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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世紀城市的复興和知識分子的誕生 開始時是城市。在西方國家，中世紀的知識分子隨著城市而誕生。在城市同商業和工業（說得謙遜一點是手工業）共同走向繁榮的背景下，知識分子作為一种專業人員出現了，他在實現了勞動分工的城市里安家落戶。 在這以前，由拉昂的阿達貝隆所區分的各社會階層（祈禱的——教士；保衛的——貴族；勞動的——農奴），很難說有真正的人員專業化情況。農奴雖然耕种土地，但也是手工業者。貴族是士兵，同時又是地主、律師和商人。教士，尤其是修士，也常常同時身兼數職。神職工作只是他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但它本身不是目的，只是使他們的余生變得神圣，它通過修道院的規定求助上帝。在修士的一生中，他們的身份有可能是臨時的教授、學者和作家。這是他們個性中易變和雙重的一個方面。就是那些預示了在行將到來的世紀中出現在知識分子中的人，當時本身還不是知識分子。阿爾奎因首先是達官，他是查理大帝的文化大臣。費里埃的沃爾夫首先是修道院院長，他嗜好圖書，喜歡在自己書信里摘引西塞羅的詞句。 一個以寫作或教學，更确切地說同時以寫作和教學為職業的人，一個以教授与學者的身份進行專業活動的人，簡言之，知識分子這樣的人，只能在城市里出現。 知識分子真正被理解只是在12世紀。可以肯定地說，這一時期西方國家的中世紀城市并不是像雨后春筍那樣涌現的。按照有些歷史學家的看法，甚至在10世紀和11世紀城市就已完全形成，而且有的專業雜志提到一個新的城市复興——其時代追溯得更遠。 毫無疑問，在西方國家一直是有城市存在的，但是在西羅馬帝國城市“遺址”的圍牆內只住有少數居民和一名軍事、行政或宗教的首領。城市首先是主教駐在地，寥寥無几的世俗人聚居在相對來說多得多的教區周圍；經濟生活局限在一個小地方，也就是交換日常必需品的市場內。 很可能由于伊斯蘭世界的召喚，在那里的大馬士革、佛斯塔德、突尼斯、巴格達、科爾多瓦，有大量的城市主顧，希望得到野蠻的西方國家的原材料——木材，刀劍，毛皮以及奴隸；無疑從10世紀起，也許從9世紀開始，孕育中的城市，即“口市”（portus），就得到了發展，它們是獨立的單位，或者是依附主教府或軍事“地方長官”的駐在地的城郊。但這一現象在12世紀才第一次產生足夠的影響，在這個時候，西方國家的經濟与社會結构發生了很深刻的變化，政治結构也因教區運動而逐漸動搖。 一個進一步的、文化上的變革隨著上述這些變化而來，一個進一步的思想上的繁榮或复興（新生）時期同上述變化匯流在一起。本書將簡要地勾勒一部關于這個思想運動的先驅者的歷史；從他們追隨者的冒險的變革，到所謂的中世紀的終結，直至另一個复興——文藝复興。 盡管人們在12世紀前很難以一個有足夠影響力的真正城市复興作為出發點，然而在文明領域里，就能因此略過8世紀末和9世紀上半葉習慣上稱為“加洛林王朝的复興”的時期嗎？ 我們不想像有些歷史學家那樣否認它，不准備談什么“所謂的复興”，只是想在這里比較确切地規定它的界限。 這個時期并不具有任何數量上的特性，足以构成我們所認為的“复興”的概念的前提。雖然這一時期提高了在宮廷學校接受教育的貴族子弟和在一些大修道院或主教中心區接受培養的未來教士的文化水平，但它几乎完全消除了下層修道院為周圍地區孩子們開設的殘存的初級課程。公元817年，安尼安涅的圣本尼狄克促使法蘭克皇帝“虔信者”路易一世實行本尼狄克教派大改革，把恢复本尼狄克教派原先的修道院制度用書面形式規定下來，結果修道院的“外部”學校關閉了。這是一次為一些与世隔絕的、為數不多的精英分子服務的复興，它的任務是替奉行教權的加洛林王朝建立一個培養管理人員和政治家的小規模的教育場所。 除了替王朝与教會招募領導人員外，加洛林時代的知識化運動，在手工工具和精神風貌上，都沒有表現出任何其他天使般的或無私奉獻的作為。 這一時期的精美手抄本是奢侈品。人們以工整的字体進行書寫，來消磨時日。——這樣的書法藝術比起雜亂無章的抄寫，更是一种文化失落時期的標志，這個時期對書籍的需求微不足道，內容几乎不管不問；人們為宮廷或某些世俗的或宗教界的大人物把書籍裝飾得富麗堂皇。這些都表明，書籍的流傳非常緩慢。 不僅如此，這些書籍根本不是為了供人閱讀。它們只是有助于教堂財庫的丰富，和個別富人收益的增加。它們与其說是思想上的寶物，不如說是經濟上的財富。有些作者抄錄古人或教父的名言，以此夸耀他們自己的文字具有較高的思想內容，而人們竟然相信他們的每句話。這一切只是提高物質上的价值。查理大帝為了布施，賣掉自己一部分漂亮的手抄本。書籍受到同昂貴的瓷器完全一樣的對待。 在修道院里辛辛苦苦抄錄“手寫文書”（scriptoria）的修士們，對內容方面興趣不大——對他們來說重要的是在抄寫中激發出的熱誠、打發的光陰和消耗的精力。