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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部:胜利大夫


  1941年12月7日中午,羅斯福和霍普金斯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總統的辦公桌上共進午餐。飯后,兩人一邊吃著甜點,一邊談著戰爭以外的話題。1時40分,電話机叮呤呤地響了……
  諾克斯部長在電話里說,他無意間收听到檀香山美軍司令部的無線電廣播,通知我們所有的台站,現在日軍的空襲正在繼續中,并且說"這不是演習"。几十分鐘后,海軍參謀長哈羅德··斯塔克打來電話,證實襲擊是确實的,并且損R失慘重。消息在數小時內傳遍了華盛頓。
  當晚,白宮對面的拉斐特公園擠滿了神色冷峻的人群,少數人低聲唱著《上帝保佑美國》,大多數只是默然地望著眼前的白宮。其實從外面看去,白宮和平時一樣,燈光黯淡,窗帘低垂。
  此時,橢圓形總統辦公室里,全体閣員圍著羅斯福總統坐成一圈,正在召開自林肯在南北戰爭爆發時召集內閣會議以來最嚴峻的一次內閣會議。与會的珀金斯部長以其女性特有的細膩与直感觀察到:總統在听到進一步證實的受損消息時,出現了极其難過的片刻和体力不支的困難,但隨即在他身上出現了一种如釋重負般的跡象——"長期緊張地猜測日本會采取什么行動,什么時候動手,我們要不要在沒有明顯攻擊我們時去保衛新加坡……這一切問題折磨了他好几個星期、好几個月,現在終于都結束了"——一种他所不愿意承認的"陣陣輕松感"在他那難以捉摸的臉部表情上得到反應:一張既緊張又鎮靜的臉部表情。
  埃莉諾后來也談到,那天"富蘭克林顯得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所沒有過的宁靜沉著"。据霍普金斯說,總統認為要和平還是要戰爭,已經"完全不由他來作主了,因為日本人已替他作了決定"。他一直以為日本人會盡力避免同美國打仗,而只對其他太平洋國家采取行動,這樣就給他留下一個"保衛我們利益的非常難辦的問題。所以,日本采用的方法使他如釋重負。盡管珍珠港發生了不幸的災難……,但這一事件把美國人完全團結起來,從而使對日戰爭成為必然。"情形或許正是這樣:羅斯福首先肯定是沉浸在由震惊而引發的悲慟和憤怒中,繼而轉念,然后就如釋重負了。當時他一動不動地坐了整整18分鐘——"也許是在祈禱,也許是在盤算,或者只是定定神,以适應新形勢。”
  在以后几年尤其是在戰后,人們愈益強烈地要求知道何以竟會發生這樣的事。批評羅斯福政府的人指出,是我們的總統處心積慮地刺激日本人襲擊珍珠港,并把它作為通向歐洲戰爭的"后門"。他們甚至暗示,羅斯福已預料到珍珠港襲擊,卻偏偏封鎖消息,讓駐軍蒙在鼓里,以圖用這种慘重的苦肉計來确保國內的同仇敵愾。戰后有一次"最徹底的"的調查,國會所收集的證詞和報告共達40卷。史汀生后來在向國會的一個調查委員會解釋說,我們得等到戰爭爆發,盡管要"冒讓日本人打第一槍的風險,但我們意識到,為了得到全國人民的全体支持,最理想的是讓人們看清日本人是真正的肇事者。"不過,一般認為,政府的責任僅在于疏忽大意。
  羅斯福在次日晚向全國廣播的"爐邊談話"中,誠摯地勸告美國同胞們不要听信任何謠言。他說在戰時,這一類關于災難的丑惡小道消息具有數量多和傳播快的特點,我們對它們一定要進行分析和判斷。"我們不妨承認,我們的敵人表演了一次卓越的欺騙技巧——時机配合得恰好,手段也很高超。它是一次無恥透頂的行動,然而我們必須正視,以納粹的方式進行的現代戰爭本來就是肮髒的勾當。我們并不喜愛它——我們未曾想要卷進去——然而我們已經卷進來了。”
  丘吉爾倒是大大舒了一口气。7日下午,他通過越洋電話向羅斯福證實了情況后說,"這肯定使事情簡單化了。"羅斯福回答說,"我們現在風雨同舟了。"丘吉爾后來寫道:“有美國同我們站在一起,對我來說是莫大的喜悅……值此時刻,我知道美國已經參戰了,并且已經深深地卷進來了。對于結局已經沒有什么更多的怀疑了……我百感交集,上床為我們得救和感恩安然睡了一覺。"白宮的總統是在12點半上床睡覺的。
  12月8日,羅斯福前往國會作了不久就舉世皆知的名為"一個遺臭万年的日子"的演說。作為他的歷史感的一個證据,他請求羅斯福夫人陪伴伍德羅·威爾遜夫人參加這次兩院聯席會議。羅斯福順著斜坡走上講壇,以极大的克制,用品實舒緩的語言陳述了日軍在24小時內的所作所為;并鄭重指出,日本政府通過虛偽的聲明和表示希望維系和平而蓄意對合眾國進行了欺騙。他最后請求國會宣布:“自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日本進行無緣無故和卑鄙怯懦的進攻時期,合眾國和日本帝國之間已處于戰爭狀態。"沒有過多的渲染,演說歷時6分鐘。
  參眾兩院几乎以全普通過了羅斯福的宣戰要求,只在眾議院有1張反對票。同日,英國對日宣戰。9日,中國國民党政府正式對日宣戰,次日又對德國宣戰。緊接著,對日宣戰的國家增加到20多個。11日,德國對美國宣戰,意大利也緊隨其后。
  美國的參戰使第二次世界大戰形成最后的陣營結构。它已成為西方兩個最強大的民主國家同社會主義的蘇聯結成公開宣布了的或心照不宣的同盟所進行的聯合戰斗。這种搭配是被一系列的歷史偶發事件推到一起的。盡管過去歲月中這兩种不同類型的國家彼此都留下了大量的不信任情緒、偏見和敵意,但此刻已顯得次要。羅斯福、丘吉爾和斯大林都面臨著共同的對手。嚴峻的形勢促使觀念發生變化。三人為建立協調的戰斗合作,都從不同側面并以不同方式進行了不懈的、堅忍不拔的和真誠的努力,雖然也不時在自重和疏遠中,彼此感到過失望,但這种攜手使他們比肩而立于濁世惡浪中一直到終局,從而更襯托出他們不愧為非凡時代的歷史巨人。有道是:滄海橫流,方顯盡英雄本色。

戰時体制

  羅斯福在珍珠港事件兩年后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幽默地對記者們說,自1933年以來,"新政大夫"這個內科專家把美國的急性內科病醫治好了。可這個康复了的病人在1941年12月7日,因一場嚴重意外事故折斷了骨頭,"新政大夫"于是就把病人讓給"胜利大夫"這個外科專家。
  戰爭使美國社會正經歷著一場巨大的變革,其全面性和深遠的意義,直到戰后才被美國人逐漸体會到。它無微不至地、不可抗拒地延展到美國社會的各個角落。
  一切的運轉圍繞著贏得戰爭胜利這一中軸。總動員開始了。觀察家們發現,羅斯福"表現了掌握和控制十分緊迫的事態的高超才干,而這正是一位政治家最難能可貴的特點"。他"顯得有條不紊,鎮定自若,心情愉快,神態庄重,不知疲倦而又滿怀信心。"孤立主義勢力已煙消云散,從前處處与他作梗的人也大大地收斂了敵意。另一方面,羅斯福本人也注意到要維護國內的安定團結。他認為在戰爭最艱苦的日子里,"利己政治"是万惡之首,于是他立即暫停那些存在著分歧和极易導致分歧的國內政治活動,尤其是"新政"式的改革和党派政治活動。不過,羅斯福僅僅是強調了戰爭与內政之間的輕重緩急,"在危机時刻,我們不可能既是戰爭的現實主義者,又是未來的設計者",他并沒有將兩者截然割裂,而總是不放過任何机會強調兩者在終极意義上的基本統一性——都是為了拯救人類文明或民主政治。珍珠港事件激起全國的團結精神,這种精神保證了人民自愿入伍、配給供應和經濟統制,羅斯福在這种情勢下更能顯示出戰時統帥的作用。同時,這种情勢也使羅斯福更自然地把人民的戰爭觀同新政的自由民主价值聯系起來。喬納森·凡尼爾斯寫道:“在他那個時代里,沒有誰能像他那樣,在美國人惊懼之時,能喚起美國人的內在信心。由于他深信美國人的自尊感,所以他要求或者期望美國人拿出勇气來的時候從來是沒有什么顧忌的。”
  美國宣戰后立即展開了規模浩大的重整軍備運動。國會迅速廢止了禁止將應征入伍者派赴西半球以外的規定,并規定服役期延長到戰爭結束后6個月。新兵役法還規定所有20歲至44歲的男子進行兵役登記,年齡在45歲至65歲的男1子進行后備勞務登記。這樣在征兵局登記者共達3100万人,其中1000万人經嚴格的体格和智力檢查而被征召入伍。戰爭期間在各种武裝部隊中服役的人數,共達1500多万(含志愿兵),其中計有陸軍1000万人,海軍和海岸警衛隊400万人,海軍陸戰隊60万人,婦女服軍役者約21.6万,黑人入伍者117万。空軍力量也急劇地得到增強,珍珠港事件爆發時,美國陸軍航空隊不足30万人,能适應作戰的飛机不過1500架,而大戰結束時在陸軍航空隊服役的人員高達230万,飛机7万架。海軍也迅速發展為世界上最強大者,海軍在編人員在4年不到的時間內增加了10倍,它所擁有的各類艦船增加到91000艘,為1941年底的2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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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42年國會又把義務兵役的應征年齡降低到1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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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在參戰的同時又兼充"民主國家的兵工厂",軍火裝備和后勤物資的需求量激增。國民經濟迅速被納入戰時生產的軌道,無數民用工厂改裝為生產軍需物資的工厂。從巨大的集團工業到鄉村的簡易車間,一切可用的厂房和机器設備都轉向軍工生產。汽車工業几乎全都改為制造飛机、坦克、卡車、吉汽車,其他輕工企業則制造机關槍、步槍、雷管、炮彈,化工企業則生產炸藥和梯恩梯。日夜運轉的生產線吸納了更多的就業者,自大蕭條以來的頑症之一——失業現象几乎完全消失了。失業者從1940年的900万下降到1944年的67万,而這67万人大多是因极特殊的條件限制不能工作的。不僅如此,"兵工場"還吸納了大量中學生和原已退休的老工人。羅斯福授權戰時人力委員會負責人力總動員和就業協調工作。
