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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亦舒

羅孚


  “台灣有瓊瑤,香港有亦舒。”有人這么說。
  從作品之多,讀者之眾,而主要又是寫愛情故事來說,是可這么說的。有人換了一個說法,說亦費是香港的瓊瑤。不過,瓊瑤在台灣已經不怎么熱了(至少不像早一陣大陸上一度流行的“瓊瑤熱”那么熱),而亦舒在香港,卻似乎還是其熱未滅。她的小說已經流行了二十年。
  亦舒看來是不愿意自己的小說被列入流行小說當中的。當別人問她小說是不是可以分為嚴肅和流行的兩類時,她宁愿說只有兩個潮流,一是談人生哲理的,一是說故事的,每一潮流又可以分為許多等級,有好有坏,有高有下。如果用別人的話來說,那就是既有坏的嚴肅小說,也有好的流行小說。
  用亦舒自己的分類法,她的小說是屬于說故事的,而且又只是說愛情故事的,也就是一般說的言情小說。
  她十七歲左右就這樣用筆來“談戀愛”了。那時候,她還是個“書院女”。香港的中學分為英文和中文兩類(以教學所用的課本和語言來分),英文中學一般人稱之為英文書院,英文中學的女學生就被稱為“書院女”。
  亦舒這個“書院女”的處女作据說是《王子》,少女們幻想中的“白馬王子”那种王子。姊妹篇是《滿院落花帘不卷》。這些短篇是她六十年代中期出而問世之作。
  五歲就到香港而逐漸成長的亦舒當然是個“香港女”但她實在是香港人口中廣義的“上海人”。她筆下流露過,“有時我稱父親為那個莫名其妙的宁波倫”。這個宁波佬是在四十年代末期把她從上海帶到香港的。她們一家是宁波鎮海人。
  她有四兄一弟。四個哥哥當初沒有一個隨父母到香港。最大的一個多年來一直在東北,“文革”后也不悔沒有南行,現在是先進工作者,鞍山有名的厂長倪亦方,是個共產党員。第二的一個到過內蒙古,五十年代后期千里逃亡,到了香港,逐漸成了名作家,先是我武俠小說作家,后是科學幻想小說作家,又是不少武俠電影的編劇家。寫武俠的筆名是倪匡,寫科幻是衛斯理,寫雜文早年是衣其,近年是沙翁。武俠的名次在金庸、梁羽生之后,科幻卻是他獨樹一幟。由于成名于武俠,因此倪匡就成了他流行的名字了,真名倪亦明反而很少被人提起;科幻雖然是獨家,衛斯理卻也沒有把倪匡壓下去。
  當亦舒一露頭角就迅速成名時,兩兄妹就成了香港文壇上的兩朵奇花。有人稱之為奇跡,說亦舒、倪匡、金庸是‘香港文壇三大奇跡”。“金庸創作流行武俠小說,倪匡創作流行科幻小說,亦舒創‘流行’言情小說。結果都從象牙塔外,進占到象牙塔內,以至部分最學院派的學者,也不能不正視他們,研究他們”(陸离:《每次重讀,都有淚意》)。倪家兄妹成了“三大奇跡”有其二了。事實上,武俠小說金庸之前有梁羽生,言情小說亦舒之前有伊達。
  要說要奇,這倪家三兄妹倒是另有一奇的。大哥倪亦方雖然身遭反右和‘文革”的磨難,依然不改變對共產主義的信仰,保持先進;二哥倪亦明(倪匡)在內蒙古部隊中据說遭受“反革命分子”的隔离審查”風雪走單騎逃亡后,在香港文壇至今依然保持堅決反共的姿態,盡管他也愛從電視上欣賞自己兄長的先進事跡;倪亦舒這個“阿妹”卻是不問政治,站在中國間的,很早就和左派也能交朋友。這也許可以說是“三個奇跡”吧。
  提出“奇跡”論的人也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誰能夠說《滿院落花帘不卷》不是文學作品?”可見就是應該最少爭議的亦舒(且不說金庸、倪匡),也還是有人怀疑她的作品的文學性的。