這一切都是贖罪，他們以此為天國效勞。除此之外，由于中世紀盛期教會借用野蠻人的法律，采取勞役与懲罰都可以折算成稅款的做法，他們還根据頁數、行數、字數算計著能夠贖買到的在滌罪所的年份；或者他們為自己的疏忽痛苦得輾轉不安，因這疏忽地們遺漏了一個字母，從而延長了他們在滌罪所的居留期。他們把同他們搗亂的小鬼的名字傳告后人，這個小鬼專門愚弄他們，它叫“梯梯費留斯”（Titivillus）。這是同作家做對的魔鬼，后來阿納托爾·法朗士還會再次發現它。 對那些尚未脫盡野蠻人習性的基督徒來說，科學是個寶藏。這個寶藏必須小心翼翼加以保護。与封閉的經濟為伴的是封閉的文化。“加洛林王朝的复興”只管獵取，不顧播种。這會有個微不足道的复興嗎？ 要是勉強寬容一點，加洛林時代盡管有這一切，仍然可以指望取得“复興”這個稱號。加洛林時代最有主見和最有影響的思想家肯定是約翰·司各特·埃里金納，他在那個時代還沒有讀者与听眾，到12世紀才開始為人所知，為人理解和為人引用。但在加洛林時代“手寫文書”里抄錄的手稿，阿爾奎因從5世紀的修辭學家馬帖努斯·卡佩拉那里摘錄來的七种人文學科的觀點，以及由他提出的“翻譯研究”（translatio studii）的思想——文明的策源地雅典与羅馬就這樣經由西方國家，更确切些說，通過高盧而傳承下來——所有這些積累起來的財富，后來都重新得到了流傳，它們被傾注在城市學校的大熔爐里，被12世紀的复興作為古典文化的最后遺產所吸收。 12世紀的新時代精神：古代人和新時代人 12世紀的知識分子強烈地感覺到，要創造新事物，要成為新人。沒有這种獲得新生的情感難道會有复興嗎？我們只要想想16世紀那些精神面貌煥然一新的人，想想拉伯雷就可以明白了。 就這樣，這一時代作家的口中和筆下，總是出現這一個詞：“現代”，他們用它來表明自身。“新時代人”，這是指他們，他們懂得做這樣的人。但新時代人絕不是同古代人對立的；相反，他們仿效古代人，從古代人那里吸取營養，把自己置于古代人的肩膀之上。布盧瓦的彼得宣稱：“只有在怀著越來越強烈的愛慕，一遍又一遍地讀古代人著作的時候，人們才能擺脫愚昧無知，走向科學的光明。讓狗去狂吠，豬去咕咕吧！我依舊是古代人的盟友。我要把自己全部的認真勁儿都傾注在他們身上，并且每天都在研讀他們的著作中迎接朝霞。” 下面介紹基本的學科，按照傳統說法是一位著名學者索爾茲伯里的約翰的記錄，從中可以見到12世紀最有聲望的學府之一沙特爾修道院的伯納德長老是怎樣傳授那些基礎學科的：“對各門學科理解得越完善，受到的影響越深刻，對古代作者們的正确思想也就把握得越全面，也就能更加透徹地繼續傳播這种思想。古人——感謝那些狄亞克里人（Diacrisis），我們能夠借助于圖畫或色彩展示他們，——古代人在一段歷史、一個母題和一篇寓言的原材料基礎上，依靠所有這些學科以及綜合与增加趣味的高明手段，在完成的作品中，創造出一种囊括全部藝術的畫像類型。語法和詩歌互相交融，密不可分，并揭示出整個主題。在這方面，邏輯學增添了論證的色彩，編織進它理性論斷的金色標記；修辭學則通過動人的說服力与閃爍出智慧之光的雄辯再現了白銀的清輝。數學乘坐著四駕馬車，超過了其他學科的步履，并留下了它那丰富名樣的色彩与魅力。在數學揭開自然的奧秘以后，物理學又為這丰富多樣的魅力添上它那微妙的色調。最后，哲學，所有分支中最高貴的倫理學，以其影響作品的威嚴凌駕于一切其他學科之上。沒有倫理學，哲學就不再名副其實，所有其他學科都是通過這一重要學科而創造成功的。仔細研究維吉爾或琉善吧（他們的哲學你也是一直在稱贊的），你會發現一些合适的東西。其中有——這要看師長的才智高下和弟子的机敏与勤勉程度。——從古典作家以前的著作里所能獲得的好處。這是沙特爾的伯納德的方法，沙特爾是近代高盧美文學最最丰富的源泉……” 可是這樣的仿效難道不是仰人鼻息嗎？以后我們還會看到西方文化由于接受難以消化和不合适的古代成份，給自己戴上了鐐銬。但在12世紀所有這些還是多么新鮮啊！ 這些大師是教士和善良的基督徒，作為教科書他們更偏愛維吉爾的著作而不是《傳道書》，更喜愛柏拉圖的著作而不是圣奧古斯丁，這不僅因為他們相信維吉爾和柏拉圖的著作富于道德訓誡，以及在語言的外表后藏有微言大義（這种情況在圣經里和教父們的著作中就不存在嗎？），而主要是因為對他們而言《埃涅亞斯》或《蒂邁歐篇》首先是學術著作。它們由學者撰寫，适合于專門的技能性課程；而圣經和教父們的著作，雖然在科學材料方面可能同樣丰富（舉例來說，圣經的《創世記》難道不是某种自然科學和宇宙學的著作嗎？），然而這些是次要的。其次才是學術著作。古人是專門家，他們更宜于從事專門化的教學活動，如講授人文學科与學校課程，就像神甫或圣職作家應該繼續傳授神學一佯。12世紀的知識分子是一种專門家，他是專業工作者，他具有自己的材料、古人的著作以及自己的一套技藝，其中最重要的技藝就是仿效古人。 