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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愛的同志： 你譯的《毀滅》出版，當然是中國文藝生活里面的极可紀念的事跡。翻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名著，并且有系統的介紹給中國讀者，（尤其是蘇聯的名著，因為它們能夠把偉大的十月，國內戰爭，五年計畫的“英雄”，經過具体的形象，經過藝術的照耀，而供獻給讀者。）——這是中國普羅文學者的重要任務之一。雖然，現在做這件事的，差不多完全只是你個人和Z同志２的努力；可是，誰能夠說：這是私人的事情？！誰？！《毀滅》《鐵流》等等的出版，應當認為一切中國革命文學家的責任。每一個革命的文學戰線上的戰士，每一個革命的讀者，應當慶祝這一個胜利；雖然這還只是小小的胜利。 你的譯文，的确是非常忠實的，“決不欺騙讀者”這一句話，決不是廣告！這也可見得一個誠摯，熱心，為著光明而斗爭的人，不能夠不是刻苦而負責的。二十世紀的才子和歐化名士可以用“最少的勞力求得最大的”聲望；但是，這种人物如果不徹底的脫胎換骨，始終只是“紗籠”（Salon）里的哈叭狗。現在粗制濫造的翻譯，不是這班人干的，就是一些書賈的投机。你的努力——我以及大家都希望這种努力變成團体的，——應當繼續，應當擴大，應當加深。所以我也許和你自己一樣，看著這本《毀滅》，簡直非常的激動：我愛它，像愛自己的儿女一樣。咱們的這种愛，一定能夠幫助我們，使我們的精力增加起來，使我們的小小的事業擴大起來。 翻譯——除出能夠介紹原本的內容給中國讀者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幫助我們創造出新的中國的現代言語。中國的言語（文字）是那么窮乏，甚至于日常用品都是無名氏的。中國的言語簡直沒有完全脫离所謂“姿勢語”的程度——普通的日常談話几乎還离不開“手勢戲”。自然，一切表現細膩的分別和复雜的關系的形容詞，動詞，前置詞，几乎沒有。宗法封建的中世紀的余孽，還緊緊的束縛著中國人的活的言語，（不但是工農群眾！）這种情形之下，創造新的言語是非常重大的任務。歐洲先進的國家，在二三百年四五百年以前已經一般的完成了這個任務。就是歷史上比較落后的俄國，也在一百五六十年以前就相當的結束了“教堂斯拉夫文”３。他們那里，是資產階級的文藝复興運動和啟蒙運動做了這件事。例如俄國的洛莫洛莎夫……普希金４。中國的資產階級可沒有這個能力。固然，中國的歐化的紳商，例如胡适之之流，開始了這個運動。但是，這個運動的結果等于它的政治上的主人。因此，無產階級必須繼續去徹底完成這個任務，領導這個運動。翻譯，的确可以幫助我們造出許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丰富的字匯和細膩的精密的正确的表現。因此，我們既然進行著創造中國現代的新的言語的斗爭，我們對于翻譯，就不能夠不要求：絕對的正确和絕對的中國白話文。·這·是·要·把·新·的·文·化·的·言·語·介·紹·給·大·眾。嚴几道的翻譯，不用說了。他是： 譯須信雅達， 文必夏殷周。５ 其實，他是用一個“雅”字打消了“信”和“達”。最近商務還翻印“嚴譯名著”，６我不知道這是“是何居心”！這簡直是拿中國的民眾和青年來開玩笑。古文的文言怎么能夠譯得“信”，對于現在的將來的大眾讀者，怎么能夠“達”！現在趙景深之流，又來要求： 宁錯而務順， 毋拗而僅信！７ 趙老爺的主張，其實是和城隍廟里演說西洋故事的，一鼻孔出气。這是自己懂得了（？）外國文，看了些書報，就隨便拿起筆來亂寫几句·所·謂通順的中國文。這明明白白的欺侮中國讀者，信口開河的來亂講海外奇談。