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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壯志難酬


        躊躇滿志馭三軍,熱血豪情赤誠心;
        禍起蕭牆臨大辱,含悲离別中緬印。

  話說1944年9月4日,史迪威在印度新德里見到了羅斯福總統的私人代表——帕特里克·赫爾利少將。雖然史迪威已身為上將,但仍然十分尊重赫爾利,因為他知道這是一位很有實力和影響的人物。

  赫爾利生于1883年,与史迪威同歲,早年從事律師職業,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曾作為軍事使節在歐洲服役,顯示了巧言善辯、縱橫捭闔的政治和外交才能。在1929年至1933年的胡佛總統任期內,他作為共和党的活躍分子擔任了陸軍部長職務。反法西斯同盟建立以后,他再次擔任協調同盟國關系的軍事使節,被授予少將軍銜。

  史迪威与赫爾利有過一些愉快的交往。1943年11月,赫爾利為安排開羅會議事宜曾到過重慶,并在史迪威的陪同下會見了蔣介石。赫爾利當時告訴史迪威,在美國人們把他稱作“中國的救星”。赫爾利還對別人說:“我和史迪威的立場完全一致。”史迪威也對赫爾利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稱他是“真正的美國人”,并把他的重慶之行喻為“吹來一陣清風”。

  正因為如此,當馬歇爾和史汀生准備推荐赫爾利來華并征求史迪威的意見時,他未加思索就表示同意,還充滿幽默感地說;“要做出美味的法國大菜既少不了油也少不了醋。”這醋當然就是“醋性子喬”,這油就是曾作過石油巨商、辦事圓滑的赫爾利。

  史迪威和赫爾利在新德里的會見非常融洽。赫爾利用夸張的口气告訴史迪威,他將“敲著桌子”向蔣介石提出美國的要求:第一,中國內部必須團結;第二,中國必須授予史迪威統一指揮在華軍隊的全權。只有當蔣介石同意合作,才會進一步談論美國將在經濟上給中國哪些幫助。

  9月6日,史迪威和赫爾利一同飛抵重慶。

  9月7日上午,蔣介石分別會見了史迪威和赫爾利。同史迪威的會見安排在9點半,赫爾利安排在11點。“為什么先見我呢?是握手言和?”史迪威揣摩著蔣介石可能的意圖。

  蔣介石的態度顯得很溫和,說話的口气好像明天史迪威就要履行對中國軍隊的指揮權了。史迪威在日記里記下他同蔣介石談話的內容:“迄今為止,我的工作100%是軍事性的,但如果擔任中國軍隊的指揮官,那就只有60%是軍事性的,40%則是政治性的。如果我要使用共產党人,他們必須承認國家軍事委員會的權威。他(蔣介石)會經常向我提出建議。他希望我們之間不要客气。他對我絕對信任。”

  顯然,蔣介石關注的中心問題是共產党問題,他擔心共產党与美國人建立聯系會削弱他的獨裁統治,而不管這是否有利于抗日。史迪威對這個問題有不同的看法,他在一篇筆記中寫道:“蔣介石面對著一种觀念,而且這种觀念擊敗了他。他對共產主義影響的傳播感到迷惑,他看不到中國大眾把共產党人當作唯一可見的希望來歡迎。他們要求擺脫沉重的賦稅,軍隊的為所欲為,戴笠的蓋世太保,貪婪、腐敗、任人唯親,無价值的貨幣,可怕的生命浪費,無視人權。”史迪威認為,共產党是偉大的愛國者,是一支斗志昂揚的抗日力量,向這支部隊提供援助,符合中國和同盟國戰胜日本的共同利益。即使從暫時的利益來看,共產党部隊向華北出擊,也是挫敗日軍“一號作戰”的一項重要措施。