  1942年1月6日,羅斯福在致國會的國情咨文中指出,現代戰爭的方式更迫切地要求勞動和生產,他要求國會同意他列舉的生產指標:(1)飛机——1942年為6万架,1943年為12.5万架;(2)坦克——1942年為4.5万輛,1943年為7.5万輛;(3)防空火炮——1942年為2万門,1943年為3.5万門;(4)船舶——1942年總數為600万吨位,1943年建造1000万吨位。他強調,"民用生產將不得不進一步地削減,再削減,在許多情況下,還要完全取消。"為了便于統管戰時經濟,羅斯福政府建立了一系列調節和管理經濟的臨時机构,這是一批讓人們應接不暇的以大寫英文字母縮寫為代稱的机构。
  其實早在歐洲戰爭爆發的一周后,即羅斯福頒布"全國有限緊急狀態"宣言的9月8日,羅斯福就把原屬財政部的預算局改為總統直屬机构,它負責向總統匯報政府各机构活動的進展,并可前往各部門和各個戰場為總統收集准确材料,使總統了解經費使用的前因后果及規模。德國入侵低地國家后,羅斯福成立了緊急事務處理辦公室。它下轄的主要机构有生產管理局和物价管理局,此外還有民防局、國防運輸局、租借管理局、科學研究和發展局、全國戰時勞工局、經濟作戰局和戰時航運局。1941年9月,羅斯福又成立供應、优先調撥和分配局,它掌握國防生產、民用經濟以及對英、蘇物資供應和分配的權力。
  現在,羅斯福依据國會新近賦予他的權力——根据作戰需要建立任何新机构在經濟范圍內优先配置資源——建立了戰時生產局,作為最高戰時机构。他慎重地物色了3個月的局長人選,最后選中了唐納德·納爾遜。戰時生產局擔負起生產管理局和供應、优先調撥和分配局的職責。羅斯福又于1942年10月建立經濟穩定局,任命最高法院法官詹姆斯·貝爾納斯為該局局長,并授以處理經濟問題的最高指揮權,有權管轄戰時生產局。1943年5月成立戰時動員局,仍由貝爾納斯領導。這使得他實際上成為有權協調一切戰時計划和對經濟實行全面控制的總統助理。通過這些机构,政府控制了全國經濟。
  戰時經濟体制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全國經濟中國家投資的急劇增加。驟然舖開的如此壯觀的軍火生產規模,其所需要的資金缺口太大。聯邦政府運用多种方式籌集經費,主要有:加強同包括銀行在內的經濟生活各部門的聯系;致力于控制通貨膨脹,使支出下降,并使消費者有更多的余錢投向數目激增的政府公債,于是政府便能把這些公債以較低利率售出;擴大征稅的范圍和方式,使國內稅收在几年間增加了8倍多。即令如此,由于戰費支出過于龐大,初期即達每天1億左右,這就使得聯邦政府在有效實行了上述措施后,仍感入不敷出,只得走凱恩斯式的赤字預算的道路。聯邦政府從1941至1945財政年度的預算支出,總計約為3176億美元,其中2815億用于戰爭,占總數的88.6%。1941年的國債為563億美元,1945年上升到2525億。在上述用于戰爭的2815億美元中,大約有43%來自這段時期的稅收和其他非借貸來源。造成這种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私人壟斷資本家鑒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教訓,拒絕出資擴大軍事生產組織,不得已的聯邦政府承擔了大部分軍事工業建設。政府在這5年間共投入美國所有各生產領域的資金共有462億美元,占了這期間所有投資的23以上。這樣,到戰爭結束時,聯邦政府已擁有B全部原子能工業、生產合成橡膠企業的96%、生產飛机和引擎的71%、生產金屬鎂企業的90%。政府還建成了鋼鐵厂、造船厂、軍火工厂、發電站等企業。國有資產在整個國民財富中的比重上升了5個百分點。
  戰時經濟体制的運行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聯邦政府運用各种經濟杠杆和行政管理手段,并且有賴于這种運用的得法和得力。這些經濟杠杆主要是工資、物价、房租、稅收、公債等。羅斯福在美國參戰前后就作了几次穩定物价的嘗試,均效果不佳。國會便于1942年1月通過了物价控制緊急法令,授權物价管理署控制物价和房租,并規定對違章者特別處罰。由于戰時政府和消費者都在大量購買,造成很多商品供不應求,供需狀況刺激了物价上揚,又由于農產評价格長期未得到控制,所以戰時通貨膨脹一直成為戰時經濟体制的副產品,它既困扰著政府的年度財政預算,又困扰著中下層收入者的日常生活,這成為共和党在1942年中期選舉中大獲進展的重要原因。可見,物价問題已成為戰時經濟体制中极為關鍵的一個症結問題。
  羅斯福在1942年底加大了反通貨膨脹的力度。他要求國會授予他調整農產評价格的全權,這項要求連同穩定工資和薪金的權利,都得到了批准。羅斯福隨即下達行政指令,要求相關職能部門和臨時机构對諸如工資、薪金、零售物价和批發价、房租、農產評价格進行嚴格的限定。為了對這些管制事項加以監督,羅斯福成立了經濟穩定局(即戰時動員局的前身)。次年4月,羅斯福發出"堅守陣地"的著名命令,對所有影響生活費用的所有商品規定了最高限价。當上述舉措仍不足以解決通貨膨脹這個戰時頑症時,羅斯福下令對輪胎、汽油、食糖、咖啡、牛油、酒、煙等商其實行定量配給。同時又對囤積居奇和黑市交易進行懲治。不久,市場上廚具、餐具、玩具、學習用具等日常用具,甚至如發夾、痰盂、照相机、尿布等都告脫銷。到1943年,政府對95%的食品類商其實行定量配給。造成這种情況的原因有三:一是民用品業的轉向導致生活資料的生產銳減;二是戰火破坏了上述諸多商品的原料供給線;三是政府大量訂貨、采購并運往戰場。還在1942年底,軍隊和租借法案就吸收了全國所生產食品的1/4,這其中特別包括罐裝的、冷凍的、脫水的食品。這种少有的情況引起國內人民生活的困難和不便,羅斯福便在"爐邊談話"中對同胞們進行耐心的說理和教育。他強調,如果出現惡性通貨膨脹,就會動搖整個戰時經濟体制,以致威脅整個決定戰局命運的生產計划。他吁請同胞們憑著偉大的理解力和堅貞的愛國心作出必要的"犧牲",他說,為了文明必須付出艱苦工作、悲傷和流血的代价。
  羅斯福以身作則,帶頭購買了第一張E類公債。他不獨呼吁國內人民要克制自己的生活,把省吃儉用的錢用來購買戰時公債,而且讓白宮首先符合這一要求。此后,极不講究且無甚特色的白宮膳食成了白宮的一大特色,使許多原先無事常來揩油的人望而卻步,也使得白宮勤雜人員和工作人員總在盼望英王或類似的貴賓駕到,因為那時白宮的生活要弄得丰盛和得体一些。榜樣的效應立竿見影,各地常出現這樣的情景:朔風中豎起衣領的人們排著長隊,等候公債銷售點開門營業。財政部為籌措戰費共出售了7次戰時公債和最后的胜利公債,共約1569億美元,其中1/3被個人認購。當時政府的宣傳工作也确實到家:有幅公債廣告上畫著一個垂死的美國士兵,標題是:“他獻出了他的生命——而你不過是把錢借給國家。"站在這樣的廣告牌下,有誰還會不熱血沸騰呢?
  羅斯福和他的政府在統制或駕馭戰時經濟体制方面,也顯示出了獨特、果敢乃至高超的行政管理技巧。羅斯福利用戰時非常時期的情勢,利用國會兩度授予總統的戰時權力法,利用對這种權力法最充分最寬泛的解釋,利用戰時行政部門在管理行為上的直接性和近便性,打破了很多美國政治制度發展史上的成文規定或慣例,開創了許多時人聞所未聞的先例,尤其是他那羅斯福風格的管理方式更讓人眼花繚亂,歎為觀止。而這一切造成的結果就是:羅斯福建立起來的戰時体制及其管理方法不僅有效地決定了戰爭目標的實現,而且深刻地變革了美國政治制度本身,它們中的許多內容固化為戰后美國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以至于美國國會在1945年,第一次對自身制度進行大規模的檢查后,認識到若想赶上權力膨脹、行為逼人的行政部門,就需要使自身机器和運行方法現代化以适應現代條件。
  戰時,羅斯福要處理的事務既多又雜,其中突發性的居多。表面上看,他應對這些事務時雜亂無章,且略顯被動。實際上,他不獨重視眼前的細節和具体的戰術,并且喜歡凡事從大處著手,高屋建瓴地概括出行動計划的目標。爾后,他就讓屬下的人繪制精致的組織圖表,但它往往在實施過程中很少發揮參考价值的作用,其重要性也許只在于顯示總統對該事務和負責規划的人的重視。他真正感興趣的是那些雷厲風行、忠實于他,并且效率很高的人,而這時這個人主管的机构則是次要的。在戰時,人們時常抱怨記不住羅斯福那層出不窮的代稱各种臨時机构的英文縮寫字母,這些机构出台的隨意性及其職責權限上的含混、重疊或交叉,也時常引起共和党對手的抨擊。事實上,這正是羅斯福式的管理方式的有效和高明之處。
  羅斯福本來似乎可以不必設那么多管制戰時体制和處理戰時事務的臨時机构的,因為依政治傳統沿襲下來的華盛頓的那些政府各職能部門及其他常設机构,都有能力或余地擔負起這些使命來,必要時把它們充實或調整一下就行。并且以前的總統們也正是這樣作的。但是,羅斯福從來就對固定組織所形成的框架結构不感興趣,他不愿意過分強調一种嚴密而規范的行政節制系統,認為這將窒息他所喜愛的那种生机勃勃的局面,并且認為依照机械原則建立的固定組織結构無法适應戰時變幻無常的事態,更無法預測和控制未來。相反,富于想象力的試驗和靈活的臨時机构恰能作到這一點,因為未來是從趨勢、可能性、偶發事件和机遇中產生的,它甚至是可以被影響的。
  這樣,羅斯福就側重于從人而非物的角度來看待行政管理。這就決定了他授權的方式。情況往往是這樣進行的:理直气壯地要求國會通過他提出的法令草案,這在戰時要平時容易的多;然后,依照法案的精神給將要設置的臨時机构規定一個框架性的職責和權限,隨即就任命經過他反复篩選、再三斟酌甚至痛苦地取舍的人選,來全權負責該机构的工作。至于該机构的具体活動他一概不管,除非它們同羅斯福的情趣相關或者他极熟悉企業務(譬如海軍、船舶方面的),這時他刻意展示其特長——對技術性細節的洞悉和枯躁數据的熟識——往往起到崇敬權威的轟動效應。他敢于放手領導,卻從不最終對他們許下諾言。他讓他們盡情盡興地發揮其個性特長,而以高度的自尊保持一种明确的超然態度,与這些事務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需要的話,他又能迅速了解到其中有用的信息)。由于這些机构都直屬于總統管轄,他就很自然地在他們中間造成一种領袖的超凡魅力。并且使他們感到只有總統才是所有不斷發展著的事態的中心。