第一，他的所謂“順”，既然是宁可“錯”一點儿的“順”，那么，這當然是遷就中國的·低·級言語而抹殺原意的辦法。這不是創造新的言語，而是努力保存中國的·野·蠻·人的言語程度，努力阻擋它的發展。第二，既然要宁可“錯”一點儿，那就是要朦蔽讀者，使讀者不能夠知道作者的原意。所以我說：趙景深的主張是愚民政策，是壟斷智識的學閥主義，——一點儿也沒有過分的。還有，第三，他顯然是暗示的反對普羅文學（好個可怜的“特殊走狗”）！他這是反對普羅文學，暗指著普羅文學的一些理論著作的翻譯和創作的翻譯。這是普羅文學敵人的話。 但是，普羅文學的中文書籍之中，的确有許多翻譯是不“順”的。這是我們自己的弱點，敵人乘這個弱點來進攻。我們的胜利的道路當然不僅要迎頭痛打，打擊敵人的軍隊，而且要更加整頓自己的隊伍。我們的自己批評的勇敢，常常可以解除敵人的武裝。現在，所謂翻譯論戰的結論，我們的同志卻提出了這樣的結語：“翻譯絕對不容許錯誤。可是，有時候，依照譯品內容的性質，為著保存原作精神，多少的不順，倒可以容忍。” 這是只是個“防御的戰術”。而蒲力汗諾夫說：辯證法的唯物論者應當要會“反守為攻”。第一，當然我們首先要說明：我們所認識的所謂“順”，和趙景深等所說的不同。第二，我們所要求的是：絕對的正确和絕對的白話。所謂絕對的白話，就是朗誦起來可以懂得的。第三，我們承認：一直到現在，普羅文學的翻譯還沒有做到這個程度，我們要繼續努力。第四，我們揭穿趙景深等自己的翻譯，指出他們認為是“順”的翻譯，其實只是梁啟超８和胡适之交媾出來的雜种——半文不白，半死不活的言語，對于大眾仍舊是不“順”的。 這里，講到你最近出版的《毀滅》，可以說：這是做到了“正确”，還沒有做到“絕對的白話”。 翻譯要用絕對的白話，并不就不能夠“保存原作的精神”。固然，這是很困難，很費功夫的。但是，我們是要絕對不怕困難，努力去克服一切的困難。 一般的說起來，不但翻譯，就是自己的作品也是一樣，現在的文學家，哲學家，政論家，以及一切普通人，要想表現現在中國社會已經有的新的關系，新的現象，新的事物，新的觀念，就差不多人人都要做“倉頡”９。這就是說，要天天創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實際生活的要求是這樣。難道一九二五年初我們沒有在上海小沙渡替群眾造出“罷工”這一個字眼嗎？還有“游擊隊”，“游擊戰爭”，“右傾”，“左傾”，“尾巴主義”，甚至于普通的“團結”，“堅決”，“動搖”等等等類……這些說不盡的新的字眼，漸漸的容納到群眾的口頭上的言語里去了，即使還沒有完全容納，那也已經有了可以容納的可能了。講到新的句法，比較起來要困難一些，但是，口頭上的言語里面，句法也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很大的進步。只要拿我們自己演講的言語和舊小說里的對白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得出來。可是，這些新的字眼和句法的創造，無意之中自然而然的要·遵·照·著·中·國·白·話·的·文·法·公·律。凡是“白話文”里面，違反這些公律的新字眼，新句法，——就是說不上口的——自然淘汰出去，不能夠存在。 所以說到什么是“順”的問題，應當說：真正的白話就是真正通順的現代中國文，這里所說的白話，當然·不限于“家務瑣事”的白話，這是說：·從一般人的普通談話，·直·到大學教授的演講的口頭上的白話。中國人現在講哲學，講科學，講藝術……顯然已經有了一個口頭上的白話。難道不是如此？如果這樣，那么，寫在紙上的說話（文字），就應當是這一种白話，不過組織得比較緊湊，比較整齊罷了。這种文字，雖然現在還有許多對于一般識字很少的群眾，仍舊是看不懂的，因為這种言語，對于一般不識字的群眾，也還是听不懂的。