  赫爾利在同蔣介石會見時,向他轉達了羅斯福總統的口信:希望他能像英美兩國授權艾森豪威爾統一指揮歐洲戰場的盟軍那樣,讓史迪威全權指揮中國軍隊,并給他以充分的信任。蔣介石用十分冷漠的態度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他不知道艾森豪威爾的司令部是怎么做的。史迪威和艾森豪威爾的地位确實有著很大區別,艾森豪威爾的麾下有140万美國軍隊,史迪威手下只有9万多美軍人員,而且除了加拉哈德部隊以外沒有別的地面作戰部隊。因此,用這种類比的辦法,是無法說服蔣介石的。

  在以后的几天里,史迪威、赫爾利同宋子文、何應欽等人就一些具体問題進行了初步交涉,雙方分歧的焦點集中在租借物資的控制權上。9月8日的會談一開始,宋子文就直截了當地提出:“委員長必須掌握租借物資。”在這個問題上,美國方面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赫爾利明确地告訴宋子文:“不同意。”而且讓宋子文用大寫字母把這個詞寫在文件上。史迪威意識到,蔣介石雖然多次表示“原則同意”授予他指揮權,卻遲遲不肯采取任何行動,其目的不過是想用一張空頭支票換取對美國租借物資的控制權。他認為:“如果大元帥控制了分配權,我還有什么用呢。共產党人將什么也得不到,只有大元帥的親信才能得到物資,我的部隊將只能去舔別人的屁股。”

  在初步交涉的基礎上,赫爾利經与史迪威磋商,擬定了需要商討議定的10個問題:第一,中美合作的最高目標是促進中國所有軍事力量的統一,以打敗日本,贏得中國的解放;第二,為支持中國的目標,与中國合作以使同蘇聯和英國的關系更加密切和協調;第三,把中國所有軍隊統一于大元帥的領導之下;第四,集中中國的所有資源用于戰爭目的;第五,支持大元帥在民主基礎上為中國政治統一所做的努力;第六,提出目前和戰后中國的經濟計划;第七,确定史迪威將軍作為前線指揮官的權限;第八,确定史迪威將軍作為大元帥參謀長的權限;第九,准備擬制指揮系統表;第十,討論今后對中國租借物資的管理。

  9月12日,史迪威和赫爾利再次會見蔣介石和宋子文,正式遞交了這10個問題。宋子文提出,“民主”這個詞含義不清,有附加條件之嫌,要求刪去第五條中“在民主基礎上”一段。蔣介石表示,同意前六條;第七至第九條關于史迪威權限的問題,應由一項“國際協定”來予以規定;第十條關于租借物資,必須交給他掌管。史迪威和赫爾利對此表示反對,認為應按照華盛頓的意見,在重慶成立一個有中國代表參加的美國委員會負責租借物資的分配。

  這次會見之后,史迪威一面讓赫爾利起草關于“前線總司令”的任命和權限的文件,以便繼續和蔣介石談判;一面開始著手出任前線總司令的具体准備工作。

  他草擬了一份大体的工作計划,內容包括:与第一戰區司令陳誠、第九戰區司令薛岳、第四戰區司令張發奎召開會議,調整對日軍“一號作戰”的防御部署;組織部隊在宜昌、洛陽、山西向日軍后方發動進攻;去延安与共產党人協商,使其部隊置于他的指揮之下,并由成都机場向他們空運物資;挑選部隊集結和訓練地點,以使美械裝備的中國部隊達到60個師,等等。

  他還起草了一份一旦就任前線總司令后,發給各戰區和各集團軍長官的通電。在那里面,傾吐了他對中國軍隊的肺腑之言和殷切希望。他寫道:“我希望你們把我看成是中國的真正朋友。我的唯一想法就是打敗日本人,使中國強大起來,贏得自由,躋身于世界強國之林。要實現這一目標,我們必須盡一切努力建立一支強大的精良的軍隊。”“有人可能會說:‘為什么要讓一“外國人來干?’我要你們別那樣來看我。我在中國生活了許多年,走遍了全國各地,我尊重中國人民和他們的品格,我目睹了中國士兵作戰,我一直和他們、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

