亡” 后來有了一個偶然的机會。1984年，IBM、北京市和電子部等單位擬組成一家合資公司并開始招工，我所在的厂也分到兩個名額，200多人參加的考試中，我得了第一名。厂里知道這一情況，也不管我了，我也不用上班，就干脆也參加了當年的研究生入學考試。 在研究生錄取前一個月，傳來消息，說合資公司又不辦了，我心里又沒了著落。正好我媳婦生孩子，我就在家等著，每天都往北大跑，過了一個月，我才知道自已被錄取了。 把握做事的机會 這樣一個极其偶然的机會使我走上了另一條道路，否則很難想象在那個厂待下去，自己今天又會是什么模樣。現在很多年輕人都抱怨沒有机會，實際上，机會是有的，關鍵看你如何抓住它。 机會也有一個如何看待的問題，大學畢業后，我到王選教授那里報到的時候，當時有很多好的課題，我只是做了其中的一個，NPM。現在看來，王選教授的幸運恰恰在于許多重要課題后來都沒有做砸掉，因為他在關鍵的題目和關鍵的人上面都選對了。其實王選當時還有一些非常好的課題，比如他很早很早就想做類似WORD、WINDOWS的東西，如果當時下力气做，那到現在肯定是不得了的事情。實際上，WORD、WINDOWS等這些課題也有人在做，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做事的人不感興趣，沒有抓住机會，結果也就沒有做成。 回頭來看，和NPM同時的很多課題都非常不錯，可惜能抓住這种机會的人真的不多。許多人并不懂得机會的珍貴，大學畢業后留校，老師安排一件事，還像寫作業一樣應付。事實上，能在工業界、軟件界抓住一個机會，于自己想做的事情，施展自己的才華，是非常值得珍惜的机會，我之所以如此珍惜，是因為在當初的那個工厂自己曾閒置了3年半。 這永遠是一個個怪圈，越沒事做越胡思亂想，就越看不起眼前的一些事，越不愿意做，就越閒，也就愈加看不起周圍的人和事。加上几個閒人聚在一起發牢騷，結果什么事情也都做不起來。 可用与好用 在軟件界，很多人不愿意深入用戶第一線。像交互式的軟件都沒有操作記錄，沒人告訴你錯在哪里，只能看他當場演示，就這么這么給弄死机了，操作員能這樣告訴你，那就是你的福气了，更多的情況下是他自己也講不清楚，還特別光火。所以，大多數軟件人員都不愿意做應用中涉及到的一些小事，比如像如何解決貼切性問題，排除錯誤等等。 寫軟件一般都要經歷這樣的一個過程，先將基本架构搭建出來，再考慮讓它如何去貼近用戶，加以完善，而且后者可能更加重要。相比較而言，能寫出一個軟件的雛形，勉強能用，這一過程雖有一定的難度，但在中國這樣的軟件開發人員不在少數，但要把這軟件真正實現認可用到好用，往往比從一開始做到可用這一步花費更長的時間，而且更加繁瑣和乏味，現在很多年輕人不愿這樣做，更愿意從事創造性的事情。 NPM与第一次体驗 方正的排版軟件先后經歷了四代：書版、NPM（報版）、維思和飛騰，其中報紙排版軟件的開發過程尤其值得回味。現在寫軟件的人很多，但讓一個軟件充分符合用戶的要求，為用戶所歡迎，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往往做著做著就跟隨開發人員的意志走，變得開始更多趨向于追求一些技術的層面，單純的技術追求成為主導軟件開發的因素，結果產品本身并不好用，這是許多軟件人員的通病，這一過程變成了在体會和學習一些新技術。 做一個工業化的軟件如何深人第一線，把用戶的需求跟自己的產品和工作很好地結合在一起，我也是在1987年做NPM才有第一次的親身体驗。 NPM在設計的初期，分析了當時一些競爭對手開發的報紙排版軟件，走訪了《北京日報》、《經濟日報》和《解放軍報》等一些用戶，了解了它們對排報的要求，面向了各种各樣的用戶群，然后再開始做，尤其在如何做到貼近用戶方面，經歷了一個令我未曾想到過的漫長過程。 20％／80％定律 工業化軟件的開發過程一般都是由簡到繁，先做一個很實際的東西，然后讓用戶能真正使用起來，這樣才能從第一線上獲得用戶下一步最迫切的需要，而不是在腦子里先构造一個复雜的東西，一步到位。