然而，這些古人只是被用來作進一步的探究，就像意大利的船隊利用海洋去尋求東方的寶藏一樣。 這就是沙特爾的伯納德的那段有名的話的要義，這句名言在中世紀引起了巨大的回響：“我們是站在巨人們肩膀上的侏儒。我們的視野比他們更寬廣和更遠大，并非因為我們目光更尖銳和身材更高大，而是因為他們把我們舉了起來，并抬到同他們一樣的巨大高度……” 這幅有名的圖象，表現的正是文化進步的要義；簡而言之，也就是歷史進步的要義。中世紀盛期的歷史是停滯的，在西方各國取得胜利的教會造成了這种局面。弗賴辛的奧托接過圣奧古斯丁的兩种國家的論點并解釋說：“由于不僅全体民眾，而且帝王們，除個別例外，也都是天主教徒，所以在我看來，我寫的不是兩個國家的歷史，而應該說是一個唯一國家的歷史，我稱這個國家為教會。” 這里說的是封建主的意愿，以及組成封建社會結构的修士們的意愿——置時代于不顧。后來當基佐贏得資產階級的政治胜利之后，他也認為到達了歷史的終結點。12世紀的知識分子就在這個發展中的城市環境里（其中万物都在循環并在自行變化），安置推動歷史前進的馬達，并規定他們在這個時代里的使命：“追求真理，做時代的儿女（Veritas，filia temporis）。”沙特爾的伯納德也正是這樣說的。 希腊－阿拉伯文化的貢獻。 真理不僅是時代的儿女，而且是地理空間的產物。城市是把思想如同貨物一樣運載的人員周轉的轉車台，是精神貿易的市場与通衢。在12世紀，當西方國家几乎還沒有原材料可出口時（不過紡織品生產已日趨繁榮），從東方，從拜占廷、大馬士革、巴格達和科爾多瓦運來了珍奇的產品和昂貴的物品。除了調味品与絲綢外，中世紀的手抄本把希腊－阿拉伯文化帶進基督教的西方。 阿拉伯人在這方面主要是中介者。亞里士多德、歐几里得、托勒密、希波克拉底、蓋倫的著作隨著异端的基督徒——基督一性論派与聶斯脫利派以及受拜占廷迫害的猶太人而流傳到東方，并由他們捐贈給伊斯蘭國家的圖書館，這些書由圖書館大量接收下來。現在這些著作又踏上歸程，登上西方基督教國土的海岸。就這方來說，東方拉丁國家信奉基督教的邊緣地區所起的作用是极為次要的。西方國家和伊斯蘭國家接壤的前線主要是軍事性質的，是軍事沖突和十字軍東征的前線。這里交換的是拳打腳踢，而不是思想和 圖書。只是在极其偶然的情況下才會有一本著作溜過這條戰線。接收來自東方的手抄本的主要是兩個聯絡點：意大利，更多地是西班牙。這里無論是穆斯林對西西里和卡拉勃里的暫時占有，還是基督徒的复地運動（Reconquista）都不曾妨礙和平的交易。 訪尋希腊和阿拉伯手抄本的基督徒們一直深入到巴勒莫，在這里西西里的諾曼底人國王們以及后來的腓特烈二世，憑著他們使用希腊語、拉丁語与阿拉伯語這三种語言的辦公机构，出資興建意大利最早的一個复興運動宮廷。基督徒們也來到被异教徒于1087年重新占領的托萊多，在那里，從1125年至1151年，基督教的翻譯家在大主教萊蒙德的保護下工作。 翻譯家 翻譯家們是這個复興運動的先驅。西方國家的人不再懂希腊文了——阿貝拉爾對此表示遺憾，他敦促侍奉圣靈的修女們彌補這一缺陷，這樣可以在文化修養上胜過男人們。科學的語言是拉丁語。阿拉伯文的原文，用阿拉伯文改寫的希腊文本以及希腊文的原丈，或由個人，但大多由工作小組進行翻譯。西方的基督徒尋求西班牙基督徒和曾生活在伊斯蘭統治下的莫扎拉布人的幫助，也接受猶太人甚至穆斯林的幫助。就這樣所有的語言能力被聚到一起。有一個翻譯小組非常有名，它是由著名的克呂尼修道院院長彼埃爾·維尼拉比利為翻譯古蘭經而組織起來的。在一次巡視西班牙的克呂厄維新教團修道院的過程中（這些修道院是在基督教复地運動期間逐漸建立起來的），彼埃爾·維尼拉比利第一個想到，不是在軍事領域，而是要在思想領域制服穆斯林。為了批駁穆斯林的教義，人們必須了解它們——這個對我們來說是簡單明了的想法，在十字軍東征時代當是一個大膽的設想。 “盡管人們把邪教的褻瀆稱號或异教的惡名加到穆罕默德的异端邪說上，人們必須采取行動來反對它，那就是用寫作。但由于古代文化的衰亡——正像猶太人記載的，他們當時曾非常欽佩耶穌使徒們掌握熟練的語言——，拉丁人，首先是新時代人，除了自己故土的語言外，不再懂得其他任何一門語言。因此他們既無法看出這一异端邪說的荒誕不經，也不能堵死它的通路。為此我心急如焚，焦慮之火使我憔悴。因為沒有人挺身出來對付這种局面，沒有人意識到這种狀況，我感到憤慨；拉丁人看不到這种腐敗的原因，他們的無知使他們無力抵抗。所以我尋訪了阿拉伯語專家。這种致命的毒藥通過這种語言污染了地球一半以上的地方。我通過懇求和使用金錢說服了他們，把這些不幸者的歷史与學說，甚至也把他們叫作《古蘭經》的法典，從阿拉伯文譯成拉丁文。為使譯文准确可信，保證我們的充分了解不致有錯，我已讓一名薩拉遜人幫助各位參与翻譯的基督徒。基督徒的名字是：克特的羅伯特，達爾馬提亞人赫爾曼，托萊多的彼得；薩拉遜人叫穆罕默德。在完成對這個野蠻民族圖書情況的徹底研究之后，這個翻譯小組合作撰寫了一部內容丰富的書，并為拉丁語讀者出版了它。