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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滇西反攻


        緊鑼密鼓施壓力,華軍滇西大出擊;
        風云突變豫湘桂,再承重任挽危局。

  話說史迪威雖然集中全力投入了中國駐印軍的緬北作戰,但同時也一直關注著云南中國遠征軍的行動。在他原來設想的作戰計划中,駐印軍和遠征軍是應該一同發起進攻的,這樣就能對緬北的日軍形成鉗形攻勢,更快地打通中印之間的地面聯系。為了實現這一計划,他在駐印軍和遠征軍的整訓与裝備工作上花費了巨大精力。但是,開羅會議以后,英國人收回了向孟加拉灣派出海軍力量的承諾,蔣介石便以此為由斷然拒絕出動中國遠征軍入緬,史迪威只好率領駐印軍開始了孤軍奮戰。不過,他并沒有放棄推動蔣介石盡快派出遠征軍的努力。

  早在開羅會議以前,遠征軍就發生了令人棘手的問題。原任司令長官陳誠團日軍進攻宜昌,赶赴湖北前線指揮作戰,隨后便不肯再回遠征軍任職。他所稱的身体有病固然也是一個原因,但真正的原因是由于何應欽在補充兵員和給養等問題上對他處處掣肘。司令長官一職空缺達5個多月,直到1943年11月,蔣介石才同意由衛立煌出任遠征軍司令長官。

  11月11日,史迪威在重慶會見了衛立煌。他雖然對衛立煌不甚了解,但在華多年也有所耳聞。衛立煌是一位強干的軍事將領,人稱“衛百胜”。他曾為蔣介石的“剿共”建立殊勳。蔣介石為了獎賞他,特把安徽省和河南省交界的一塊地方划出來定名為立煌縣,這在國民党將領中是絕無僅有的榮譽。抗日戰爭時期,衛立煌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卻与轄區內的八路軍相交甚密,由此引起了蔣介石的猜忌。1942年1月,衛立煌被革去二級上將軍銜,免掉河南省主席之職,實際被解除了兵權。此次重新起用,才恢复了上將軍銜。

  史迪威在任駐華武官時,曾認為衛立煌富于進取精神,有鮮明的個性,是所有戰區司令長官中最有能力的一位。因此,他愉快地接受了由衛立煌執掌遠征軍。在那天會見時,“我對衛講了我對他的期望,他保證馬上干起來”。衛立煌沒說空話,他上任之后,很快就把設在楚雄的遠征軍指揮部,遷到了距怒江前線約70公里的保山。

  12月19日,史迪威正准備离開重慶赴緬北指揮作戰,但仍為遠征軍能否投入對日作戰感到焦慮不安。這一天,他給馬歇爾發去一封電報,建議由總統出面,以美國的信用貸款、租借物資和空中支援為條件,“力勸”蔣介石派遣遠征軍出擊緬北。馬歇爾立即把這一建議轉告羅斯福。

  這時,羅斯福已初步改變了對蔣介石和陳納德鼓吹的“空中戰略”的看法,而更接近史迪威的觀點。因為陳納德的航空隊并沒有像他吹噓的那樣“擊敗日本”,蔣介石又總是在對日作戰上推三擋四。他多少意識到,蔣介石推崇陳納德,明顯包含著保存國民党軍隊實力的意圖。因此,他基本接受了史迪威的建議。

  12月20日,羅斯福致電蔣介石,希望他能盡一切力量履行中國應當承擔的責任,派出遠征軍參加緬北作戰。他還寓意深長地指出:要挽救中國的軍事和經濟困境,“美國所能作出的最大努力就是幫助中國盡快打通地面交通線”。顯然,羅斯福已經把地面作戰放在了优先地位。

  3天以后,蔣介石复電羅斯福,仍然堅持以英國出動海軍為“先決條件”。他毫不退讓地說:“緬戰為中國生死存亡問題,如無南緬大軍登陸協助,則駐滇部隊入緬作戰,只是自取滅亡。此种計划,余實不能同意。”