  羅斯福往往讓周圍人都知道了將有某個机构要設置,而自己則不動聲色地開始物色人選。過程中,他對誰都不明确許諾,也盡量掩飾自己的思想過程,但一般是霍普金斯除外。而有趣的是,總有几個人認為自己就是當然的候選人。任命總在最后一刻宣布,他樂意較長時間地控制任免權,以此作為增強對總統向心力的工具。他曾經多次把個性、政見和才能截然不同的人放在一個机构里,或者讓他們同做或先后做一件事。如他讓威廉·努森這個產業界巨子和西德尼·希爾曼這個工會領袖共同領導生產管理局,任務是配合總統推動和控制戰時生產。這樣做符合羅斯福的個性,他不喜歡完全信賴某一個人,即使對霍普金斯也是這樣。他喜歡自己是注意的中心,這套讓手下人互不相容、互相牽制的机制使他更安穩地居中操縱,并輕易地使自己成為每個官員必需的盟友和伙伴。同時,這也減少了臨時机构自我擴張或趨向衙門化的傾向,防止了任何聯合起來反對他的可能性。
  羅斯福在戰時設置這些臨時机构時,還總給人以授權含混、職能重疊的印象,這主要是從縱向考察得來的印象。在控制戰時經濟方面,羅斯福先是于1941年1月成立生產管理局。1年后又成立戰時生產局,實際上已架空了前者。深孚眾望的努森不愿在納爾遜手下工作,气憤地揚言要回家不干了。羅斯福在眾人勸說下仍不改初衷,而是約見努森來白宮共進午餐,努森羅列的數据表明他任內的工作無懈可擊,但羅斯福仍和藹地漫談其他的事,其實他已經安排好了一切。午餐結束時,努森愿意繼續效勞,并接受了總統授予的陸軍中將的任命,實際上仍在同一個机构里主管生產。穿上軍裝的努森總讓人覺得別扭甚至滑稽。可是9個月后,羅斯福又在當初規定為最高戰時机构的戰時生產局的上面,設置了有權管轄它的經濟穩定局。于是納爾遜又面臨著努森當時的難堪境地,當初納爾遜這個位置人人想坐,甚至包括副總統華萊士。這些時隱時顯的机构及其職能權限的重疊,不可避免地引起浪費、推諉、扯皮和延誤工作。這些机构都直接對總統負責,他花在這方面的精力也顯得太多了些。他麾下的預算局局長哈羅德·史密斯曾感慨道,總統是位反复無常的行政長官,也是歷史上偉大的行政天才。總体而言,"以這些公平和他們的貢獻來衡量羅斯福,他作為一名政府首腦是名副其實的。”
  羅斯福這樣作還有另一層隱衷。自1937年貿然改造高等法院以來,他一直被几個方面的人指責為獨裁野心膨脹的人,國會對他的警覺和戒備增加了。為了獲得戰時的權力,除了理直气壯地陳述其必然性和緊迫性之外,就是用臨時机构這個招牌來打動國會。言下之意是,由應急的臨時机构行使國會賦予他的權力,不久就將回歸國會,不會造成穩定的權力傾斜的結构。不少議員也正是這樣考慮的。
  在羅斯福總統与他的政府內閣之間,還橫亙著一個"小內閣",它主要由羅森曼、伯恩斯將軍、霍普金斯和總統的私人參謀長(私人總管)威廉·D·李海上將等組成。"小內閣"在大戰中日益得到總統的倚重,它經常出面平息各机构間的紛爭。但就是在大戰中隱然成為美國政府第二號人物的霍普金斯,也沒有得到國會法令的正式認可。他忠誠于總統,能充分領會總統的意圖;羅斯福需要一個既有理解能力、又守職本分的可靠的傾听者。霍普金斯在辭去商業部長的官職后,角色界定不明,他是總統顧問,又是總統私人特使,又有點類似于內閣的不管部長。他沒有自己的辦公桌,但在白宮二樓南邊有一套自己的起居室。這就是羅斯福的領導風格。
  戰時体制還有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即戰時軍事指揮体制。根据美國憲法第2條第2款,美國總統是合眾國陸海軍以及現役各州民兵的總司令。美國參戰后2個月,華盛頓成立參謀長聯席會議,由喬治·馬歇爾將軍、歐內斯特·金海軍上將和陸軍航空隊司令阿諾德將軍組成。它是陸、海、空三軍的主要協調机构,直屬于總司令。它隨時向總司令報告軍事戰略事宜、武裝部隊人員需要、軍用物資彈藥的生產和分配情況及所有三軍共存的政策問題。它下設几個重要的附屬机构:副參謀長聯席會議、聯合秘書處、參謀長聯合計划署(含作戰計划委員會)、聯合情報委員會(含經濟作戰局)、心理戰聯合委員會,其他還有如野戰運輸、通訊、后勤、气象、軍需分配等附屬机构。疑難問題一般由這些下屬机构解決,專家們常被派往前線出任某一戰區指揮官的高級參謀。
  羅斯福統領全局,主要精力用于全球戰略的籌划、与盟國協調關系以及制定戰時外交政策并构想戰后世界格局。重大戰役的制訂也要与羅斯福密切磋商,由他審定總政策和總目標后,由參謀長聯席會議确定運輸供應、裝備分配和兵力配置,具体作戰方案一般均由當地司令官制定。鑒于總統本人涉事太多,精力有限,羅斯福特任命李海海軍上將為總司令的參謀長,實即由李海充當他与參謀長聯席會議間的中介。羅斯福很喜歡直接去白宮里警戒最森嚴的地方——白宮地圖室,以詳細了解戰爭進程的最新情況。一批才識過人的年輕軍官日夜輪流在這里工作,把接收到的軍事電訊及時反映在各類地圖上。為便于羅斯福坐在輪椅上查看,地圖室的地圖懸挂得很低,不同顏色的小旗和指示針標識出美國三軍在全球的位置以及變幻莫測的戰局。在地圖室里,羅斯福就可以把命令經五角大樓聯絡中心發布到世界各地。
  對于分布在各戰區的美軍司令官,羅斯福作為總司令有權直接任免或調換。參謀長聯席會議也常向他舉荐一些有潛質的軍官和軍功卓著的老將軍,前者如50歲的德怀特·D·艾森豪威爾,后者如喬治·S·巴頓,都是由馬歇爾陸軍參謀長建議起用的。至于驕縱自負的道格拉斯·麥克阿瑟,是現代美軍發展史上的特殊人物,自一戰以來在軍內就享有獨特的地位,戰前任菲律賓軍事顧問,在珍珠港事件的前4個半月時出任美國陸軍遠東司令部司令。
  在整個大戰期間,參謀長聯席會議的職責權限一直沒有明确地規定下來。李海將軍經常代表羅斯福出席聯席會議,于是當然地主持會議,制定議程,簽署主要文件和決議。李海在其回憶錄里指出:由于缺乏對參謀長聯席會議職權范圍的明文規定,這就使得這一組織具有很大的靈活性,它可以根据戰爭情況變化的需要而變更其活動范圍,這种變更往往同總統的想法有關,總統足智多謀,實際上通過這個机构直接指揮著這場戰爭。
  另外,前所未有的大戰為羅斯福擴大總統作為總司令的職能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如他廣泛而极限地行使總司令的職能,繞過國會以超齡軍艦換取英國海軍基地,允許美軍開往格陵蘭和冰島,以總司令的身份加強和監控戰時生產,發布行政命令划定"軍事區",將10多万日僑和日裔美國公民強行送進"集中營"。
  由于盟國聯合作戰的需要,羅斯福与丘吉爾于1942年1月23日共同創建了聯合參謀長會議,以密切協調英美軍事行動。美方成員主要是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三人和李海將軍,英方成員有英國陸軍元帥艾倫·布魯克爵士及其代表、海軍大臣龐德爵士及其代表、空軍上將波特爾爵士及其代表、國防大臣丘吉爾等。李海強調:“我們只是工匠,只是根据各自總司令交給我們的總計划制訂出具体而明确的戰略方針而已。”羅斯福自1943年起,儼然就是盟國陸海軍司令,他"愈益成為全球戰爭的中心人物"。大多數職業軍人都欽服他的領袖才能。史汀生認為美國陸軍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比他更优秀的統帥。艾森豪威爾寫道:“羅斯福先生的某些政治措施,我是永遠不會贊成的。但是他是戰時國家統帥,我完全是從他這個身份認識他的——而且從這個身份來看,我覺得他完全滿足了大家對他的期望。”
  戰時經濟体制給美國帶來了戰時繁榮。自大蕭條以來長期難以整治的經濟頑症在一一消失。原來國內經濟捉襟見肘,現在出現了大量游資。1939年美國國民生產總值是910億美元,1945年則高達2150億美元。失業這個頑症消失了,工人參軍留下的空額吸收了大量适齡青年、退休老工人和家庭婦女,就業人數從4500万增加到6600万。股市行情終于看好,1943年公司的利潤超過了1929年。從事農業的人也在戰爭景其中興旺發達起來,羅斯福說服農場主們放手生產,讓美國成為戰時世界糧食的主要供應者。農業科技的發展也促進了農業生產力的提高。自美國參戰以來,美國人每周平均收入几乎增長了1倍。《時代》周刊稱,"美國驟然富起來了——似乎全國各地一下子富起來。"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比戰前有了明顯好轉。這种情形相對于整個歐洲國家,簡直是天壤之別。
  由羅斯福政府創建并控制的戰時經濟体制使美國名副其實地充當了"民主國家的偉大兵工厂",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胜利起到了決定性的前提作用。美國在防御准備和實際參戰的5年期間(1940年7月至1945年7月),用于軍火生產的支出為1860億美元。各類"兵工厂"制造了86338輛坦克,29.7万架飛机,1740万支槍枝,大量的大炮裝備和軍火,64500艘登陸艇,以及數千艘軍艦、貨船和運輸艦。這些軍火物資并非完全用于美國。從1941年3月到1945年12月,按照租借法案轉運的商品和提供的勞務,約達491億美元。其中大約60%給英國,22%給蘇聯。
  羅斯福在1943年初坦率地向國會承認:“第一次處理這樣大的事情總需要一個試驗摸索的過程,犯錯誤是難免的。……我們從所犯的錯誤中吸取了教訓。我們取得了經驗,這就使我們今年能夠改善戰時經濟管制的必要机构,能夠簡化行政手續。"情況表明正是如此,戰時体制在經歷了開頭兩年在所難免的某些被動、凌亂和浪費之后,漸入佳境,几乎沒有了一絲希特勒所嘲笑的"沒落而效率低的民主國家"的那种特征。在這個過程中,羅斯福自覺地負起了醫治由于他的行政管理方法而造成的傷痛的責任。盡管他有自己所了解的弱點,但他能應付總統這一職務帶來的挑戰。

運籌帷幄

  1941年圣誕前夜,華盛頓的節日气氛依舊。白宮輪廓映現在火樹銀花中,兩天前抵美的英國首相丘吉爾正參加羅斯福在白宮草坪上點燃圣誕樹的儀式。當綴滿繽紛飾物的圣誕樹閃爍出瑰麗的光芒時,羅斯福向眼前3万多"為自由而奮斗的同事們"介紹了他的"伙伴、老相識和好朋友"。隨即,首相以其淵博華麗的詞藻發表了動情的演說:
  “從事自由事業的同事們,我能夠在我的杰出朋友——總統用來把美國千家万戶連成一体的、由圣誕的友愛和仁慈所組成的項圈上增添一個小小的鏈節而備感榮幸。……這是個奇异的圣誕節,讓儿童們暢快地過一夜吧!讓圣誕老人的禮物使他們玩得更盡興吧!讓我們這些成年人也盡情地和他們一起暢享無限的快樂吧!然后讓我們再重新面對擺在我們面前的嚴峻使命和艱難的歲月吧!”