  雖然史迪威對蔣介石能否授予他真正的指揮權表示疑慮,但他仍然滿怀信心和希望地准備著率領中國軍隊同日軍進行生死搏斗。因為他“對中國士兵和中國人民抱有信心”,認為中國人民“是偉大的,崇尚民主的……,他們誠實,節儉,勤勞,樂觀,獨立,堅韌,友善,謙恭。”問題在于“受到了不當的管理”。他希望能以他的力量來改變這一狀況,挖掘出中國人民和中國軍隊的偉大力量。史迪威充滿了豪情和壯志,但也不免帶有理想化的色彩。

  當史迪威在重慶忙于同蔣介石、宋子文進行艱難交涉的時候,派往前線的美軍聯絡官不斷給他發來關于廣西和云南的戰況。桂林危机,龍陵危机,一個個坏消息揪動著他的心。如果前線一敗涂地,他就是就任總司令也難有回天之力。9月14日上午,史迪威飛往桂林視察那里的防務情況。

  這時,日軍在占領湖南各要地之后,繼續按照“一號作戰”計划向廣西進犯。就在史迪威到達桂林的當天,全州失守,廣西的門戶洞開。廣西境內有許多第14航空隊的机場和美國租借物資的倉庫,是日軍打通印度支那的最后屏障,一旦失陷將造成十分嚴重的后果。

  史迪威找來了負責廣西方面作戰的張發奎,向他了解了目前的情況。張發奎告訴他,日軍占領全州后,距桂林僅有100多公里了。根据委員長的命令,桂林外圍的几支主力部隊。“為避免不利態勢”已經撤走,而讓僅有的3個師在桂林城關門死守。后來,史迪威又從白崇禧那里了解到,蔣介石的意圖是:“在桂林堅持兩個月,等美國人在太平洋上打出個結果來。”為了挫敗日軍對廣西的進攻,史迪威回到重慶后起草了一份防御作戰方案,主張在堅持某些陣地防御的同時,組織有力部隊實施机動作戰。這樣即使不能擊潰日軍,至少也不會在自己設的“捕鼠器”里困守待斃。

  由于張發奎無法抽調兵力保衛美軍机場,史迪威經与陳納德商量之后,決定除留下一個机場給桂林守軍空運武器彈藥外,其他机場全部炸毀,美軍人員和裝備撤往昆明。

  當天下午,史迪威离開桂林飛往昆明,派駐中國遠征軍的聯絡官米德爾頓向他匯報了滇西前線的情況。此時,駐緬甸日軍的英帕爾作戰已遭到失敗,隨后經調整兵力。向中國遠征軍發起了反擊,龍陵和騰沖一帶的戰況十分緊張。不過,盡管遠征軍傷亡很大,作戰十分艱苦,但仍掌握著戰場的主動權。第二天上午,史迪威從昆明飛回重慶。

  9月15日,當史迪威回到重慶時,赫爾利已經擬好准備提交給蔣介石的兩份文件,一份是對史迪威出任前線總司令的任命書;一份是關于史迪威職權的指示。按照這兩份文件,史迪威將在蔣介石的直接領導下,指揮所有在華的陸軍和空軍;享有按照中國的法律獎勵、懲罰、任命和罷免軍官的權力;享有改編、合并、調動和部署軍隊的權力;享有發布戰斗命令,指揮部隊作戰的權力,等等。史迪威對這些內容感到滿意,他認為沒有這些規定是無法真正行使指揮權的,赫爾利也正是根据他的要求起草了這些文件。