——·可·是，第一，這种情形只限于文章的內容，而不在文字的本身，所以，第二，這种文字已經有了生命，它已經有了可以被群眾容納的·可·能·性。它是·活·的·言·語。 所以，書面上的白話文，如果不注意中國白話的文法公律，如果不就著中國白話原來有的公律去創造新的，那就很容易走到所謂“不順”的方面去。這是在創造新的字眼新的句法的時候，完全不顧普通群眾口頭上說話的習慣，而·用·文·言·做·本·位的結果。這樣寫出來的文字，本身就是·死·的·言·語。因此，我覺得對于這個問題，我們要有勇敢的自己批評的精神，我們應當開始一個新的斗爭。你以為怎么樣？ 我的意見是：翻譯應當把原文的本意，完全正确的介紹給中國讀者，使中國讀者所得到的概念·等·于英俄日德法……讀者從原文得來的概念，這樣的直譯，·應·當·用·中·國·人·口·頭·上·可·以·講·得·出·來·的·白·話·來·寫。為著保存原作的精神，并用不著容忍“多少的不順”。相反的，容忍著“多少的不順”（就是不用口頭上的白話），反而要多少的喪失原作的精神。 當然，在藝術的作品里，言語上的要求是更加苛刻，比普通的論文要更加來得精細。這里有各种人不同的口气，不同的字眼，不同的聲調，不同的情緒，……并且這并不限于對白。這里，要用窮乏的中國口頭上的白話來應付，比翻譯哲學，科學……的理論著作，還要來得困難。但是，這些困難只不過愈加加重我們的任務，可并不會取消我們的這個任務的。 現在，請你允許我提出《毀滅》的譯文之中的几個問題。我還沒有能夠讀完，對著原文讀的只有很少几段。這里，我只把茀理契序文十里引的原文來校對一下。（我順著序文里的次序，編著號碼寫下去，不再引你的譯文，請你自己照著號碼到書上去找罷。序文的翻譯有些錯誤，這里不談了。） （一）結算起來，還是因為他心上有一种——“·對·于·新·的·极·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的·渴·望，這种渴望是极大的，無論什么別的愿望都比不上的。”更正确些： 結算起來，還是因為他心上——“·渴·望·著·一·种·新·的·极·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這個渴望是极大的，無論什么別的愿望都比不上的。” （二）“在這种時候，极大多數的几万万人，還不得不過著這种原始的可怜的生活，過著這种無聊得一點儿意思都沒有的生活，——怎么能夠談得上什么新的极好的人呢。” （三）“他在世界上，最愛的始終還是他自己，——他愛他自己的雪白的肮髒的沒有力量的手，他愛他自己的唉聲歎气的聲音，他愛他自己的痛苦，自己的行為——·甚·至·于那些最可厭惡的行為。” （四）“這算收場了，一切都回到老樣子，仿佛什么也不曾有過，——華理亞想著，——又是舊的道路，仍舊是那一些糾葛——一切都要到那一個地方……可是，我的上帝，這是多么沒有快樂呵！” （五）“他自己都從沒有知道過這种苦惱，這是憂愁的疲倦的，老年人似的苦惱，——他這樣苦惱著的想：他已經二十七歲了，過去的每一分鐘，都不能夠再回過來，·重·新·換·個·樣·子·再·過·它·一·過，而以后，看來也沒有什么好的……（這一段，你的譯文有錯誤，也就特別來得“不順”。）現在木羅式加覺得，他一生一世，用了一切力量，都只是竭力要走上那樣的一條道路，·他·看·起·來·是·一·直·的·明·白·的·正·當·的·道·路，像萊奮生，巴克拉諾夫，圖皤夫那樣的人，他們所走的正是這樣的道路；然而似乎有一個什么人在·妨·礙·他·走·上·這·樣·的·道·路呢。而因為他無論什么時候也想不到這個仇敵就在他自己的心里面，所以，他想著他的痛苦是因為一般人的卑鄙，他就覺得特別的痛快和傷心。” （六）“他只知道一件事——工作。所以，這樣正當的人，是不能夠不信任他，不能夠不服從他的。” （七）“開始的時很，他對于他生活的這方面的一些思想，很不愿意去思索，然而，漸漸的他起勁起來了，他竟寫了兩張紙……在這兩張紙上，居然有許多這樣的字眼——誰也想不到萊奮生會知道這些字眼的。”