  圣誕節的翌日,丘吉爾到國會山向兩院聯席會議致辭,應對裕如的首相作了他生气最偉大的演說之一。他指出英美在未來的歲月里,為了人類文明的命運將庄嚴地并肩戰斗。為喚醒議員們的親近和認同感,首相說:“我不禁想起:如果我的父親不是英國人而是美國人,而我的母親不是美國人而是英國人,那我大有可能憑自己的力量成為諸位在座中的一員。"頓時,雷鳴般的掌聲經久不息……
  丘吉爾此行的目的在于同羅斯福舉行一次"審議整個戰爭計划"的會議。羅斯福熱情地表示歡迎,并希望會議不僅要協調盟國的戰略,而且還要闡明政治目標,并在此基礎上起草一份能號召國內外團結一致的聲明。于是,代號為"阿卡迪亞"的會議便在華盛頓召開了。會議進展順利,在所有重大問題上都達成了協議。雙方重申兩國參謀人員早先作出的決定,确認德國始終是最主要的敵人,打敗德國是盟國的最首要任務,"先歐后亞"戰略不能改變;雙方決定成立英美聯合參謀長委員會,在太平洋地區建立英、美、荷盟軍聯合司令部,成立軍需品分配委員會等5個聯合机构,統籌盟國在軍火、船運和原料等方面的經濟活動;羅斯福還強調了蘇德戰場的重要性,并決定恢复援助蘇聯。
  阿卡迪亞會議的主要政治成果,是起草一份所有參加反軸心國戰爭的國家所必須接受的原則宣言。該宣言是由美國國務院起草、羅斯福表示贊同、經与丘吉爾和蘇聯政府磋商并加以修改后形成的。1942年元旦,美、英、蘇、中等26個反法西斯國家的代表齊集白宮,簽署《聯合國家宣言》。宣言重申《大西洋憲章》的宗旨与原則,并規定:各簽字國政府保證使用品全部軍事和經濟資源來抵御与之處于交戰狀態的軸心國成員及其附屬國;保證同本宣言簽字國政府合作,保證不同敵人單獨停戰或媾和。至此,不同社會制度、种族、信仰和語言的國家在打敗法西斯的共同旗幟下,實現了從政治、經濟和軍事方面的空前大聯合,以美、英、蘇、中為主体部分的國際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宣告成立。
  羅斯福在蘇德戰爭爆發后就立即主張大力援助蘇聯。代理國務卿韋爾斯在次日發表了《譴責德國侵略蘇聯》的聲明。羅斯福在1941年6月24日舉行記者招待會,宣布包括蘇聯在內的所有抵抗軸心國的國家,都將得到美國的援助。同日,他撤銷了對价值約4千万美元的蘇聯資產的凍結。次日,他宣布不對蘇聯實施中立法,以便美國船舶能駛往蘇聯港口。不久他宣布美國將在10月1日前,將蘇聯要求的物資運往蘇聯。羅斯福在7月底派霍普金斯以總統私人代表的身份訪問莫斯科,使命是:与莫斯科"討論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即我們如何才能夠最迅速有效地使美國向正在對希特勒德國的背信棄義的侵略進行偉大抵抗的貴國所提供的援助,可以得到使用。"霍普金斯在7月30日至8月1日的訪蘇期間,与斯大林進行了長時間的親密會談。他所代表的誠摯使斯大林几乎不加設防地讓他得到了他想知道的一切。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對此評論說:“霍普金斯作為一位對盟國事業貢獻很大的杰出人物,取得了這項戰爭中的一項最重大突破。他突破了俄國人層層設防的保密措施,從一切資料的最終源泉取得一份對蘇聯情況和前景的詳細說明。他此次出訪的重要性無論怎么強調都不為過份。他說服了斯大林這個生性多疑的人相信美國(和英國)愿意幫助,他還須說服英美兩國政府相信俄國政府有決心并且有能力打胜,盡管英美政府仍然先入為主地認為俄國的抵抗不久就會崩潰。這是贏得了這次戰爭的英俄美同盟的基礎。"斯大林向美國提出要求援助的性質本身表明,他是從長期的基礎來考慮這場戰爭的。在隨后的几年里,霍普金斯是一個真誠的,甚至無所忌憚的蘇聯的朋友,他對蘇聯為贏得這場戰爭所作的巨大貢獻毫不怀疑。他力圖讓羅斯福也意識到這一點。
  現在,《聯合國家宣言》使美蘇正式地成為戰時盟友。1942年6月11日,赫爾与蘇駐美大使李維諾夫在華盛頓簽訂關于在進行反侵略戰爭中相互援助所适用原則的協定。協定規定:美國將繼續向蘇聯提供羅斯福總統批准轉讓或提供之防御物質、設備和情報;蘇聯也應以其所能向美國提供類似的援助。羅斯福清醒地意識到,援助蘇聯抗德符合美國的根本利益。他在1942年3月11日對摩根索說:“沒有什么事情比讓俄國人被打垮更糟糕的了……。我宁可丟掉新西蘭、澳大利亞或任何其他東西,也不愿讓俄國人失敗。"起初,英國人是連結蘇美之間的環節,后來斯大林對英國的不信任感与日俱增,丘吉爾則針鋒相對,反倒是羅斯福居中起到了"粘合劑"的作用。"先歐后亞"戰略意味著美蘇采取某种協調一致的行動的必要性,但羅斯福決定僅把這种協調行動限于軍事范圍之內,而不在政治上或領土上作出什么許諾。并且,他盡量讓英國去和斯大林在外交戰線上就這些棘手的問題打交道,而斯大林從一開始就表現出自己是一個強硬的談判對手。斯大林對前去商討加強英蘇關系的英國外交大臣艾登(剛剛重新出任)指出,蘇聯要求盟國正式承認蘇聯6個月前(即1941年6月)的邊界狀態,即意味著要求美英等認可蘇聯自1939年以來吞并的擁有數百万芬蘭人、愛沙尼亞人、立陶宛人、拉脫維亞人、羅馬尼亞人和波蘭人的領土。
  羅斯福對此极感為難。英國是在援助波蘭時參戰的,而現在斯大林卻堅持要保留在這個國家覆亡之時他乘虛侵占的領土。盡管斯大林在后來与波蘭流亡政府簽訂了一項協定(該協定規定給1939年9月被紅軍俘獲的波蘭戰俘以自由,并把他們編入一支新的"解放軍"),但協定對戰后疆界含混不清,在倫敦的波蘭政府對斯大林的這种處理方式相當不滿。羅斯福就此難題在阿卡迪亞會議上与丘吉爾進行過討論,認為如果接受斯大林的要求,“那將同我們正在為之而戰的全部原則背道而馳",因此邊界問題必須留待和平會議召開時才能解決。羅斯福指出,在目前討論斯大林的戰后領土目的,不僅違反了美國公認的、寫在《大西洋憲章》上的國際道德准則,而且也將危害國內的團結和盟國間的團結。因此,從《同盟國家宣言》產生之日期,几個主要盟國間就產生了不斷困扰內部團結并最終嚴重損害同盟本身的難題。
  前蘇聯學者總是故意貶低美國租借援助的作用,稱蘇聯所得租借援助就評价值來說,“沒有超過蘇聯在偉大衛國戰爭年代生產總值的4%"。這顯然不符實際,美國從1941年下半年到大戰結束,向蘇聯租借援助的總价值為108億美元,几乎占美國所有租借援助總額的14,其中包括1.5万架飛机,B5.2万輛吉汽車、38.5万輛卡車和3.5万輛摩托、42万部軍用電話机和可環繞地球50多圈的電話線,以及大量的軍工生產的原材料和重要設備。羅斯福希望在這些方面盡量滿足蘇聯的需求,并試圖用品他方法來滿足平安全要求,從而使斯大林同意把邊界問題擱置起來。同時,他開始考慮戰后和平和与之緊密相關的戰后世界政治格局問題。
  珍珠港事件后的將近半年時間里,美軍在太平洋戰場上被動地處于守勢。兵分數路的日軍攻勢逼人,相繼占領了泰國、香港、馬來亞、新加坡、菲律賓、荷屬東印度、緬甸、關島和威克島,美、英、荷喪師失地,損失慘重。羅斯福"先歐后亞”的戰略也使得美軍在這期間難有較大作為。1942年3月,羅斯福將太平洋戰場分成兩大戰區,西南太平洋戰區由麥克阿瑟上將任總司令,太平洋戰區由切斯特·尼米茲海軍上將任總司令。為了提高士气,表明姿態,美軍只能使用艦載飛机進行轟炸一陣就飛走的襲擊。1942年4月18日,由航空母艦“大黃蜂號"上起飛的—25式轟炸机群執行了對東B京的空襲,极大地震動了日本朝野,并促使日本最高統帥部貿然發動攻勢以圖挽回面子。很快在20天后,日軍在珊瑚海戰斗中首遭重創,并被迫推遲入侵莫爾茲比港的計划,澳大利亞因而得以幸免。6月4日,日美海軍航空兵在珍珠港西北1134英里處的中途島海域展開激戰。結果日本損失4艘航空母艦、330架飛机,美軍僅損失1艘航空母艦和150架飛机。此戰標志著太平洋戰場的戰略轉折:喪失海空优勢的日軍由進攻轉入防御,美軍則開始由防御轉入進攻。雙方經過了為期兩個月的預兆不祥的休整后,隨即爆發了一場歷時半年的大血戰——瓜達卡納爾島爭奪戰。擁有优勢兵力和火力的美軍取得了完全胜利,日本則充分暴露了其國力有限、戰線過長、海空軍備不如美國力量雄厚等弱點。至此,日美兩國的海軍力量進一步發生了變化,美國完全掌握了制海權和制空權。
  阿卡迪亞會議期間,丘吉爾向羅斯福提出在北非登陸的"体育家計划",羅斯福當即表示贊同,并認為此舉意義有三:(1)在不讓德國控制可能對將來反擊軸心國有意義的外圍基地方面有評价值;(2)由于該地區只有德軍駐守,而維希政權可能同意不予抵抗,因此可能為美國對柏林作戰提供旗開得胜的絕好机會;(3)此舉既可提供一個鼓舞美國和盟國士气的速戰速決的机會,又能以美國的巨大威力挫敗德國人的銳气。1942年7月25日,羅斯福正式批准這一代號改為"火炬"的行動計划。聯合參謀長委員會任命艾森豪威爾為盟軍北非遠征軍總司令。11月8日,美英聯軍在卡薩布蘭卡、阿爾及爾、奧蘭三地登陸,其中進攻并占領卡薩布蘭卡的是巴頓將軍。美英聯軍隨即占領整個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并直逼突尼斯城下。次年春夏之交,盟軍与德國"非洲軍團"司令、"沙漠之狐"隆美爾統率的德軍在突尼斯展開激戰,5月13日,25万德意軍隊被迫投降。盟軍取得了作戰以來所贏得的最大一場胜利。北非的解放也使地中海上的航路暢通,并可由此經蘇伊士運河直達印度洋,這使得從波斯灣增援蘇聯成為可能。并且,對丘吉爾所稱的"歐洲柔軟的下腹部"施加打擊的道路也敞開了。它還徹底粉碎了德、日期圖在中東和印度會師的狂妄計划。斯大林對北非戰役評价极高,他說:"由于非洲的軍事行動表示主動權轉到我們盟國手中,歐洲的軍事政治狀況從根本上變得有利于英美蘇同盟。它破坏了軸心國体系中的領導力量希特勒德國的威信,從精神上瓦解了希特勒在歐洲的盟國。……它為打垮意大利和孤立希特勒德國創造條件。最后,它為在更靠近德國的要害地區開辟歐洲第二戰線創造了前提,而這對戰胜希特勒暴政將具有決定性意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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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斯大林文選》,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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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3年元旦前夜,白宮除夕晚會照例舉行。羅斯福一家人和老朋友們歡聚一堂。午夜鐘聲響平時,羅斯福手執香檳酒杯,提議"為聯合國家的胜利干杯"。當晚,二樓那間東西向的長方形大廳里放映了一部新影片,即由著名影星英格麗·褒曼和漢弗萊·伯加特合演的《卡薩布蘭卡》。
  1943年1月11日晨,載著羅斯福總統的波音314型飛机從邁阿密空軍基地起飛,前往卡薩布蘭卡与丘吉爾舉行高級會談。會前,羅斯福兩度邀請斯大林參加會議,但時值蘇軍將向斯大林格勒發起總反攻的前夕,斯大林走不開。
  會議決定,1943年优先考慮的作戰計划是:首要目標是攻占西西里島,迫使意大利退出戰爭,減輕德軍對蘇軍的壓力;消除德國潛艇的威脅,确保大西洋的交通安全;分散德國對俄前線的壓力;加強對德戰略轟炸,繼續准備橫渡英吉利海峽的力量,把在法國北部登陸開辟第二戰場的計划推遲至1944年執行;執行太平洋和遠東的作戰計划,以擊退日軍進犯和支持中國。羅斯福強調,竭盡所能援助蘇聯是一种"有利可圖的投資"。他還在會議結束時首次提出了盟國將迫使軸心國軍隊"無條件投降"的原則。