在軟件使用的過程中，通過交流，軟件功能可以逐步加以完善，這就是軟件業的一個著名的20％180％定律：一個軟件在使用過程中，用戶絕大多數時間都是花在使用該軟件其中20％的一些主要功能上面，其他80％的另外一些功能只是被偶爾用到，因之，你只須先把這對嘰的功能做好，用戶就可以使用了，至于其他的功能，你再去慢慢体會，加以完善。 軟件的開發就是這樣，先做好關鍵的一部分，然后再逐步滾動和發展，不是一下子就設計出一個非常完美的東西，希望它做出來一鳴惊人。功能性和穩定性是首先要考慮的問題。 在《解放軍報》 到1988年的夏天，NPM基本成形，在《解放軍報》的試用過程中，為了鞏固它的穩定性，測試先后經過了几個階段。一開始我先讓一個曾使用過其他排報軟件的人來用我的軟件，這個人也是排版的行家，這樣使用中他就能告訴我這兩种軟件產品的差別，然后我再去完善它，同時發現自己軟件中的錯誤，這一過程花費了一些時間，最后直到在他手里這軟件不再出錯。但是這還不夠，因為我們希望軟件在任何人手中都不會發生錯誤，于是我們就找了一個從未排過報紙的錄入員，因為他沒有任何排報經驗，所以又發現了一些錯誤，經過一段時間后，在他手里任何也沒有問題了，我們找到一個《解放軍報》新招的從未摸過計算机的新手，讓他來使用，這樣又有錯誤被發現出來，我們再加以完善，直至不再出錯。 軍報剛開始使用的時候，我就站在操作員的背后看，看他如何操作，因為軟件是我做的，看他操作時出錯的時候，我馬上就能反應過來軟件哪里出了問題，然后馬上一遍遍地修改，就這樣NPM很快就實用化了，錯誤被及時排除，功能也得到補充。后來NPM開始批量銷售，在公司辦的培訓班上，我就在一屋子人中間值班，看誰怎么把它弄死机了，再尋思修改辦法。 當時下了如此大的功夫，NPM的穩定性出奇的好，以致于公司后來在銷售過程中，在用戶手上發生死机時，首先怀疑硬盤、DOS、字庫等机器方面是不是出了問題，而不會去怀疑這個軟件。有了這樣的基礎，NPM的銷售非常順暢。 如何做一個成功的軟件 NPM的成功，也印證了軟件業的另一個定律：讓一個穩定的軟件運行上快起來，比要讓一個運行快的軟件穩定起來要快得多。NPM是先讓用戶用起來，功能基本正确之后，再來關心它的速度。一開始我整天在外面跑，或者站在操作員的背后，也沒有時間關心軟件的運行速度，等到軟件慢慢增加了一些功能、變得复雜起來，它的速度就慢起來，但有了极高的穩定性之后，我也開始有時間來研究如何提高它的速度。 我曾花了兩個星期來研究這件事，最后這一研究的結果是，我改了一個只有2行程序的函數，改完后，整個軟件的速度就提高了80％。 由簡到繁，首先提取用戶最迫切需要的、沒有就不能過日子的那些功能，把它先做好，待充分的實現實用化和穩定性后，再投入市場，因為市場也有時机的問題，太早和太晚都不行，簡單的軟件可以及早切入市場，然后再一步步复雜化、精益求精，這樣才能保證一個工業化的軟件能夠獲得成功，而在這當中，穩定性又是极需下苦功夫的。 戰戰兢兢的日子 NPM是我做的第一個產品，經過了一條很長的路。很多現在的意識我當時也沒有，迫使我這樣做的是一些客觀環境，因為既然是排報紙的軟件，而報紙是不能開玩笑的，做NPM這樣的軟件就像抽大煙，一旦做了，你就沒法退下來，你不能想象《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用了你的軟件哪天死机，出不了報。我在做這個軟件的時候，每天都是戰戰兢兢，以致于NPM 在《解放軍報》開始使用的半年中，每個晚上我都是在報社度過的。 每天我都盯著操作員排版一直到下半夜，看到印刷机轉起來之后才走。每天我都住在報社的招待所里，夜里兩三點鐘睡，早上八九點鐘起，白天返回北大再作修改，最緊張的時候我不敢回家，即使回去也不敢回自己的家里，自己家里還沒有電話，那時又沒有呼机，只能去父母那里，他們急了就可以找我，每天我都是提心吊膽。 巧合 后來發現，這一過程中有許多的巧合，北京的報紙比廣州冰灣的報紙都要簡單得多。像《北京日報》、《解放軍報》的排版要求都很簡單，也不容許花里胡哨，首先保證不出錯誤，能用起來。