  近中午時,史迪威突然接到蔣介石的電話,要他和赫爾利一同到委員長官邸去。史迪威赶到后,蔣介石非常嚴厲地對他說,密支那的中國駐印軍必須在一周內向八莫發動進攻,以減輕龍陵方面中國遠征軍的壓力,否則,他就要把遠征軍撤回來用以保衛昆明。几天前,蔣介石已經提出要駐印軍進攻八莫,但史迪威認為,駐印軍占領密支那以后,部隊傷亡很大,极度疲勞,必須休整一段時間才能繼續作戰,因此,他拒絕了這一要求。這時,遠征軍已在前一天攻占騰沖,全線只有龍陵一個點的日軍尚在頑抗,情況遠不至那么危急。史迪威与蔣介石進行了辯駁,他提出如果云南真是那么危急,可以把包圍陝北的胡宗南部隊調來增援。蔣介石再次怒气沖沖地表示,他要撤回滇西的遠征軍。

  回到駐地后,史迪威馬上給馬歇爾發去了一封電報,報告了桂林前線的情況和蔣介石的無理要求。他寫道:

     今天從桂林回來,那里的形勢已無希望。只有僅存的一
   些可靠的中國部隊部署在城里保衛桂林,那里將會像長沙和
   衡陽一樣變成‘捕鼠夾’。這些部署都是來自于大元帥本人的
   命令。……長江以南的災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重慶缺乏
   正确指揮和遠距离遙控,麻煩繼續在向頂峰發展。今天,大
   元帥召見我,要求從龍陵撤到薩爾溫江(怒江)以東。這使
   我感到惊訝,并進行了激烈的抗辯……。他听不進這些道理,
   只是重复他那套自己發明的愚蠢概念。我确信,他把華南的
   災難當作小事一樁,以為日本人不會再在那個地方給他惹麻
   煩。按他的設想,他可以躲在薩爾溫江的后面,平安地等到
   美國把戰爭打完。我們關于指揮權的會議還在拖延,明天我
   打算盡量坦率一些地同宋子文談談,希望讓大元帥看到一點
   繼續拖延和無動于衷的后果。

  第二天下午,史迪威和赫爾利同宋子文舉行了會談。宋子文仍然堅持要由蔣介石掌握租借物資的控制權,并說這是一個大國的尊嚴,由美國人控制租借物資侵犯了這种尊嚴。這個問題确實十分复雜,當時美國向英國、蘇聯提供的租借物資,都是由受援國管理,唯獨給中國的租借物資要由美國人負責分配。不過,英、蘇兩國都不存在國內沖突,中國則不同。史迪威和許多美國人都認為,如果把租借物資控制權交給蔣介石,就無法保證這些物資都用于對日作戰。蔣介石會把大部分物資囤積起來,以便在戰后用于對付共產党和國內的其他政治對手。赫爾利駁回了宋子文的要求,他說:“請記住,宋先生,那是我們的財產,我們生產的,我們擁有它們,我們愿意把它給誰就給誰。這里也牽扯到1.3億美國人的尊嚴問題,正是他們為此付了稅。”宋子文一臉尷尬,史迪威則認為“帕特說得好哇”!

  會談未取得結果,史迪威把宋子文留下來,“開誠布公地”与他進行了個別交談。自從1943年9、10月間,宋子文鼓動蔣介石要求撤換史迪威失敗以后,他隱退了半年多時間。直到1944年6月華萊士來華,宋美齡、宋藹齡姐妹出訪南美,宋子文才公開露面,充當蔣介石与美國人打交道的中介。在隱退的那段時間里,宋子文曾托人給史迪威帶活,希望史迪威能給他以理解,說有些事情他是受蔣介石之命而做的。因此,史迪威仍把他當作“朋友”。