  羅斯福在卡薩布蘭卡會議的目標之一是要為"法國的困境"找一條出路。所謂納粹占領區的抵抗運動,大体是指對納粹占領者的破坏活動和游擊戰爭,它意味著建立影子政府和影子政党為迎接解放之日奠定基礎。不同的歐洲國家對遭受納粹占領的經歷有著不同形式的反應,這种反應往往取決于它們經受的納粹占領下的待遇。抵抗運動与已有的流亡政府的關系錯綜复雜,其背景是英、蘇、美這三個追求各自戰略目的和戰后政治版圖的大同盟國的深刻影響。東歐國家和法國的抵抗運動正是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上述特征。這种情形极大地困扰著英、蘇、美三國首腦的戰略計划,促使他們不得不付出大量精力和心智在戰時會唔中解決這一難題。并且,抵抗運動与戰后各國重建的關系是如此密切,以致于它從一開始就具有多重意義。
  夏爾·戴高樂在法蘭西山河破碎之時于倫敦建立"自由法國"全國委員會,以此作為流亡政府的胚模,但當時法國南部的維希政權似乎還殘留著"正統合法"的形式。在對待法國的政策上,美英存在著嚴重分歧。丘吉爾視戴高樂為法蘭西抗戰的象征,并從道義上和物資上給予支持;羅斯福則堅持美國同維希政權(實際上受德國控制)保持外交關系。羅斯福認為戴高樂是一個令人生厭的家伙:他不愿為抗戰的努力而暫時放棄政治上的對立;他希望用非民主的手段使自己成為法國獨裁的政治領袖;他极力反對總統關于法國在戰后只能起次要作用的設想,而且處處力爭恢复法蘭西殖民帝國。羅斯福嘲諷戴高樂,說他不自量力地自比圣女貞德和克雷孟梭,然而他不可能同時像這兩個人。由于英國試圖在戰后領導一個歐洲國家集團,丘吉爾如此熱心幫助戴高樂,使羅斯福怀疑后者是英國的工具,是"大英帝國馬廄里喂養和訓練的賽馬",是丘吉爾養活的"不听話的孩子",而丘吉爾則是個"蹩腳的爸爸"。
  現在,維希政權隨著法國全境被德軍直接占領而不复存在,羅斯福轉而支持從納粹監獄出逃并与維希政權關系不密切的前法國政府的亨利·吉羅將軍。英美各支持一方,矛盾公開化了。羅斯福決定在卡薩布蘭卡會議上与丘吉爾達成妥協,請戴高樂与吉羅前來与會,并主要地由自己作主"包辦一場婚姻",讓兩人共同領導法屬北非的事務,等到戰后讓法國人用民主手段自行解決他們的分歧。羅斯福還認為,起自己的聲望和妥協天賦,這場婚姻是不會出問題的。
  戴高樂在羅斯福和丘吉爾的強烈要求下很不情愿地來到卡薩布蘭卡。丘吉爾在邀請電報中曾以威脅的口吻催促他与會,"否則我們將不得不和您分道揚鑣"。戴高樂是"冷淡而1嚴峻地"到達會場与羅斯福會唔的。他基本上拒絕与吉羅將軍合作,他在1942年的奮斗成果使他驕傲地認為他自己就是法蘭西命運的化身。他承認羅斯福總統很有魅力,但"從他那彬彬有禮的貴族面孔后面,可以看出他對我是毫不留情的……他說的和平是一种美國式的和平,他深信自己必定是主宰和平結构的人物,被蹂躪的國家應屈從他的評判,特別是法國,應該承認他是救星和仲裁者。"戴高樂再次拒絕了英美為遷就他的強硬而修改了的計划,他對丘吉爾發牢騷說,該建議只完全适宜于對待美國中士軍階的人。丘吉爾本已向羅斯福表示將大体接受這种妥協,現在他為戴高樂不合時宜的固執和孤傲所惱怒:戴高樂先是拒絕与會,來了又拒絕与吉羅和解,爾后又拒絕美英關于實現法國人和解的計划,最后又拒絕在為了緩和由于他的拒絕而產生的后果的公報上簽字。作為大英帝國的首相,竟在美國總統面前,處處被一個公認為是他的受恩人和制造物的人嘲笑!隨即,首相与戴高樂之間爆發了戰時最激烈的一次爭吵。1月26日,戴高樂作出讓步,聯合公報宣布生效。具体事宜留待5月份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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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法)弗朗索瓦·凱索迪:《戴高樂与丘吉爾》,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273—2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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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斯福認為:戴高樂為了未來的政權而在悄悄地進行著競爭,所以紛爭就出現了;戴高樂以法國人民無法表達但可以設想的支持作為根据,想要取得英美的認同;法國人對戴高樂所表現的同情和支持,并不表明他們要選擇戴高樂作為未來法國政府的首腦,而只是說明法國人切望同英美兩國并肩合作,繼續抗擊納粹德國。羅斯福為了表達他對戴高樂的厭惡,在會談的最后一天,他沒有通知丘吉爾就与吉羅簽署了《安法協議》,保證美國和英國援助吉羅保留全法國在軍事、經濟、財政和精神上的利益,給予他"一切便利"團結全法國反對德國的人于一個當局之下。當丘吉爾在2月份獲悉這些協議時,他堅持要修改協議,并把戴高樂也包括進去。羅斯福還不愿意"自由法國"稍微染指北非戰役,稱不管戴高樂"多么生气或多么仆人",就是不能在成功之前向他透露絲毫消息。羅斯福認為一旦讓"自由法國"參与盟軍行動,德國人馬上就知道了。羅斯福的對法政策,促使戴高樂在二戰胜利后推行反霸抗美的外交路線。顯然,他一直對羅斯福在二戰期間對他的冷淡和厭惡耿耿于怀,并使得自己從另一個方面強化了內心的孤傲与倔強。
  卡薩布蘭卡會議期間,羅斯福的"情緒就像一個放了假的小學生,使他在處理某些困難問題時抱著几乎是漫不經心的玩賞態度",他那場"包辦婚姻"就反映了典型的羅斯福風格。艾森豪威爾將軍在羅斯福抵達北非的當天就与總統會談,他在《歐洲征戰記》的回憶錄中寫道:“他顯得開朗樂觀、充滿活力、甚至有點活潑詼諧。我認為他的這种精神狀態是与籠罩在整個卡薩布蘭卡會議上空的進取气氛分不開的。在成功地擺脫了繁忙的政府事務之后,他為能利用這几天時間秘密地從華盛頓來到這個2個月前還在打仗的地方,參加一次歷史性的會唔,而深感似乎已經從中汲取到了非凡的精神力量。"會議期間,羅斯福在巴頓將軍陪同下,驅車前往卡薩布蘭卡東北85英里的拉巴特,去視察克拉克將軍指揮下的正在受訓的美軍第五集團軍。合眾國的三軍總司令就在露天同兩万多名士兵一道吃午飯,吃的主要有燒火腿、白薯、青豆莢、水果沙拉、面包、奶油、果醬等。
  1943年的上半年,是大西洋海戰的決定性時期。美英加強了對付德國"狼群"的手段。德國海軍上將鄧尼茨已漸感力不從心,只得拼命督促建造新潛艇,但仍然不能盡快彌補損失。相反,美英用于對付德軍潛艇的艦船和飛机的數目,增加了4倍多。
  1943年6月,盟軍在地中海開辟新戰場。艾森豪威爾出任地中海戰場盟軍總司令,英國的亞歷山大元帥任進攻西西里島的總指揮。7月9日夜,巴頓的美軍和蒙哥馬利的英軍共16万登陸大軍開始行動,兩天內就輕易地登上了西西里島,在人數、裝備和士平方面均處明顯下風的意大利軍隊頃刻瓦解,"遇到盟軍就像迎風揚糠那樣四散逃亡了"。赶來增援的德軍也迅即被逼回意大利本土。接連慘敗的意大利法西斯政權在全面而深刻的危机中已難以為繼,政權內部裂痕拉開,軸心國同盟此時也顯示出其脆弱性。7月25日,意大利國王維克托·伊曼紐爾召見墨索里尼,宣布他為"意大利最遭人痛恨的人",隨即以保護安全為名將其送入救護車予以拘禁,几天后被送往荒無人煙的馬達萊納島。
  意大利新上台的政府由曾經征服埃塞俄比亞的彼得羅·巴多利奧元帥領導。他試圖使意大利不受損傷地從戰爭中脫身出來,并不提出具体的停戰條件。羅斯福在墨索里尼政府垮台后的第4天,向美國人民指出,"軸心國已經出現了第一條裂縫。罪惡而腐朽的意大利法西斯政權正在土崩瓦解。……但是,墨索里尼和他的法西斯匪幫將會受審,使他們對人類犯下的罪行得到懲處。決不容許任何罪犯通過'辭職'手段逃之天天。因此,我們對意大利的條件仍舊同我們對德國和日本的條件一樣——無條件投降。"羅斯福同時宣布,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不能有任何殘存的痕跡。丘吉爾則提出了一套差异很大的解決意大利問題的方案,他尤其希望維持意大利的君主立憲制,他認為這种制度對歐洲國家而言,是最堅強和最穩定的政府形式;而如果不給予意大利現政府以某种程度的承認,它就會垮台,意軍就不會抵抗德國,或者意大利就會"赤化"。丘吉爾的這些理由終于促使羅斯福在1943年8月的第一次魁北克會議上改變原有看法。9月3日,巴多利奧政府与盟軍簽訂停戰協定,并于40天后對德宣戰。這標志著軸心國的解体。
  于8月24日結束的第一次魁北克會議還在英美就四國宣言草案問題上達成了協議,并聲明不承認由戴高樂控制的法國國民解放委員會。會議重申,橫渡英吉利海峽在法國北部登陸的"霸王"行動的作戰時期為1944年5月。
  1943年,反法西斯同盟各國的雄厚經濟潛力和軍事潛力,日益發揮出明顯的优勢。蘇德戰場經過斯大林格勒和庫爾斯克兩次戰略性決戰,殲滅了德軍大量有生力量。蘇軍完全在蘇德戰場上掌握了主動權。歐洲各國的抵抗運動也發展很快。形勢的轉折給盟國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問題。羅斯福尤其希望舉行三國首腦會議,當面同斯大林就這些重大新問題進行磋商。他和丘吉爾在魁北克會議期間聯名致電斯大林,建議舉行3國首腦會談,以便在"戰爭的關鍵時刻共同探討整個局勢"。斯大林在几天后表示可先舉行3國外長會議,隨即同意在11月底舉行首腦會議。接著,蘇英、蘇美就會議地點進行了反复磋商,最后羅斯福和丘吉爾還是遷就了斯大林,達成了在德黑蘭召開會議的協議。
  3國外長會議于10月19至30日在莫斯科舉行。"每一個主角都有一個他認為特別重要的題目。俄國人所關心的是1944年春在歐洲開辟第二戰場;最合乎赫爾心意的題目是關于戰爭目標的四國宣言和維持和平的國際組織;我的目的是就建立使盟國可以磋商与戰爭有關的歐洲問題的机构達成協議。"艾登在其回憶錄中曾這樣寫道。會議公報宣布:3國的首要目標是盡快結束戰爭;決定在倫敦成立歐洲咨詢委員會,以研究戰后合作問題,并負責制訂有關法西斯國家投降的條款。會議還通過了4項宣言,其中包括有中國駐蘇大使傅秉常簽字的關于普遍安全的宣言。會議為三國首腦會議作了比較充分的准備。
  11月27日,羅斯福乘C—54專机由開羅飛抵德黑蘭,航程1310英里。隨行班子有70多人,其中有霍普金斯、李海、赫爾、馬歇爾、布朗海軍上將和總統女婿約翰·伯蒂格少校,還有一位必備的菲律賓廚師。這架被命名為"圣牛號"的專机是加州道格拉斯公司專門為供總統使用而制造的。出于防范"不幸的意外"的考慮,斯大林邀請羅斯福搬到俄國使館區的一幢小別墅居住。邁克爾·F·賴利手下的白宮特工人員和蘇聯內務部的人員共同擔負警戒任務。
  羅斯福于次日下午3點從美國公使館搬到新住所。一刻鐘后,斯大林前來造訪。這是美蘇兩大盟國首腦的首次會唔。在場的只有兩名翻譯人員:波倫和巴甫洛夫。當斯大林走進房間時,羅斯福向他致意說:“見到您很高興,我一直在想同您見面。"斯大林在對會見總統表示了愉快的心情之后,說他應受責備,因為軍務羈身以至拖延了這次會見。隨即兩人就第二戰場、戰后商船轉讓、遠東時局、法國問題以及触及丘吉爾痛處的印度問題交換了意見。會談持續了45分鐘,很多時間都花在艱苦的翻譯上。羅斯福表示樂意住在這里,因為這使他能更經常地有机會在毫不拘禮和全新的气氛中与斯大林元帥會見。羅斯福的爽直態度被認為有助于使斯大林把總統看作一位"可信賴的"的盟友。
