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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豪是我十六歲時在杭州師范學校的同班友。他与我同年被取入這師范學校。這一年取入的預科新生共八十余人，分為甲乙兩班。不知因了什么妙緣，我与他被同編在甲班。那學校全体學生共有四五百人，共分十班。其自修室的分配，不照班次，乃由舍監先生的旨意而混合編排，故每一室二十四人中，自預科至四年級的各班學生都含有。這是根据了聯絡感情，切磋學問等教育方針而施行的辦法。 我初入學校，頗有人生地疏，舉目無親之慨。我的領域限于一個被指定的坐位。我的所有物盡在一只抽斗內。此外都是不見慣的情形与不相識的同學——多數是先進山門的老學生。他們在縱談、大笑，或吃餅餌。有時用奇妙的眼色注視我們几個新學生，又向伴侶中講几句我們所不懂的、暗號的話，似譏諷又似嘲笑。我枯坐著覺得很不自然。望見斜對面有一個人也枯坐著，看他的模樣也是新生。我就開始和他說話，他是我最初相識的一個同學，他就是伯豪，他的姓名是楊家俊，他是余姚人。 自修室的樓上是寢室。自修室每間容二十四人，寢室每間只容十八人，而人的分配上順序相同。這結果，猶如甲乙丙丁的天干与子丑寅卯的地支的配合，逐漸相差，同自修室的人不一定同寢室。我与伯豪便是如此，我們二人的眠床隔一堵一尺厚的牆壁。當時我們對于眠床的關系，差不多只限于睡覺的期間。因為寢室的規則，每晚九點半鐘開了總門，十點鐘就熄燈。學生一進寢室，須得立刻攢進眠床中，明天六七點鐘寢室總長就吹著警笛，往來于長廊中，把一切學生從眠床中吹出，立刻鎖閉總門。自此至晚間九點半的整日間，我們的歸宿之處，只有半只書桌（自修室里兩人合用一書桌）和一只板椅子的坐位。所以我們對于這甘美的休息所的眠床，覺得很可戀；睡前雖然只有几分鐘的光明，我們不肯立刻攢進眠床中，而總是湊集几個朋友來坐在床檐上談笑一回，宁可暗中就寢。我与伯豪不幸隔斷了一堵牆壁，不能聯榻談話，我們常常走到房門外面的長廊中，靠在窗檐上談話。有時一直談到熄燈之后，周圍的沉默顯著地襯出了我們的談話聲的時候，伯豪口中低唱著“眾人皆睡，而我們獨醒”而和我分手，各自暗中就寢。 伯豪的年齡比我稍大一些，但我已記不清楚。我現在回想起來，他那時候雖然只有十七八歲，已具有深刻冷靜的腦筋，与卓絕不凡的志向，處處見得他是一個頭腦清楚而個性強明的少年。我那時候真不過是一個年幼無知的小學生，胸中了無一點志向，眼前沒有自己的路，只是因襲与傳統的一個忠仆，在學校中猶之一架隨人運轉的用功的机器。我的攀交伯豪，并不是能賞識他的器量，僅為了他是我最初認識的同學。他的不棄我，想來也是為了最初相識的原故，決不是有所許于我——至多他看我是一個本色的小孩子，還肯用功，所以歡喜和我談話而已。 這些談話使我們的交情漸漸深切起來了。有一次我曾經對他說起我的投考的情形。我說：“我此次一共投考了三只學校，第一中學、甲种商業，和這只師范學校。”他問我：“為什么考了三只？”我率然地說道：“因為我膽小呀！恐怕不取，回家不是倒霉？我在小學校里是最优等第一名畢業的；但是到這种大學校里來考，得知取不取呢？幸而還好，我在商業取第一名，中學取第八名，此地取第三名。”“那么你為什么終于進了這里？”“我的母親去同我的先生商量，先生說師范好，所以我就進了這里。”伯豪對我笑了。我不解他的意思，反而自己覺得很得意。后來他微微表示輕蔑的神气，說道：“這何必呢！你自己應該抱定宗旨！那么你的來此不是誠意的，不是自己有志向于師范而來的。”我沒有回答。實際，當時我心中只知道有母命、師訓、校規；此外全然不曾夢到什么自己的宗旨、誠意、志向。他的話刺激了我，使我忽然悟到了自己，最初是惊悟自己的態度的确不誠意，其次是可怜自己的卑怯，最后覺得剛才對他夸耀我的應試等第，何等可恥！我究竟已是一個應該自覺的少年了。他的話促成了我的自悟。從這一天開始，我對他抱了畏敬之念。 他對于學校所指定而全体學生所服從的宿舍規則，常抱不平之念。他有一次對我說：“我們不是人，我們是一群雞或鴨。朝晨放出場，夜里關進籠。”又當晚上九點半鐘，許多學生擠在寢室總門口等候寢室總長來開門的時候，他常常說“放犯人了！”但當時我們對于寢室的啟閉，電燈的開關，都視同天的曉夜一般，是絕對不容超越的定律；寢室總長猶之天使，有不可侵犯的威權，誰敢存心不平或口出怨言呢？所以他這种話，不但在我只當作笑話，就是公布于全体四五百同學中，也決不會有什么影響。我自己尤其是一個絕對服從的好學生。有一天下午我身上忽然發冷，似乎要發瘧了。但這是寢室總門嚴閉的時候，我心中連“取衣服”的念頭都不起，只是倦伏在座位上。伯豪詢知了我的情形，問我：“為什么不去取衣？”我答道：“寢室總門關著！”他說：“哪有此理！這里又不真果是牢獄！”他就代我去請求寢室總長開門，給我取出了衣服、棉被，又送我到調養室去睡。在路上他對我說：“你不要過于膽怯而只管服從，凡事只要有道理。我們認真是兵或犯人不成？” 有一天上課，先生點名，叫到“楊家俊”，下面沒有人應到，變成一個休止符。先生問級長：“楊家俊為什么又不到？”級長說“不知。”先生怒气沖沖地說：“他又要無故缺課了，你去叫他。”級長象差役一般，奉旨去拿犯了。我們全体四十余人肅靜地端坐著，先生臉上保住了怒气，反綁了手，立在講台上，滿堂肅靜地等候著要犯的拿到。不久，級長空手回來說：“他不肯來。”四十几對眼睛一時射集于先生的臉上，先生但從鼻孔中落出一個“哼”字，拿鉛筆在點名冊上恨恨地一圈，就翻開書，開始授課。我們間的空气愈加嚴肅，似乎大家在猜慮這“哼”字中含有什么法寶。 下課以后，好事者都擁向我們的自修室來看楊伯豪。大家帶著好奇的又怜憫的眼光，問他：“為什么不上課？”伯豪但翻弄桌上的《昭明文選》，笑而不答。有一個人真心地忠告他：“你為什么不說生病呢？”伯豪按住了《文選》回答道：“我并不生病，哪里可以說誑？”大家都一笑走開了。后來我去泡茶，途中看見有一簇人包圍著我們的級長，在听他說什么話。我走近人叢旁邊，听見級長正在說：“點名冊上一個很大的圈餅……”又說：“學監差人來叫他去……”有几個听者伸一伸舌頭。后來我听見又有人說：“將來……留級，說不定開除……”另一個聲音說：“還要追繳學費呢……”我不知道究竟“哼”有什么作用，大圈餅有什么作用，但看了這輿論紛紛的情狀，心中頗為伯豪擔憂。 這一天晚上我又同他靠在長廊中的窗檐上說話了。我為他擔了一天心，懇意地勸他：“你為什么不肯上課？听說點名冊上你的名下划了一個大圈餅。說不定要留級，開除，追繳學費呢！”他從容地說道：“那先生的課，我實在不要上了。其實他們都是怕點名冊上的圈餅和學業分數操行分數而勉強去上課的，我不會干這种事。由他什么都不要緊。”“你這怪人，全校找不出第二個！”“這正是我之所以為我！”“……” 楊家俊的無故缺課，不久名震于全校，大家認為這是一大奇特的事件，教師中也個個注意到。伯豪常常受舍監學監的召喚和訓叱。但是伯豪怡然自若。每次被召喚，他就決然而往，笑嘻嘻地回來。