  史迪威按照他与赫爾利商定的兩份文件內容,坦率地向宋子文談了他對前線總司令職權的想法,并建議由陳誠任軍政部長,白崇接任參謀總長,這樣便于他履行職權。但宋子文表示,他對史迪威和蔣介石關于前線總司令職權概念理解上的巨大差別“感到震惊”。他介紹了蔣介石關于前線總司令職權的規定:只能指揮前線兵團,不包括守備兵團,也就是不到中國軍隊的1/3;必須按照最高統帥即蔣介石的命令指揮部隊作戰,也就是沒有命令權;共產党的部隊在“內政”未解決之前,不列入指揮范圍;人事行政由中國軍隊行政系統按中國法規辦理,也就是沒有任免、獎懲權。史迪威气憤地說:“這是一個十足的傀儡職務。”他向宋子文表示:“蔣介石的想法辦不到,如果我沒有權力,我就不能承擔責任。”

  他還用強硬的態度告訴宋子文,如果蔣介石不同意授予全權,他就將建議美國政府“徹底撤出中國和印度,到別處去建立基地”。同時,他又推心置腹地說,他參加美軍44年來,一直盼望能率領美國部隊效命于疆場,并且完全有這樣的机會。如果他不是把自己當作中國和中國人民的朋友,早就能如愿以償了。“我希望大元帥意識到,我不是來找工作的。”

  馬歇爾接到史迪威9月15日的報告以后,也在考慮作出強烈的反應。當時,美英兩國正在舉行第二次魁北克會議,英國人已答應于1945年初在緬甸南部發動登陸作戰,蔣介石突然要撤回滇西遠征軍的消息使會議感到震惊。9月16日,有羅斯福和丘吉爾參加的聯合參謀長委員會會議討論了這個問題。會議決定:“由總統發給大元帥一份照會,指出撤退行動將產生的后果,并向大元帥指明必須為此而承擔全部責任。”當天,羅斯福便簽發了由陸軍部起草的給蔣介石的電報。9月18日,該電報由華盛頓發往重慶。

  同一天,中國時間已是9月19日。上午11點,重慶的中緬印戰區美軍司令部机要室譯出了總統的電報,并把它交給了史迪威。史迪威草草地看了一遍,頓時興奮起來。總統的電報中寫道:

     如果你不為你在緬北的几個師提供補充兵員,如果你不
   向薩爾溫江派遣增援部隊,而是撤回這些部隊,我們將會失
   去打通与中國地面聯系的全部机會,并將立即危及飛越駝峰
   的空中航線。對此,你必須准備自己接受其后果,并承擔個
   人責任。
     近几個月來,我再三敦促你采取果斷的行動,以抵御一
   直在向中國和你迫近的災難。由于你至今尚未委派史迪威將
   軍指揮所有在華軍隊,致使我們面臨著華東要地的失陷,面
   臨著可能造成的災難性后果。……
     雖然我們在世界各地正迫使敵人敗退,但這在相當時期
   內無法救助中國的形勢。我們的軍隊正跨越太平洋迅速推進,
   但如果你不采取迅速和有力的行動,這一推進對中國來說也
   太晚了。只有你依靠自己的力量,立即采取果斷的行動,才
   能保住你們多年苦斗的成果和我們為支持你而作出的努力。
     我确信,現在你要阻止日軍達到其在華目的的唯一辦法,
   就是立即增援薩爾溫江的部隊,并加強他們的攻勢;同時,立
   即授予史迪威將軍指揮你所有軍隊的全權。我要求你采取的
   行動,將會使同盟國在保持和增加對華援助方面作出進一步
   的努力。

  史迪威把羅斯福的電報,看成是羅斯福采取強硬路線的重要轉變,他認為:“羅斯福終于把話說明白了,差不多句句都帶有火藥味,很濃的火藥味。”他立即驅車赶往黃山別墅,想把這封電報親自交給蔣介石。

  那天下午,蔣介石正和赫爾利、宋子文、何應欽、白崇禧等人召開會議。史迪威先把赫爾利叫到外面,讓他看了總統的來電。然后走進房間,把已譯成中文的電報交給了蔣介石。“我把這包辣椒面遞給了他,然后如釋重負地坐了下來。這一槍打中了這個坏東西的要害,然后穿透了他。這是徹底的一擊,但他沒有臉色發青,失去說話的能力,他眼睛眨都沒眨。他只是對我說:‘我知道了。’然后坐在那里,輕輕地搖著一只腳。”