這一工作完成于公元1142年，即我赴西班牙并會見百戰百胜的西班牙國王阿爾封索陛下的同一年。” 我們作為例證提到的彼埃爾·維尼拉比利的這個打算，很接近我們所關注的翻譯活動。基督徒的翻譯家們在西班牙專心致志研究的對象不是伊斯蘭教，而是希腊和阿拉伯的科學文獻。這位克呂尼修道院的院長強調，他只能借助于一筆慷慨的補償費保證給專家們提供一點幫助。他們短時間脫离他們的本職工作，理應有更多的報酬。 這些12世紀的翻譯家們，最早類型的研究者和專業化的知識分子，像威尼斯的雅各布，比薩的布昆狄奧，貝加莫的摩西，在拜占廷和北意大利工作過的列昂·圖斯庫，在西西里島巴勒莫的阿里斯蒂波，巴斯的阿德拉爾，蒂沃利的普拉東，達爾馬提亞人赫爾曼，克特的羅伯特，桑塔拉的雨果，岡第薩爾維，在西班牙的克雷莫納的格哈德，他們給西方國家帶來的是什么呢？ 他們填補了空白，這是拉丁遺產在西方文化中造成的空白，這指的是哲學，首先是科學。歐几里得的數學，托勒密的天文學，希波克拉底和蓋倫的醫學，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邏輯學和倫理學，所有這一切都是這些翻譯工作者的巨大貢獻。此外，比這些材料也許更為重要的，還有方法。求新探索的好奇心、推斷力，以及沖擊“舊邏輯”（Logica Vetus）的亞里士多德的整個《新邏輯》（LogicaNova）。它包括兩個“分析”：《前分析篇》与《后分析篇》，《正位篇》，《批判篇）：“對智者的批判”（Sophistici Elenchi），并借助于重新獲得很高評价的鮑依修斯而廣為人知。這是一次震動，是一劑興奮劑，這是一种學說，它是古希腊文化在歷經東方与非洲的長途旅程后，又傳送給西方國家的。 我們還要再補充一些阿拉伯人所做的特殊貢獻：阿爾－卡里茲米的包括代數在內的算術，這在13世紀初比薩的列奧納特引進所謂的阿拉伯數字之前，實際上是印度數字，是從印度經過阿拉伯人傳過來的；拉吉（基督教徒稱之為拉澤斯）的醫學，而主要是伊本·西納（或阿維森納的醫學，他的醫學百科全書《醫典》（Canon）可能是西方國家醫師們最重要的參考書；天文學家，植物學家，農學家，還有使拉丁人狂熱追求長生不老藥的煉金術士；最后是哲學，它源自亞里士多德和阿爾·法拉比与阿維森納，并對他們的著作作了有力的綜合。通過許多著作，阿拉伯人還給基督徒帶來了表示數碼、零、代數的詞語，同時還有商業詞匯，如“集市”（Basar），“支票”（Scheck），“海關”（douane），“市場”（fondouk或fondacco）及“稅”（gabelle），等等。 赴意大利或主要去西班牙的求學者大量增多，也說明了這种情況。讓我們以英國人莫雷的丹尼爾為例，他對挪威大主教敘述他求知的歷程： “對學習的熱切渴望把我從英格蘭赶出來了。我在巴黎逗留了一段時間，在那里見到的只是些趾高气揚、正襟危坐在學校講席上的野蠻人，他們面前擱著兩三個小板凳，上面擺著大部頭的書，書中是用描金文字謄抄的厄爾丕諾斯的訓條；他們手持鵝毛筆，煞有介事地在他們的書上打著星號或×號。他們的無知使得他們呆若泥塑木雕，但他們假裝出噤口不言正好表現出他們的智慧。只要他們一開口，我耳邊所聞只有黃口小儿的結結巴巴。一旦意識到這种情況，我就一邊盤算如何逃脫困境和怎樣才能學到掌握作品的其他‘藝術’，一邊同他們順便打招呼或抄近路避開他們。由于目前阿拉伯人的學說，它們差不多只由四大學科組成，在托萊多很盛行，我赶緊設法去那里，讓自己有机會接受世界上最睿智的哲學家的教誨。因為朋友們叫我回去，請求我离開西班牙啟程回家，我帶了一批珍貴的圖書回到英格蘭。人們告訴我，在這里人文學科不為人知，亞里士多德与柏拉圖完全遭遺忘，這只對提多和塞优斯有好處。我深感痛苦，為了不讓有一個希腊人屈居在羅馬人之下，我努力尋找一個可以學習的地方，以便讓人文學科的研究走向繁榮興盛……當涉及創世時我引用的是异教哲學家而不是教父們的論證，對此不應當有人感到惱火，因為雖然前者不屬于基督教的信徒，但他們有些格言，只要是充滿信仰的，就應當引入到我們的教學中來。上帝也曉示過我們，擺脫了埃及人的魔法以后，要掠奪埃及人的財富，好讓希伯來人從此富足起來。讓我們同樣遵照上帝的訓示，并在他佑助之下，掠奪异教徒哲學家的智慧与辯術，洗劫這些無信仰的人，甚至奪走利用他們的外殼，在信仰上來充實我們自己吧。” 莫雷的丹尼爾只看到巴黎因循、腐朽、陳舊的一面。12世紀的巴黎還有另一些東西。 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只懂得對希腊和阿拉伯的材料進行初步加工，即做翻譯的工作，這使西方知識分子有可能吸收這些材料。 基督教文化接受東方的貢獻的中心，是在別的地方。最為重要的中心沙特爾和巴黎，及傳統的中心拉昂、蘭斯和奧爾良，都位于那些商業交易与產品加工地區——這是制成品的交易与加工——位于南方与北方的交界處。