（這一段，你的譯文里比俄文原文多了几句副句，也許是你引了相近的另外一句了罷？或者是你把茀理契空出的虛點填滿了？） （八）“這些受盡磨難的忠實的人，對于他是親近的，比一切其他的東西都更加親近，甚至于比他自己還要親近。” （九）“……沉默的，還是潮濕的眼睛，看了一看那些打麥場上的疏遠的人，——這些人，他應當很快就把他們變成功·自·己·的·親·近·的·人，像那十八個人一樣，·像·那·不·做·聲·的，·在·他·后·面·走·著·的·人·一·樣。”（這里，最后一句，你的譯文有錯誤。）這些譯文請你用日本文和德文校對一下，是否是正确的直譯，可以比較得出來的。我的譯文，除出按照中國白話的句法和修辭法，有些比起原文來是倒裝的，或者主詞，動詞，賓詞是重复的，此外，完完全全是直譯的。 這里，舉一個例：第（八）條“……·甚·至·于比他自己還要親近。”這句話的每一個字母都和俄文相同的。同時，這在口頭上說起來的時候，原文的口气和精神完全傳達得出。而你的譯文：“較之自己較之別人，還要親近的人們”，是有錯誤的（也許是日德文的錯誤）。錯誤是在于：（一）丟掉了“甚至于”這一個·字·眼；（二）用了中國文言的文法，就不能夠表現那句話的神气。 所有這些話，我都這樣不客气的說著，仿佛自稱自贊的。對于一班庸俗的人，這自然是“沒有禮貌”。但是，我們是·這·樣·親·密·的·人，·沒·有·見·面·的·時·候·就·這·樣·親·密·的·人。這种感覺，使我對于你說話的時候，和對自己說話一樣，和自己商量一樣。 再則，還有一個例子，比較重要的，不僅僅關于翻譯方法的。這就是第（一）條的“·新·的……·人”的問題。 《毀滅》的主題是新的人的產生。這里，茀理契以及法捷耶夫自己用的俄文字眼，是一個普通的“人”字的單數。不但不是·人·類，而且不是“人”字的复數。這意思是指著革命，國內戰爭……的過程之中產生著一种新式的人，一种新的“路數”（Type）——文雅的譯法叫做典型，這是在全部《毀滅》里面看得出來的。現在，你的譯文，寫著“人類”。萊奮生渴望著一种新的……人類。這可以誤會到另外一個主題。仿佛是一般的渴望著整個的社會主義的社會。而事實上，《毀滅》的“新人”，是當前的戰斗的迫切的任務：在·斗·爭·過·程·之·中去創造，去鍛煉，去改造成一种新式的人物，和木羅式加，美諦克……等等不同的人物。這可是現在的人，是一些人，是做群眾之中的骨干的人，而不是一般的人類，不是籠統的人類，正是·群·眾·之·中的一些人，領導的人，新的整個人類的先輩。 這一點是值得特別提出來說的。當然，譯文的錯誤，僅僅是一個字眼上的錯誤：“人”是一個字眼，“人類”是另外一個字眼。整本的書仍舊在我們面前，你的后記也很正确的了解到《毀滅》的主題。可是翻譯要精确，就應當估量每一個字眼。 《毀滅》的出版，始終是值得紀念的。我慶祝你。希望你考慮我的意見，而對于翻譯問題，對于一般的言語革命問題，開始一個新的斗爭。 J．K． 一九三一，十二，五。 敬愛的J．K．□同志： 看見你那關于翻譯的信以后，使我非常高興。從去年的翻譯洪水泛濫以來，使許多人攢眉歎气，甚而至于講冷話。我也是一個偶而譯書的人，本來應該說几句話的，然而至今沒有開過口。“強聒不舍”□雖然是勇壯的行為，但我所奉行的，卻是“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這一句古老話。況且前來的大抵是紙人紙馬，說得耳熟一點，那便是“陰兵”，實在是也無從迎頭痛擊。就拿趙景深教授老爺來做例子罷，他一面專門攻擊科學的文藝論譯本之不通，指明被壓迫的作家匿名之可笑，一面卻又大發慈悲，說是這樣的譯本，恐怕大眾不懂得。好像他倒天天在替大眾計划方法，別的譯者來攪亂了他的陣勢似的。