  當天晚上,史迪威充滿胜利的喜悅,他在日記中寫道:“在今天的日歷上,我用紅筆做了標記。……漫長的兩年過去了,但至少羅斯福睜開了眼睛,抬手沉重地給了一擊。”

  蔣介石在黃山別墅,卻是滿心的沮喪和憤怒,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下了這樣的話:“今日實為余平生最大之恥辱也。”

  形勢的突然變化,使沖突的雙方都一時陷入了迷茫。蔣介石絕不愿屈服于美國方面的壓力,他在國內的地位由于軍事上的失敗、經濟上的崩潰和民主運動的高漲已經十分虛弱了,退讓一步就意味著他的徹底垮台。但是,他又不能徹底地得罪美國,要找出一個既不触怒羅斯福又拒絕史迪威的兩全之策并不容易。9月20日,他批准了史迪威擬定的桂林防御計划,冷靜地在尋找反扑的机會和途徑。

  史迪威在胜利的喜悅中產生了錯覺,羅斯福給了他前所未有的堅決支持,似乎總統已完全接受了他的主張,乘胜前進,蔣介石就不得不退縮。他認為:“顯然蔣介石在傾听我們的建議,他改變了桂林的計划,派白崇禧前去指揮,槍決了第93軍軍長,准備從西北調6個師南下。顯然他准備移交指揮權,并將使用共產党部隊。”

  9月23日,他找到了一套自認為可以“打破僵局”的辦法,其中主要的一條就是派他去延安同共產党談判,說服他們接受中央政府的領導和他本人的指揮。他設想了5個條件:1.共產党承認大元帥的最高權力,通過史迪威本人接受命令;2.在黃河以北使用共產党的部隊,不与中央政府的軍隊接触;3.提供5個師的裝備和軍火,并給予大炮支援;4.使這些共產党的師始終保持充分的實力;5.國共雙方在打敗日本之前停止討論政治問題。

  史迪威提出這一問題可能基于兩點想法。首先,他确實對共產党人有好感,而共產党人也向他表示過愿接受他的指揮。他曾在一篇筆記中寫道:“根据我的觀察來評判國民党和共產党,國民党腐敗,玩忽職守,混亂,經濟崩潰,苛捐雜稅,言行不一。……共產党的綱領則是……減稅,減租,減息,提高生產和生活水平,參加管理,實踐諾言。”9月13日,他在重慶會見了兩名共產党的使者,他們轉達了朱德和毛澤東對史迪威的問候,“他們表示愿意在我的指揮下進行戰斗”。同時,美軍觀察組也從延安轉來過同樣的信息。其次,如果能把共產党的軍隊置于他的指揮之下,并通過他接受中央政府的領導,這或許能解決蔣介石的一個重大疑慮。

  9月24日,當赫爾利拿著史迪威的建議去見蔣介石的時候,蔣介石以十分堅決的態度,要求美國方面召回史迪威。他對赫爾利說,我絕不能變更三民主義之民主政治,坐看共產党赤化中國。史迪威完全缺乏政治頭腦,我已經對他失去了最后一點希望和信心。因此,我不能讓他擔負中國戰區的指揮權。据赫爾利說,他曾盡力規勸蔣介石收回成命;而据國民党方面的記錄,赫爾利也攻擊了史迪威性格粗暴,聲稱他曾起草電報,要求美國政府把租借物資管理權交給蔣介石,但史迪威拒絕簽發等等。蔣介石交給赫爾利一封給羅斯福的電報,要求另派一名“富于友誼合作精神”的美國將軍來接替史迪威,并保證“竭誠歡迎”和“全力支持”繼任者。第二天,赫爾利將電報轉給了羅斯福。