就像阿爾奎圍預言過的，以及特魯瓦的克雷蒂安詠唱過的那樣，在盧瓦爾河与萊茵河之間，在批發商行和銀行隨著香檳酒交易會紛紛開張的同一地區，出現了一种文化，它將使法國成為希腊和羅馬文化的第一個繼承者。 巴黎：巴比倫還是耶路撒冷？ 由于卡佩王朝不斷增長的聲譽，巴黎是這些中心中最輝煌的一個。教師們和學生們或者在巴黎城區及它的大教堂附設的學校中，或者越來越多地在他們享有更大獨立性的塞納河左岸摩肩接踵。他們漫步在圣于連·勒保弗雷教堂周圍，穿行于博歇里大街和加爾蘭特大街之間，往東進而到圣維克多神父會學校，往南則登上山坡，山頂上是圣日諾凡瓦修道院和它所屬的那所大學校。除了圣母院、維克多神父會和日諾凡瓦神父會的專職教授外，較為獨立的教師，那些“獲准”的教授——他們得到了學校以大主教的名義發給的授課准許證（Licentia docendi）——在他們私人住處或者在他們能夠進入的圣維克多修道院或圣日諾凡瓦修道院，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學生。巴黎的聲望起初要歸功于出色的神學課，它們构成學校課程的尖端，但很快就更多地得益于辯證法課程。這是哲學的一個分支，它充分利用亞里士多德學說并依靠推理，以促使思想的理性進程胜利實現。 這樣，巴黎在實際上和象征意義上成了一部分人的指路明燈，一切精神享受的源泉；對另一部分人則是魔鬼的罪惡淵藪，在那里受哲學敗坏所侵襲的精神反常，同沉溺在玩樂、酗酒和婦人之中的無恥行徑混雜在一起。這個大都市是個腐敗的場所。巴黎是現代的巴比倫。圣伯納德號召巴黎的教師和學生們：“逃出巴比倫的圍牆，逃吧，拯救你們的靈魂。大家赶快一道去‘避難之城’（指修道院），在那里能夠忏悔你們的過去，并生活在仁慈的怀抱中，能夠深信不疑地期待未來。你將在森林中找到比在書本中遠來得多的東西。樹叢和石塊都會比任何一位教師教給你更多的知識。” 另一位西受教團的僧侶策勒的彼得說；“啊，巴黎！你是怎樣學會迷醉与顛倒人的靈魂的？在你的城牆內，色情的网羅，邪惡的陷阱，地獄的箭矢，使純洁無瑕的心靈墮落……然而与此相反，學校是多么幸運！在那里基督把智慧的語言傳授給我們的心靈，在那里我們無須工作或听課就學到永生的方法！那里人們不買一本書，不需給任何一名語言教授以報酬，那里絕無一點爭論的喧囂，絕無一點詭辯的紛壇，所有問題的解決在那里都非常簡單，人們在那里學習一切事物的起因。” 純洁的圣徒派就這樣用寂寞的學校反對喧鬧的學校，用修道院的學校反對城市的學校，用耶穌基督的學校反對亞里士多德和希波克拉底的學校。 城市中新的教士們同修士界的根本對立（后者在12世紀的改革中越出了西方本尼狄克派運動，倒退到拘守原有教規的极端傾向），在下引西妥教團的修士、圣伯納德的密友之一、圣梯累的威廉的惊呼中明顯表現出來：“圣山的兄弟們！他們把東方的光明引入西方的黑暗；他們把古代埃及人的宗教熱情帶到了冰冷的高盧國土，帶入這寂寞的生活，這天國生活的再現。” 于是，由于西方國家中心地區這种引人注目的反常現象，修士的唯靈論要求退回到東方神秘論中去，而恰在這個時候，沐浴在希腊和阿拉伯文化中的城市知識分子，正獲取著精神的和思想方法的酵素，這些思想方法將標明西方國家的特征，并构成它的知識的力量——推理的清晰，對科學精确性的關注，互相支持的信念与洞察力。這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城市知識分子使得西方國家擺脫了另一個亞洲和另一個非洲的虛幻形象；擺脫了神秘的森林与荒漠的虛幻形象。 但修士們的倒退運動本身也為新型學校的出現舖平了道路。1131年蘭斯宗教會議禁止修士們在教會机构外從事醫學研究：希波克拉底是暢通無阻了。 巴黎的教士并不同意圣伯納德的看法。1164年索爾茲伯里的約翰寫信給托馬斯·貝克特：“我繞道去了趟巴黎。在那里目睹生活用品富足，人們情緒輕松，教士受到尊敬，整個教會享受著尊嚴和光榮，哲學家從事各种活動，這時我惊喜地相信，自己看到了雅各的梯子，它的頂端触到了天堂，天使就在梯子上面上上下下。為這次幸運的朝圣旅行所感動，我得承認：上帝就在這里，而我卻沒有意識到這點。我的心頭涌出下列詩句：‘最幸福的終身流放，就是居住在這地方。’”哈溫特的修道院院長菲利普，認識到城市教育活動帶來的利益，給一個年輕的弟子寫信說：“你為對科學的愛所驅使，現在到了巴黎，并找到了這個為如此眾多的人所向往的耶路撒冷。這是大衛居住的國度，是智慧的所羅門居住的國度。那里競爭激烈，教士項背相望，他們的人數將逐漸超過眾多世俗民眾。這幸運的城市啊，圣經在那里被人加倍勤勉地閱讀著，其中錯綜的奧秘因圣靈的恩賜而豁然開朗，在那里還有如此之多的著名教授和如此發展的神學，人們應該稱它為純美藝術作品的所在地！” “哥利亞德” 在所有這些贊頌巴黎的協奏曲中，響起了一個具有特殊力量的聲音，一個少有的知識分子團体的聲音：“哥利亞德”。