這正如俄國革命以后，歐美的富家奴去看了一看，回來就搖頭皺臉，做出文章，慨歎著工農還在怎樣吃苦，怎樣忍饑，說得滿紙凄凄慘慘。仿佛惟有他卻是极希望一個筋斗，工農就都住王宮，吃大菜，躺安樂椅子享福的人。誰料還是苦，所以俄國不行了，革命不好了，阿呀阿呀了，可惡之极了。對著這樣的哭喪臉，你同他說什么呢？假如覺得討厭，我想，只要拿指頭輕輕的在那紙糊架子上挖一個窟窿就可以了。 趙老爺評論翻譯，拉了嚴又陵，并且替他叫屈，于是累得他在你的信里也挨了一頓罵。但由我看來，這是冤枉的，嚴老爺和趙老爺，在實際上，有虎狗之差。极明顯的例子，是嚴又陵為要譯書，曾經查過漢晉六朝翻譯佛經的方法，趙老爺引嚴又陵為地下知己，卻沒有看這嚴又陵所譯的書。現在嚴譯的書都出版了，雖然沒有什么意義，但他所用的工夫，卻從中可以查考。据我所記得，譯得最費力，也令人看起來最吃力的，是《穆勒名學》和《群己權界論》的一篇作者自序，其次就是這論，后來不知怎地又改稱為《權界》，連書名也很費解了。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論》，桐城气息□十足，連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搖頭晃腦的讀起來，真是音調鏗鏘，使人不自覺其頭暈。這一點竟感動了桐城派老頭子吳汝綸(15)，不禁說是“足与周秦諸子相上下”了。然而嚴又陵自己卻知道這太“達”的譯法是不對的，所以他不稱為“翻譯”，而寫作“侯官嚴复達心旨”；□序例上發了一通“信達雅”之類的議論之后，結末卻聲明道：“什法師□云，‘學我者病’。來者方多，慎勿以是書為口實也！”好像他在四十年前，便料到會有趙老爺來謬托知己，早已毛骨悚然一樣。僅僅這一點，我就要說，嚴趙兩大師，實有虎狗之差，不能相提并論的。 那么，他為什么要干這一手把戲呢？答案是：那時的留學生沒有現在這么闊气，社會上大抵以為西洋人只會做机器——尤其是自鳴鐘——留學生只會講鬼子話，所以算不了“士”人的。因此他便來鏗鏘一下子，鏗鏘得吳汝綸也肯給他作序，這一序，別的生意也就源源而來了，于是有《名學》，有《法意》，有《原富》等等。但他后來的譯本，看得“信”比“達雅”都重一些。 他的翻譯，實在是漢唐譯經歷史的縮圖。中國之譯佛經，漢末質直，他沒有取法。六朝真是“達”而“雅”了，他的《天演論》的模范就在此。唐則以“信”為主，粗粗一看，簡直是不能懂的，這就仿佛他后來的譯書。譯經的簡單的標本，有金陵刻經處匯印的三种譯本《大乘起信論》，□也是趙老爺的一個死對頭。 但我想，我們的譯書，還不能這樣簡單，首先要決定譯給大眾中的怎樣的讀者。將這些大眾，粗粗的分起來：甲，有很受了教育的；乙，有略能識字的；丙，有識字無几的。而其中的丙，則在“讀者”的范圍之外，啟發他們是圖畫，演講，戲劇，電影的任務，在這里可以不論。但就是甲乙兩种，也不能用同樣的書籍，應該各有供給閱讀的相當的書。供給乙的，還不能用翻譯，至少是改作，最好還是創作，而這創作又必須并不只在配合讀者的胃口，討好了，讀的多就夠。至于供給甲類的讀者的譯本，無論什么，我是至今主張“宁信而不順”的。自然，這所謂“不順”，決不是說“跪下”要譯作“跪在膝之上”，“天河”要譯作“牛奶路”的意思，乃是說，不妨不像吃茶淘飯一樣几口可以咽完，卻必須費牙來嚼一嚼。這里就來了一個問題：為什么不完全中國化，給讀者省些力气呢？這樣費解，怎樣還可以稱為翻譯呢？我的答案是：這也是譯本。這樣的譯本，不但在輸入新的內容，也在輸入新的表現法。中國的文或話，法子實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訣，是在避去熟字，刪掉虛字，就是好文章，講話的時候，也時時要辭不達意，這就是話不夠用，所以教員講書，也必須借助于粉筆。這語法的不精密，就在證明思路的不精密，換一句話，就是腦筋有些胡涂。