只管向藏書樓去借《史記》、《漢書》等，凝神地誦讀。只有我常常替他擔心。不久，年假到了、學校對他并沒有表示什么懲罰。 第二學期，伯豪依舊來校，但看他初到時似乎很不高興。我們在杭州地方已漸漸熟悉。時值三春，星期日我同他二人常常到西湖的山水間去游玩。他的游興很好，而且辦法也特別。他說：“我們游西湖，應該無目的地漫游，不必指定地點。疲倦了就休息。”又說：“游西湖一定要到無名的地方！眾人所不到的地方。”他領我到保俶塔旁邊的山巔上，雷峰塔后面的荒野中。我們坐在無人跡的地方，一面看云，一面嚼面包。臨去的時候，他拿出兩個銅板來放在一塊大岩石上，說下次來取它。過了兩三星期，我們重游其地，看見銅板已經發青，照原狀放在石頭上，我們何等喜歡贊歎！他對我說：“這里是我們的錢庫，我們以天地為室廬。”我當時雖然仍是一個庸愚無知的小學生，自己沒有一點的創見，但對于他這种奇特、新穎而卓拔不群的舉止言語，亦頗有鑒賞的眼識，覺得他的一舉一動對我都有很大的吸引力，使我不知不覺地傾向他，追隨他。然而命運已不肯再延長我們的交游了。 我們的体操先生似乎是一個軍界出身的人，我們校里有百余支很重的毛瑟槍。負了這种槍而上兵式体操課，是我所最怕而伯豪所最嫌惡的事。關于這兵式体操，我現在回想起來背脊上還可以出汗。特別因為我的腿构造异常，臀部不能坐在腳踵上，跪擊時竭力坐下去，疼痛得很，而相差還有寸許，——后來我到東京時，也曾吃這腿的苦，我坐在席上時不能照日本人的禮儀，非箕踞不可。——那体操先生雖然是兵官出身，幸而不十分凶。看我真果跪不下去，頗能原諒我，不過對我說：“你必須常常練習，跪擊是很重要的。”后來他請了一個助教來，這人完全是一個兵，把我們都當作兵看待。說話都是命令的口气，而且凶得很。他見我跪擊時比別人高出一段，就不問情由，走到我后面，用腿墊住了我的背部，用兩手在我的肩上盡力按下去。我痛得當不住，連槍連人倒在地上。又有一次他叫“舉槍”，我正在出神想什么事，忘記听了號令，并不舉槍。他厲聲叱我：“第十三！耳朵不生？”我听了這叱聲，最初的沖動想拿這老毛瑟槍的柄去打脫這兵的頭；其次想拋棄了槍跑走；但最后終于舉了槍。“第十三”這稱呼我已覺得討厭，“耳朵不生？”更是粗惡可憎。但是照當時的形勢，假如我認真打了他的頭或投槍而去，他一定和我對打，或用武力攔阻我，而同學中一定不會有人來幫我。因為這雖然是一個兵，但也是我們的師長，對于我們也有扣分，記過、開除、追繳學費等權柄。這樣太平的世界，誰肯為了我個人的事而犯上作亂，冒自己的險呢！我充分看出了這形勢，終于忍气吞聲地舉了槍，幸而伯豪這時候已久不上体操課了，沒有討著這兵的气。 不但如此，連別的一切他所不歡喜的課都不上了。同學的勸導，先生的查究，學監舍監的訓誡，絲毫不能動他。他只管讀自己的《史記》、《漢書》。于是全校中盛傳“楊家俊神經病了”。窗外經過的人，大都停了足，裝著鬼臉，窺探這神經病者的舉動。我听了大眾的輿論，心中也疑慮，“伯豪不要真果神經病了？”不久暑假到了。散學前一天，他又同我去跑山。歸途上突然對我說：“我們這是最后一次的游玩了。”我惊异地質問這話的由來，才知道他已決心脫离這學校，明天便是我們的离別了。我的心緒非常紊亂：我惊訝他的离去的匆遽，可惜我們的交游的告終，但想起了他在學校里的境遇，又慶幸他從此可以解脫了。 是年秋季開學，校中不复有伯豪的影蹤了。先生們少了一個贅累，同學們少了一個笑柄，學校似乎比前安靜了些。我少了一個私淑的同學，雖然仍舊戰戰兢兢地度送我的恐懼而服從的日月，然而一种對于學校的反感，對于同學的嫌惡，和對于學生生活的厭倦，在我胸中日漸堆積起來了。 此后十五年間，伯豪的生活大部分是做小學教師。我對他的交情，除了我因謀生之便而到余姚的小學校里去訪問他一二次之外，止于极疏的通信，信中也沒有什么話，不過略敘近狀，及尋常的問候而已。我知道在這十五年間，伯豪曾經結婚，有子女，為了家庭的負擔而在小學教育界奔走求生，輾轉任職于余姚各小學校中。中間有一次曾到上海某錢庄來替他們寫信，但不久仍歸于小學教師。我二月十二日結婚的那一年，他做了几首賀詩寄送我。我還記得其第一首是“花好花朝日，月圓月半天。鴛鴦三日后，渾不羡神仙。”抵制日本的那一年，他有喻扶桑的《叱蚊》四言詩寄送我，其最初的四句是“嗟爾小虫，胡不自量？人能伏龍，爾乃与抗！……”又記得我去訪問他的時候，談話之間，我何等惊歎他的志操的彌堅与風度的彌高，此外又添上了一層沉著！我心中涌起种种的回想，不期地說出：“想起從前你与我同學的一年中的情形，……真是可笑！”他搖著頭微笑，后來他歎一口气，說道：“現在何嘗不可笑呢；我總是這個我。……”他下課后，陪我去游余姚的山。途中他突然對我說道：“我們再來無目的地漫跑？”他的臉上忽然現出一种夢幻似的笑容。我也努力喚回儿時的心情，裝作歡喜贊成。然而這熱烈的興采的出現真不過片刻，過后仍舊只有兩條為塵勞所傷的疲乏的軀干，极不自然地移行在山腳下的小路上。仿佛一只久已死去而還未完全冷卻的鳥，發出一個最后的顫動。 今年的暮春，我忽然接到育初寄來的一張明片；“子愷兄：楊君伯豪于十八年三月十二日上午四時半逝世。特此奉聞。范育初白。”后面又有小字附注：“初以其夫人分娩，雇一佣婦，不料此佣婦已患喉痧在身，轉輾傳染，及其子女。以致一女（九歲）一子（七歲）相繼死亡。伯豪憂傷之余，亦罹此疾，遂致不起。痛戰！知兄与彼交好，故為縷述之。又及。”我讀了這明片，心緒非常紊亂：我惊訝他的死去的匆遽；可惜我們的塵緣的告終；但想起了在世的境遇，又慶幸他從此可以解脫了。 后來舜五也來信，告訴我伯豪的死耗，并且發起為他在余姚教育會開追悼會，征求我的吊唁。澤民從上海回余姚去辦伯豪的追悼會。我准擬托他帶一點挽祭的聯額去挂在伯豪的追悼會中，以結束我們的交情。但這實在不能把我的這紊亂的心緒整理為韻文或對句而作為伯豪的靈前的裝飾品，終于讓澤民空手去了。伯豪如果有靈，我想他不會責備我的不吊，也許他嫌惡這追悼會，同他學生時代的嫌惡分數与等第一樣。 世間不复有伯豪的影蹤了。自然界少了一個贅累，人類界少了一個笑柄，世間似乎比從前安靜了些。我少了這個私淑的朋友，雖然仍舊戰戰兢兢地在度送我的恐懼与服從的日月，然而一种對于世間的反感，對于人類的嫌惡，和對于生活的厭倦，在我胸中日漸堆積起來了。 杭州的小街道都稱為巷。這名稱是我們故鄉所沒有的。我幼時初到杭州，對于這巷字頗注意。我以前在書上讀到顏子“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的時候，常疑所謂“陋巷”，不知是甚樣的去處。想來大約是一條坍圯、齷齪而狹小的弄，為靈气所鐘而居了顏子的。我們故鄉盡不乏坍圯、齷齪、狹小的弄，但都不能使我想象做陋巷。及到了杭州，看見了巷的名稱，才在想象中确定顏子所居的地方，大約是這种巷里。每逢走過這种巷，我常怀疑那頹垣破壁的里面，也許隱居著今世的顏子。就中有一條巷，是我所認為陋巷的代表的。只要說起陋巷兩字，我腦中會立刻浮出這巷的光景來。其實我只到過這陋巷里三次，不過這三次的印象都很清楚，現在都寫得出來。 