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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在1946年的榮德生綁票案，是轟動全國的大案。其所以轟動，所以是大案，因為被綁人是中國實業界的巨星，也因為案情的扑朔迷离极具新聞价值，還因為此案曾使“最高”震怒，嚴令軍、警、憲、特限時破案。 先摘錄《樂農1946年紀事》記述的被綁經過： 二十四日(農歷三月二十四日，即陽歷4月25日)上午十時許，乘車 至總公司，甫出家門，在弄口高恩路轉角，突來匪徒綁架，將余劫上另 一汽車，直駛至中山路，轉入小路，經數里，停一小舟，將余送入，卷 臥艙內。至二十五日晚八時后，始有兩匪挾余登陸，在申新一厂前半里 許之小濱上岸，轉入馬路，駛來一車，開約刻許鐘，至南車站貨棧旁下 車，改乘三輪車，至一石庫門，入內，上樓，藏余于一小室，時約九時 許矣。室內漆黑，有一人与余同臥，蓋看守者也。此室四無窗戶，因此 白日無光，亦無燈燭，真黑暗世界也。 原先，榮德生是准備在農歷二十六日回無錫的。三月二十八日是東岳大帝黃飛虎生辰，無錫向來有“八廟朝圣帝”的迎神賽會，那一年是抗戰胜利后的第一年，淪陷八載，一旦胜利，人心大快，迎神賽會的盛況空前，榮德生興致极好，決定回鄉与民同樂一番。不料身陷匪窟，盛會是看不成了。 榮德生在《樂農紀事》中有意無意地諱避了几個重要細節一、被綁時榮德生并不是單獨乘車，還有三儿榮一心和五女婿唐熊源同在，綁匪命榮一心、唐熊源下車，只帶走榮德生一人；二、綁匪所用汽車，有淞滬警備司令部標記；三、“逮捕”榮德生時曾出示過第三方面軍司令部的紅色逮捕證。這几點對破案是极重要的線索，但榮家從開始就不打算与軍警合作，所以當時不說，事后都沒有記錄下來。 從攔路綁架、行車路線、舟中暫匿、黑夜轉移直至暗室藏票，組織得十分嚴密。綁匪們對榮德生相當客气，沒有高聲呵斥，沒有威脅恫嚇，更沒有動手毆打，甚至沒有蒙上眼睛，所以榮德生能把經過之處記得一清二楚。在卷臥船艙的兩天里，榮德生還發現這伙匪徒的知識程度相當高，那個撐篙的青年在一天里看完了《憲法草案》和《政治協商會議記錄》；而那個眉目清秀的看守，不僅兩天讀完了一部《青城十九俠》，而且寫得一手好書法。他們連榮德生牙齒不好不便咀嚼都曉得，事先還准備了蛋糕和軟餅干。榮德生就在心里想：這一伙人不像電影里的強盜，也不像傳說中的土匪，他們是什么人呢? 光天化日在上海市區綁架實業巨子，這件事太駭人听聞啦！ 上海各報紛紛以顯著版面發表消息，全國輿論嘩然；蔣介石十分震怒，親自下令限時破案，淞滬警備司令李及蘭引咎辭職，由上海市警察局長宣鐵吾接任淞滬警備司令。 軍、警、憲、特全都動員起來了，不僅是由于上峰嚴命，他們确實也非常起勁，十分賣力。哪一方能率先破獲這樁全國最大的綁票案，是很出風頭的事；榮家是一塊大肥肉，若破案有功，油水還會少嗎?于是開展了一場偵破大競賽，各交通路口軍警密布，出動暗探六百余人，進行嚴密搜索；与榮家有關系的六十余部電話，受到24小時監听控制；甚至連与嵊縣幫匪徒及本市慣匪素有聯絡的偽軍頭目丁錫三、許嘉才等也被動員起來協同偵破。他們在上海城市及郊區布下了天羅地网，看來綁匪是插翅難飛了。 榮家自然人人焦急，但仍不肯提供任何線索，類似的綁票案榮家已遭遇過兩次，有處理經驗了。 第一起綁票案發生在1940年夏天。榮爾仁吃過早餐乘自備汽車去中新二厂，途中被一伙匪徒攔住，榮爾仁与司机阿喜被挾持登上匪方准備的汽車，駛至閔行，擺渡到浦東某地“藏票”。綁票是偽軍頭目丁錫三(此人在抗戰胜利后不僅未受到懲處，還當上了交警第十四大隊的大隊長!)