  接到蔣介石的回電,羅斯福直接体驗到了這位中國最高統治者的頑固態度。他開始覺得,史迪威、馬歇爾和史汀生所主張的對蔣采取強硬態度和對美國援助提出附加條件的要求,或許是有道理的。他決定試一試這种方法。

  在12月29日的電報里,羅斯福盡量繞著彎子對蔣介石說:“計划運往中國的大批武器裝備和軍事教官,是為支持遠征軍參加緬甸戰役准備的。如果該部隊近期不能投入作戰,這些物資對敵人的充分打擊作用必將延緩,因此,目前應避免浪費有限的運輸力,去安排這些物資的運送。”

  電報發出后,過去了半個月,蔣介石根本置之不理。

  史迪威通過在重慶司令部的參謀長赫恩將軍,得知了羅斯福發給蔣介石的電報。他注意到了總統態度的變化,立即要赫恩轉告中國方面,如果遠征軍還不投入緬甸作戰的話,羅斯福總統可能會改變對中國的關注,他會認為中國人自己根本就不關心打破封鎖問題。但是,蔣介石仍然無動于衷。

  1944年1月14日,羅斯福給蔣介石發去了一封態度更加明确、措辭更為強硬的電報。他指出:“我們應當集中所有的力量,采用一切手段,全力推進軍事作戰,以支持中印公路計划。”“如果不能使用云南部隊,顯然我們將暫時中止通過有限的交通線給這些部隊運送緊急物資,并將削減在印度不斷積壓起來的物資,除非這些物資被用來打擊敵人。”

  但是,蔣介石也毫不示弱,兩天以后,他用近似最后通牒的語言,給羅斯福發出一封回電。他在回電中把推遲緬甸作戰的原因歸咎于英美把兩栖作戰的裝備器材全部集中到歐洲戰場,說這刺傷了所有中國人的心。他提出,除非美國向中國提供10億美元貸款,否則中國方面將從1944年3月1日起,不再向駐華美軍部隊提供食品和住宿。

  蔣介石的來電深深地触怒了羅斯福,陸軍部根据總統的意見起草了一份更為強硬的回電,并得到羅斯福的同意。但是,國務卿赫爾反對這樣做,他認為這會導致中美兩國的公開沖突,造成兩國關系的破裂。羅斯福只好退縮回來,暫時避開了這個問題。美國人的退讓,使蔣介石在堅持他的要价上更加有恃無恐。

  3月8日,駐緬甸日軍向英帕爾發動進攻,阿薩姆邦的形勢發發可危。同時,日軍主力集中到緬甸西部戰線,也給中國遠征軍從云南發起反擊提供了有利條件。為此,史迪威致電蒙巴頓,建議由兩國首腦和聯合參謀長委員會向蔣介石施加壓力,要求他立即出動遠征軍入緬作戰。同時,史迪威也致電馬歇爾和陸軍部,提出了上述建議。

  3月19日,羅斯福致電蔣介石,詳述了緬甸戰場目前的形勢。他認為,云南遠征軍的當面之敵只有日軍第56師團,而且難以得到增援,這正是中國軍隊出擊的好机會;同時,也可以支援史迪威向密支那的作戰和英帕爾的戰場。他希望蔣介石“充分考慮和認清當前形勢,命令云南部隊抓住大好時机,共同推進對日作戰”

  3月28日,史迪威從緬北戰場赶到重慶,試圖說服蔣介石。可是,蔣介石已經在前一天給羅斯福發去了回電,斷然拒絕出動遠征軍。蔣在電報中說:“7年的抗戰,消耗了中國大量的物資和軍事力量,如果堅持要它做超出能力的事,將會招致災難性后果,其結果不僅會嚴重影響云南和四川,而且會影響這個戰區的整個形勢。倘若此事發生,日軍將侵入云南和四川,新疆的叛亂和共產党在山西的活動將會取得新的進展,他們將推行把中國布爾什維克化的計划,這將使我們的政府無法在這場世界戰爭中發揮自己的作用,同盟國也將失去在東亞抵抗日本的作戰基地。”“我認為,只要我們的防線沒有得到充分的加強,我們的主要兵力就不能從云南發起進攻。”