對他們來說，巴黎是“人間的天堂，世界的玫瑰，宇宙的慰藉。” “人間的天堂，世界的玫瑰，宇宙的慰藉”。這些“哥利亞德”是些什么人呢？他們中大多數人都隱姓埋名，他們有意傳播的關于自己的傳奇，他們的敵人出自惡意中傷和誹謗所傳播的謠言，包括那些被似是而非的假象引入歧途，被偏見蒙蔽的新時代的史家与學者描述的奇談，這一切都交織在一起，使我們無法認識他們的真實面目。有些人根据主教大會和宗教會議的裁決，以及12与13世紀教會作家的記載，确定他們的身份。這些哥利亞德或游方教士被人罵為“流浪漢”、“浪子”、“花花公子”、“小丑”。人們把他們當作飯桶、冒牌大學生，時而帶著激動的眼光——年輕人恣情成性——時而惊恐万分地、輕蔑地看著他們：這些破坏和平和不守秩序的家伙難道還不是危險分子？相反，其他一些人則把他們看成城市知識分子的一种類型，一個贊成反對封建主義的一切形式的革命的開放階層。究竟哪种說法是真實的呢？ 我們不清楚“哥利亞德”這個稱呼的來源。不過如果我們一開始就排除不切實際的詞源學探討，詞源學認為這個詞源于巨人族“哥利亞”，他是魔鬼的化身、上帝的死敵，或者認為它來自“哥拉”（Gula）即“獸嘴”，用以表明這個幫團的成員是些貪吃鬼或牛皮大王；如果我們一開始就肯定，把歷史上的哥利亞定為“哥利亞德教團”的創始人是不可能的，我們還是可以從圖書目錄方面找到一些有關某些哥利亞德的細節材料，那是些以“哥利亞德”為名的個人或集体所作的詩歌集（carminaburana）和同時代人對他們嚴詞批判或痛加斥責的文章。 求知的浪游 在哥利亞德的圈子里，無疑有一种對社會批評的愛好。無論他們來自哪里，來自城市、農村或者甚至出身貴族，他們首先是背井离鄉的人，時代的典型代表。在這個時代里，人口的增長、商業的發展和城市的出現瓦解了封建社會的結构，并把破落戶、冒險家和倒霉蛋扔上街頭，使他們集中在城市這個他們的會聚點。哥利亞德是這個標志著12世紀特征的社會變動的產儿。這些脫离固定社會結构的人，在所有維護傳統思想的人看來乃是奇恥大辱。中世紀的盛期曾致力于規定每個人的地位、使命、級別和等級。哥利亞德則是從中掙脫出來的野馬。作為貧困的离經叛道者，他們构成城市學校里的“窮學生幫”。他們勉強能糊口度日，靠為富裕的同學當仆人，甚或乞討為生，因為正如德意志人艾伯哈特所指出的：“巴黎對富人可能是個天堂，對窮人則是匪窟似的泥潭。”接著他替饑餓的巴黎人（Parisiana fames）即貧窮的巴黎大學生中的挨餓者難過。 有的時候他們充當雜耍藝人或小丑維持生計，經常安在他們身上的那侮辱性的稱呼肯定就是由此來的。我們只要想一想，當時的人也把“小丑”、“雜耍藝人”等稱呼安到這种他們感到危險、准備把其逐出社會的人的頭上。一個“小丑”就等于是一個“赤党”，一個叛匪…… 于是這些窮苦人，既不受固定住處的限制，又不為一定的教會薪俸或領地收入束縛的大學生，踏上了求知的冒險歷程。他們追隨著自己愛戴的老師，在遭到流言蜚語傷害時互相支持，從一個城市走到另一個城市，把不同的學說融合在一起。他們构成作為12世紀又一個標志的求學浪游的核心。另一方面，他們還使這個流浪帶上了冒險獵奇、朴質自然和大膽莽撞的特色。然而他們尚未形成一定的社會等級。他們有著各种不同的出身和志向。有一點是肯定的，他們更喜歡學習，而不是戰爭。但他們的弟兄們仍成群結隊加入軍隊，十字軍的部隊，在歐洲和亞洲各地沿路搶劫，出發洗劫君士坦丁堡。盡管他們都批評社會，但有些人，很可能是許多人，在夢想著取他們所批評的對象的位置而代之。奧爾良的雨果，他成功地在巴黎和奧爾良教書，享有古板怪人的名聲，被人稱作“大主教”，還是《十日談》里的大主教的原型。他表面始終過著儉朴的生活和表現出一种堅定不渝的精神，但另一方面，這位科隆的桂冠詩人又接受紅胡子腓特烈一世的大首相、德意志高級教士達塞爾的雷吉納爾德的資助，他以最高的嗓門為之歌功頌德。維爾頓的舍爾隆參加了英格蘭女王馬蒂爾德一党，皈依宗教后進了西妥修道院。里爾的阿蘭生活在英國國王、普蘭塔哲尼特王朝的亨利二世的宮廷里，以后在蘭斯一位大主教的宮廷中以修道院院長的身份去世。他們夢想著慷慨大方的保護人，丰厚的教會薪俸，和闊綽的幸福生活。他們對改變社會秩序興趣不大，似乎更愿意成為社會秩序新的獲益者。 道德淪喪 雖說如此，哥利亞德的詩歌主題包含著對社會的激烈抨擊，人們很難否定他們的許多作品有著清楚的革命特點。玩樂、酒、愛情，是他們謳歌的三駕馬車，這使同時代虔誠的人滿腔怒火，而新時代的史學家則對它們采取寬容的態度。 我是個輕浮的東西， 像片葉子，听憑狂風玩弄。 ………… 像沒有槳手的小舟， 像頂風亂飛的小鳥， 錨和繩索都拴不住我。 ………… 少女的美貌打動了我的心， 要是我無法触動她，就把她裝在心里。 ………… 其次，人們指責我玩樂，但一旦 這玩樂讓我赤身露体渾身發冷， 我的靈魂就里外冒熱气。 恰好此時我的繆斯把最美的歌儿唱。 再次，我們談談酒館的歌舞表演。 ………… 我情愿死在小酒館里， 那里美酒就在垂死者的嘴邊， 然后天使歌隊從天而降并且放歌： “上帝賜福給這個善良的酒鬼！” 這首詩看上去空洞無物，只是顯示了一种——讓人惦念天才的——有關維庸的那种最初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此詩具有一种透徹的先見： 像追求永生之福那樣， 更貪婪地去追求肉欲之樂吧， 要是我的靈魂已死， 使我操心的只有肉体。 ………… 抑制自己的天性，實在太難了！ 還有目睹美人儿卻要保持純洁靈魂。 年輕人無法遵守這樣嚴厲的定規， 去無視他們肉体的憧憬。 在這种挑釁性的道德淪喪和對色欲的贊頌里，——這在哥利亞德那里經常達到猥褻的程度——看到一种自然道德的草圖，對教會戒律及傳統道德的否定，這難道太大膽？難道哥利亞德在某种程度上不正是追求思想自由的大家族中的一名成員，他們的目的不正是要把習俗和語言的解放延伸到精神自由上嗎？ 在浪游詩歌里常常反复出現的命運之輪的情景，不再僅僅是詩歌的主題；它所表現的東西，無疑要比同時代那些雖然尚未擺脫大教堂中的隱秘信念，但并無惡意的人所能見到的多。然而這一自我旋轉的和掌管著永恒輪回的命運之輪，以及這個盲目地撥動輪葉的偶然，就其本質而言，并不就是革命的主題：它們否定進步，否認歷史的任何意義。它們可能會引起社會變革，但僅在對更遠大的未來無動于衷的情況下。正是從這里產生了哥利亞德對那些雖不屬于革命但卻是叛逆性的主題的偏愛，他們在自己的詩篇中詠唱它們，在自己的小幅裝飾畫里描繪它們。 社會批判 這一點很突出，哥利亞德的詩歌——在市民文學中流傳開來以前很久——反對中世紀盛期的社會秩序的所有代表，反對僧侶，反對貴族，甚至反對農民。 在教會內部，哥利亞德喜歡攻擊那些在社會地位、政治態度、意識形態方面同封建社會結构更密切地聯系在一起的那些人，即教皇、大主教和修士。 哥利亞德反對教皇和羅馬教廷的激情，同其他兩种思潮交相呼應，但并沒有放棄自己的本色：一是基卜林派思潮，他們集中批評教皇對世俗權力的要求，支持帝王制度反對僧侶階層。二是道德化思潮，這一思潮抨擊大祭司和羅馬教廷對時代風气的容忍，抨擊他們的奢靡和貪圖金錢。肯定的，在皇帝党中有哥利亞德——例如那位科隆的桂冠詩人奧爾良的雨果，哥利亞德詩歌也經常是針對教皇的諷刺作品的樣板，但它們時常滿足于咀嚼一些人們已習以為常和失卻鋒芒的題材。不過在風格和精神上哥利亞德十分明顯地不同于基卜林派。他們抨擊羅馬大祭司和他周圍的人物，目的是攻擊社會秩序、政治秩序和意識形態秩序，更准确地說是每种僧侶等級制社會制度的頭面人物与維護者，因為哥利亞德与其說是革命者，不如說是無政府主義者。教皇制度經過格雷高里改革試圖取消封建性質的結构，現在不僅依靠老式的領地政權，而且也依靠時下的新式金錢政權，這時哥利亞德轉而反對這一新的政策，并繼續攻擊老的傳統。 格雷高里七世聲稱：“上帝沒有說過：我的名字是道德風范。”哥利亞德譴責他的繼任者，這些繼任的教皇們把“我的名字是金錢”這句話說成是上帝的金口玉言： 神圣的福音在銀錢交易后開始 當時教皇告訴羅馬人說：“當人子將來到我們的陛下的寶座前面時，一開頭就要問他：‘朋友！你來干什么？’如果他繼續走上來，而不給您什么東西的話，那就把他推回到漆黑的夜里。”正好這時有一個窮教士來到教皇宮廷，他懇求道：“請發發慈悲吧，教皇大門的守護人，只因為貧窮落到了我頭上。我是窮人，需要救濟。因此我請求你們，把我從貧困中拯救出來！”他們注意听他說完，卻怒气沖沖地說道：“朋友！但愿你的貧困會跟著你直到你倒斃！真見鬼，你不知道金錢的威力，阿門，阿門！我告訴你：不把你最后一塊錢掏出來，你不會分享到上帝的歡樂。”于是窮人离開那里，賣掉了身上的大褂、上衣和穿戴的一切，然后把換得的錢給了樞机主教、門衛和侍從。但他們說：“怎么？那么多人就給這么一點錢？”就叫他在大門口坐等。這個遭驅逐的人痛苦地大哭起來，得不到一絲一毫的安慰。 接著一個胖胖的家伙、吃得肥頭大耳的教士，來到教皇宮廷，他曾在一次動亂中殺死過一個人。他先把錢給門衛，接著給侍從，最后給樞机主教。于是他們彼此商量作出決定，各自從中應得的好處。 當教皇這時得知，樞机主教和教廷的官吏們都得到了這個教士的大筆捐贈時，頓時就重重地病倒了。但這個富人也送給他一個用金銀制成的靈藥，結果教皇的病很快就好了。然后他把手下的部屬們召集到一起，對他們說：“兄弟們，注意不要讓任何人用空話糊弄你們。你們要向我學習，我怎樣對付他們，你們也照這樣辦。” 天主教教士先是同貴族交往，現在又同商人交往。以前同封建主一起嚎叫的教會，現在又同商人們一起嚎叫。哥利亞德這個知識分子群体的喉舌，想要在城市范圍內促進一种世俗文化，他們嚴厲譴責這种發展趨勢： 天主教教士的制度， 遭到了世俗的鄙視； 修女淪落作婊子， 貴婦人變成賣淫婦。 （Sponsa Christi fit mercalis，generosa generalis） 在中世紀盛期，金錢的微小作用把圣職買賣控制在一定限度內。