倘若永遠用著胡涂話，即使讀的時候，滔滔而下，但歸根結蒂，所得的還是一個胡涂的影子。要醫這病，我以為只好陸續吃一點苦，裝進异樣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國的，后來便可以据為己有。這并不是空想的事情。遠的例子，如日本，他們的文章里，歐化的語法是极平常的了，和梁啟超做《和文漢讀法》時代，大不相同；近的例子，就如來信所說，一九二五年曾給群眾造出過“罷工”這一個字眼，這字眼雖然未曾有過，然而大眾已都懂得了。 我還以為即便為乙類讀者而譯的書，也應該時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語法在里面，但自然不宜太多，以偶爾遇見，而想一想，或問一問就能懂得為度。必須這樣，群眾的言語才能夠丰富起來。 什么人全都懂得的書，現在是不會有的，只有佛教徒的“”字，据說是“人人能解”，但可惜又是“解各不同”。就是數學或化學書，里面何嘗沒有許多“術語”之類，為趙老爺所不懂，然而趙老爺并不提及者，太記得了嚴又陵之故也。說到翻譯文藝，倘以甲類讀者為對象，我是也主張直譯的。我自己的譯法，是譬如“山背后太陽落下去了”，雖然不順，也決不改作“日落山陰”，因為原意以山為主，改了就變成太陽為主了。雖然創作，我以為作者也得加以這樣的區別。一面盡量的輸入，一面盡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傳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過去里。所以在現在容忍“多少的不順”，倒并不能算“防守”，其實也還是一种的“進攻”。在現在民眾口頭上的話，那不錯，都是“順”的，但為民眾口頭上的話搜集來的話胚，其實也還是要順的，因此我也是主張容忍“不順”的一個。 但這情形也當然不是永遠的，其中的一部分，將從“不順”而成為“順”，有一部分，則因為到底“不順”而被淘汰，被踢開。這最要緊的是我們自己的批判。如來信所舉的譯例，我都可以承認比我譯得更“達”，也可推定并且更“信”，對于譯者和讀者，都有很大的益處。不過這些只能使甲類的讀者懂得，于乙類的讀者是太艱深的。由此也可見現在必須區別了种种的讀者層，有种种的譯作。 為乙類讀者譯作的方法，我沒有細想過，此刻說不出什么來。但就大体看來，現在也還不能和口語——各處各种的土話——合一，只能成為一种特別的白話，或限于某一地方的白話。后一种，某一地方以外的讀者就看不懂了，要它分布較廣，勢必至于要用前一种，但因此也就仍然成為特別的白話，文言的分子也多起來。我是反對用太限于一處的方言的，例如小說中常見的“別鬧”“別說”等類罷，假使我沒有到過北京，我一定解作“另外搗亂”“另外去說”的意思，實在遠不如較近文言的“不要”來得容易了然，這樣的只在一處活著的口語，倘不是万不得已，也應該回避的。還有章回体小說中的筆法，即使眼熟，也不必盡是采用，例如“林沖笑道：原來，你認得。”和“原來，你認得。——林沖笑著說。”這兩條，后一例雖然看去有些洋气，其實我們講話的時候倒常用，听得“耳熟”的。但中國人對于小說是看的，所以還是前一例覺得“眼熟”，在書上遇見后一例的筆法，反而好像生疏了。沒有法子，現在只好采說書而去其油滑，听閒談而去其散漫，博取民眾的口語而存其比較的大家能懂的字句，成為四不像的白話。這白話得是活的，活的緣故，就因為有些是從活的民眾的口頭取來，有些是要從此注入活的民眾里面去。 臨末，我很感謝你信末所舉的兩個例子。一，我將“……甚至于比自己還要親近”譯成“較之自己較之別人，還要親近的人們”，是直譯德日兩种譯本的說法的。這恐怕因為他們的語法中，沒有像“甚至于”這樣能夠簡單而确切地表現這口气的字眼的緣故，轉几個彎，就成為這么拙笨了。二，將“新的……人”的“人”字譯成“人類”，那是我的錯誤，是太穿鑿了之后的錯誤。