  羅斯福在白宮的地圖室里接到了蔣介石的回電,他抬頭凝視著几天來一直關注的緬甸戰場形勢。地圖上的彩色符號清楚地顯示,史迪威率領中國駐印軍2個師,像一把利箭插入緬北的胡康河谷,日第18師團退入孟拱河谷作拼死抵抗;日軍主力3個師團黑鴉鴉一片沖向印度的英帕爾,威脅到阿薩姆的空運司令部和利多基地;中緬邊境只有日軍第56師團,且有1個聯隊已向緬北第18師團增援,云南的中國遠征軍11個師竟坐視不動。他不解地搖搖頭,陷入了沉思。

  史迪威的電報一封封地飛向華盛頓,“烏克魯爾陷落”,“英帕爾被圍”,

              “科希馬危机”……

  不能再讓蔣介石拖延下去了。4月3日,羅斯福親自口授了一份給蔣介石的電報,几乎字字句句都包含著溫怒和警告:

  “日軍對英帕爾的進攻,直接目標就是切斷向中國運送物資的交通線。如果日本人的這一企圖得逞,他們下一步就能集中力量對付利多的駐印軍,而后就會輕松地轉向你的遠征軍。……當緬甸西部和阿拉干海岸的戰斗正在激烈進行的時候,薩爾溫江(怒江)前線卻依然保持平靜,其結果是,日軍第56師團已經轉移兵力,去對付史迪威向孟拱河谷的進攻和遠程突擊部隊在緬北的威脅。我确實無法理解,你的用美國武器裝備的遠征軍,會不能對付實力業已削弱的日軍第56師團。我認為,時候到了,不要再拖延了,立即出動你的第71軍部隊,奪取騰沖一龍陵地區。……在過去一年里,我們一直在裝備和訓練遠征軍部隊,就是為了抓住這樣的机會。如果這支部隊不用于共同的事業,我們為空運裝備和提供教練人員所付出的最熱情而廣泛的努力,就不能證明是有意義的。……我切望你能行動起來。”

  當羅斯福的電報傳到重慶時,蔣介石奇怪地“病了”。一切事情由宋美齡出面,与史迪威的參謀長赫恩將軍周旋。

  為了使總統的要求迅速得以實現,馬歇爾于4月7日致電史迪威:如果遠征軍還不采取行動,就停止提供租借物資。史迪威立即把馬歇爾的意見轉告在重慶的赫恩將軍,并對他說:“我完全贊同喬治的意見。如果我們再三催促,蔣介石還是一味推托不付諸行動,我看一吨物資也不要給他們。我的意思是,停止向所有的中國軍隊供應物資。”

  4月10日,赫恩根据史迪威和馬歇爾的指示,正式通知中國軍政部,由于中國遠征軍不能投入對日作戰,決定停止向該部隊供應物資,當月的734吨物資移交美國第14航空隊使用;同時,取消与中國航空公司的合約,將該公司的租借飛机轉給阿薩姆的美軍空運司令部。

  這一舉動著實刺痛了蔣介石,但他繼續“生病”,而讓何應欽等人出面來挽回可能失去的巨大利益。4月12日,軍政部次長林蔚會見赫恩將軍,保證在48小時之內就出動遠征軍問題采取“積极措施”,要求暫緩發布停止供應租借物資的命令。何應欽也隨后表示,將就此事与蔣介石進行“磋商”。