隨著方正排版產品在南方和澳門、香港等地推廣，NPM才逐步复雜起來。 另外，在北京先做大報，把品牌做出來，才能在小報面前挺起胸脯。大報正好都在北京，排版又簡單，不許出錯，逼得我只能走這個開發過程，而這一過程恰恰是唯一正确的途徑。 假如選擇的第一個用戶是廣州一張花里胡哨的小報，那歷史可能就得重寫。因為那樣你必須做得很复雜，才能滿足用戶要求，這個過程特別漫長，沒准市場就有別人來占領了。同樣，做完小報后如何讓大報也信服，這又是一個問題。這里面是一步錯，步步錯。 從1988年一直到1998年，NPM一直在賣，一共售出了1万多套。 一年之間，世界全變了 NPM在做產品分析和設計時，我們就了解到其他一些競爭伙伴的產品能做什么、它的毛病在哪里，因此產品出來之后，針對性非常強，許多性能上都超過市場上已有的產品，而看到用戶毫不遲疑地轉向我們的產品、用我們的軟件時，有一种滿足感。 1988年“六一儿童節”那天，NPM第一次在《經濟日報》露面時，方正一家競爭對手的技術人員也看到了，當場并未作任何評論。后來我才听說，這位主要開發人員回去哭了一場。一年之間，對我們的競爭對手來說，世界全變了。 NPM在投放市場之前，我已心中有底，當時市面上的兩個主要厂商的產品我都作了研究，發現它們都有不少這樣那樣的問題，在做NPM時，我就有了參照。技術實力，加上對同行的深刻研究，對一個成功的軟件產品來說，這兩者缺一不可。 方正的成功之道 大的方面來看，從技術上講，方正的成功也是因為產品的貼近用戶，尤其是在計算机在出版行業的應用方面。從洲年代初，國內許多行業就開始了計算机的應用，但有些單位買來計算机用作打會計報表等等之用，事實上，會計報表也并非一定就得用計算机來做，但對一個財務系統的改造來說，計算机就太重要了。 70年代起，王選選擇出版領域時，這一選題也是非常的貼切，在出版尤其是印前領域，計算机的使用使得報業真正淘汰“鉛与火”，那是一個本質性的變化，原先從報社的車間到工人的手都黑乎乎的，現在變化得令人難以想象，這一變革的發生正是因為方正產品符合了當時用戶的迫切需求。 技術“賭博” 后來我研制的第二個產品——彩色出版系統時，有一次很大的技術賭博，這次賭博事關我個人的成敗和聲譽乃至公司的成敗和聲譽。 1992年1月，我們在澳門排出了第一張彩色報紙《澳門日報》，這是使用方正彩色系統的第一張報紙。當時，《澳門日報》的出報情況有些特殊，是用1524線的輸出設備輸出130目的彩色网點，這也是我們當時最高的技術水准。《澳門日報》的成功導致了《大公報》的定貨，這件事我在澳門就听說了，但當時我沒有任何把握在技術上做好這張報紙，因為《大公報》要求以15N線的設備輸出120目的网點，我們根本還沒達到這一步，但是簽約的人并不知道這一點。雖然只有10目之差，在技術上我們一點把握也沒有，因為技術上的配比關系即使只相差10個單位，复雜性卻是難以估算的。 我們赶快在澳門就開始做新的試驗，但都失敗了。合同已簽，我們回到了北京。對公司來說，香港這一市場与澳門不一樣，在香港的成功意味著巨大的發展前景；反之，在香港如果失敗了，后果無法想象。交貨日期日益逼近，我還是一籌莫展。 加上《解放軍報》，這是我一生中出現的第二次危机，心里特別緊張。弦拉開了，可我連箭都還沒有。計划日程已經安排好，我們先去香港作調試，一個月后，王選去參加《大公報》成功應用方正彩色系統的新聞發布會。 臨走之前，我突然想到了一种方法，于是找到了王選教授的一個叫作楊斌的學生，他也是我的師弟，也是我領導的開發小組成員，我就對他說：我們几個要去香港了，這回能不能成功就全看你的了。然后我就跟他講了我的想法（技術方案）。我說，你在這個基礎上做，一定能成功，你就在家里日夜兼程。快馬加鞭，我能不能回來就全看你了。 新聞發布會 在香港的設備驗收是要在銅板紙上打樣，我當時已經明明知道無法通過，也不能告訴人家實情，就在那里一遍遍地試，一會儿這樣試，一會儿反過來那樣試，為的是等家里的消息。 新聞發布會的日子終于就要到了，王選也從北京飛抵香港。他并不知道我在玩什么把戲，我若告訴他，他當時也就睡不著覺了。