萊奮生望見的打麥場上的人，他要造他們成為目前的戰斗的人物，我是看得很清楚的，但當他默想“新的……人”的時候，卻也很使我默想了好久：（一）“人”的原文，日譯本是“人間”，德譯本是“Mensch”，都是單數，但有時也可作“人們”解；（二）他在目前就想有“新的极好的有力量的慈善的人”，希望似乎太奢，太空了。我于是想到他的出身，是商人的孩子，是智識分子，由此猜測他的戰斗，是為了經過階級斗爭之后的無階級社會，于是就將他所設想的目前的人，跟著我的主觀的錯誤，搬往將來，并且成為“人們”——人類了。在你未曾指出之前，我還自以為這見解是很高明的哩，這是必須對于讀者，赶緊聲明改正的。 總之，今年總算將這一部紀念碑的小說，送在這里的讀者們的面前了。譯的時候和印的時候，頗經過了不少艱難，現在倒也退出了記憶的圈外去，但我真如你來信所說那樣，就像親生的儿子一般愛他，并且由他想到儿子的儿子。還有《鐵流》，我也很喜歡。這兩部小說，雖然粗制，卻并非濫造，鐵的人物和血的戰斗，實在夠使描寫多愁善病的才子和千嬌百媚的佳人的所謂“美文”，在這面前淡到毫無蹤影。不過我也和你的意思一樣，以為這只是一點小小的胜利，所以也很希望多人合力的更來紹介，至少在后三年內，有關于內戰時代和建設時代的紀念碑的的文學書八种至十种，此外更譯几种雖然往往被稱為無產者文學，然而還不免含有小資產階級的偏見（如巴比塞□）和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偏見（如辛克萊）的代表作，加上了分析和嚴正的批評，好在那里，坏在那里，以備對比參考之用，那么，不但讀者的見解，可以一天一天的分明起來，就是新的創作家，也得了正确的師范了。 魯迅 一九三一，十二，二八。 ※ ※ ※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二年六月《文學月報》第一卷第一號。發表時題為《論翻譯》，副標題為《答J．K．論翻譯》。J．K．即瞿秋白。他給魯迅的這封信曾以《論翻譯》為題，發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二十五日《十字街頭》第一、二期。 ２Z同志指曹靖華，河南盧氏人，未名社成員，翻譯家。當時在蘇聯列宁格勒大學任教，譯有《鐵流》等。 ３“教堂斯拉夫文”即教會斯拉夫文，是十一至十七世紀東部斯拉夫人（俄羅斯人、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和南部斯拉夫人（保加利亞人、塞爾維亞人和克魯特人）在禱告時使用的語文。在俄國，這种文字曾廣泛用于宗教性著作和學術著作，對十八世紀以前的俄語有過很大的影響。 ４洛莫洛莎夫（1711∼1765）通譯羅蒙諾索夫，俄國學者，著有《俄國語法》等。現代俄國文學語言即由他開始建立，經過普希金而奠定了鞏固的基礎。普希金（1799—1837），俄國詩人，著有長詩《葉甫蓋尼·奧涅金》、小說《上尉的女儿》等。 ５譯須信雅達，文必夏殷周嚴复（几道）在《天演論·譯例言》中說：“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為達即所以為信也。”“三者（按即信、達、雅）乃文章正軌，亦即為譯事楷模。故信達而外，求其爾雅。”又吳汝綸為《天演論》作《序言》中有“嚴子一文之，而其書乃駸駸与晚周諸子相上下”等語。 ６“嚴譯名著”指嚴复所譯英國赫胥黎《天演論》、英國亞當·斯密（1723∼1790）《原富》、英國甄克思（1861∼1939）《社會通詮》、英國穆勒（1806∼1873）《群己權界論》、法國孟德斯鳩（1689∼1755）《法意》、英國斯賓塞（1820∼1903）《群學肄言》、英國耶方思（1835∼1882）《名學淺說》、穆勒《名學》等書。