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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佩孚在北洋軍閥中毫無問題是個突出人物，因為他懂得政治戰，會抓題目。當他還駐軍衡陽時，就有取消南北兩個政府和另組第三政府的野心。直皖戰后，他即通電主張召開國民大會，想利用國民大會這個机构恢复北京政府所解散的舊國會，驅逐皖系所扶植的北方總統徐世昌，另外建立一個他所滿意的中央政府。他一直不喜歡徐世昌，他在衡陽時，徐就任大總統，他拍電給徐就不稱徐為大總統而稱為東海先生。他的國民大會計划，由于張作霖和北方軍閥的反對，所以沒有實現。 民國10年，西南很多省份宣布自治，主張建立聯省自治政府，可是吳主張中央集權，武力統一，聯省自治是他所反對的，所以這种形式的“第三”政府也不符合吳的愿望。因此當湘軍援鄂時，他就出兵擊退湘軍，擊退湘軍后，他又發起召集廬山國是會議，這個會議就是他原來主張的國民大會的翻版，可是張作霖和北方軍閥仍不贊成，使他改造政府的野心又一次落空。 如今，他的最大障礙奉系又已被擊倒，他的威望如日中天，當然可以舊調重彈，召開他所喜歡的國是會議了。不過，他認為直系只控制了北方的十几省，如果再發起一個會議，國民党、皖系、奉系和西南聯省自治派都不會贊同，因此他乃改采另一途徑。 直奉戰爭以前，息隱天津的黎元洪就曾向吳佩孚暗送秋波，黎元洪的策士哈漢章、金永炎等經常秘密到洛陽向吳佩孚進言。舊國會議長吳景濂也曾到過奉天，游說張作霖用“恢复法統”來促進南北統一，張作霖建議召開統一會議就是以恢复舊國會，改造政局為內容的一种作法。 奉系戰敗后，吳景濂又去游說吳佩孚的大將王承斌，吳、王兩人都是奉天省興城縣人，又是表兄弟，吳字廉伯，王字孝伯，當時人稱“興城二伯”。吳請王向吳佩孚進言，恢复舊國會。同時在天津的黎元洪策士与舊國會參議院議長王家襄、研究系分子梁啟超、熊希齡等通過張紹曾的關系，慫恿吳佩孚也用“恢复法統”的方法來“統一全國”。 吳當時對“統一全國”四個字最听得進，同時吳看出“恢复法統”對直系最有利，因為南方的借口就是護法，反對北方的新法，所以才成立護法政府。如果北京政府恢复了法統，南方政府就失去了借口，也失去了根据，這一來，在政治上已經使南方政府無所憑借了，豈不是不戰而胜。 同時如果迎接黎元洪复職，補足了他未任滿的總統任期，國會和總統都成為直系的傀儡了，要他們怎樣，他們便怎樣，這是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做法，也是曹操迎立漢獻帝的故事。 11年5月10日吳佩孚從天津到了保定，立即召開會議 討論未來政局的趨向。舊國會議長吳景濂、王家襄都參加了這個會議。 吳佩孚雖然有他的打算，可是曹錕左右的人卻是另外一种想法。他們認為現在直系已經基礎鞏固了，解決政局的辦法就是替曹錕“紅袍加身”，立即發動政變，逐走徐世昌，讓曹錕做總統，何必費力气做文章，把到手的天下送給已被赶走了的那位不中用的黎元洪。 然而吳佩孚當時的影響力最大，他不贊成如此做，大家便不敢太猖狂。保定會議因此決定先“恢复法統”，統一全國，然后利用國會選舉曹錕為名正言順的大總統，如此才是正途。 5月14日吳佩孚密電征求北方軍人的意見，當天就得到江蘇、山東、湖北三省的同意。 5月15日孫傳芳發出通電，贊成恢复舊法統，迎黎元洪复職，電云： “鞏固民國，宜先統一，南北統一之破裂，既以法律問題為厲階，統一之歸來，即當以恢复法統為捷徑。