他見到我的第一面就說，楊斌讓我給你帶了一張軟盤來。我馬上把盤插進机器里，屏幕上顯示：磁道已坏，無法讀寫。 我馬上給楊斌打電話，讓他以最快的速度給我再寄一個拷貝來。磁盤寄到的那天，正好是王選召開新聞發布會的日子。所以只有發布會當天出來的報紙才真正符合要求，雖然有些小毛刺，但技術上已經過關了。 轉折 從黑白到彩色這一步，如果未能轉過彎來，方正的今天就根本無法想象。當時的情況是，方正不能做到這一點，國外產品早就會長驅直入。這是一個巨大的技術賭博，也是我人生的一個賭博。當時我敢去香港，就是因為我相信自己的构想是對的，相信楊斌的能力完全能作出來。 營造環境 單位大了之后，管理問題就自然突出起來，方正的研發隊伍原先只有30-40人，如果比喻成一個水池的話，那時王老師還能一眼看到底，現在研究院發展到了400人，一眼不可能看到底，你往往經常看到水面上波瀾起伏，就是不知道下面在干什么。 我一開始做管理，有時也不知道管些什么，到后來慢慢管一些自己比較熟悉的項目，現在更多地注意一种環境的建設。現在研究院課題方向很多，從辦公自動化、指紋、出版社信息管理、報社信息管理、排版、RIP、字模。金融…有些行業我還明白，但更多的是我所不明白的課題，因此，營造一种環境就顯得尤為重要，在一种寬松的環境下，各個方向的負責人和開發人員能做事、成長。 對于我這樣技術出身的管理者來說，管理工作具有很強的挑戰性，因為我來做管理并不就一定見長。隨著單位的擴大，慢慢引入一些職業管理者，可能更合适。并不是只要是業務尖子，就可以揪出來做管理。 方正研究院越來越大，管理層次加高，技術和市場脫節的問題也有出現。現在的開發人員難得有我當初做排版軟件那樣的感受，很容易遠离市場，或者對市場信然不知、反應遲鈍。方正研究院沒有采取大一統的管理模式，我們還將進一步适度划小核算單位，把經濟利益和開發人員的個人行為聯系起來，讓他們能充分感受市場的脈搏。 研究院的未來 企業在創業期，即使沒有很高的報酬，員工可以同甘共苦，企業的凝聚力都普遍比較好，企業大了之后，凝聚力往往受到一些影響，課題組也是這樣，原先的課題規模都比較小，几個人在一起，開發人員的產品意識很強，好像那產品就是自己的孩子似的，弄砸了几個人臉上都挂不過去，產品的失敗就是你我几個人的失敗，等到人多了，40、50人做一個產品，好像都跟自己沒多大關系，干砸了還有課題組長。室主任擔著。 現在研究院很注意放權，我們的室主任有很大的權力，但還不夠明晰。對年輕人來說，有方向、有技術，就能做事，做出的產品還有市場，這些是最重要的，但我們會加強獎勵机制，包括購股權，使有貢獻的年輕人能体會到自身的价值。 方正研究院一直以開發自有技術作為企業賴以生存的根本，相比于國內其他企業的技術研究部門，我們擁有更多產品的核心技術。更明确的課題方向。充裕的資金和一定的市場范圍。報業是方正最早的市場，但這一市場的容量有限，在這方面方正可能很難再有突飛猛進式的發展，因此我們也在尋找一些新的利潤增長點，像視頻等領域，我們最近几年隊伍擴張得非常快。 對于純技術觀念的質疑 很多人持一种純技術的觀念來創業，認為自己技術好就可以成家立業，可以創出一番事業，因而看不起別人，看不起非技術之外的其他因素。事實上，現在想成就事業，決不是三、兩個人就能做的，一定是要運作一個企業來實現，而且這個企業無論是從管理上還是市場的運作上，都不能再持純技術觀點。 在軟件業，通過市場的運作不僅可以獲得巨大的資金，而且非常必要，反之，持純技術觀點的人則很難獲得成功。因為軟件業需要規模、需要大量的資金。 國內軟件企業長不大的另外一個原因是管理的內功不夠。做軟件一群人都是用腦子在工作，這种智力活動又不像別的腦力話，比如寫文章，用一個腦子就夠了，兩個腦子興許就亂了。但是今天的軟件已經是一伙人用腦子，如何把若干個小腦子組織成一個大腦子，實現成功的運轉，這才是關鍵。中國人并不笨，如果去硅谷看看，你會發現，很多基層的技術人員都是華人，但是上面第一層的組織者往往就是印度人或者是台灣人，再往上就是美國人。 