  但一般讀者接受她,而且不少人“迷”她。
  這使她可以—一放棄种种職業,而從不放棄寫作。她在做學生的時候,做記者的時候,做酒店工作的時候,以至于做官的時候,都沒有把筆擱下。
  她不止一次做學生。中學畢業后,她當過記者,短期的報紙記者,較長一段時間的娛樂新聞記者(自由寫稿者)。七十年代去英國讀了三年大學,學的是酒店食物管理!先去台灣(這時她父母已遷居台灣),后回香港,學以致用,當上了一流酒店的工作人員(一段時間可能是公共關系負責人)。不久居然到香港政府當起新聞官來了。無論在曼徹斯特做學生還是在香港做官,她依然寫她的小說,寫她的雜文。香港政府是不許它的工作人員賣文的,她就用新的筆名發表,當新的筆名保不住密,她就又換一個筆名寫,冒著被打破飯碗的風險,也要寫。
  這當然是為了興趣。她不毫不諱言,也為稿費。不管是專業或業余寫作,她對稿費一律都很認真的,一點也不肯放作瀟洒。
  二十多年下來,不過四十左右的人,卻已出了四十本左右的書。大体一年兩本。
  《家明与玫瑰》、《玫瑰的故事》、《珍珠》、《曼陀羅》、《薔薇泡沫》、《獨身女人》、《我的前半生》、《寶貝》、《星之碎片》、《香雪海》、《兩個女人》、《藍鳥記》、《風信子》、《喜寶》、《野孩子》、《回南天》、《五月与十二月》、《今夜星光燦爛》、《偶遇》、《壁人》、《舊歡如夢》《惱人天气》、《朝花夕抬》、《玉梨魂》、《流金歲月》…長長短短,都是小說。
  這里面有《我的前半生》、《今夜星光燦爛》、《朝花夕抬》和《玉梨魂》。亦舒一點也不避開別人早已有用過的書名。不僅如此,在《我的前半生》中,男女主角還是涓生和子君呢——魯迅《傷逝》中男女主角的名字。
  《豆芽集》、《豆芽集二集》、《豆芽集三集》、《自白書》、《館英學生日志》、《舒云儲集》、《舒服集》、《歇腳處》、《販駱駝志》。《黑白講》……這些都是散文或雜文集。
  和瓊瑤不同,她是雜文、小說都寫,都在報紙上邊界載的。瓊瑤主要只是寫小說。
  同是寫愛情故事,亦舒寫的是中產階級,經濟獨立的職業女性,反映了現代化的香港社會。沒有多少奇情,更沒有畸戀。雖然沒有用很多筆墨去刻划,人物卻是寫得比較活的;雖然故事平淡,還是能吸引人的(主要是年輕人吧)。它的語言最能顯出她的風格,簡短、明快,有時很尖刻,像她那些雜文語言。句子短,段落短,但長篇和中篇卻不分章節,從頭到尾因此又顯得很長了,卻還是能引得怕看長文章(千字.已嫌長)的讀者看下去,追下去,欣賞這些現代化都市的愛情故事。
  中產階級,職業女性,已經過著這种生活和爭取要過這种生活的人,都很容易成為亦舒的小說和雜文的讀者。青年的讀者甚至可能認為有亦舒的作品一書在手,是時髦的,它不會使人看來顯得“老土”。愛情故事,輕型文字,隨時隨地都可以開卷掩卷,讀起來有一种簡易之樂,不費力而舒服。
  人物雖然活,社會現象也有反映,卻總是淺淺的。亦舒的自白說得清楚,她只是要說故事,只要有故事,在她也就夠了。她并不想給讀者更多的東西。
  深刻,是談不上的,然而它輕快,像輕音樂一樣,是輕文藝。
  像新派武俠小說一樣,也許可以稱亦舒的小說為新派愛情小說或新派流行小說。不僅比几十年前的言情小說新,也比瓊瑤的小說新。語言文字新,寫作手法新,時代背景新。
  在香港、台灣和海外,新派武俠小說并不被排除于文學領域,新派愛情小說就更不被排除了,盡管有爭議。