應請黎黃陂复位，召集六年舊國會，速制憲典，共選副座。法統既复，异幟可消，倘有扰亂之徒，應在共棄之列”。 接著孫又另有一電給廣東的護法政府，電云： “自法統破裂，政局分崩，南則集合舊國會議員，選舉孫大總統，組織廣東政府以資號召。北則改選新國會議員，選舉徐大總統，依据北京政府以為抵制。誰為合法？誰為違法？天下后世，自有公論。惟長此南北背馳，各走极端，連年內爭，視同敵國，鬩牆煮豆，禍亂相尋，民生凋弊，國本動搖，顛覆危亡，迫在眉睫。推原禍始，何莫非解散國會，破坏法律，階之厲也。傳芳刪日通電，主張恢复法統，促進統一，救亡圖存，別無良策。近得各方复電，多數贊同。人之愛國，同此心理，既得正軌，進行無阻，統一之期殆將不遠。惟念法律神圣，不容假借，事實障礙，應早化除。廣東孫大總統原于護法，法統已复，功成身退，有何流連？北京徐大總統，乃新國會選出，舊國會恢复，新國會無憑，連帶問題同時失效。所望兩先生体天之德，視民如傷，敝屣尊榮，及時引退，中國幸甚！” 孫傳芳在直系中這時還是二三等角色，由于他駐軍長江一帶，對南方有嚇阻作用，所以吳佩孚選他來發通電，試探各方空气，而他也樂得受人利用，以建立改造政局的“首功”。 16日吳景濂和王家襄參加保定會議后回到天津，立刻組織“第一屆國會繼續開會籌備處”。這個消息給許多寂寞了好几年的政客一劑興奮劑。 16日曹錕、吳佩孚、田中玉、陳光遠、李厚基、齊燮元、馮玉祥、劉鎮華、蕭耀南、陸洪濤等聯名請王士珍出山，組織內閣。在這通列名電報中，李厚基本屬皖系，田中玉、劉鎮華都是投机分子，直系戰胜后，他們便跟在直系后面搖旗吶喊，借以保全地位。 5月27日吳佩孚有一密電致徐世昌，主張恢复舊國會，大意略謂：目下解決時局辦法，可分為兩大綱，（一）常法，（二）變法。常法即恢复第一屆國會，變法即召集國是會議。常法有三利：（一）法律上有根据。（二）手續便利，不致多費時日。（三）易与西南護法各省融洽，可為促成統一捷徑。變法有三不利：（一）法律上無根据。（二）手續紛繁，徒費時日。（三）西南表示反對，去統一之時愈遠，故于二者之中決定取常法而不取變法，前經通電与西南各省及中央直轄各省區磋商，今已得十余處之复電，均贊成恢复舊國會，一俟各省區复電到齊，即當轉呈，并請中央積极主張云云。 同日，江蘇督軍齊燮元亦有電報給徐世昌，電云： “我大總統本以救國之心，出膺艱鉅，頻年以來，艱難干運，宵旰殷憂，無非以法治為精神，以統一為蘄向。乃不幸值國家之多故，遂因應之俱窮，因國是而召內訌，因內訌而构兵釁，國人之苦怨愈深，友邦希望將絕。今則關外之干戈未定，而西南又告警矣。兵連禍結，縻有已時，火熱水深，于今為烈。竊以為种种痛苦，由于統一無期，統一無期，由于國是未定。群疑眾難，責望交叢。曠觀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對于政府欲其鼎新革故，不得不出于改弦易轍之途，欲其長治久安，不得不謀根本之解決。今則恢复國統，已成國是，万喙同聲，群情一致。伏思我大總統為民為國，敝屐尊榮，本其素志，倦勤有待，屢聞德音，虛已待賢，匪伊朝夕。若能俯從民意之請愿，仍本救國之初心，慷慨宣言，功成身退，既昭德讓，复示大公，進退維公，無善于此。” 徐世昌被這一連串的“逼宮”電報弄得頭昏眼花，這位北洋元老，最有經驗的老狐狸，面對當前局面，也有手足無措之苦，他畢竟還是個老油條，所以裝做很謙和的姿態，發表一個電報，電云： “鄙人憂患余生，忝膺國宰，原思竭盡智慮，力求和平，保全黎庶，統一國家。