第一次我到這陋巷里，是將近二十年前的事。那時我只十七八歲，正在杭州的師范學校里讀書。我的藝術科教師L先生１似乎嫌藝術的力道薄弱，過不來他的精神生活的癮，把圖畫音樂的書籍用具送給我們，自己到山里去斷了十七天食，回來又研究佛法，預備出家了。在出家前的某日，他帶了我到這陋巷里去訪問M先生１。我跟著L先生走進這陋巷中的一間老屋，就看見一位身材矮胖而滿面須髯的中年男子從里面走出來應接我們。我被介紹，向這位先生一鞠躬，就坐在一只椅子上听他們的談話。我其實全然听不懂他們的話，只是斷片地听到什么“楞嚴”、“圓覺”等名詞，又有一個英語“philosophy”２出現在他們的談話中。這英語是我當時新近記誦的，听到時怪有興味。可是話的全体的意義我都不解。這一半是因為L先生打著天津白，M先生則叫工人倒茶的時候說純粹的紹興土白，面對我們談話時也作北腔的方言，在我都不能完全通用。當時我想，你若肯把我當作倒茶的工人，我也許還能听得懂些。但這話不好對他說，我只得假裝靜听的樣子坐著，其實我在那里偷看這位初見的M先生的狀貌。他的頭圓而大，腦部特別丰隆，假如身体不是這樣矮胖，一定負載不起。他的眼不象L先生的眼纖細，圓大而炯炯發光，上眼帘彎成一條堅致有力的弧線，切著下面的深黑的瞳子。他的須髯從左耳根緣著臉孔一直挂到右耳根，顏色与眼瞳一樣深黑。我當時正熱中于木炭畫，我覺得他的肖像宜用木炭描寫，但那堅致有力的眼線，是我的木炭所描不出的。我正在這樣觀察的時候，他的談話中突然發出哈哈的笑聲。我惊奇他的笑聲響亮而愉快，同他的話聲全然不接，好象是兩個人的聲音。他一面笑，一面用炯炯發光的眼黑顧視到我。我正在對他作繪畫的及音樂的觀察，全然沒有知道可笑的理由，但因假裝著靜听的樣子，不能漠然不動；又不好意思問他“你有什么好笑”而請他重說一遍，只得再假裝領會的樣子，強顏作笑。他們當然不會考問我領會到如何程度，但我自己問心，很是慚愧。我慚愧我的裝腔作笑，又痛恨自己何以听不懂他們的話。他們的話愈談愈長，M先生的笑聲愈多愈響，同時我的愧恨也愈積愈深。從進來到辭去，一向做個怀著愧恨的傀儡，冤枉地被帶到這陋巷中的老屋里來擺了几個鐘頭。第二次我到這陋巷，在于前年，是做傀儡之后十六年的事了。這十六七年之間，我東奔西走地糊口于四方，多了妻室和一群子女，少了一個母親；M先生則十余年如一日，長是孑然一身地隱居在這陋巷的老屋里。我第二次見他，是前年的清明日，我是代L先生送兩塊印石而去的。我看見陋巷照舊是我所想象的顏子的居處，那老屋也照舊古色蒼然。M先生的音容和十余年前一樣，堅致有力的眼帘，炯炯發光的黑瞳，和響亮而愉快的談笑聲。但是听這談笑聲的我，与前大异了。我對于他的話，方言不成問題，意思也完全懂得了。象上次做傀儡的苦痛，這會已經沒有，可是另感到一种更深的苦痛：我那時初失母親——從我孩提時兼了父職撫育我到成人，而我未曾有涓埃的報答的母親——痛恨之极，心中充滿了對于無常的悲憤和疑惑。自己沒有解除這悲和疑的能力，便墮入了頹唐的狀態。我只想跟著孩子們到山巔水濱去picnic１，以暫時忘卻我的苦痛，而獨怕听接触人生根本問題的話。我是明知故犯地墮落了。但我的墮落在我所處的社會環境中頗能隱藏。因為我每天還為了糊口而讀几頁書，寫几小時的稿，長年除葷戒酒，不看戲，又不賭博，所有的嗜好只是每天吸半听美麗牌香煙，吃些糖果，買些玩具同孩子們弄弄。在我所處的社會環境中的人看來，這樣的人非但不墮落，著實是有淘剩的。但M先生的嚴肅的人生，顯明地襯出了我的墮落。他和我談起我所作而他所序的《護生畫集》，勉勵我；知道我抱著風木之悲，又為我解說無常，勸慰我。其實我不須听他的話，只要望見他的顏色，已覺羞愧得無地自容了。我心中似有一團“剪不斷，理還亂”的絲，因為解不清楚，用紙包好了藏著。M先生的態度和說話，著力地在那里發開我這紙包來。我在他面前漸感局促不安，坐了約一小時就告辭。當他送我出門的時候，我感到与十余年前在這里做了几小時傀儡而解放出來時同樣愉快的心情。我走出那陋巷，看見街角上停著一輛黃包車，便不問价錢，跨了上去。仰看天色晴明，決定先到采芝齋買些糖果，帶了到六和塔去度送這清明日。但當我晚上拖了疲倦的肢体而回到旅館的時候，想起上午所訪問的主人，熱烈地感到畏敬的親愛。我准擬明天再去訪他，把心中的紙包打開來給他看。但到了明朝，我的心又全被西湖的春色所占据了。 第三次我到這陋巷，是最近一星期前的事。這回是我自動去訪問的。M先生照舊孑然一身地隱居在那陋巷的老屋里，兩眼照舊描著堅致有力的線而炯炯發光，談笑聲照舊愉快。只是使我惊奇的，他的深黑的須髯已變成銀灰色，漸近白色了。我心中浮出“白發不能容宰相，也同閒客滿頭生”之句，同時又悔不早些常來親近他，而自恨三年來的生活的墮落。現在我的母親已死了三年多了，我的心似已屈服于“無常”，不复如前之悲憤，同時我的生活也就從頹唐中爬起來，想對“無常”作長期的抵抗了。我在古人詩詞中讀到“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台”，“六朝舊時明月，清夜滿秦淮”，“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等詠歎無常的文句，不肯放過，給它們翻譯為畫。以前曾寄兩幅給M先生，近來想多集些文句來描畫，預備作一冊《無常畫集》。我就把這點意思告訴他，并請他指教。他欣然地指示我許多可找這种題材的佛經和詩文集，又背誦了許多佳句給我听。最后他翻然地說道：“無常就是常。無常容易畫，常不容易畫。”我好久沒有听見這樣的話了，怪不得生活异常苦悶。他這話把我從無常的火宅中救出，使我感到無限的清涼。當時我想，我畫了《無常畫集》之后，要再畫一冊《常畫集》。《常畫集》不須請他作序，因為自始至終每頁都是空白的。這一天我走出那陋巷，已是傍晚時候。歲暮的景象和雨雪充塞了道路。我獨自在路上彷徨，回想前年不問价錢跨上黃包車那一回，又回想二十年前作了几小時傀儡而解放出來那一會，似覺身在夢中。 距今二十九年前，我十七歲的時候，最初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里見到李叔同先生，即后來的弘一法師。那時我是預科生，他是我們的音樂教師。我們上他的音樂課時，有一种特殊的感覺：嚴肅。搖過預備鈴，我們走向音樂教室，推進門去，先吃一惊：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講台上。以為先生總要遲到而嘴里隨便唱著、喊著、或笑著、罵著而推進門去的同學，吃惊更是不小。他們的唱聲、喊聲、笑聲、罵聲以門檻為界限而忽然消滅。接著是低著頭，紅著臉，去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偷偷地抑起頭來看看，看見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著整洁的黑布馬褂，露出在講桌上，寬廣得可以走馬的前額，細長的鳳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嚴的表情。