  4月14日,何應欽當著美國人的面正式簽署了要求遠征軍發動進攻的命令,并加蓋了參謀總長兼軍政部長的大印。隨后,赫恩宣布,恢复向遠征軍提供租借物資。

  美國的租借物資挽回了,何應欽還要挽回點儿面子。同一天,他致電馬歇爾,通報了關于出動遠征軍的決定,并指出:“關于出動遠征軍越過薩爾溫江的決定,是中國方面主動作出的,它是基于我們必須對共同的戰爭作出自己貢獻的考慮,而不是由于外部壓力的結果。”

  命令下達之后,遠征軍司令長官衛立煌將軍和參謀長肖毅肅立即開始了具体的作戰准備。根据衛立煌將軍的要求,史迪威命令駐昆明司令部的參謀長多恩將軍在前方設立了野戰司令部,隨同遠征軍長官部一起行動,負責在部隊訓練、交換情報、后勤補給、地空聯絡等方面為遠征軍提供幫助。美軍人員在遠征軍的團以上單位設立了巡回教練班,具体執行上述任務。美方還派出戰地救護組、野戰醫院和獸醫分隊,隨同遠征軍出征,并在重要橋梁和机場配置了美軍高射炮連。美軍工程部隊參加了昆明至保山公路的修建工作。美軍第10、第14航空隊對作戰區域用航空拍照的方法,繪制了精确的地圖,并負責在作戰中提供空中支援。

  5月11日,遠征軍一支先頭部隊渡過怒江,拉開了滇西反攻的序幕。第二天,遠征軍主力分兩路向龍陵和騰沖的日軍第56師團發動了全面進攻。

  史迪威雖然沒有參加遠征軍的指揮,但他為這支部隊的整訓和換裝,為推動這支部隊早日投入對日作戰,傾注了巨大的心血。當看到這支中國部隊終于以前所未有的威猛攻勢沖向日軍陣地時,他的臉上露出了滿意的微笑。

  在催促蔣介石出動遠征軍的艱難過程中,蔣介石反复推托的一個主要借口,就是強調所謂“共產党的威脅”。關于中國國內國共兩党的關系,也确實引起了美國政府的關注,而史迪威也一直以敏銳的目光注視著這方面的每一個細微動向。

  早在1935年至1939年任駐華武官期間,史迪威就注意了解和收集了關于共產党及其軍隊的活動情況。1936年,斯諾從北平赴陝北采訪之前,曾与史迪威作過交談,他發現對共產党和紅軍,史迪威比他知道的還要多,還要詳細。1938年初,史迪威在武漢“曾經用了整整半天時間,与史沫特萊一同討論和研究了八路軍的平型關戰役。同時,通過史沫特萊的介紹,他還會見了周恩來和葉劍英。雖然當時史迪威主要是從軍事情報人員的角度來對待這些事情,但共產党和八路軍仍然給他留下了比較深刻和良好的印象。

  1942年出使中國以來,史迪威清楚地意識到,他的身份和地位与以前已完全不同,因此在涉及國共兩党關系的問題上,保持了十分謹慎的態度。盡管當時周恩來就在重慶,近在颶尺,但他從未与之接触過,而且也嚴格禁止他手下的美國軍官与共產党人有任何來往。不過,他心底里對共產党人和八路軍的好感卻是抹不去的。

  在第一次入緬作戰時,他對蔣介石和國民党將領缺乏進攻意識感到惱怒,曾對身邊的參謀人員說:“要是能請那些共產党部隊到這里來作戰就好了。”回重慶以后,他曾半開玩笑地對蔣介石說,如果委員長同意,他愿意率領共產党的隊伍去進行奪回緬甸的戰役。蔣介石回答說:“那我愿服從史迪威將軍的命令。”1943年9月,他給蔣介石寫了一份報告,建議由包括第18集團軍在內的中國軍隊向華北的日軍發動一次進攻,并建議對“西北部隊應給予充分的供應。”