，贖票的交涉是由原福新包工頭榮炳根辦理的，花去法幣50万元，榮爾仁在匪窟受難58天，“脫險歸來，見渠面色已憔悴不堪。”(樂農1940年紀事) 一年后，申新九厂經理吳昆生和儿子吳中一又出事了。吳昆生的家在法租界潘恩路，宵禁期間，夜間應該是比較安全的。7月27日夜半l時45分，全家酣睡，万籟無聲中，忽有日本憲兵隊便衣四人，會同法租界盧家灣捕房捕探，叩門而入，將吳氏父子帶走。這算“逮捕”，指控的罪名很滑稽，說吳家父子“指使暗殺捕房高級負責人日本人赤木”。最初關在盧家灣捕房辦公室里，吳中一用英語同法國捕頭交談，要求不引渡給日本憲兵，被拒絕，兩星期后引渡到了北四川路日本憲兵隊。這是日本憲兵与法國浦房勾結公開進行的“軍綁”，說是“指使暗殺”，很嚇人，其實是敲點竹杠。經榮家多方設法，最后是通過麗都花園大流氓高興保走了“76號魔窟”吳巨保的門路，花了3000多件棉紗才贖出來的。 此外，還有王禹卿被綁案，陸輔臣之子陸文和被綁案，都是花錢消災。只有“要錢沒有，要命有一條”的光棍才會去報警，榮氏家族不屬于這种人家。綁匪開著警備司令部的汽車，手持第三戰區的逮捕證，提供線索等于指控軍事机關為嫌疑犯，那不是找死嗎！ “要錢還是要命，榮先生好好想想吧” 榮德生在那間漆黑的小屋里，除了不見陽光，不准說話，絕對不許咳嗽外，在生活上是相當优待的。早上兩只雞蛋，中午和晚上有米飯和粥，菜蔬有豆腐、炒蛋、咸菜、鯽魚，有時竟有新鮮的鰣魚。周圍靜极了，只偶爾遠處有一聲喊：“賣小雞呵!”近處就有聲應和：“修洋傘啊！”起初榮德生并未在意，這聲音因而复始，終于使他意識到了，這是綁匪們互通消息的聯絡暗號。 那個眉目清秀的看守態度還和气，但從不說話，似乎是個啞巴。 榮德生進了匪窟就串明耳朵不靈，重听。綁匪們居住的地方与黑屋僅一板之隔，他們的交談榮德生听得一清二楚。綁架時出示逮捕證的那個30多歲的高個子，操浦東口音，匪徒們稱他“總司令”，想必是個頭目。到第三天，“總司令”找他來問話了。看守點了支洋燭，“總司令”把從榮德生身上搜去的五枚印章和一個手折放在桌上，問道： “榮先生，你隨身帶五個印章，都有什么用處?” 榮德生解釋道“這第一個印章是一般應酬文字用的；第二個‘往生是壽’，是喜慶文書用的；這一個是寫家信專用；第四個剛鐫刻不久，有年月可憑，尚未确定用處；最小的一個很重要，厂里要向銀行支錢，必須有我這章才生效。” “總司令”拿起小章細細端詳，很有興趣地問：“這是榮先生的財務專用章，憑它就能去銀行領錢?” “不能。”榮德生不得不費點唇舌了：“這印章重要，但不能單獨領錢用。凡屬我的厂家，先要有經理、協理蓋了章，再蓋上我這章，銀行錢臣才能付錢。” “噢！”“總司令”又拿起那個手折，說“榮先生的個人收入是400万元，家庭支出卻有600万元。先生富可敵國，卻入不敷出，豈不是在裝窮嗎?” “我是一個實業家，不是大富翁。大富翁把金錢放在家里，絕不想做事業，据我所知，有些人家中藏有金條數千根。而我所有的錢，全部投入工厂，變成机器設備和原材料了，你若不信，可以去調查……” “總司令”听得不耐煩了，他打斷了榮德生的話：“榮先生!你不愿意死了出去吧?” 榮德生楞了一下，但隨即就說：“是的。先生你也不想讓我死在這里，對嗎?” “是的，不想。要活著出去，榮先生就得小小破費一點了。” “我是做生意的人，先生開价吧。” “100万美金。少一個也不行!” 榮德生頭腦里轟地聲；身子在硬板床上癱了。當時的100万美元，約折合黃金20，000兩，或折合法幣32億元，這是個天文數字。榮德生正色道： “如此巨款，絕對天此財力。” “要錢還是要命，榮先生好好想想吧I” 第一次交談至此結束了。 綁案發生后一星期，申新九厂忽然接到個電話，要与厂經理吳昆生洽談“生意”。