扁平而闊的嘴唇兩端常有深渦，顯示和愛的表情。這副相貌，用“溫而厲”三個字來描寫，大概差不多了。講桌上放著點名簿、講義，以及他的教課筆記簿、粉筆。鋼琴衣解開著，琴蓋開著，譜表擺著，琴頭上又放著一只時表，閃閃的金光直射到我們的眼中。黑板（是上下兩塊可以推動的）上早已清楚地寫好本課內所應寫的東西（兩塊都寫好，上塊蓋著下塊，用下塊時把上塊推開）。在這樣布置的講台上，李先生端坐著。坐到上課鈴響出（后來我們知道他這脾气，上音樂課必早到。故上課鈴響時，同學早已到齊），他站起身來，深深地一鞠躬，課就開始了。這樣地上課，空气嚴肅得很。 有一個人上音樂課時不唱歌而看別的書，有一個人上音樂時吐痰在地板上，以為李先生不看見的，其實他都知道。但他不立刻責備，等到下課后，他用很輕而嚴肅的聲音鄭重地說：“某某等一等出去。”于是這位某某同學只得站著。等到別的同學都出去了，他又用輕而嚴肅的聲音向這某某同學和气地說：“下次上課時不要看別的書。”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板上。”說過之后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罷。”出來的人大都臉上發紅。又有一次下音樂課，最后出去的人無心把門一拉，碰得太重，發出很大的聲音。他走了數十步之后，李先生走出門來，滿面和气地叫他轉來。等他到了，李先生又叫他進教室來。進了教室，李先生用很輕而嚴肅的聲音向他和气地說：“下次走出教室，輕輕地關門。”就對他一鞠躬，送他出門，自己輕輕地把門關了。最不易忘卻的，是有一次上彈琴課的時候。我們是師范生，每人都要學彈琴，全校有五六十架風琴及兩架鋼琴。風琴每室兩架，給學生練習用；鋼琴一架放在唱歌教室里，一架放在彈琴教室里。上彈琴課時，十數人為一組，環立在琴旁，看李先生范奏。有一次正在范奏的時候，有一個同學放一個屁，沒有聲音，卻是很臭。鋼琴及李先生十數同學全部沉浸在亞莫尼亞气体中。同學大都掩鼻或發出討厭的聲音。李先生眉頭一皺，管自彈琴（我想他一定屏息著）。彈到后來，亞莫尼亞气散光了，他的眉頭方才舒展。教完以后，下課鈴響了。李先生立起來一鞠躬，表示散課。散課以后，同學還未出門，李先生又鄭重地宣告：“大家等一等去，還有一句話。”大家又肅立了。李先生又用很輕而嚴肅的聲音和气地說：“以后放屁，到門外去，不要放在室內。”接著又一鞠躬，表示叫我們出去。同學都忍著笑，一出門來，大家快跑，跑到遠處去大笑一頓。 李先生用這樣的態度來教我們音樂，因此我們上音樂課時，覺得比上其他一切課更嚴肅。同時對于音樂教師李叔同先生，比對其他教師更敬仰。那時的學校，首重的是所謂“英、國、算”，即英文、國文和算學。在別的學校里，這三門功課的教師最有權威；而在我們這師范學校里，音樂教師最有權威，因為他是李叔同先生的原故。 李叔同先生為甚么能有這种權威呢？不僅為了他學問好，不僅為了他音樂好，主要的還是為了他態度認真。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點是“認真”。他對于一件事，不做則已，要做就非做得徹底不可。 他出身于富裕之家，他的父親是天津有名的銀行家。他是第五位姨太太所生。他父親生他時，年已七十二歲。他墮地后就遭父喪，又逢家庭之變，青年時就陪了他的生母南遷上海。在上海南洋公學讀書奉母時，他是一個翩翩公子。當時上海文壇有著名的滬學會，李先生應滬學會征文，名字屢列第一。從此他就為滬上名人所器重，而交游日廣，終以“才子”馳名于當時的上海。所以后來他母親死了，他赴日本留學的時候，作一首《金縷曲》，詞曰：“披發佯狂走。莽中原，暮鴉啼徹，几株衰柳。破碎河山誰收拾？零落西風依舊。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臨流重太息，說相思刻骨雙紅豆。愁黯黯，濃于酒。漾情不斷淞波溜。恨年年絮飄萍泊，遮難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內，畢竟空談何有！听匣底蒼龍狂吼。長夜西風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國，忍孤負？”讀這首詞，可想見他當時豪气滿胸，愛國熱情熾盛。他出家時把過去的照片統統送我，我曾在照片中看見過當時在上海的他：絲絨碗帽，正中綴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緞袍子，后面挂著胖辮子，底下緞帶扎腳管，雙梁厚底鞋子，頭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間。真是當時上海一等的翩翩公子。這是最初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認真。他立意要做翩翩公子，就徹底地做一個翩翩公子。 后來他到日本，看見明治維新的文化，就渴慕西洋文明。他立刻放棄了翩翩公子的態度，改做一個留學生。他入東京美術學校，同時又入音樂學校。這些學校都是模仿西洋的，所教的都是西洋畫和西洋音樂。李先生在南洋公學時英文學得很好；到了日本，就買了許多西洋文學書。他出家時曾送我一部殘缺的原本《莎士比亞全集》，他對我說：“這書我從前細讀過，有許多筆記在上面，雖然不全，也是紀念物。”由此可想見他在日本時，對于西洋藝術全面進攻，繪畫、音樂、文學、戲劇都研究。后來他在日本創辦春柳劇社，糾集留學同志，并演當時西洋著名的悲劇《茶花女》（小仲馬著）。他自己把腰束小，扮作茶花女，粉墨登場。這照片，他出家時也送給我，一向歸我保藏；直到抗戰時為兵火所毀。現在我還記得這照片：卷發，白的上衣，白的長裙拖著地面，腰身小到一把，兩手舉起托著后頭，頭向右歪側，眉峰緊蹙，眼波斜睇，正是茶花女自傷命薄的神情。另外還有許多演劇的照片，不可胜記。這春柳劇社后來迂回中國，李先生就脫出，由另一班人去辦，便是中國最初的“話劇”社。由此可以想見，李先生在日本時，是徹頭徹尾的一個留學生。我見過他當時的照片：高帽子、硬領、硬袖、燕尾服、史的克、尖頭皮鞋，加之長身、高鼻，沒有腳的眼鏡夾在鼻梁上，竟活象一個西洋人。這是第二次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認真。學一樣，象一樣。要做留學生，就徹底地做一個留學生。 他回國后，在上海太平洋報社當編輯。不久，就被南京高等師范請去教圖畫、音樂。后來又應杭州師范之聘，同時兼任兩個學校的課，每月中半個月住南京，半個月住杭州。兩校都請助教，他不在時由助教代課。我就是杭州師范的學生。這時候，李先生已由留學生變為“教師”。這一變，變得真徹底：漂亮的洋裝不穿了，卻換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馬褂、布底鞋子。