  緊接著于當日下午4時召開了德黑蘭第一次全体會議,羅斯福被推舉為會議主席。羅斯福說,作為在座三人中最年輕的,他不揣冒昧地歡迎他的長者,并要"對加入到這個家庭圈子里來的新成員(指蘇聯)表示歡迎",他宣布,這類性質的會議是朋友間在完全坦率的气氛中進行的,所談論的一切均不宜公開。丘吉爾表示,這里所体現的是世界上從未見過的力量和權力的最高集中,而人類幸福的命運就掌握在我們這些与會者的手中,他期望大家將不致辜負上帝所賜予的這一良机。斯大林說,這次兄弟般的聚會的确体現了一個偉大的時机,而這個時机亟須与會者明智地使用他們各國人民所賦予他們的權力。第一次會議為期200分鐘,會議圍繞著整個戰局特別是第二戰場的開辟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晚上8點半,羅斯福以主人身份在他的住處舉行三方晚餐會。在談到處置納粹德國時,羅斯福認為,"不使德國人思想上留下'帝國'這個觀念的痕跡"。斯大林則認為這還不夠,"必須使這個帝國本身永遠無力再把世界拖入戰爭"。晚餐后,丘吉爾与斯大林談了對德問題和波蘭問題。丘吉爾用3根火柴代表蘇、波、德三國,在桌面上將它們集体向西移動,斯大林當即表示這是個好主意。
  會議進行到第3天的下午4時,美英兩方面向蘇聯宣布"霸王戰役"的日期和策略。日期是1944年5月,同時在法國南部發起一個支援戰役。斯大林保證,蘇軍將在大約同時發動攻勢,以在東線牽制德軍。羅斯福表示將在几天內任命"霸王行動"的總司令。
  第4天的三方政治會議主要討論波蘭和分割德國兩個問題。斯大林贊成丘吉爾的3根火柴圖解法,主張犧牲德國來重建和擴大波蘭,并表示可以有條件接受寇松線為蘇波疆界線。為防止德國法西斯主義的复活和消除斯大林的憂慮,羅斯福提出把德國分割為5個部分和兩個地區的計划。丘吉爾則仍舊主張把普魯士從德國分离出來,再把德國南部諸省与中歐多瑙河沿岸國家合并成一個多瑙河聯邦。斯大林認為倘要分割德國,那就應當是真正的分割,他宁愿建立一個由許多小國組成的、分散的、割裂的和軟弱的德國。羅斯福表示同意斯大林的觀點,他指出:“當德國分成107省時,它對文明的危險性就比較小了。”
  德黑蘭會議期間,羅斯福有一天畫了3個圓圈,表示他對聯合國這樣一個戰后維護和平的國際組織的基本体制的构思。中間那個圈標明"執行委員會",右邊那個圈代表由美、蘇、英、中4大國組成的"四個警察",左邊那個圈代表"40個聯合國家",大會下面寫有"國際勞動組織——衛生——農業——糧食"的字樣。這個圖是羅斯福關于聯合國机构的最初草案。羅斯福說服斯大林接受了這一想法。
  德黑蘭三巨頭會議,确實如丘吉爾所言,是人類歷史上一次無与倫比的物質力量和政治權威的大匯合。會前,羅斯福就對他能同斯大林建立切實可行、互相有利的個人關系充滿信心。他确實在涉及打敗法西斯這個首要問題上做到了這一點。1943年圣誕前夜,羅斯福在"爐邊談話"中回顧了這次旅行。他說:“用一句美國式的、不怎么合乎語法的口頭話來說,我同斯大林元帥可以說是'相處得不賴'。他是一位具有堅定信心、不講情面而又性格爽朗的人。我認為他是俄國精神的真正代表;我認為我國同胞同他和俄國人會相處得非常好——确實會非常好。"羅斯福在另外一個場合評价道:"我認為這次會議是很成功的,我并且确信它是一件歷史性的事件。它表明,我們有能力共同戰斗,更能在融洽气氛中為和平而工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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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蘇聯部長會議主席与美國總統英國首相通信集》(1941—1945),第二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版,第1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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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度德國的作戰計划重蹈其歷史上兩線作戰而招致失敗的覆轍:它既把主力投向東方以阻止蘇軍反攻,又不得不加強西線防御以迎擊盟軍的登陸戰役。其結果是,蘇軍從年初就發起了廣闊戰線上的強大攻勢,列宁格勒州、第聶伯河右岸烏克蘭地區、敖德薩和克里米亞地區均在5月中旬以前獲得解放,德軍遭到了根本無法彌補的重創。
  1944年的整個春季,盟軍在英格蘭南部大規模地集結兵力,使"這個島由于它所負載的兵員和物資的重量似乎快要沉沒了"。6月6日凌晨,盟軍乘著比較有利的潮汐和月光橫渡英吉利海峽,出豈不意地在諾曼底地區登陸,在D日(登陸之日)后一周,盟軍頑強地鞏固了灘頭陣地并向縱深推進,登陸部隊即達30多万人。到7月初,在諾曼底登陸的盟軍共有13個美國師、11個英國師和1個加拿大師,總兵力已達100万人。登陸戰役持續到7月24日,盟軍以慘烈的代价取得了胜利。這場世界戰爭史上規模最大的兩起登陸戰役得到斯大林的高度評价。他在答《真理報》記者問時說:“就其計划之周密、規模之宏大和行動之巧妙而言,是戰爭史上從未有過的先例。……這件事將作為頭等業績載入史冊。”
  8月26日,巴黎解放。這時已被公認為法國解放者和領導人的戴高樂在前一天接管了政權;他以凱旋者的步伐經香榭麗舍大街徒步走到協和廣場,然后驅車到巴黎圣母院,在那儿舉行感恩儀式。在6月中旬,羅斯福邀請戴高樂來華盛頓會唔,“以輕描淡寫……和相當巧妙的手法敘述他的計划要點,很難使人用任何絕對的語言來反駁這位藝術家和有魅力的人。"羅斯福告訴戴高樂:法國不應承擔分配給四大國的戰后職責;法國將失去它在海外的屬地;有些法國領土將不得不作為在美國軍事管制下的聯合國家基地。敏感而自尊的戴高樂在最后指出:“法國只有依靠自己去重新獲得它的地位"。10月,美國承認戴高樂為首的法國臨時政府。
  美軍從1943年夏季起,開始向太平洋中部和南部各島嶼發起進攻。麥克阿瑟將軍和威爾金森海軍少將不約而同地設計出了"蛙跳戰術",即繞過日軍主要据點并用海、空實力將其封鎖起來,讓駐守日軍"枯萎在藤蔓上"。到1944年夏,美軍接連攻占了吉爾伯特群島、馬紹爾群島、新几內亞島和馬里亞納群島。8月10日,美軍占領被稱為日本海上長城心髒的關島,從而突破了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內防御圈。日本面臨著本土与南方交通線被切斷,美國將直接在菲律賓、台灣和日本本土登陸的危險。7月20日,東條英机內閣被迫辭職,由小磯國昭出任首相。同日,柏林一間會議室的一枚炸彈險些結果了希特勒的性命。還是在這一天,羅斯福第四次被提名競選美國總統。

經天緯地渡滄桑

  崢嶸歲月里頻繁而雜蕪的總統事務使羅斯福一直處于超負荷的工作狀態。自1943年冬季起,羅斯福的健康狀況明顯地每況愈下。身心交瘁的他有時迷糊在辦公桌上,有時流露出不愿過問此事的表情。總統身邊的人近几年接二連三地病倒或去世。白宮籠罩在沉郁的暮气之中。
  1941年9月,母親薩拉在她87歲生日前因肺部血塊凝結而去世。羅斯福一連几個月,時常獨自枯坐在空寂的總統辦公室里,無語地撫摸著臂上的黑紗。當被告知母親至今仍完好無缺地保留著他嬰孩時代的衣物時,他哽咽著把背對向大家。就在這前后,被羅斯福如父兄般監護著長大成人的霍爾·羅斯福久病不治而逝,羅斯福夫婦在白宮東大廳為他舉辦了葬禮。1943年12月,馬文·麥金太爾病逝。次年夏天,跟隨總統多年的利漢德小姐病逝。形容枯槁的霍普金斯像快要熬干的油燈,住進了醫院。1945年初,羅斯福親密的私人助理沃森老爹去世,總統時常拿他作幽默取笑或捉弄的對象。1944年末,齊博迪博士逝世。
  德黑蘭會議加重了他的衰弱。1944年3月,他患了6個月的嚴重支气管炎,然后住進貝塞斯達海軍醫院。醫生發現,總統的心髒擴大,血壓很高,患有動脈硬化和高血壓症。遵照醫生的囑咐,羅斯福把吸煙量從每日兩包減為一包;同時減輕了体重。這樣就尤顯蒼老憔悴。
  白宮也失卻了前几年的歡樂和熱鬧。長住白宮的黛安娜·霍普金斯天真活潑,是埃莉諾的"半個養女",現在隨后母住在喬治城霍普金斯的新居;大女儿安娜一家去了西雅圖。4個儿子全都在海外服役。有著13個孫子孫女的羅斯福除節假日外,很難見到他們。胃已切除一部分的詹姆斯是美國海軍陸戰隊著名的卡爾森突擊大隊的一員,他在太平洋的馬金島指揮潛艇作戰時,手中的步話机被日軍的子彈打掉,隨即抓起另一部繼續講話。羅斯福總對客人介紹這件事,驕傲地說吉米并沒有惊慌。后來,救了3位戰友性命的詹姆斯被授予海軍十字勳章,并榮升上校;桀傲不馴的埃利奧特常在外面惹事,小題大作的對手們正愁沒有攻擊羅斯福的素材。埃利奧特先當偵察敵情的陸軍飛机駕駛員,后因成績卓著而步步提升,在戰爭快結束時升為准將。約翰和小羅斯福都是海軍人員。約稍在航空母艦"大黃蜂號"上服務,羅斯福在世時還是個中尉,他沒有看到身材最高的小儿子因作戰英勇而榮獲勳章的那一天。小羅斯福在巡洋艦"穆爾號"上服役。羅斯福總統去世時,小兄弟倆在電話中決定堅守崗位,不回去參加葬禮。
  記者有次看到了羅斯福流淚。埃利奧特總是受到報界的嚴厲指責,有時作父親的也連帶著受傷害。儿子在一封信中悲切地寫道:“爸爸,我在設想,如果我們當中有一個人戰死的話,他們可能就不會來折磨我們家了。"羅斯福讀到這里,嘴唇顫抖,眼中噙滿了淚花。
  政治年輪又轉到了1944年大選年。羅斯福清楚地記得4年前自己在克利夫蘭的那次演說。這一次他确實渴望停下來休息。他寫信給民主党全國委員會主席羅伯特·漢尼根說:“我的靈魂總在呼喚我回到赫德遜河畔的老家去。"但是,一份上有6000多煉鋼工人簽名的請愿書寫道:“我們知道您很累,但是我們沒有辦法,我們不能讓您退職。"另一封信更深深地震動了羅斯福的內心:“當前世界憂患重重,請不要把我們撇下不管。上帝將您放在世上這個地方,就是要您做我們的北斗星。"羅斯福的內心波瀾難平:險惡的戰爭已是曙光在前,但戰后國際風云必將詭譎莫測,所有同時代的人都遠不及我那般洞悉美國政府或世界政治,軍事策略和盟國外交都是我經手操辦的,何況那個寄托著威爾遜式的夢想的聯合國尚在未定之天,歷史將在我身后對我作出怎樣的評价呢?……7月11日,羅斯福在致漢尼根的信中說:“假如人民命令我繼續擔任這項職務,進行這場戰爭,我就像一個在火線不能离開崗位的士兵一樣無權退下來。就我自己來說,我不想再競選了。到明年春天,我就做了12年總統和武裝部隊總司令了。"1周后,民主党全國代表大會在芝加哥召開,羅斯福此時正在圣迭戈,欲從那里乘船到珍珠港,同尼米茲和麥克阿瑟商討今后太平洋的戰略。大會首輪投票就通過了對羅斯福的提名,但在副總統候選人上爭奪激烈。鑒于羅斯福的健康問題已是有目共睹,許多代表認為選擇一個競選伙伴就等于選擇一個下屆總統。由于廣泛的反對,羅斯福才勉強地舍棄了現任副總統華萊士,爾后艱難而讓人意外地從3名人選中擇定來自密蘇里州的參議員、謙遜其實而又性情暴躁的哈里·S·杜魯門。總統与杜魯門關系一般,后者在主持參議院軍事調查委員會工作時,顯示了精明強干的領導才能。總統打消了几乎沒有思想准備的杜魯門的顧忌和畏難情緒。
  共和党依据4年前的批示,照例選出了一名溫和而富有才智的人——年僅42歲卻已有10年紐約州州長資歷的托馬斯·杜威。麥克阿瑟將軍經慎重考慮已于5月間自行宣布退出競爭。杜威在全國巡回演說,發表的基本上是經過仔細推敲的、一般來說又是無懈可擊的演說,以便多方考慮如何最大限度地調動共和党的選票,同時又不引起戰時特別的震蕩。他不攻擊政府的外交政策,也不攻擊羅斯福的社會目標。他反复強調現政府是一群"累坏了的老頭子",他還提到羅斯福政府和臨時机构中經常發生的口角、爭吵和不合体統的勾心斗角。這兩點确難反駁。