  史迪威听到這一消息,感到十分气憤。他隨即向馬歇爾報告了發生的全部情況,希望能得到有力的支持。他認為,蔣介石一貫是朝三暮四,翻手為云,覆手為雨。只要美國方面堅持立場,局面還是可以挽回的。

  華盛頓在對待這一問題的態度上發生了嚴重分歧。馬歇爾和陸軍部主張支持史迪威,他們起草了一份措詞激烈的電報,以反駁蔣介石的各項指責。但是,羅斯福總統不同意簽發這份電報。他曾接到赫爾利的報告,認為蔣介石并不是拒絕接受美國人執掌中國軍隊的指揮權,而完全是由于個人性格上的不和,拒絕接受史迪威。這种虛假的表象,掩蓋了這場沖突的根本原因和實質。蔣介石也确實信誓旦旦地保證,“竭誠歡迎”除史迪威以外的任何美國將軍。特別重要的是,剛剛結束的第二次魁北克會議,已經決定改變把中國大陸作為擊敗日軍主要戰場的方針,美國已經沒有必要再去堅持對中國軍隊的指揮權。

  當華盛頓還在就此事爭執的時候,羅斯福的高級助手霍普金斯私下里把總統愿意召回史迪威的個人想法,透露給了當時正在華盛頓的孔祥熙。孔祥熙立即于10月1日,將這一消息電告蔣介石。根据蔣介石的授意,宋子文馬上用這個白宮后門出來的“總統信息”,加強了對赫爾利的影響。形勢在朝著對史迪威非常不利的方向發展。

  10月1日,史迪威在寫給妻子的信中傾訴了心中的苦悶,他寫道:“羅斯福顯然拋棄了我。如果這個老傻瓜在這上面讓了步,‘花生米’從現在起就會失去控制,顯然他已經這樣做了。徹底的失敗。我的良心是清白的。我貫徹了給我的命令。我沒有什么可遺憾的,除了看著美國受到欺騙。”

  10月5日,羅斯福給蔣介石發來了回電。這封電報是他和馬歇爾互相妥協的產物,雖然在文字上采用了一些馬歇爾的強硬措詞,但在實質上表現了羅斯福對蔣介石的讓步。電報對蔣介石取消授予史迪威指揮權的協議表示“惊訝和遺憾”,非常体面地宣布由于中國戰場形勢的嚴重惡化,美國政府不再承擔任命一名美國軍官指揮中國軍隊的責任;同時,電報同意免去史迪威中國戰區參謀長的職務和管理租借物資的責任。電報只提出了一項要求,讓史迪威繼續指揮在云南和緬甸的中國軍隊。

  史迪威敏銳地指出:“這是個軟弱的有條件投降。”

  正如史迪威所估計的,蔣介石已從霍普金斯那里摸到了羅斯福的妥協意圖,這封回電只是更堅定了他赶走史迪威的決心。10月9日,他再次致電羅斯福,堅決要求立即召回史迪威。為了使他的要求顯得更“合理”,他還附上了一份洋洋洒洒的備忘錄,用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手法,羅列了史迪威的一大堆“罪狀”。最為可笑的是,他竟把豫湘桂的大潰敗歸咎于史迪威的緬北作戰。

  赫爾利也終于露出了尾巴。早在來華之前,他就找到國務院,積极活動讓他擔任駐華大使。史迪威把羅斯福的電報直接交給蔣介石,赫爾利認為這削弱了他作為總統私人代表的地位。赫爾利來華不久就与中美合作所的梅樂斯打得火熱,并通過梅樂斯的電台給總統發報,而史迪威一貫堅決反對美國方面与戴笠的特務組織建立關系。10月11日,赫爾利給羅斯福發去了一封中傷史迪威的電報。他告訴羅斯福:“你和蔣介石之間不存在任何問題。除了關于對史迪威的任命外,蔣介石同意你的任何要求和任何建議。”并且危言聳听地說:“我的意見是,如果你在這場爭論中維護史迪威,你將會失去蔣介石,并且還會一同失去中國。……如果我們讓中國崩潰,如果我們不能讓中國軍隊繼續參戰,那么,即使天堂里所有的天使都發誓說我們支持史迪威是對的,這也改變不了歷史的結論。……我謹建議你解除史迪威將軍的職務。”