  在亦舒的筆下,包括小說和雜文,常常出現“家明”這個名字。這是她小說中的理想的男主角。女主角是“玫瑰”。看她作品不多的人,很容易被她雜文中的“家明”弄糊涂了,以為在她的現實生活中真有其人。至于小說中的“家明”,也未必就是同一個人的不同故事,只是由于作者的偏愛,這個名字就像冤家一樣被糾纏著不放,不時在她的不篇章中出現。
  “玫瑰”呢?亦舒說:“小說中女主角如一朵玫瑰花。作者像阿母。”
  愛情呢?她說:“算少也寫了十余年小說(現在是二十余年了。——引者),幸而未遭淘汰,題材非常狹窄,不外是說些男女私情。”“可是我本人是非常怀疑愛情這回事的,寫小說是寫小說,生活是生活:日日擠著渡輪去上班,打著呵欠,球鞋,牛仔褲。生活在愛情小說中……那簡直是悲慘的,幸虧能夠把兩者分開。”她就是這樣把對愛情的怀疑和所寫的愛情故事一起都推給了年輕的讀者。
  亦舒說:“我的皮特別厚,心特別狠,語言特別潑辣。”讀她的雜文就可以領教了。
  亦舒把她寫的那些從兩三百字到一千字的短文稱為雜文,出版社卻愛稱之為散文。這些香港式的雜文或散文,寫身邊瑣事成風。不是寫自己就是寫周圍的人和事——往往是日常生活中的吃喝玩樂,這就构成了暴露式的“出賣”,不是“出賣”自己,就是“出賣”旁人。亦舒干脆把她的一本雜文集取名《自白書》。天天在報紙上的專欄這樣“出賣”的結果,不但自己沒有了隱私,有時自己寫了又忘了,而讀者卻記得,這就成了讀者比作者更了解她自己了。
  在這樣的“出賣”中,贊人或自贊時,有時就不免“皮厚”;罵人或自罵時,有時就不免“心狠”,而用詞許多都是“潑辣”的。
  “我似乎是個寂寞專家,從十五歲開始便覺得寂寞,讀書寂寞,考試寂寞,与父母住起寂寞,搬出去一個人住更寂寞,工作的寂寞,沒有工作的寂寞,有男朋友的寂寞,找不到伴的寂寞,人群中的寂寞,黃昏的寂寞,嘩,她媽的,都是寂寞。在外國寂寞,回了家又寂寞,太陽底下是炎熱的寂寞,月亮底下是黯然的寂寞……”沒想到吧,在一片寂寞中,突然響起了“嘩,她媽的”這一聲。這也算得上是一种潑辣吧。這“他媽的”在亦舒的文章中并非絕無僅有,雖然也不是太多。
  “人身攻擊是最無聊的事。依莎貝吃啥穿啥,与啥人軋姘頭關眾鳥事。”連“烏事”也出來了。衣莎貝是亦舒的“英名”——英文名,也是她的一個筆名。
  正是諸如此類的潑辣,形成了亦舒雜文的一种風格。它的特色當然不止這一點。
  亦舒是崇拜魯迅的,這可能使人有些意外,專寫纏綿的愛情故事的人,也崇拜魯迅?這是真的,盡管從她的小說看不出來,就是從她的雜文也看不出來;她的雜文沒有什么“魯迅風”。
  “我崇拜魯迅,崇拜曹雪芹,崇拜張愛玲……”
  “大學生問魯迅:‘作為一個現代中國青年,應該爭取什么?’魯迅答大學生:‘先爭取言論自由,然后我告訴你,我們應該爭取什么。’第一次看到魯迅答大學生,是十二三歲吧,馬上愛上了他……”
  “……在XX的雜志社蹲著閱畢了魯迅雜文。”這時是十六七歲。
  “然而隨時隨地翻開魯迅全集,一切疑難雜症都得到了解答,真不在乎旁人在想什么寫什么。夜半看魯迅,會得手舞足蹈。”
  亦舒也崇拜張愛玲,但她說:“張愛玲的小說,真是篇篇能夠背,那日与XX說,他認為張的小說猶如一把檀香扇,那真是再正确也沒有了。然而最鐘愛的小說,卻是魯迅的傷逝…值故事的悲劇在不停的重复。”你知道她為什么要把自己小說中的男女主角也取名為涓生和子君了。愛屋及烏,愛魯迅小說而愛上了魯迅小說中人物的名字!