這些書曾陸續出版，一九二○年前后商務印書館把它們匯集重印，總稱《嚴譯名著叢刊》。 ７宁錯而務順，毋拗而僅信這是對趙景深翻譯主張所作的歸納，參看本書《几條“順”的翻譯》及其注２。 ８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廣東新會人，學者，清末維新運動領導者之一。他用淺顯的文言著述，撰有《飲冰室文集》。魯迅复信中提到的《和文漢讀法》，是他寫的一本供中國人學日語用的書。 ９“倉頡”相傳是黃帝的史官，我國最初創造文字的人。 十茀理契（1870∼1927）蘇聯文藝評論家、文史學家，曾為法捷耶夫的長篇小說《毀滅》寫了《代序——一個新人的故事》。 □J．K．即瞿秋白（1899∼1935），江蘇常州人，中國共產党早期領導人之一。一九二七年國民党叛變革命后，他曾主持召開“八月七日党中央緊急會議”，結束了陳獨秀右傾机會主義在党內的統治。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二八年春，在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臨時書記時，犯了“左”傾盲動主義路線的錯誤。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在上海從事革命文化工作。一九三五年三月在福建游擊區被國民党逮捕，同年六月在福建長汀被國民党殺害。 □“強聒不舍”語見《庄子·天下》：“強聒不舍者也。” □“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語見《論語·衛靈公》。 □桐城气息指桐城派的文章風格。清代方苞、劉大櫆、姚鼐等人主張師法先秦兩漢及唐宋八大家的作品，講義理、考据、詞章，他們的創作形成一种文學流派。因為方、姚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被稱為桐城派。 □吳汝綸（1840∼1903）字摯甫，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后期作家。 □嚴复關于“達癲”的話，見《天演論·譯例言》，原文說：“譯文取明深義，故詞句之間，時有所傎到（顛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義則不倍（背）本文。題曰達癲，不云筆譯，取便發揮，實非正法。什法師有云：‘學我者病’。來者方多，幸勿以是書為口實也。” □什法師（344∼413）即鳩摩羅什法師，我國后秦高僧，佛經翻譯家。原籍天竺（古印度），生于西域龜茲國（今新疆庫車）。他和弟子八百多人，曾用意譯的方法，譯出佛經七十四部，共三八四卷。 □《大乘起信論》解釋大乘教理的佛教經書。相傳為古印度馬鳴著，我國有南朝梁真諦和唐代實叉難陀的譯本。南京金陵刻經處一八九八年曾出版收有這兩种譯文的《大乘起信論會譯》。 □巴比塞（H．Barbusse，1873∼1935）法國作家，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火線》、《光明》及《斯大林傳》等。 □基督教社會主義十九世紀中葉在歐洲形成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潮。它把基督教的教義涂上社會主義色彩，認為只要實行基督教的“博愛”、“互濟”等教義，就能使勞動人民擺脫一切社會苦難。代表人物有英國的莫里斯和金斯萊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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