网絡前瞻 网絡是一個基本的環境，前几年人們在談論計算机似乎就只是一台机器，但以后計算机就是网絡，很難想象將來會有計算机不上网，各行各業、辦公自動化、報社采編等無論搞什么都是必須在网絡環境下考慮，像Internedlnhant等等。 計算机是節點，网絡是連接，計算机上的資源相對越來越少，人對計算机的要求是越來越高，因為人需要的資源越來越多，而資源一旦不放在PC里，就得從网絡中獲取，計算机或許會越來越便宜，但网上通訊的費用則會越來越高。 計算机還應朝著高能的方向發展，隨著計算机發展的智能化，在將來的某一天，它也許就能听懂人的語言，這勢必將耗費計算机的大量資源像計算能力、CPU等等，所以有人批判lute的CPU老在升級，一代又一代，升到一定程度都好像沒有必要具備那么高的性能。事實上不然，因為人們的要求越來越高。像大型机作為信息服務的中心，發展會加快，PC的發展則會趨向于操作更加簡單、應用更加專業化。 人物印象： 肖建國是一個非常敦厚、篤實的人，平時也很少愿意接受新聞媒体的打扰。我們在聯系采訪他時，還是費了一些周折，因為他當時已經接連兩天接受了我兩位同事的采訪，覺得‘沒必要再接受第三次”。后來我們不得不找到了方正集團公關部經理金鷗，讓她“做肖老師的思想工作”，說這個欄目如何不同，又是如何重要，他才答應了下來。 采訪中，肖建國得知我也是他的校友，就開始“抨擊”起北大的生活來，肖建國認為，北大是一個只能培育极少數尖子的地方，更多原先入校時的尖子往往在以后的大學生活里缺乏自律，等到畢業時都早已磨平了棱角，淪為平庸之輩。因為在北大那樣一個寬松得近乎沒有約束的環境里，老師能到場的時候不外乎兩种：開學時的迎新會上，老師說：歡迎新同學，你們要好好學習，注意遵守學校紀律；放假時老師說：放假了，回去路上注意車船安全。其余的時間里，全靠你的自律。 肖建國認為自己在當學生時并不是尖子，只是屬于聰明的一類，只是因為自己長年的自律，离開學校以后才冒出尖來。肖建國長在文革年代，下過鄉，當過煉鋼工人，后來又回爐深造，沒有自律，他恐怕也不會有今天，至少不會從王選教授的眾多弟子中脫穎而出。研制NPM，孩子才兩歲，肖建國也沒法顧家，早上7點半進机房，中午去學校餐廳吃大食堂，晚上一直干到夜里机房鎖fi才离開，就睡在學校的集体宿舍里，周末也只回家半天。NPM在《解放軍報》試用時，他干脆在報社搭個床，住了兩個月。 從一個開發人員到今天成為一個管理者，肖建國不認為自己就已經成功了，因為“就NPM 這樣的一個個產品而言，作為研制者，可以說是成功的，但作為管理者，成功不成功還得看將來。”ANPM到彩色電子出版系統，肖建國主持開發的產品都為方正帶來了巨大的利潤，像NPM的銷售收入高達几億元。肖建國認為，要是現在的年輕人作出這樣大的貢獻，恐怕就應該在物質上給他一個相當的獎勵，這是一個管理上需要考慮的問題。 肖建國認為，他那時候可以不這樣做，只需要解決銷售人員和開發人員工資待遇不平衡的問題，但是現在還這樣做就不行。所以，研究院將來會進一步將划小核算單位，使方正的產品更加貼近用戶，也使個人獎金和自己的貢獻挂起鉤來，同時還會考慮員工購股權的問題，因為畢竟中國企業依靠制度立業的文化并不發達，方正研究院也在引進ISO9001的管理手段，目前也已基本完成。 古人曾有“君子慎獨”之說，事實上，慎獨也好，自律也罷，其中的一個重要標准就是要“敏于行，訥于言”，坦白地說，肖建國不是一個善于說的人，在記者的采訪中，他說話很慢，好像每句話出口都是經過了深思熟慮，不清楚的地方他宁可不說，從這一意義上，肖建國似乎已完全很好地詮釋了方正的文化：做了也不一定要說出來。他認為，自己作為一個管理者，深知方正研究院与lute、微軟等這樣一些國外的研究院來比，還差得很遠，管理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 圖書在線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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