  對張愛玲,她雖然有崇拜,卻也有不敢恭維。她曾經寫過文章,說張愛玲不該再寫什么了。后來看到張愛玲的新作《相見歡》,就更有感慨,說她不應复出,因為她“真的過時了”,那些新作實在不是味道。明知“批評張愛玲真需要偉大的勇气,無畏的精神”,“斗膽碰終身愛玲的恐怕要受亂石打死”,但還是忍不住要說出來。這也是亦舒的潑辣吧。
  亦舒自有她的道理。“愛玲女士曾說,抄她文字筆的人不少,以致她猛然一瞧,仿佛是做夢時寫的(大意)。按她的人是极多,可是大都能育出于藍,把三十年前的張愛玲時代化鮮明簡化”。大都青出于藍?恐怕未必吧。
  亦舒雖然崇拜張愛玲,卻沒有抄張愛玲,正像她崇拜魯迅,也沒有按魯迅。
  她的三崇拜之一是曹雪芹。愛讀的是《紅樓夢》。
  “近五年來,還只是看紅樓夢一本,或者是与紅樓有關的那几本考證,奇怪的是,這本書竟是百看不厭的,而且越看味道越出來了。假如看到五十歲,還是沒有膩,也決不會再去研究第二本。老實說:“一生只看紅樓夢,也太夠太夠…至于史記詩經論語以至其他等等,只好暫時對不起了。”
  “我有一套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确認為終身抱住一套庚辰本,已經足夠,股卻人間無數。”
  “…于是順手拿起新的線裝庚辰腊批石頭記,看到半夜兩點。”
  “…必篇大堆啤酒,有洛史超域錄音帶,一套庚辰本石頭記,一份穩定的職業,一個有人看的專欄,嘩,夫复何求。”
  她是這樣的崇拜(紅樓夢):當年在英國讀書時,“劍橋的洋教授發牢騷說:‘近年來中國人這么多,真分不出真假,只好這樣了——但凡會說國語的,且算他是中國人吧,’鄙人當時很有助洋鬼子气焰之罪,補了一句:‘這樣吧,但凡會說國語,又看過紅樓夢的,就放他一馬,給他做中國人吧。”,
  這么深迷于紅樓的亦舒,小說并沒有抄紅樓,正像雜文并沒有抄魯迅。一切照抄,就不成其為亦舒了。亦舒的家明和玫瑰,是現代社會的人物,不是寶玉和黛玉,而且是二十世紀下半世紀的香港人,是不同于二十世紀下半世紀的台灣人的。
  雖然香港有亦舒是相對于台灣有瓊瑤而言(在時間上,瓊瑤早于亦舒一個年代吧),亦舒又是怎么看瓊瑤的呢?她說:“台灣的瓊瑤提了那多余。”然而,她還是提過的,從人一文,是這么說的:一次是見到瓊瑤本人,一次是見到瓊瑤的照片。先前的瓊瑤本人沒有后來見到的照片中的瓊瑤好看。照片中“她是很老式的淑女型的,穿洋裝也穿得舊式,非常閨秀格,拍照老是抿著嘴,手疊手,尾指作蘭花狀,年紀比張愛玲輕得多,姿態卻比張老,眼睛上黑白分明的几道眼線,看著看著,就覺得名不虛傳,文如其人”——很老式,是盡在不言中了。
  亦舒其人又如何呢?看看她的自畫像吧:“穿著破牛仔褲,爛T恤,頭發剪得如男童,化妝品是一罐凡士林,閒時拖涼鞋,夾香煙去騎單車,奔公園,看法國小電影,夏地下打波子”。這自畫像是漫畫像,而且是少女時代的漫畫像,一般是并不易見如此這般的“飛女相”的亦舒的。她有隨便的時候,也有整齊的時候,也有講究的時候,不過,她總是和瓊瑤不同的打扮,是時代和地域的不同,更是气質和品味的不同。老式的台灣瓊瑤!現代的香港亦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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