金絲邊眼鏡也換了黑的鋼絲邊眼鏡。他是一個修養很深的美術家，所以對于儀表很講究。雖然布衣，卻很稱身，常常整洁。他穿布衣，全無窮相，而另具一种朴素的美。你可想見，他是扮過茶花女的，身材生得非常窈窕。穿了布衣，仍是一個美男子。“淡妝濃沫總相宜”，這詩句原是描寫西子的，但拿來形容我們的李先生的儀表，也很适用。今人侈談“生活藝術化”，大都好奇立异，非藝術的。李先生的服裝，才真可稱為生活的藝術化。他一時代的服裝，表出著一時代的思想与生活。各時代的思想与生活判然不同，各時代的服裝也判然不同。布衣布鞋的李先生，与洋裝時代的李先生、曲襟背心時代的李先生，判若三人。這是第三次表示他的特性：認真。 我二年級時，圖畫歸李先生教。他教我們木炭石膏模型寫生。同學一向描慣臨畫，起初無從著手。四十余人中，竟沒有一個人描得象樣的。后來他范畫給我們看。畫畢把范畫揭在黑板上。同學們大都看著黑板臨攀。只有我和少數同學，依他的方法從石膏模型寫生。我對于寫生，從這時候開始發生興味。我到此時，恍然大悟：那些粉本原是別人看了實物而寫生出來的。我們也應該直接從實物寫生入手，何必臨摹他人，依樣畫葫廬呢？于是我的畫進步起來。此后李先生与我接近的机會更多。因為我常去請他教畫，又教日本文，以后的李先生的生活，我所知道的較為詳細。他本來常讀性理的書，后來忽然信了道教，案頭常常放著道藏。那時我還是一個毛頭青年，談不到宗教。李先生除繪事外，并不對我談道。但我發見他的生活日漸收斂起來，仿佛一個人就要動身赴遠方時的模樣。他常把自己不用的東西送給我。他的朋友日本畫家大野隆德、河合新藏、三宅克己等到西湖來寫生時，他帶了我去請他們吃一次飯，以后就把這些日本人交給我，叫我引導他們（我當時已能講普通應酬的日本話）。他自己就關起房門來研究道學。有一天，他決定入大慈山去斷食，我有課事，不能陪去，由校工聞玉陪去。數日之后，我去望他。見他躺在床上，面容消瘦，但精神很好，對我講話，同平時差不多。他斷食共十七日，由聞玉扶起來，攝一個影，影片上端由聞玉題字：“李息翁先生斷食后之像，侍子聞玉題。”這照片后來制成明信片分送朋友。像的下面用鉛字排印著：“某年月日，入大慈山斷食十七日，身心靈化，歡樂康強——欣欣道人記。”李先生這時候已由“教師”一變而為“道人”了。 學道就斷食十七日，也是他凡事“認真”的表示。 但他學道的時候很短。斷食以后，不久他就學佛。他自己對我說，他的學佛是受馬一浮先生指示的。出家前數日，他同我到西湖玉泉去看一位程中和先生。這程先生原來是當軍人的，現在退伍，住在玉泉，正想出家為僧。李先生同他談得很久。此后不久，我陪大野隆德到玉泉去投宿，看見一個和尚坐著，正是這位程先生。我想稱他“程先生”，覺得不合。想稱他法師，又不知道他的法名（后來知道是弘傘）。一時周章得很。我回去對李先生講了，李先生告訴我，他不久也要出家為僧，就做弘傘的師弟。我愕然不知所對。過了几天，他果然辭職，要去出家。出家的前晚，他叫我和同學葉天瑞、李增庸三人到他的房間里，把房間里所有的東西送給我們三人。第二天，我們三人送他到虎跑。我們回來分得了他的“遺產”，再去望他時，他已光著頭皮，穿著僧衣，儼然一位清懼的法師了。我從此改口，稱他為“法師”。法師的僧腊二十四年。這二十四年中，我顛沛流离，他一貫到底，而且修行功夫愈進愈深。當初修淨土宗，后來又修律宗。律宗是講究戒律的，一舉一動，都有規律，嚴肅認真之极。這是佛門中最難修的一宗。數百年來，傳統斷絕，直到弘一法師方才复興，所以佛門中稱他為“重興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師”。他的生活非常認真。舉一例說：有一次我寄一卷宣紙去，請弘一法師寫佛號。宣紙多了些，他就來信問我，余多的宣紙如何處置？又有一次，我寄回件郵票去，多了几分。他把多的几分寄還我。以后我寄紙或郵票，就預先聲明：余多的送与法師。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請他藤椅子里坐。他把藤椅子輕輕搖動，然后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問。后來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啟問。法師回答我說：“這椅子里頭，兩根藤之間，也許有小虫伏著。突然坐下去，要把它們壓死，所以先搖動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讓它們走避。”讀者听到這話，也許要笑。但這正是做人极度認真的表示。 如上所述，弘一法師由翩翩公子一變而為留學生，又變而為教師，三變而為道人，四變而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做得十分象樣。好比全能的优伶：起青衣象個青衣，起老生象個老生，起大面又象個大面……都是“認真”的原故。 現在弘一法師在福建泉州圓寂了。噩耗傳到貴州遵義的時候，我正在束裝，將遷居重慶。我發愿到重慶后替法師畫像一百幀，分送各地信善，刻石供養。現在畫像已經如愿了。我和李先生在世間的師弟塵緣已經結束，然而他的遺訓——認真——永遠銘刻在我心頭。 我從重慶郊外遷居城中，候船返滬。剛才遷到，接得夏丐尊老師逝世的消息。記得三年前，我從遵義遷重慶，臨行時接得弘一法師往生的電報。我所敬愛的兩位教師的最后消息，都在我行旅倥傯的時候傳到。這偶然的事，在我覺得很是蹊蹺。因為這兩位老師同樣的可敬可愛，昔年曾經給我同樣寶貴的教誨；如今噩耗傳來，也好比給我同樣的最后訓示。這使我感到分外的哀悼与警惕。 我早已确信夏先生是要死的，同确信任何人都要死的一樣。但料不到如此其速。八年違教，快要再見，而終于不得再見！真是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猶憶二十六年秋，蘆溝橋事變之際，我從南京回杭州，中途在上海下車，到梧州路去看夏先生。先生滿面憂愁，說一句話，歎一口气。我因為要乘當天的夜車返杭，匆匆告別。我說：“夏先生再見。”夏先生好象罵我一般憤然地答道：“不曉得能不能再見！”同時又用凝注的眼光，站立在門口目送我。我回頭對他發笑。因為夏先生老是善愁，而我總是笑他多憂。豈知這一次正是我們的最后一面，果然這一別“不能再見了”！ 后來我扶老攜幼，倉皇出奔，輾轉長沙、桂林、宜山、遵義、重慶各地。夏先生始終住在上海。初年還常通信。自從夏先生被敵人捉去監禁了一回之后，我就不敢寫信給他，免得使他受累。胜利一到，我寫了一封長信給他。見他回信的筆跡依舊遒勁挺秀，我很高興。字是精神的象征，足證夏先生精神依舊。當時以為馬上可以再見了，豈知交通与生活日益困難，使我不能早歸；終于在胜利后八個半月的今日，在這山城客寓中接到他的噩耗，也可說是“抱恨終天”的事！