  關于羅斯福的身体狀況,一時有許多難听的謠傳,無稽的和難以置信的惡意中傷層出不窮,但又并非完全是空穴來風。一張羅斯福在太平洋旅行前被人拍攝的照片——形容枯槁、有气無力、目光呆滯而又容易發怒的樣子——被報刊和共和党廣為散播。8月,他在西雅圖向全國發表廣播演說,當時他穿戴著腿部支架,陣陣劇痛迫使他要用手臂的全部力量抓住演講台來支撐住自己,這使得他在翻轉講稿時十分吃力,同時也使得他通篇演講顯得結結巴巴和主意不定,而听眾以前听慣了的那种由言語表達出來的鎮定、自信和愉快的信念沒有了。自此,民意測驗出現了波動。《紐約每日新聞》每期都一成不變地向讀者強調這樣一個基本事實:羅斯福已經62歲,而杜威比他年輕20歲。《紐約太陽報》甚至毫無忌諱地談論副總統有可能在羅斯福任內接任的問題。
  羅斯福為了使選民安心,請他的醫生羅斯·麥金太爾給他開具一張公開的健康證明書。證明書宣稱:“他的器官毫無毛病,完全健康。他每天擔任非常繁重的工作,但他能擔負起來,精力過人。"為了證明麥金太爾所言非虛,羅斯福在天气酷寒,朔風凜冽,驟雨刺肌的10月21日,乘敞篷汽車橫貫紐約市四個轄區,行程50英里,歷時4小時,——成千上万的美國人想親眼看看總統是否尚能保持他的微笑,羅斯福就一路堅挺地讓大家看到。雨水淋透了他全身,黑色海軍斗篷閃閃發亮。隨后兩周里,羅斯福又前往費城、芝加哥、波士頓,最后是在海德公園作了演說。其中在費城又逢大雨。總之,羅斯福的健康情況在1944年大選中成了一個學術問題。
  在整個競選中,細心的听眾不難發現,總統确實蒼老了:拿著演說稿的手不時顫抖,机智与詼諧明顯地少了些,有時還出現了意外的停頓或含混。不過在答复共和党對"我的小狗法拉"的誹謗時,面對卡車司机工會的听眾,羅斯福作了被許多撰稿專家認為是他政治生涯中最精采的演說:
  “好啦,我們又在一起了——這是在4年之后——這4年是什么樣的年頭啊!我的确老了4歲——這似乎使某些人感到惱火。其實,自從1933年我們開始清除堆在我們身上的爛攤子的那個時候算起,我們千百万人都老了11歲。”
  平易近人的話語引起听眾深深的共鳴,一下子把大家拉回到大蕭條与新政的年代,輕便有效地打發了對他是個累坏了的老頭子的譴責。羅斯福進而說道:“在共和党中有著開明的心胸寬闊的分子,他們為使該党現代化和跟上美國進步的步伐,一直很努力而又体面地戰斗著。不過共和党中這些開明分子卻不能夠把老保守派共和党人從他們所盤踞的地盤上赶跑……在我們絕不動搖地建立牢固的和平基礎的決心中……全國千百万共和党人是同我們站在一起的。他們同樣討厭由這樣的人作出的這种競選演講,這些人只是在短短几個月前才第一次認識到國際生活的事實——當時他們才開始研究民意測驗的紀錄。”
  以這种气勢講出帶有超越党派局限和這次競爭本身的話,也惟有羅斯福才真正具備這种資格,因而具有极大的統攝力和感召力。
  在談到"我的小狗法拉"這個焦點問題時,羅斯福昔日那种犀利、机敏和辛辣畢現無遺:
  “共和党領導人不滿足于對我——或我的妻子——或我的孩子們——進行人身攻擊,他們現在也把我的小狗——法拉包括在內了。不像我的家庭成員,法拉對此十分反感。當他听到共和党杜撰作家編造故事說,我把他留在阿留申群島的一個島嶼上,后來又派一艘驅逐艦去找他——花了美國納稅人兩三百万乃至二千万美元時——他的蘇格蘭心靈狂怒不已。我可慣于听到關于我本人的謊話,但我認為我有權利表示反對針對我的這只狗的誹謗說法。”
  羅斯福后來對霍普金斯說,這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卑鄙的一次競選,對手不能也不配与我在政綱上較量,總是惡毒地在這种層次上發起進攻。那個堪稱真正對手、能激起自己斗志并能使他產生敬重之情的正直的威爾基已于10月8日逝世,羅斯福對現在的對手——杜威有一种"不加掩飾的輕蔑"。舍伍德有一個雙重假設:假設威爾基贏得了共和党的提名,羅斯福說不定不想競選第四任。
  值得一提的是,總統夫人埃莉諾在這次競選中再次充當了總統了解國情的窗口。她力勸羅斯福把國內問題放在他心目中的首要位置。她覺得,如果總統不能始終堅持競選中有關國內方面的諾言,他在外交政策方面就有失去美國輿論擁護的真正危險。埃莉諾不僅出色地盡了一位妻子的本份,而且充當了"自己丈夫的良心的保持者和經常的代言人",而且在他死后仍然保持著這一令人尊敬的姿態。
  1944年11月7日,羅斯福以選舉人票432票對杜威的99票,選民票以2560万票對杜威的2200万票獲胜。1945年1月20日,羅斯福第四任總統就職典禮儀式在白宮舉行。公開的理由是,戰時不應搞舖張排場。但不少人心里明白:總統已經衰弱得沒有力气經過賓夕法尼亞大街這條長長的游行路線去參加就職典禮了。
  羅斯福總統對這次就職儀式似乎只提出了兩個要求。一是讓遠在海外的詹姆斯回來,他可以像前3次那樣攙扶著儿子站立著;二是讓他那散居各地的孫儿女們都在場。他為此花了不少錢為他們買机票和車票。
  1月6日,他向第79屆國會提交了1945年度國情咨文,為那傾注了他极大心血的聯合國組織呼吁支持和理解,他說:"持久和平賴以為基礎的國際合作并不是單行道。……1945年這新的一年可以成為人類歷史上成就最大的一年。1945年可以看到納粹法西斯恐怖統治在歐洲的告終。1945年可以看到討伐大軍緊縮對帝國主義日本邪惡勢力中心的包圍。最重要的——1945年可以看到而且必然看到世界和平組織的實質開端。”
  ……令人們扼腕歎息的是,這一切在几乎人人都可立即看到的時候,它們的最主要締造者卻沒能看到。
  即使是在戰事相當急迫的時候,羅斯福也沒有把戰爭与和平這兩大主題分開考慮,尤其是沒有回避有關戰后世界的安排問題。從過程上看,羅斯福在處理這些重大事務時表現得輕松自若,以至于有時顯得隨意和亂套,戰后美國的批評家也正是在這一點上對他多有指責,說由于羅斯福對蘇聯的曖昧、讓步或軟弱而導致戰后蘇聯"鐵幕"的拉大和東西方的仇視或裂痕,或說天真而不現實的羅斯福讓步過多,而讓斯大林得寸進尺,大撈便宜;如果羅斯福通過更為現實主義的態度或強硬的態度去對付斯大林,就能夠遏制蘇聯的擴張。有些批評家還指出,美國"丟失中國"的責任若追本窮源,當首推羅斯福。其實,這些批評都不同程度地失之偏頗,或有些意气用事。羅斯福能夠超越或透過彌漫的硝煙而把眼光定格于戰后世界格局,能夠為那個寄寓著他的理念和希望的世界和平組織奔走呼號,甚至嘔心瀝血,并使之初具雛形,已充分表明身負重任而深謀遠慮、于艱難時世而前瞻和平者,非羅斯福莫屬。他的憂患意識和洞察力實際上遠遠超過了人們所能理解或觀察的限度。而這些批評者,只是關注了羅斯福的行事風格。他們忽視了后來的結果是由許多羅斯福無法控制的趨勢或事因而促成的這一事實。
  羅斯福意識到,通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在世界上的實力和地位已上升到首屈一指的程度,只有蘇聯在軍事方面聊可与美國比肩而立。他在開羅會議前夕對儿子說:“美國將不得不出面領導,并運用我們的斡旋進行調解,幫助解決其他國家之間必然產生的分歧:俄國与英國在歐洲,英帝國与中國、中國与俄國在遠東。我們有能力做到這一點,因為我們是大國,是強國……美國是能在世局中締造和平的唯一的大國,這是一項偉大的職責。"以此出發,羅斯福寄望于戰1后美蘇要和平共處,并設法影響或作用于其他各國,將其納入基于美國式价值觀念的戰后格局或和平軌道。他渴望成立一個具有維護和平能力的新的國際聯盟,并非僅僅由于相信威爾遜主義的集体安全的有效性,而主要是相信這個机构是美國參与國際事務并持久地發揮這种影響力和作用力的不可或缺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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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美)埃利奧特·羅斯福:《應運而起:白宮的羅斯福一家》,紐約1975年版,第3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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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斯福的戰后世界規划包含有"地理政治"或"地域性國際化"的意味。他設想,獲胜的盟國在一個將威爾遜的集体安全与傳統的勢力范圍溶為一体的全球体系中通力合作。他深信戰后的事務將要在大國控制的体制下解決,而每一大國對其所在的地區負有特別的職責和突出的利益,但這些地區是互相開放的范圍,而非排他的或封閉的王國。這一維持和平的戰略体系并不妨礙一個地區的傳統發展渠道。在這种格局中,門戶開放的自由資本主義能夠同共產主義及改革后的歐洲帝國主義(英、法)共存。鑒于丘吉爾已在1944年10月初前去蘇聯与斯大林達成了一個"可憎的"關于戰后歐洲"勢力范圍的百分比"協議,羅斯福更傾向于他的規划具有消毒性甚至解毒性的功用。羅斯福基于自己的理念,認為他們兩人間的這种協議對歐洲和平和人類文明具有毒害性。具体而言,羅斯福設想在戰后世界格局中,美國將主宰西半球、太平洋和日本,英法兩國將看管西歐,并充當票前殖民地的"托管國"。蘇聯則將維護東歐及其鄰近的曾在沙俄控制下的東北亞部分地區的安全。國民党中國暫時還不能有效地控制這一地區,因為它本身有待從日本侵略中恢复,同時還受到內戰的威脅。羅斯福希望一個复元后的中國能逐步在這一世界体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同時,他敏感地意識到,斯大林仍怀疑有一個以美英為主的威脅蘇聯的國際陰謀。他要做得讓蘇聯沒話說。
  羅斯福清醒地看到,斯大林更多地是基于這种怀疑而固化了自我防范意識,他的許多擴張行為都是打著增加蘇聯自身安全系數的旗號而進行的。因此,羅斯福就設想憑藉自己的道義權威和在國際上所產生的信任程度,以積极的行動迫使莫斯科沒有理由繼續高舉這一旗號。但同時,他不能不承認,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后果,由于歐洲諸國一言難盡的抵抗運動,蘇軍在擊潰德軍主体部分的同時已順勢控制了東歐——即將被作為蘇聯西邊一條寬廣的軍事和政治緩沖地區的"鐵幕"。這是一种無法改變的現實,爽快地承認也許還能增進好感和順延戰時的合作,同時還可以滿足美國的輿論。
  与那些批評者的觀點相反,羅斯福積极地做了限制蘇聯勢力拓展的努力:他拒絕讓蘇聯分享原子彈的秘密;主張美軍駐扎在德國南部,贊同丘吉爾對巴爾干的安排;在波蘭疆界和波蘭政府組成上与斯大林激烈討价還价;對敦巴頓橡樹園會議遺留問題持理智態度,爭取美國在太平洋和大西洋獲得空軍和海軍基地;堅持把中國當作大國而不顧英蘇的揶揄和反對,以便用作對付蘇聯的一支抗衡力量,等等,這些在雅爾塔會議及其前后的表現,無一不反映了羅斯福對付莫斯科的良苦用心。