吳昆生曾在日本憲兵隊關過一個月的，已能猜到來意，就叫陳品三代接。 “你是什么人?” “九厂協理陳品三。” “陳先生，今后就認定你同我接洽，不准換他人。听明白了嗎?” “明白了，你先生尊姓?” “我姓駱，以后就稱我駱司令好了。你轉告榮爾仁，准備好100万美鈔。” “我怎么跟你聯系?” “我會找你的。”對方把電話挂了。 “駱司令”名叫駱文慶，浦東人，是上海幫盜匪頭目，也是綁架榮德生的現場指揮。匪方終于開价聯系了，這使榮家人心稍安。當晚，吳昆生、陳品三等人在榮爾仁住宅進行密商。 榮爾仁說：“陳先生，你要同他們保持聯系，對方的要求不要拒絕，但也要說明困難。” 吳昆生說：“100万美金，一時是無法籌措的。” 陳品三說：“‘贖票’也是交易，對方勒索高价，我方也可以討价還价的。” “必須設法同總經理直接接頭，或听到我爹爹的電話，或看到爹爹的親筆信。”榮爾仁對父親的安全仍然不放心、。 從5月2日至13日，陳品三与“駱司令”在電話上論价接洽十余次。匪方開始態度很強硬，申言不達100万美元便不得生還。榮家對所勒巨款不知所措，交易就一直沒有進展。13日，“駱司令”突然在電話上說：“明天晚上，到祥生飯店底層廁所內洗面盆下去取一封信，必須你自己去。”陳品三如約按時到了祥生飯店，底層廁所洗面盆下卻沒有找到什么信件。他不敢久留，走出廁所時，有個高個子向他迎上來說：“陳先生，早上好”隨手給了他一封信，低聲說：“告訴你們老板，有關細節，可以和詹榮培商量。” 据榮德生事后說，他在匪窟里共寫了五封信，但榮家只收到兩封。這是第一信，是寫給申九經理吳昆生的： 昆生兄大簽：五日信已收到，惟對籌款未成辦法，司令現吾方無誠 意。今再明白詳示數目，美金100万元。余請求折減，彼云：應合力速 籌，稿為減少兩成，信到速即辦理，即刻自行籌款。電話到，切實答复。 余离家十七日，心急万分，万一不妥，吃苦不起，即公司全局也不能了。 此信即与二儿看后守秘密。順請 台安 五月十三日 信中語气不似平日榮德生，顯然是口授筆錄，但榮德生的字跡是确定無疑的。榮德生還活著，匪方索价也已有了松動，這對榮家是痛苦中的安慰。另一個口頭信息似乎比信件更重要，那便是“可以和詹榮培商量”！ 詹榮培是何許人呢？抗戰前曾在申一、申八做過技師，榮爾仁是申一、申八厂長，當時就認識。抗戰期間詹榮培去了大后方，胜利后從重慶回上海，身穿美式軍服，腰佩左輪手槍，很是威風，但卻沒見他帶過軍階，估計是已經退役了。軍方的“劫收”人員乘飛机抵滬時，詹曾多次向申新借車去迎接，大概是為了顯示自己的來頭吧？以后詹向榮爾仁要求回申新，恰好申新二厂發生工潮，榮爾仁應付不了，詹說他有辦法，因此就請詹榮培出任申二厂長。詹上任后，靠著他在軍方警方的關系、果然把申二的工潮壓下去了。接著，申五又發生工潮，榮爾仁又要詹兼任申五厂長，申五工潮又平息了。現在“駱司令”提出由詹榮培作為周旋談判代表，倒使榮爾仁清醒地看出詹是什么人，他与此次綁票是什么關系了。想招個鐘馗，卻請來個魔鬼，請神容易送神難了！ 從這時起，陳品生的電話鈴再也不響了，一切聯系已轉到詹榮培身上。不知他究竟是代表榮方，還是代表匪方？ “50万美金，再不答應立即撕票。” 榮德生已逐漸适應了環境，整天靜思默想，身在匪窟，寂靜中听覺特別靈，隔壁的說話聲他听得清清楚楚，所聞种种都是駭人之事，實在同身處地獄沒有什么兩樣。于是他想，倘能活著回家，要鐫刻兩方閒章，一方是“曾入地獄”，另一方是“再生之德”。 使他苦不堪言的是痔瘡又犯了，每天睡在硬板床上，又不能換布，十分受罪。夜里常失眠，屢見白光繞室，榮德生感到這是神仙在保佑他，于是心中又比較安定了。 眉目清秀的看守不是啞巴，只是司令不准交談。