  史迪威听到這個消息后在日記中寫道:“赫爾利……用一把鈍刀子割斷了我的喉嚨。”

  盡管史迪威的處境已十分艱難,前景已非常迷茫,但他仍然以高昂的熱情、堅韌的精神,密切關注著抗日戰場。

  10月6日,史迪威飛往密支那,看望了那里的部隊,檢查了進攻八莫的作戰准備情況,工作了通宵。

  10月14日,史迪威飛往柳州,与白崇禧、張發奎一同研究了廣西的防御部署。

  10月19日,“斧子砍下來了。”喬治·馬歇爾來電告訴他,羅斯福已致電蔣介石,同意把他從中國召回。羅斯福的電報隨后到達重慶,把上述決定通知了蔣介石,但總算維護了一點史迪威的名譽——肯定了他指揮緬北反攻、奪取密支那的重要功績。

  在隨后的1天半時間里,史迪威怀著憤怒而沉重的心情,匆忙地向各方面的友人告別。

  他致函延安的朱德將軍,表示“對不能与您和您的不斷壯大的杰出部隊并肩抗日深感失望”。同時,他命令美軍觀察組的約翰·謝偉思返回華盛頓,報告延安的情況,以說服政府与共產党及其軍隊建立聯系。

  他看望了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她哭了,很苦惱。”不到1個月前,宋慶齡曾會見史迪威,希望他能代表中國出席世界和平大會。她認為,史迪威“比中國人更能為中國辦事”,“是替中國人民說話的”。

  他給陳納德留下了一封很有禮貌的信,對他取得的顯著戰績和中國人對他的愛慕而感到驕傲。他從未把陳納德看作是競爭對頭,而只是認為他有點异想天開和桀騖不馴,是個不懂規矩的下屬。

  他向高斯大使辭行,得知他已決定辭職。由于赫爾利牢牢地拉住了蔣介石,高斯大使几乎無事可做。高斯离開重慶后,赫爾利如愿以償地就任駐華大使。

  蔣介石派了軍事委員會的一名下級軍官,給史迪威送來一枚最高等級的青天白日大緩章。史迪威派一名同等級別的美國軍官謝絕了。蔣介石還是彬彬有禮地約見了史迪威,“‘花生米’說他對這一切感到十分遺憾;我為中國做了許多事,訓練部隊——領導部隊,等等。只是由于我們性格上的不和,他才要求把我解職。”史迪威最后對蔣介石說:“無論你對我怎樣看待,請記住,我的唯一目的只是為了中國的利益。”蔣介石甚至一直把他送到大門口。

  10月21日午后,史迪威乘坐的飛机离開重慶。

  在飛赴印度的途中,他在昆明、保山、密支那、蘭姆加爾稍事停留,看望了那些一起戰斗過的部隊和軍官們,看了看留下了他的足跡的山岭、密林、道路、河流。但他不能向他們正式告別,華盛頓命令他必須對他的部隊和軍官嚴守秘密。

  10月27日,史迪威离開了中緬印戰區最西端的卡拉奇。“黎明時离開机場。8點,最后看了一眼中緬印戰區。”他滿怀感慨地寫道:“一個人的經歷,在廣闊的世界里和戰爭的洪流中,變得那么無足輕重。”盡管他已是名聲顯赫的四星上將,可美國總統更需要中國。在羅斯福的眼里,蔣介石就是中國。同蔣介石的中國相比,他宁肯犧牲一位“無足輕重”的將軍。正是:披肝瀝膽為扶傾,虛怀若谷論國共;以怨報德響尾蛇,釜底抽薪緣總統。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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