  1944年1月20日,史迪威已在緬北指揮中國駐印軍作戰,他的政治顧問戴維斯從重慶飛到新平洋赶來見他。戴維斯交給他一份准備提交羅斯福總統的報告,內容是建議由駐華美軍司令部向延安和共產党的其他根据地派遣觀察組。

  戴維斯是史迪威唯一同意可以与共產党人接触的官員,因為他還有另一重要身份——美國駐華使館二等秘書。戴維斯曾多次与周恩來會談,涉及的內容十分廣泛。周恩來曾向戴維斯表示,他愿意率領共產党的軍隊在史迪威將軍的指揮下作戰,并建議派遣美軍人員到共產党的根据地去,以了解八路軍的對日作戰情況。1943年6月,戴維斯曾就此問題給國務院寫過報告,但未得到答复。他認為,這一問題只有請羅斯福總統出面,才能得以解決。

  史迪威看了戴維斯的報告,同意把它發給華盛頓。三天以后,一束電波載著戴維斯的報告飛往白宮。報告中說:

     我們需要在尚受到歡迎的時候,立即向共產党根据地派
   遣一個軍事和政治的觀察團,以收集敵人的情報,援助和准
   備從這些地區發起的某些有限的作戰行動,取得對共產党軍
   隊力量的准确估計,報告當俄國進攻日本時,其在華北和滿
   洲的作戰情況,并判斷華北和滿洲變成中國獨立的一部分的
   可能性——甚至可能成為俄國的衛星國。蔣介石對共產党人
   的封鎖和由此造成的隔絕,正迫使他們趨向于依賴俄國。一
   個美國觀察團,將會打破這种隔絕,削弱他們依賴俄國的傾
   向,同時也可以遏止蔣介石企圖通過內戰消滅共產党的欲望。
   大元帥自然會反對向共產党中國派遣美國觀察員,通過一般
    的外交和軍事途徑是無法獲得他的許可的。應當由總統直接
   向他提出這項要求,并且運用我們足夠的討价還价的力量,壓
   倒任何初期的拒絕。

  羅斯福對戴維斯的報告很感興趣,因為報告中闡述的理由,正是他所關切的問題。他認為,如果國共兩党在戰后爆發內戰,很可能會導致美蘇之間的沖突;而且,如果万一共產党獲胜,中國也會倒向蘇聯。因此,与共產党建立某种聯系,可以加強美國的影響力,更好地維護美國的在華利益。

  2月9日,羅斯福致電蔣介石,他巧妙地避開了“共產党”、“八路軍”等字眼,而是要求蔣介石同意向“華北”派遣美國觀察團。蔣介石似乎是摸到了羅斯福的真實意圖,他在2月22日回電,表示同意為觀察團“提供方便”,但他強調指出,觀察團只能去那些中國政府控制下的地區。

  羅斯福沒有理會蔣介石提出的這些限制,他在3月2日通知蔣介石,美國方面將在近期派出觀察團,但仍然沒有涉及觀察團要去的具体地區。

  中國戰區美軍司令部根据總統的指示,開始准備觀察團的人選。史迪威挑選了一批既懂中文又熟悉中國情況的人來擔負這一任務。他任命曾在第15步兵團工作的包瑞德上校為團長,并派駐華使館三等秘書謝偉思做他的政治助手,這兩個人都是地道的“中國通”。觀察團的其他成員,也都是在華工作多年的軍官。他們為觀察團起了一個寓意深長的代號“迪克西”。這個詞出自美國南北戰爭時期的一首流行歌曲,歌詞中的“迪克西”指的是當時反對美國聯邦政府的南方各州。但是,當觀察團准備出發時,卻遭到了蔣介石的阻撓,他堅決反對美軍人員到共產党區域去。4月,羅斯福再次致電蔣介石,勸說他取消對觀察團的限制,但仍然被蔣介石拒絕。