夏先生之死，使“文壇少了一位老將”，“青年失了一位導師”，這些話一定有許多人說，用不著我再講。我現在只就我們的師弟情緣上表示哀悼之情。 夏先生与李叔國先生（弘一法師），具有同樣的才調，同樣的胸怀。不過表面上一位做和尚，一位是居士而已。猶憶三十余年前，我當學生的時候，李先生教我們圖畫、音樂，夏先生教我們國文。我覺得這三种學科同樣的嚴肅而有興趣。就為了他們二人同樣的深解文藝的真諦，故能引人入胜。夏先生常說：“李先生教圖畫、音樂，學生對圖畫、音樂，看得比國文、數學等更重。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原故。因為他教圖畫、音樂，而他所懂得的不僅是圖畫、音樂；他的詩文比國文先生的更好，他的書法比習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這好比一尊佛像，有靈光，故能令人敬仰。”這話也可說是“夫子自道”。夏先生初任舍監，后來教國文。但他也是博學多能，只除不弄音樂以外，其他詩文、繪畫（鑒賞）、金石、書法、理學、佛典，以至外國文、科學等，他都懂得。因此能和李先生交游，因此能得學生的心悅誠服。 他當舍監的時候，學生們私下給他起個諢名，叫夏木瓜。但這并非惡意，卻是好心。因為他對學生如對子女，率直開導，不用敷衍、欺蒙、壓迫等手段。學生們最初覺得忠言逆耳，看見他的頭大而圓，就給他起這個諢名。但后來大家都知道夏先生是真愛我們，這綽號就變成了愛稱而沿用下去。凡學生有所請愿，大家都說：“同夏木瓜講，這才成功。”他听到請愿，也許暗嗚叱吒地罵你一頓；但如果你的請愿合乎情理，他就當作自己的請愿，而替你設法了。 他教國文的時候，正是“五四”將近。我們做慣了“太王留別父老書”、“黃花主人致無腸公子書”之類的文題之后，他突然叫我們做一篇“自述”。而且說：“不准講空話，要老實寫。”有一位同學，寫他父親客死他鄉，他“星夜匍伏奔喪”。夏先生苦笑著問他：“你那天晚上真個是在地上爬去的？”引得大家發笑，那位同學臉孔緋紅。又有一位同學發牢騷，贊隱遁，說要“樂琴書以消憂，撫孤松而盤桓”。夏先生厲聲問他：“你為什么來考師范學校？”弄得那人無言可對。這樣的教法，最初被頑固守舊的青年所反對。他們以為文章不用古典，不發牢騷，就不高雅。竟有人說：“他自己不會做古文（其實做得很好），所以不許學生做。”但這樣的人，畢竟是少數。多數學生，對夏先生這种從來未有的、大膽的革命主張，覺得惊奇与折服，好似長夢猛醒，恍悟今是昨非。這正是五四運動的初步。 李先生做教師，以身作則，不多講話，使學生衷心感動，自然誠服。譬如上課，他一定先到教室，黑板上應寫的，都先寫好（用另一黑板遮住，用到的時候推開來）。然后端坐在講台上等學生到齊。譬如學生還琴時彈錯了，他舉目對你一看，但說：“下次再還。”有時他沒有說，學生吃了他一眼，自己請求下次再還了。他話很少，說時總是和顏悅色的。但學生非常怕他，敬愛他。夏先生則不然，毫無矜持，有話直說。學生便嘻皮笑臉，同他親近。偶然走過校庭，看見年紀小的學生弄狗，他也要管：“為啥同狗為難！”放假日子，學生出門，夏先生看見了便喊：“早些回來，勿可吃酒啊！”學生笑著連說：“不吃，不吃！”赶快走路。走得遠了，夏先生還要大喊：“銅鈿少用些！”學生一方面笑他，一方面實在感激他，敬愛他。 夏先生与李先生對學生的態度，完全不同。而學生對他們的敬愛，則完全相同。這兩位導師，如同父母一樣。李先生的是“爸爸的教育”，夏先生的是“媽媽的教育”。夏先生后來翻譯的“愛的教育”，風行國內，深入人心，甚至被取作國文教材。這不是偶然的事。 我師范畢業后，就赴日本。從日本回來就同夏先生共事，當教師，當編輯。我遭母喪后辭職閒居，直至逃難。但其間与書店關系仍多，常到上海与夏先生相晤。故自我离開夏先生的絳帳，直到抗戰前數日的訣別，二十年間，常与夏先生接近，不斷地受他的教誨。其時李先生已經做了和尚，芒鞋破缽，云游四方，和夏先生仿佛是兩個世界的人。但在我覺得仍是以前的兩位導師，不過所導的范圍由學校擴大為人世罷了。 李先生不是“走投無路，遁入空門”的，是為了人生根本問題而做和尚的。他是真正做和尚，他是痛感于眾生疾苦而“行大丈夫事”的。夏先生雖然沒有做和尚，但也是完全理解李先生的胸怀的；他是贊善李先生的行大丈夫事的。只因种种塵緣的牽阻，使夏先生沒有勇气行大丈夫事。夏先生一生的憂愁苦悶，由此發生。 凡熟識夏先生的人，沒有一個不曉得夏先生是個多憂善愁的人。他看見世間的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狀態，都要皺眉、歎气。他不但憂自家，又憂友、憂校、憂店、憂國、憂世。朋友中有人生病了，夏先生就皺著眉頭替他擔憂；有人失業了，夏先生又皺著眉頭替他著急；有人吵架了，有人吃醉了，甚至朋友的太太要生產了，小孩子跌跤了……夏先生都要皺著眉頭替他們憂愁。學校的問題，公司的問題，別人都當作例行公事處理的，夏先生卻當作自家的問題，真心地擔憂。國家的事，世界的事，別人當作歷史小說看的，在夏先生都是切身問題，真心地憂愁、皺眉、歎气。故我和他共事的時候，對夏先生凡事都要講得樂觀些，有時竟瞞過他，免得使他增憂。他和李先生一樣的痛感眾生的疾苦。但他不能和李先生一樣行大丈夫事；他只能憂傷終老。在“人世”這個大學校里，這二位導師所施的仍是“爸爸的教育”与“媽媽的教育”。 朋友的太太生產，小孩子跌跤等事，都要夏先生擔憂。那么，八年來水深火熱的上海生活，不知為夏先生增添了几十万斛的憂愁！憂能傷人，夏先生之死，是供給憂愁材料的社會所致使，日本侵略者所促成的！ 以往我每逢寫一篇文章，寫完之后總要想：“不知這篇東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說。”因為我的寫文，是在夏先生的指導鼓勵之下學起來的。今天寫完了這篇文章，我又本能地想：“不知這篇東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說。”兩行熱淚，一齊沉重地落在這原稿紙上。 1946年5月1日于重慶客寓 前天晚上，四位來西湖游春的朋友，在我的湖畔小屋里飲酒。酒闌人散，皓月當空，湖水如鏡，花影滿堤。我送客出門，舍不得這湖上的春月，也向湖畔散步去了。柳蔭下一條石凳，空著等我去坐。我就坐了，想起小時在學校里唱的春月歌：“春夜有明月，都作歡喜相。每當燈火中，團團青輝上。人月交相慶，花月并生光。有酒不得飲，舉杯獻高堂。”覺得這歌詞，溫柔敦厚，可愛得很！又念現在的小學生，唱的歌粗淺俚鄙，沒有福份唱這樣的好歌，可惜得很！回味那歌的最后兩句，覺得我高堂俱亡，雖有美酒，無處可獻，又感傷得很！三個“得很”，逼得我立起身來，緩步回家。不然，恐怕把老淚掉在湖堤上，要被月魄花靈所笑了。 回進家門，家中人說，我送客出門之后，有一上海客人來訪，其人名叫CT１，住在葛岭飯店。家中人告訴他，我在湖畔看月，他就向湖畔去拜我了。這是半小時以前的事，此刻時鐘已指十時半。我想，CT找我不到，一定已經回旅館去歇息了。