乃事變紛乘，朝夕遷易，百艱躬試，劫運難消。兢惕憂戚，衰頹益甚，茹荼集蓼，莫喻此衷。頃閱孫傳芳勘電所陳，忠言快論，實獲我心。果能如此進行，使億眾一心，悉除逆詐，免斯民涂炭之苦，躋國家磐石之安，政治修明，日臻強盛，鄙人雖居草野，得以余年而享太平，其樂無窮，胜于今日十倍。況斡旋運數，挽濟危亡，本系鄙人初意，鄙人力不能逮，群賢協謀以成其意，更屬求之而不得之舉。一有合宜辦法，便即束身而退，決無希戀。先布區區，敬候明教。” 徐世昌比袁世凱當年高明了一點，不像袁用咬牙切齒的態度對待陳宦的勸退電，可是徐所謂的“合宜辦法”也与袁所耍的“籌商善后”手法异曲同工，無非是拖延時間，等待新的變局。 徐不如袁之處，袁在最后，雖然眾叛親离，但還有几個死党，而徐世昌在這個時候，卻沒有一個人支持他。 5月20日舊國會籌備處在天津發出通電，定于6月1日“依法”自行集會。28日曹錕、吳佩孚聯名回電表示贊成。徐世昌還想做最后努力，挽救他自己的垂危命運，因此他去拜訪王士珍，請他出面組閣，可是這位北洋元老依然像以前一樣，毫無表示，深藏若虛。接著徐世昌任命董康兼署財政總長，高恩洪署理交通總長，派彭壽莘為第十五師師長，改任張錫元為察哈爾都統。徐這些做法，都是根据曹吳的意見發表的，也就是愿居總統之名，一切唯曹吳之命是從的具体表現。然而曹吳并不將就。 6月1日舊國會議員以吳景濂和王家襄為首，共有203人聯名發表宣言，指徐世昌為非法總統，全文如下： “民國憲法未成以前，國家根本組織，厥惟《臨時約法》。大總統無解散國會之權，則六年六月十二日解散參眾兩院之令，當然無效。又查《臨時約法》第二十八條，參議院以國會成立之日解散，其職權由國會行之，則國會成立以后，不容再有參議院發生，亦無疑義。乃兩院既經非法解散，旋又組織參議院，循是而有七年之非法國會，以及同年之非法大總統，選舉會。徐世昌之任大總統，既系選自非法，大總統選舉會顯屬篡竊行為，應即宣告無效。自今日始，應由國會完全行使職權，再由合法大總統依法組織政府，護法大業，亦已告成。其西南各省，因護法而成立之一切特別組織，自應于此終結。至徐世昌竊位數年，禍國殃民，障礙統一，不忠共和，黷貨營私，种种罪惡，舉國痛心，更無俟同人等一一列舉也。六載分崩，扰攘不止，撥亂反正，惟此一途。凡我國人，同此心理，特此宣言。” 天下事就是這么可笑，從前痛斥國會為暴民專政机關，要挾北京政府迅予解散的北洋軍人們，現在卻都變成了舊國會的擁護者，歡呼“法統重光”。 徐世昌不管外間如何驅逐他，卻盡一切努力賴著總統的位子不讓。 6月2日吳佩孚的駐京代表錢少卿一連打了好几次電話到總統府，問總統何時离開北京？徐世昌正在設宴招待回國不久的顧維鈞。席散后，才宣布辭職，离職全文云： “查大總統選舉法第五條內載‘大總統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以副總統代理之。’又載‘副總統同時缺位時，由國務院攝行其職務’，各等語，本大總統現在因病，宣告辭職，依法應由國務院攝行職務”。 徐世昌頒下辭職令后，即將總統印信交付國務院，當日即挂專車由北京去天津。 ------------------ 一鳴掃描，雪儿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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