  為了說服蔣介石對共產党采取合作態度,并同意向延安派遣美軍觀察團,羅斯福決定派副總統華萊士赴華訪問。行前,羅斯福對華萊士說,希望蔣介石能像“招待一位朋友”那樣對待共產党人,“朋友之間不應把事情做絕”。他要華萊士轉告蔣介石:“如果蔣委員長不能解決好共產党問題,他這位總統就無法使俄國人和我們站在同一立場上。”

  6月20日,華萊士來到重慶,隨即于21日至24日,連續同蔣介石舉行了長時間會談。華萊士向蔣介石轉達了羅斯福的意見,并要求允許美軍觀察團去延安。蔣介石先是表示拒絕,但后來又改變態度,同意了美國方面的要求。但他提出,美國方面不能和共產党人采取任何聯合行動。

  得到蔣介石的同意之后,駐華美軍司令部于7、8月間分兩批向延安派出了由18人組成的美軍觀察組。組長包瑞德和他的政治助手謝偉思不久便發回了一批報告,真實地反映了八路軍的作戰情況和共產党區域在政治上的蓬勃生机。

  華萊士雖然說服蔣介石同意向延安派遣美軍觀察組,但他本人卻也接受了蔣介石、宋子文、陳納德等人在攻擊和誣蔑史迪威方面對他施加的影響。他在發給羅斯福的電報中,建議撤換史迪威。他認為,如果能有一位合适的、能夠取得蔣介石信任的人來取代史迪威,“可能會引導委員長改革自己的政府”。

  不過,這時的羅斯福已經不再考慮撤換史迪威的問題了,相反,他卻在馬歇爾和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建議下,對史迪威的任務和職權有了新的設想。

  1944年,中國戰場形勢發生了急劇的動蕩和變化。4月,日軍發動了一次新的大規模攻勢——“一號作戰”,其目的是要占領河南、湖北、湖南、廣西等省區,打通平漢、粵漢鐵路,以便經由中國大陸与印度支那和東南亞一帶的日軍連成一气。同時還可摧毀中國內地的主要空軍基地。

  從4月中旬開始,日軍出動15万人首先對河南發動了進攻。在日軍的攻勢面前,國民党的43個師約40万守軍一触即潰。僅1個多月,日軍便占領了鄭州、許昌、洛陽等城市,打通了平漢路南段。5月下旬,日軍又從武漢出發向湖南發動進攻,至6月中旬即占領長沙,并包圍了衡陽,當地的美軍空軍基地受到嚴重威脅。

  日軍“一號作戰”的凶猛攻勢和國民党軍隊的潰敗,使同盟國感到十分震惊。這一危机如果繼續發展下去,不僅使以中國大陸為基地攻擊日本本土的計划將成泡影,而且即使同盟國占領了,日本,中國大陸的日軍仍將是一支強大的抵抗力量。事實已清楚地表明,單憑陳納德的空中戰略,不僅無法擊敗日本,甚至無法阻止日軍的進攻。而經過史迪威整訓;的中國駐印軍和中國遠征軍,卻在緬北、滇西的反攻中顯示了重大的作用。兩相比較,美國最高統帥部不難對挽救中國戰場危机的辦法作出新的決斷。

  6月30日,美國陸軍部作戰司的托馬斯·漢迪將軍給馬歇爾寫了一份報告,建議把史迪威提升為上將,并由他指揮中國軍隊作戰。他認為,史迪威比其他將領面臨著更加艱難的形勢,但他克服了這些困難,“在緬甸組建了一支有戰斗力的中國部隊”,并指揮了“在歷史上留下輝煌一頁”的密支那戰役。

  馬歇爾認真考慮了這項建議,并馬上在第二天就把他的想法告訴了正在緬北指揮作戰的史迪威,以征詢他對這個問題的意見。不過,他沒提晉升上將的事,擔心這會影響史迪威作出清醒的抉擇。

  7月3日,史迪威在接到馬歇爾的電報兩天之后,給他發去了一份回電。他非常清楚要蔣介石接受這一安排的艱巨性,并闡述了自己的想法:

     如果總統能給他(蔣介石)發一份非常強硬的電報,強
   調我們在中國的投入和利益,指出由于中國忽視陸軍而引起
   的嚴重困境,堅持在緊急的情況下必須采取非常措施,大元
   帥或許會被迫授予我指揮權。我相信,中國軍隊會接受我
   的。……假如沒有對軍隊的絕對指揮權,我就不接受這項任
   務。即使得到絕對指揮權,但由于中國遭受的破坏太大,我
   看只有一個辦法才能補救,這就是從山西發動反攻,經過洛
   陽攻擊鄭州和漢口。……共產党人也應在山西參戰,但是除
   非大元帥与他們達成協議,否則他們是不會參戰的。兩年前,
   他們曾主動提出与我共同作戰,現在他們仍可能听我的。……
   這些問題必須用最強硬的方式向大元帥提出,否則他將會繼
   續拖延,并大喊大叫地要求援助,而他自己不會比過去多做
   任何事情。總而言之,拯救中國仍有一點微弱的机會,但必
   須采取迅速而堅決的行動,大元帥必須把全權授予一位指揮
   官。……把握無疑很小,但在此時此刻,我看不出還有什么
   其他解決辦法。

  接到史迪威的回電,馬歇爾立即按照他的想法起草了一份備忘錄,并通過參謀長聯席會議于7月4日呈交羅斯福總統。備忘錄建議總統把史迪威晉升為上將,并致電蔣介石,要求他授予史迪威指揮所有中國軍隊的權力。備忘錄還坦率地指出:自1943年5月“三叉戟”會議以來,由于忽視提高中國陸軍的戰斗力;把主要的租借物資都交給陳納德,導致了“指揮上的嚴重失誤”。盡管這一批評明顯地包含了羅斯福,但羅斯福還是馬上同意了這些建議,因為在當時的緊急情況下,他沒有別的選擇余地。

  7月6日,羅斯福給蔣介石發出了一份態度十分強硬的電報:

     我認為,目前的危急形勢要求我們授權于一個人,來協
   調同盟國在華的所有軍事力量,包括共產党的軍隊。
     我想我完全了解你對史迪威將軍的心情,不過我認為,他
   現在已經清楚地顯示了富有遠見的判斷力和在組織、訓練,特
   別是指揮你的中國軍隊作戰方面的才能。我不知道還有誰有
   能力、有力量、有決心來消除目前的災難,這一災難威脅著
   中國,也威脅著我們戰胜日本的整個計划。我准備晉升史迪
   威為四星上將,并建議你立即考慮把他從緬甸召回中國,置
   于你的直接領導之下,讓他指揮所有的中國和美國軍隊。你
   應授予他協調和指揮作戰的全部責任与權力,以阻止敵人的
   進攻勢頭。我覺得,中國的局勢是如此的危急,以至如果不
   采取大膽而适當的實際措施,我們的共同事業就會遭受嚴重
   挫折。
     ……我向你保證,就我來說,絲毫沒有在有關中國的問
   題上向你發號施令的意思;不過,整個亞洲的未來,以及美
   國在那個地區已投入的巨大努力,都處在危險之中。因此,我
   有理由對這個問題表示嚴重關注。請記住,意大利、法國和
   太平洋地區的事實都已清楚地表明,單憑空中力量是無法阻
   止頑強的敵人的。

  蔣介石拿著羅斯福的來電,臉上一陣紅,一陣白。電報中不僅要求他把中國軍隊的指揮權交給一個自己屢次要求撤換的美國人,而且還完全否定了他极力推崇的“空中戰略”,特別是還要求史迪威來指揮共產党的軍隊。這几項要求,像一根根鋼針扎在他的心窩上。他曾設想了“拒絕”、“接受”和“緩和”三种應付辦法,并權衡了三者的利弊。羅斯福的強硬態度恐怕容不得他“拒絕”,從切身利益來說又万不能“接受”,最后他決心以“緩和”處之。