當夜我就不去找他，自管睡覺了。第二天早晨，我到葛岭飯店去找他，他已經出門，茶役正在打掃他的房間。我留了一張名片，請他正午或晚上來我家共飲。正午，他沒有來。晚上，他又沒有來。料想他這上海人難得到杭州來，一見西湖，就整日尋花問柳，不回旅館，沒有看見我留在旅館里的名片，我就獨酌，照例飲盡一斤。 黃昏八點鐘，我正在酩酊之余，CT來了。闊別十年，多經浩劫，他反而胖了，反而年輕了。他說我也還是老樣子，不過頭發白些。“十年离亂后，長大一相逢。問姓惊初見，稱名憶舊容。”這詩句雖好，我們可以不唱，略略几句寒暄之后，我問他吃夜飯沒有。他說，他是在湖濱吃了夜飯——也飲一斤酒——不回旅館，一直來看我的。我留在他旅館里的名片，他根本沒有看到。我肚里的一斤酒，在這位青年時代共我在上海豪飲的老朋友面前，立刻消解得干干淨淨，清清醒醒，我說：“我們再喝酒！”他說：“好，不要甚么菜蔬。”窗外有些微雨，月色朦朧，西湖不象昨夜的開顏發艷，卻另有一种輕顰淺笑，溫潤靜穆的姿態。昨夜宜于到湖邊步月，今夜宜于在燈前和老友共飲。“夜雨翦春韭”，多么動人的詩句！可惜我沒有家園，不曾种韭。即使我有園种韭，這晚上我也不想去翦來和CT下酒。因為實際的韭菜，遠不及詩中的韭菜的好吃。照詩句實行，是多么愚笨的事啊！ 女仆端了一壺酒和四只盆子出來，醬雞、醬肉、皮蛋和花生米，放在收音机旁的方桌上。我和CT就對坐飲酒。收音机上面的牆上，正好貼著一首我手寫的數學家蘇步青的詩：“草草杯盤共一歡，莫因柴米話辛酸。春風已綠門前草，且耐余寒放眼看。”有了這詩，酒味特別的好。我覺得世間最好的酒肴，莫如詩句。而數學家的詩句，滋味尤為純正。因為我又覺得，別的事都可有專家，而詩不可有專家。因為做詩就是做人。人做得好的，詩也做得好。倘說做詩有專家，非專家不能做詩，就好比說做人有專家，非專家不能做人，豈不可笑？因此，“專家”的詩，我不愛讀。因為他們往往愛用古典，踏襲傳統，咬文嚼字，賣弄玄虛；扭扭捏捏，裝腔做勢；甚至神經過敏，出神見鬼。而非專家的詩，倒是直直落落，明明白白，天真自然，純正朴茂，可愛得很。樽前有了蘇步青的詩，桌上的醬雞、醬肉、皮蛋和花生米，味同嚼蜡，唾棄不足惜了！ 我和CT共飲，另外還有一种美味的酒肴，就是話舊。闊別十年，身經浩劫。他淪陷在孤島上，我奔走于万山中。可惊可喜、可歌可泣的話，越談越多。談到酒酣耳熱的時候，話聲都變了呼號叫嘯，把睡在隔壁房間里的人都惊醒。談到二十余年前他在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當編輯，我在江灣立達學園教課時的事，他要看看我的子女阿寶、軟軟和瞻瞻——《子愷漫畫》里的三個主角，幼時他都見過的。瞻瞻現在叫做丰華瞻，正在北平北大研究院，我叫不到；阿寶和軟軟現在叫做丰陳寶和丰甯馨，已經大學畢業而在中學教課了，此刻正在廂房里和她們的弟妹們練習平劇，我就喊她們來“參見”。CT用手在桌子旁邊的地上比比，說：“我在江灣看見你們時，只有這么高。”她們笑了，我們也笑了。這种笑的滋味，半甜半苦，半喜半悲。所謂“人生的滋味”，在這里可以嘗到。CT叫阿寶“大小姐”，叫軟軟“三小姐”。我說：“《花生米不滿足》、《瞻瞻新官人，軟軟新娘子，寶姊姊做媒人》、《阿寶兩只腳，凳子四只腳》等畫，都是你從我的牆壁揭去，鑄了鋅版在《文學周報》上發表的。你這個老前輩對她們小孩子又有什么客气？依舊叫‘阿寶’‘軟軟’好了。”大家都笑。人生的滋味，在這里又濃烈地嘗到了。但無話可說，我們默默地干了兩杯。我見CT的豪飲，不減二十余年前。我回憶起了二十余年前的一件舊事。有一天，我在日升樓走，遇見CT。他拉住我的手說：“子愷，我們吃西菜去。”我說：“好的。”他就同我向西走，走到新世界對面的晉隆西菜館的樓上，點了兩客公司菜，外加一瓶白蘭地。吃完之后，仆歐送帳單來。CT對我說：“你身上有錢么？”我說“有”！摸出一張五元鈔票來，把帳付了。于是一同下樓，各自回家——他回到閘北，我回到江灣。過了一天，CT到江灣來看我，摸出一張拾元鈔票來，說：“前天要你付帳，今天我還你。”我惊奇而又發笑，說：“帳回過算了，何必還我？更何必加倍還我呢？”我定要把拾元鈔票塞進他的西裝袋里去，他定要拒絕。坐在旁邊的立達同事劉薰宇，就過來搶了這張鈔票去，說：“不要客气，拿到新江灣小店去吃酒吧！”大家贊成。于是號召了七八個人，夏丐尊先生、匡互生、方光燾都在內，到新江灣的小酒店里去吃酒去。吃完這張拾元鈔票時，大家都已爛醉了，此情此景，憬然在目。如今夏先生和匡互生均已經作古，劉薰宇遠在貴陽，方光燾不知又在何處。只有CT仍舊在這里和我共飲。這豈非人世難得之事！我們又浮兩大白。 夜闌飲散，春雨綿綿，我留CT宿在我家，他一定要回旅館。我給他一把雨傘，看他的高大身子在湖畔柳蔭下的細雨中漸漸地消失了。我想：“他明天不要拿兩把傘來還我！” 1948年3月28日夜于湖畔小屋 李叔同先生，即后來在杭州虎跑寺出家為僧的弘一法師，是中國近代文藝的先驅者。早在五十年前，他首先留學日本，把現代的話劇、油畫和鋼琴音樂介紹到中國來。中國的有話劇、油畫和鋼琴音樂，是從李先生開始的。他富有文藝才能，除上述三种藝術外，又精書法，工金石（現在西湖西泠印社石壁里有“叔同印藏”），長于文章詩詞。文藝的園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一般人因為他后來做和尚，不大注意他的文藝。今年是李先生逝世十五周年紀念，又是中國話劇五十周年紀念，我追慕他的文藝觀，略談如下：李先生出家之后，別的文藝都屏除，只有對書法和金石不能忘情。他常常用精妙的筆法來寫經文佛號，蓋上精妙的圖章。有少數圖章是自己刻的，有許多圖章是他所贊善的金石家許霏（晦廬）刻的。他在致晦廬的信中說：晦廬居士文席：惠書誦悉。諸荷護念，感謝無已。朽人剃染已來二十余年，于文藝不复措意。世典亦云：“士先器識而后文藝”，況乎出家离俗之侶；朽人昔嘗誡人云：“應使文藝以人傳，不可人以文藝傳”，即此義也。承刊三印，古穆可喜，至用感謝……（見林子青編《弘一大師年譜》第205頁） 這正是李先生文藝觀的自述，“先器識而后文藝”，“應使文藝以人傳，不可人以文藝傳”，正是李先生的文藝觀。 四十年前我是李先生在杭州師范任教時的學生，曾經在五年間受他的文藝教育，現在我要回憶往昔。李先生雖然是一個演話劇，畫油畫、彈鋼琴、作文、吟詩、填詞、寫字、刻圖章的人，但在杭州師范的宿舍（即今貢院杭州一中）里的案頭，常常放著一冊《人譜》（明劉宗周著，書中列舉古來許多賢人的嘉言懿行，凡數百條），這書的封面上，李先生親手寫著“身体力行”四個字，每個字旁加一個紅圈，我每次到他房間里去，總看見案頭的一角放著這冊書。當時我年幼無知，心里覺得奇怪，李先生專精西洋藝術，為什么看這些陳貓古老鼠，而且把它放在座右，后來李先生當了我們的級任教師，有一次叫我們几個人到他房間里去談話，他翻開這冊《人譜》來指出一節給我們看。 