  羅斯福在1941—1945年間的對華政策是其全球戰略的一個有机构件。赫爾國務卿說,美國對華政策的目標有兩個:第一"是有效地進行戰爭,第二是為了准備一個戰后組織以及建立東方的穩定和繁榮,承認并促使中國成為一個与西方三大國(美、英、俄)具有同等地位的主要大國。"顯然,羅1斯福戰時對華政策包含著短期的和戰后的雙重考慮。短期政策即從各個方面增加援華的力度,以"維持中國繼續抗戰"或使中國成為"抗日的有效基地",這樣首先是具有軍事意義——通過把數量眾多的日軍牽制在中國,來減輕太平洋戰場美軍的壓力;其次是具有心理上的意義——它對"影響亞洲人民對聯合國家的態度肯定是有幫助的"。羅斯福在1943年9月,對韋爾斯說:“盡管委員長的軍事眼光可能有局限,他的軍隊仗打得不好,但他是使中國軍隊能在戰場上打日本人的唯一領袖。"1944年5月,他向斯大林轉達口信說:蔣是使中國能夠團結一致的唯一人物,因而他的政府不應遭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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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赫爾:《赫爾回憶錄》,紐約1948年版,第2卷,第15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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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蔣介石設想的中美關系模式是:把美援作為自己的"固定資產"囤積起來,專心致力于中國內部的反共斗爭,以強固獨裁政治;由美國承擔起支持和保衛國民党政權的義務,并通過美日的直接對抗來解決中日合作。這就決定了蔣介石是不會与美國的短期政策真誠地配合的。為了自圓其說或搪塞美方,蔣介石在1941年致羅斯福的回信中稱:國民党的抗戰負有雙重使命,"一方面須驅日軍于國境之外,一方面复需阻止共產主義在國境之內蔓延。"當羅斯福通過多种渠2道認識到蔣介石政權及其軍隊那些令人沮喪的深重弊端后,他試圖有效地介入中國的國內政治,減少內耗或國共內戰爆發的可能性,以利于對日作戰的共同目標,但是,羅斯福是以他自己的价值觀和現實打算為出發點來尋求對中國政治的理解的,并試圖以這种介入把國共兩党按美國式的框架撮合到一起。其結果自然是美、蔣和中國共產党三方都不滿意。毛澤東曾對謝偉思說過,美國沒有辦法不實行干涉,唯一的問題是這种干涉的性質。羅斯福運用派私人特使訪華、向延安派美軍觀察組、威脅削弱對蔣介石政權的援助等等手法,都未能達到自己期望的結果。這主要是因為他未能触摸到中國內部革命的本質的東西,這些手法也沒有触及中國革命的深層和底蘊。他在試圖采取自認為是強有力的決定性行動時,也仍然擺脫不出一個限定的分析框架。譬如,羅斯福已經意識到蔣介石不可能与自己休戚与共,并在對蔣的憎惡与膩煩無法排遣時,曾對史迪威建議把蔣"干掉算了",但他所設想1的繼任者仍是國民党集團中的人。對此,連美國學者羅伯特·梅斯爾也認為,“這种無力將戰前的思想模式加以發展以适應因戰爭所引起的形勢變化的情形,說明了羅斯福思想的局限性。"其結果是,美蔣雙邊關系往往從一個過高的期望開始,繼而進入一個艱難的、停滯不前的工作關系,最后終因雙方都大感失望而跌入一個互相指責甚至怨恨的泥沼。雙方同床异夢,連"暫時的同路人"都沒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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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秦效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戰爭初期》,第三編,戰時外交(一),中華文物供應社,台北,1980年版,第5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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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斯福越來越認識到,他的能力有限,并不能影響中國的事態發展。先歐后亞戰略也使他不能過多地加大影響的力度。當1944年的情況清楚地表明,蔣介石的戰略是不抗日時,而且,甚至作為進攻基地的中國有可能丟失時,羅斯福1強烈要求蔣介石把所有中國軍隊的指揮權交給史迪威將軍。然而到了秋天,羅斯福又決定遷就蔣介石,這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著眼或戰后遠東政治格局的考慮。另外,斯大林答應德國投降后几個月出兵東北,減輕了中國有效軍事行動的重要性,于是羅斯福已不再期望蔣介石作出重要的軍事貢獻,充其量讓其維持現狀,把中國作為進取日本的基地。他擔心在史迪威的委派問題上采取直接對抗會加速蔣介石的垮台,這可能會使他的戰后世界安排陷入极大的混亂。時值大選期間,此舉可能引起攻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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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美)邁克爾·沙勒:《美國十字軍在中國》,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1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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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斯福此時對中國事務的主要興趣已轉變到戰后的長遠考慮上。他開始重視中國在戰后的作用問題。他相信中國對于說服美國輿論同意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主要作用是有价值的,并且相信在聯合國或者可能像在日本和朝鮮這樣的共同占領地區,中國能成為在政治上考驗蘇聯意向的一個有用的平衡舵,因此他主張給中國以一种被費正清稱之為"形式上的非實質性的"大國地位。考慮到國民党的垮台或中國發生內戰會破坏這一計划,羅斯福也极力主張成立聯合政府。他明白,由于蔣介石的反對將使這個主張難以實現,但他希望,戰部隊的蔣介石不加抵抗,喪師失地,舉世為之震惊。
  如果要蔣介石在同有蘇聯背景的共產党打內戰中可能遭到垮台和在蘇美支持下由國民党領導的聯合政府間作出抉擇的話,蔣會選擇后者。羅伯特·達萊克認為,羅斯福像所有其他同中國打交道的美國政治家和軍事首腦一樣,錯誤地設想那樣的聯合政府是可以實現的目標。事實上,無論是美國還是蘇聯,都沒有力量強求這個結果。
  但是,達萊克的話似乎有點絕對。副總統華萊士盡管在嚴厲指責蔣介石政府是"一個由地主、軍閥和銀行家支持的沒落愚頑的政府"的同時,也不得不承認目前能夠做到的,只是設法影響蔣介石"采納中國進步人士所指導的政策,以喚平民眾支持并把新活力注入中國的抗戰努力中。"但是,華萊士清醒地認識到:對蔣介石充其量不過是一項短期的投資。認為他并沒有治理戰后中國的智慧或政治力量。戰后中國的領袖將在政治演變或革命中涌現出來,而現在看來更可能是出于后者。
  華萊士是在1944年7月10日對羅斯福提出上述告誡的。時間似乎晚了些,如果羅斯福引起重視的話。
  羅斯福的戰后世界安排廣泛地涉及到殖民地問題。他預見到戰后民族獨立浪潮的高漲,認定英、法、荷老殖民主義帝國難以照舊維持下去,而美國則可乘虛而入甚至取而代之。他似乎相信,可以用"開明而仁慈的美國滲透"取代舊的殖民主義國家的殘酷的掠奪,而無論對當地人民還是對美國商業都是有利的。他忌恨大英帝國特惠制,指責歐洲殖民帝國的銀行家們把世界貿易"牢牢地裝在自己的口袋里的時間太久了"。他呼吁丘吉爾為"健康的競爭"開放市場,并廢除各种英帝國貿易協定。對此,丘吉爾寸步不讓。當美國代表在雅爾塔會議上提出托管制方案時,勃然大怒的丘吉爾指出:在任何情況下,決不允許聯合國插手干涉不列顛帝國的命脈。理查德·霍夫施塔特評論道:羅斯福反對殖民主義帝國所作的"一切似乎都富于特色——非常同情受壓迫的殖民地、開明和提供福利的理想以及為促進美國利益的老謀深算……美國對世界市場新的征服也完全可以在國際繁榮的旗幟下進行"。
  1944年下半年,美軍在太平洋戰場上又取得重大胜利。經過世界海戰史上規模最大的萊特灣大海戰,日軍的航空母艦全部被殲,從此一蹶不振的日本海軍就不起多大作用了。1945年1月9日,聲勢浩大的美軍在菲律賓登陸,向馬尼拉推進。在這期間,美國的B—29重型轟炸机頻繁空襲日本本土,加速了日本戰爭經濟的崩潰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失敗。在歐洲戰場上,蘇軍已在1945年初將德軍赶回柏林地區,波蘭和東歐的大部分已經解放;西線德軍在阿登地區的反扑被徹底粉碎;意大利戰區的盟軍正計划北進:三面受敵的德國的失敗已成定局。
  戰時盟國間的猜忌、矛盾和利益沖突伴著胜利的即將來臨必然地加大了。羅斯福已經多次建議盡早舉行三國首腦會議。在征得對方同意后,羅斯福与斯大林就會址的選定問題在頻繁的電報來往中協商了多次。斯大林最大的讓步是在蘇聯南部的黑海海濱雅爾塔舉行會議。這樣,身体极度衰弱的羅斯福又得遠涉重洋——先需要在海上航行為期10天的4883英里,再飛行1375英里,然后才能到達滿目瘡痍、衛生條件和其他設施板差的雅爾塔。丘吉爾抱怨說,即使我們花10年時間去尋找,在世界上也找不到比雅爾塔更糟糕的地方——那里只對斑疹、傷寒和要命的虱子有利。
  羅斯福一行于1月23日乘"昆西號"巡洋艦橫渡大西洋。途中為總統的63歲生日舉辦了歡慶會,全体船員向總統贈送了一個由銅彈殼制成的煙灰缸。總統的女儿安娜·伯蒂格夫人在旅途中照料父親。會議從2月4日開到2月11日。
  雅爾塔會議是盟國在戰時所有9次會議中爭論最激烈的一次。它在協調盟國最后戰胜德、日法西斯的戰略計划方面卓有成效,對戰后世界格局的形成和大國勢力范圍的划分有重大關系,也為戰后冷戰和國際間的紛爭播下了某些种子。三方圍繞著處置德國問題、波蘭和東歐問題、聯合國問題、遠東問題等展開了激烈的討价還价。會期匆匆,許多棘手而分歧太大的問題被擱置,只留下了一個框架性或意向性的協議。爾后,三方對已經一致的方案又都持不一致的解釋。
  羅斯福在會其中可能相信,美國公眾和國會將認為對蘇聯的領土等要求作出讓步,會使戰爭早日結束,使美國人的生命少受損失并使中國戰后獲得和平。必要的讓步換來蘇聯積极對日作戰,這是值得的。但是,羅斯福的這种"讓步"涉及的是中國的權益。所謂雅爾塔秘密協定充分体現了大國強權政治。因為它未經中方參与,且在協定中有關中國的條款生效之前,是否需中國方面表示同意,協定的措辭含混不清。
  羅斯福的雅爾塔之行對他每況愈下的健康狀況而言,更是雪上加霜。孜孜于自己的規划和理想的羅斯福似乎在和已經不多的飛逝的時光賽跑。在雅爾塔,丘吉爾的醫生莫蘭勳爵認為,他是個"病情很重的人。他的症狀是動脈硬化,已經發展到了晚期,因此我覺得他只能再活几個月了。"不過,艾登外交大臣認為,羅斯福總統的健康狀況很差并不影響他的判斷力。
  羅斯福在雅爾塔會議上堅持他先前提出的大部分方案,并取得了他所期望的巨大成果:成立聯合國、分割德國、關于波蘭的聲明和關于獲得解放的歐洲的宣言等等。三巨頭分手的前夜,斯大林在宴會上提議為美國總統的健康干杯。他說,"他和丘吉爾先生在他們各自的國家里,相對說來,下定決心還比較簡單。這兩個國家都是為它們自身的生存而同希特勒德國作戰。這里有第三個人,他的國家未曾遭受侵略的嚴重威脅,也還沒有瀕臨即時的危險,他就已多半出于對國家利益的更廣泛的考慮,成為導致全世界動員起來以反對希特勒的种种手段的主要鍛造者。"斯大林還動情地談到,總統最突出和關系最重大的成就就是租借法案。羅斯福在答辭中說:“我們這些領導人在這里的目的,就是要給這個地球上的每個男人、婦女和儿童以安全和幸福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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