  7月8日,蔣介石复電羅斯福,表示“在原則上完全同意你的建議”,但接著又提出,為了便于史迪威行使對中國軍隊的指揮權,需要有一個“准備階段”;并要求羅斯福派遣一名“全權代表”,以調解他和史迪威的關系。

  羅斯福沒有看透蔣介石的“緩和”企圖,而對他的答复感到非常滿意。在7月9日的回電中,盡管他也催促蔣介石“為史迪威承擔指揮權舖平道路”,但這實際上等于承認蔣介石關于需要一個“准備階段”的托詞,同時,他同意向重慶派遣一名美國政治代表。羅斯福的答复雖然仍保持著強硬態度,但已給蔣介石留下了可乘之机。

  7月23日,蔣介石再次致電羅斯福,提出了賦予史迪威指揮權的三項先決條件:第一、共產党的軍隊在未接受中央政府領導之前不能交給史迪威指揮;第二、必須首先議定史迪威的職權范圍及其和蔣介石的關系;第三、租借物資“必須全歸中國政府或其最高統帥接受”。顯然,在美國方面派出全權代表,并就三項條件達成協議之前,蔣介石就可以理直气壯地繼續“准備””下去。

  8月10日,美國方面通知蔣介石,將由赫爾利將軍擔任總統的全權代表,并將在近期內赴華。8月23日,羅斯福對蔣介石的三項要求作出了回复。關于共產党軍隊問題,羅斯福認為:“讓史迪威將軍指揮的部隊應該不受任何限制。大敵當前,災難隨時可能降臨,在這种情況下,拒絕那些愿意打日本的人援助顯然是沒道理的。”關于史迪威的權限,羅斯福表示,他應在蔣介石的直接領導下指揮中國軍隊,兩者應該是“國家元首和他的前線指揮官之間的關系”。關于租借物資,羅斯福指出,准備作出一項新的安排,“讓史迪威卸掉這個負擔”。他知道,蔣介石一直想掌握租借物資的控制權,這是引發他和史迪威之間矛盾的一個重要原因。美方當時的設想是成立一個中美雙方的聯合委員會,來負責租借物資的分配。

  兩天以后,赫爾利從華盛頓起程,經蘇聯和印度飛往重慶。

  在美國政府和蔣介石頻繁交涉的過程中,史迪威正在錫蘭康提的東南亞戰區司令部。當時蒙巴頓去英國開會,他臨時來這里主持工作。馬歇爾把羅斯福与蔣介石交涉的情況都電告給了他,并告誡他要盡力避免触怒蔣介石,還要他以更多的精力發展与羅斯福總統的個人關系。史迪威很樂意听從馬歇爾的勸告,但在這方面他卻一直難以做好。

  8月2日,美國正式公布了晉升史迪威為四星上將的任命。當時美國陸軍中享有這一軍銜的口右馬歇爾、阿諾德、麥克阿瑟和艾森豪威爾,史迪威能進入這一行列,自然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陸軍部長史汀生給他發來電報,把對他的任命稱作是“我所簽署的命令中,最令我滿意的一個”。

  8月30日,史迪威离開康提飛往印度新德里,准備在那里迎接總統特使赫爾利,而后与他一同飛往重慶。

  史迪威非常清楚此次重慶之行的艱巨性,但他仍抱有強烈的使命感,抱有堅定的信心和希望。他覺得,只要能說服蔣介石授予他指揮權,他就有信心重整中國軍隊的防線,打退日軍的進攻,把日本人赶出中國。他完全相信4.5億中國人民和400多万中國軍隊的力量,只要給他們提供現代化的武器裝備,實施正确的組織和指揮,就一定能戰胜日本人。正是:“一號作戰”攻勢凶,為挽危局再銜命;重任在肩升上將,壯怀激烈赴山城。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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