唐初，王（勃）、楊、廬、駱皆以文章有盛名，人皆期許其貴顯，裴行儉見之，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后文藝。勃等雖有文章，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見《人譜》卷五，這一節是節錄《唐書·裴行儉傳》的） 他紅著臉，吃著口（李先生是不善講話的），把“先器識而后文藝”的意義講解給我們听，并且說明這里的“顯貴”和“享爵祿”不可呆板地解釋為做官，應該解釋道德高尚，人格偉大的意思。“先器識而后文藝”，譯為現代話，大約是“首重人格修養，次重文藝學習”，更具体地說：“要做一個好文藝家，必先做一個好人。”可見李先生平日致力于演劇、繪畫、音樂、文學等文藝修養，同時更致力于“器識”修養。他認為一個文藝家倘沒有“器識”，無論技術何等精通熟練，亦不足道，所以他常誡人“應使文藝以人傳，不可人以文藝傳”。我那時正熱中于油畫和鋼琴技術，這一天听了他這番話，心里好比新開了一個明窗，真是胜讀十年書。從此我對李先生更加崇敬了。后來李先生在出家前夕把這冊《人譜》連同別的書送給我。我一直把它保藏在緣緣堂中，直到抗戰時被炮火所毀。我避難入川，偶在成都舊攤上看到一部《人譜》，我就買了，直到現在還保存在我的書架上，不過上面沒有加紅圈的“身体力行”四個字了。 李先生因為有這樣的文藝觀，所以他富有愛國心，一向關心祖國。孫中山先生辛亥革命成功的時候，李先生（那時已在杭州師范任教）填一曲慷慨激昂的《滿江紅》，以志慶喜：皎皎昆侖山頂月，有人長嘯。看囊底寶刀如雪，恩仇多少！雙手裂開鼷鼠膽，寸金鑄出民權腦。算此生不負是男儿，頭顱好。荊軻墓，咸陽道。聶政死，尸骸暴。盡大江東去，余情還繞。魂魄化成精衛鳥，血花濺作紅心草。看從今一擔好河山，英雄造。（見《弘一大師年譜》第三十九頁） 李先生這樣熱烈地慶喜河山的光复，后來怎么舍得拋棄這“一擔好河山”而遁入空門呢？我想，這也仿佛是屈原為了楚王無道而憂國自沉吧！假定李先生在“靈山胜會”上和屈原相見，我想一定拈花相視而笑。 三月七日的《文匯報》上載著黃炎培先生的一篇文章《我也來談談李叔同先生》。我讀了之后，也想“也來談談”。今年正是弘一法師（即李叔同先生）逝世十五周年，我就寫這篇小文來表示紀念吧。 黃炎培先生這篇文章里指出李叔同先生青年時代的愛國思想，并且附刊李叔同先生親筆的自撰的《祖國歌》的圖譜。我把這歌唱了一遍，似覺年光倒流，心情回复了少年時代。我是李先生任教杭州師范時的學生，但在沒有進杭州師范的時候，早已在小學里唱過這《祖國歌》。我的少年時代，正是中國外患日逼的時期。如黃先生文中所說：1894年甲午之戰敗于日本，1895年割地賠款与日本講和，1897年德占膠州灣，1898年英占威海衛，1899年法占廣州灣，1900年八國聯軍占北京，1901年訂約賠款講和。——我的少年時代正在這些國恥之后。那時民間曾經有“抵制美貨”、“抵制日貨”、“勸用國貨”等運動。我在小學里唱到這《祖國歌》的時候，正是“勸用國貨”的時期。我唱到“上下數千年，一脈延，文明莫与肩；縱橫數万里，膏腴地，獨享天然利”的時候，和同學們肩了旗子排隊到街上去宣傳“勸用國貨”時的情景，憬然在目。我們排隊游行時唱著歌，李叔同先生的《祖國歌》正是其中之一。但當時我不知道這歌的作者是誰。 后來我小學畢業，考進了杭州師范，方才看見《祖國歌》的作者李叔同先生。愛國運動，勸用國貨宣傳，依舊盛行在杭州師范中。我們的教務長王更三先生是號召最力的人，常常對我們作慷慨激昂的訓話，勸大家愛用國貨，挽回利權。我們的音樂圖畫教師李叔同先生是徹底實行的人，他脫下了洋裝，穿一身布衣：灰色云章布（就是和尚們穿的布）袍子，黑布馬褂。然而因為他是美術家，衣服的形式很稱身，色彩很調和，所以雖然布衣草裳，還是風度翩然。后來我知道他連寬緊帶也不用，因為當時寬緊帶是外國貨。他出家后有一次我送他些僧裝用的粗布，因為看見他用麻繩束襪子，又買了些寬緊帶送他。他受了粗布，把寬緊帶退還我，說：“這是外國貨。”我說：“這是國貨，我們已經能夠自造。”他這才受了。他出家后，又有一次從溫州（或閩南）寫信給我，要我替他買些英國制的朱砂（vermilion），信上特別說明：此雖洋貨，但為宗教文化，不妨采用。因為當時英國水彩顏料在全世界為最佳，永不退色。他只是為了寫經文佛號，才不得不破例用外國貨。關于勸用國貨，王更三先生現身說法，到處宣講；李叔同先生則默默無言，身体力行。當時我們杭州師范里的愛國空气很濃重，正為了有這兩位先生的緣故。王更三先生現在健在上海，一定能夠回味當時的情況。 李叔同先生三十九歲上——這正是歐洲大戰發生，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袁世凱稱帝，粵桂戰爭，湘鄂戰爭，奉直戰爭，國內烏煙瘴气的期間——辭去教職，遁入空門，就變成了弘一法師。弘一法師剃度前夕，送我一個親筆的自撰的詩詞手卷，其中有一首《金縷曲》，題目是《將之日本，留別祖國，并呈同學諸子》。全文如下：披發佯狂走。莽中原，暮鴉啼徹，几株衰柳。破碎河山誰收拾？零落西風依舊。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臨流重太息，說相思刻骨雙紅豆。愁黯黯，濃于酒。 漾情不斷淞波溜。恨年年絮飄萍泊，遮難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內，畢竟空談何有！听匣底蒼龍狂吼。長夜西風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國，忍孤負！我還記得他展開這手卷來給我看的時候，特別指著這闋詞，笑著對我說：“我作這闋詞的時候，正是你的年紀。”當時我年幼無知，漠然無動于衷。現在回想，這暗示著：被惡劣的環境所迫而遁入空門的李叔同先生的冷寂的心的底奧里，一點愛國熱忱的星火始終沒有熄滅！ 在文藝方面說，李叔同先生是中國最早提倡話劇的人，最早研究油畫的人，最早研究西洋音樂的人。去年我國紀念日本的雪舟法師的時候，我常常想起：在文藝上，我國的弘一法師和日本的雪舟法師非常相似。雪舟法師留學中國，把中國的宋元水墨畫法輸入日本；弘一法師留學日本，把現代的話劇、油畫和鋼琴音樂輸入中國。弘一法師對中國文藝界的貢獻，實在不亞于雪舟法師對日本文藝界的貢獻！雪舟法師在日本有許多紀念建設。我希望中國也有弘一法師的紀念建設。弘一法師的作品、紀念物，現在分散在他的許多朋友的私人家里，常常有人來信問我有沒有紀念館可以交送，杭州的堵申甫老先生便是其一。今年是弘一法師逝世十五周年紀念，又是他所首倡的話劇五十周年紀念。我希望在弘一法師住居最久而就地出家的杭州，有一個紀念館，可以永久保存關于他的文獻，可以永久紀念這位愛國藝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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