時間一久，熟了，看守就點起蜡燭，同榮德生筆談起來。榮德生問：“為什么要做這种事情？”看守答：“八年抗戰，流血流汗，胜利复員，失業餓飯。”看來他是個退役軍人，榮德生又寫：“廣里正缺技術工人，進入工界是最好出路。”看守又問：“用什么方式能找到工作？”榮德生答：“看到招工廣告，立刻去應征。”那看守寫得一筆好字，以后對榮德生還十分巴結，有了消息都向他“報告”。榮德生也對他產生了好感，有几次他几乎要寫“你要找工作有我”，最后還是忍住沒有寫。 但是，司令的脾气卻愈來愈坏，對榮德生也不那么客气了。外面風聲日緊，軍警嚴密搜查，贖票交易又無進展，他們怕夜長夢多。匪徒們商量過轉移的事，但恐四處有軍警暗探，不敢輕動。有一天，警察和憲兵終于查到榮德生的藏身處來了，他听得警憲已敲開大門，正在樓下搜查，樓上的綁匪十分緊張，紛紛將槍彈上膛，如果警察上樓，免不了有一場血戰，榮德生也很難有生還希望了。虧得這家的女人急中生智，用力在小孩腿上擰了一把，小孩立即“哇哇哇”哭了起來，女人高聲叫罵，男人裝得很坦然地對警察說：“老總，我們是老百姓家，哪里會做犯法的事，不信樓上樓下盡管查看。”竟將警憲哄回去了。 經此一鬧，雖已化險為夷，“駱司令”卻更加焦躁不安了。他怒气沖沖地對榮德生說：“榮老先生，你究竟想不想活著出去？” 榮德生說：“我要是不想活，方才只要喊一聲就成了。” “想活，就再給你儿子寫信，叫他切實籌款，一天也不准拖延！” “可是，我這條老命不值80万美金。” 榮德生這么說，是因為從与看守的筆談中了解到，綁匪已對榮家企業的現金周轉情況進行過調查，榮家确實籌划不出這筆巨款。 “你寫吧！50万美金，再不答應立即撕票。大不了一起死！” 榮德生的第二封信（致榮爾仁）是由詹榮培轉來的，信中開頭就說：“十三日去信，汝等未能照辦，此間長官頗為震怒。”這正是榮德生的語气了，接下來還對籌款辦法作了布置：“下開各數向各厂分擔，在余股分名下支付，計申一出美金5万元，申二出美金10万元，申三出美金10万元，申六出美金5万元，申九出美金20万元，共計美金50万元，切切實實，不可缺少。尚不足之數，請申九幫忙，以股票作抵可也，或請昆生兄想辦法，勉力籌足。”寫信時間是5月16日。 詹榮培曾向人表功說：他不与駱文慶搭腔，是同吳志剛直接談判。吳志剛曾當過第三戰區司令部稽查處上校副處長，現在的公開身份是華大企業公司總經理，系軍統中人物。在轉來榮德生手書的同時，詹榮培還帶來了一封匿名恐嚇信： 爾仁先生台鑒：敬啟者，前致一函，不蒙采納，甚覺遺憾。昨日貴 友竟陳荒謬意見，誠屬可惡之极，似此令尊茲已淪于极危險之境矣。閣 下等既視同儿戲，乃將令尊簽提審問，判處死刑。奈令尊風燭殘年，老 淚縱橫，苦求再三，聲言稍假時日，准予躬親修函，請速為籌措，以解 倒懸之危，以全其殘年等情。姑念令尊古稀之年，尚明大義，且所提實 際分籌辦法，亦尚近情理，故不揣厭煩，再度致書閣下，并附令尊親筆 函一件，限文到兩日內，切實籌妥，以清手續；否則除將令尊處以死刑 以外，閣下等惟以制裁令出之，非謂言之不預也。 綁匪的匿名恐嚇信，卻是一篇公文，而且文理通順，筆墨酣暢，好像真是在辦理一樁申張正義、解民倒懸的公事。中國的匪文化也已經官化了！ 榮家決定接受條件。但說明大筆美鈔籌集困難，要求贖金的一部分以黃金支付。詹榮培再度談判，匪方不允。榮家再要求寬限時日，以便收購美鈔，最后約定于5月25日送至指定地點交款。 ------------------ 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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