可現在它的重要性日益增長，使得它到處都起作用。 哥利亞德的諷刺作品《斗獸士》（Betiarius），在浪漫主義的怪誕精神中，展示出一种裝飾紋樣，帶有變形為動物的神職人員的圖案。于是在商會三角門楣上，出現了一個由教士构成的滴水嘴的世界。教皇是獅子吞吃著一切；主教是蠢牛，像貪得無厭的放牧者，當著自己羊群的面啃光了草地；他的副主教是搜捕獵物的山貓；他的大長老是條獵狗，在主教的獵手即眾官吏的協助下，設置陷阱，追捕獵物。按照哥利亞德文學來說，這就是“游戲規則”。 哥利亞德一方面把普通神甫看作教會等級制度的犧牲品和身處窮困与受剝削的兄弟，一般不責備他們，而對修士則嚴加譴責。這种攻擊的內容不止是有關修士們的坏習气的普通笑話，比如貪吃、游手好閒和放蕩。与世俗觀點關系密切的現世精神，在譴責修士的同時也在譴責自己的競爭對手，說他們奪走了窮苦神父的薪俸，肆意役使忏悔老和信徒。在接下來的下一個世紀里，這樣的爭執在大學里以更尖銳的形式再次出現。并且還要更進一步，那是對基督教信仰的一個整個方面的否定，也就是基督教信仰中背离時代精神，逃避現實，獻身于孤寂、苦修、貧窮、禁欲，甚至作為放棄精神財富的愚昧無知的那一方面。這涉及兩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涉及到積极生活与冥想生活，一邊是人間樂園，另一邊是苦苦地在人世以外尋求二者之間的尖銳對立。修士与哥利亞德的對立，就在這點上，這在后者中造就了一位文藝复興人文主義者的先驅，即寫作《天父－佑護者》（Deus Pater，adiuva）的詩人，他帶著一個年輕的教士脫离修道院生活，使他事先領略瓦拉對“帶黑兜帽的修士者流”（gens cucul－lata）的抨擊。 作為城市人，哥利亞德同樣睥睨農村世界里的人，對体現這個世界的粗野的農民只感到厭惡。在那首著名的《鄉巴佬變格表》。里，哥利亞德丑化農民說： 這個卑鄙的家伙 這個笨蛋 這個魔鬼 這個小偷 噢，這些強盜胚！ 因這劫道的 這該殺的 這倒霉蛋 這說謊的 這大廢物 噢，可恨的！ 因這些不信教的。 最后，貴族是哥利亞德第三個攻擊目標。哥利亞德譴責他們与生俱來的特權： 貴族是美德使他高貴的人， 卑賤者是不帶一點美德的人。 針對舊規章，哥利亞德提出了一個建立在實際功績之上的新規章： 人的高貴在于精神和反映神的旨意， 人的高貴在于具備高尚的美德， 人的高貴在于自我克制， 人的高貴在于幫助普通人， 人的高貴在于由自然賦予了公正， 人的高貴在于知恥。 在憎恨貴族的同時，哥利亞德也憎恨官吏与士兵。對城市知識分子來說，就榮譽而言，智力的爭強斗胜、論辯的高下較量取代了用武器的爭斗和戰爭的偉績。科隆的桂冠詩人、奧爾良的雨果表達了自己對兵役的憎惡，他說：“我討厭行伍服役。”（me terruit labormilitaris）哥利亞德最杰出的詩人之一阿貝拉爾，出于同樣原因，在今天可惜已失傳的作品里也是這樣寫的，當時人們在圣熱內維耶伏山上朗誦并歌唱了他的作品，就像人們今天哼流行歌曲一樣。 貴族及士兵同新型知識分子的沖突，也許最明白地表現在一個社會學特別感興趣的方面：即兩性關系上。教士們和騎士們聲名狼藉的爭斗（由此產生了許多詩歌）的根源，是這兩個社會階層里的人對女人的爭奪。對哥利亞德來說，強調他們占了這些封建階級大人們上風的最好辦法，是吹噓他們在女人身上取得的成功。她們更喜歡我們，教土是比騎士更美好的情人。社會學家應該從這句話中看到關于兩個社會階層牛爭的有傾向性的表達。在《菲麗与芙洛拉之歌》里，兩個女主人公中，一個愛上教士，另一個愛上騎士（miles），她們在一段滑稽地模仿宮廷愛情課程的詩句里，總結了自己的經驗： 既符合科學， 也同傳統看法一致， 教士證明自己在作愛上 比騎士更為擅長。 雖然哥利亞德有他們的重要性，但他們卻仍然被向后推到知識分子運動的邊緣上。他們無疑曾提出一些未來的課題，盡管這些課題在其長期發展過程里褪了色。他們生動地描寫了渴慕解放的氛圍，他們為接下來的下一世紀提出了許多見解，如自然道德、倫理或思想的自由解放以及對宗教社會的批判。我們以后在大學教職員那里，在呂特勃夫的詩歌中，在約翰·德·墨恩的《玫瑰傳奇》里，尤其是1277年在巴黎被判決為异端的學說原理中，重新發現這一切。但在13世紀，他們卻是無影無蹤地消失了。他們遇到了迫害与宗教裁判，而他們進行毀滅性批評的傾向，使他們在大學建設中得不到自己的地位。他們有時還對知識分子生活不感興趣，而去尋求比較懶散的逍遙，或熱衷于浪游，這樣，知識分子運動只限于在几個有組織的中心大學里展開，終于導致這一背井离鄉的族群的滅絕。 ------------------ 素心學苑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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