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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小說，是開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２〕上提倡“文學革命”〔３〕的時候的。這一种運動，現在固然已經成為文學史上的陳跡了，但在那時，卻無疑地是一個革命的運動。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調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這些确可以算作那時的“革命文學”。 然而我那時對于“文學革命”，其實并沒有怎樣的熱情。見過辛亥革命〔４〕，見過二次革命〔５〕，見過袁世凱稱帝〔６〕，張勳复辟〔７〕，看來看去，就看得怀疑起來，于是失望，頹唐得很了。民族主義的文學家在今年的一种小報上說，“魯迅多疑”，是不錯的，我正在疑心這批人們也并非真的民族主義文學者，變化正未可限量呢。不過我卻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為我所見過的人們，事件，是有限得很的，這想頭，就給了我提筆的力量。 “絕望之為虛妄，正与希望相同。”〔８〕既不是直接對于“文學革命”的熱情，又為什么提筆的呢？想起來，大半倒是為了對于熱情者們的同感。這些戰士，我想，雖在寂寞中，想頭是不錯的，也來喊几聲助助威罷。首先，就是為此。自然，在這中間，也不免夾雜些將舊社會的病根暴露出來，催人留心，設法加以療治的希望。但為達到這希望計，是必須与前驅者取同一的步調的，我于是刪削些黑暗，裝點些歡容，使作品比較的顯出若干亮色，那就是后來結集起來的《吶喊》，一共有十四篇。 這些也可以說，是“遵命文學”。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 后來《新青年》的團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伙伴還是會這么變化，并且落得一個“作家”的頭銜，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不過已經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隨便談談。有了小感触，就寫些短文，夸大點說，就是散文詩，以后印成一本，謂之《野草》。得到較整齊的材料，則還是做短篇小說，只因為成了游勇，布不成陣了，所以技術雖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較無拘束，而戰斗的意气卻冷得不少。新的戰友在那里呢？我想，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這時期的十一篇作品，謂之《彷徨》，愿以后不再這模樣。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９〕不料這大口竟夸得無影無蹤。逃出北京，躲進廈門，只在大樓上寫了几則《故事新編》和十篇《朝花夕拾》。前者是神話，傳說及史實的演義，后者則只是回憶的記事罷了。此后就一無所作，“空空如也”。 可以勉強稱為創作的，在我至今只有這五种，本可以頃刻讀了的，但出版者要我自選一本集。推測起來，恐怕因為這么一辦，一者能夠節省讀者的費用，二則，以為由作者自選，該能比別人格外明白罷。對于第一層，我沒有异議；至第二層，我卻覺得也很難。因為我向來就沒有格外用力或格外偷懶的作品，所以也沒有自以為特別高妙，配得上提拔出來的作品。沒有法，就將材料，寫法，都有些不同，可供讀者參考的東西，取出二十二篇來，湊成了一本，但將給讀者一种“重壓之感”的作品，卻特地竭力抽掉了。這是我現在自有我的想頭的： “并不愿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著好夢的青年。”〔１０〕然而這又不似做那《吶喊》時候的故意的隱瞞，因為現在我相信，現在和將來的青年是不會有這樣的心境的了。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魯迅于上海寓居記。 BB 〔１〕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海天馬書店出版的《魯迅自選集》。 這本《自選集》內收《野草》中的七篇：《影的告別》、《好的故事》、《過客》、《失掉的好地獄》、《這樣的戰士》、《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淡淡的血痕中》；《吶喊》中的五篇：《孔乙己》、《一件小事》、《故鄉》、《阿Ｑ正傳》、《鴨的喜劇》；《彷徨》中的五篇：《在酒樓上》、《肥皂》、《示眾》、《傷逝》、《离婚》；《故事新編》中的兩篇：《奔月》、《鑄劍》；《朝花夕拾》中的三篇：《狗·貓·鼠》、《無常》、《范愛農》。共計二十二篇。 〔２〕《新青年》參看本卷第３０５頁注〔１６〕。《新青年》最初的編輯是陳獨秀。在北京出版后，主要成員有李大釗、魯迅、胡适、錢玄同、劉复、吳虞等。隨著五四運動的深入發展，《新青年》團体逐漸發生分化。魯迅是這個團体中的重要撰稿人。 〔３〕“文學革命”指“五四”時期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的運動。 〔４〕辛亥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君主統治，建立了中華民國。但由于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沒有也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務，革命果實很快就被代表大地主大買辦階級利益的袁世凱所竊奪。 〔５〕二次革命一九一三年七月孫中山領導的反對袁世凱獨裁統治的戰爭。因對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而言，所以稱為“二次革命”。它很快就被袁世凱扑滅。 〔６〕袁世凱稱帝袁世凱（１８５９—１９１６），河南項城人，北洋軍閥首領。原為清朝大臣，他在竊取中華民國大總統職位后，于一九一六年一月實行帝制，自稱皇帝，定年號為“洪憲”；同年三月被迫撤銷。〔７〕張勳复辟張勳（１８５４—１９２３），江西奉新人，北洋軍閥之一。一九一七年六月，他在任安徽督軍時，從徐州帶兵到北京，七月一日和康有為等扶植清廢帝溥儀复辟，七月十二日即告失敗。〔８〕“絕望之為虛妄，正与希望相同”原是匈牙利詩人裴多菲在一八四七年七月十七日致友人弗里杰什·凱雷尼信中的話，魯迅在《野草·希望》中曾引用。 〔９〕“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語見屈原《离騷》。魯迅曾引用它作為《彷徨》的題辭。 〔１０〕這兩句話，引自《吶喊·自序》。 祝中俄文字之交〔１〕十五年前，被西歐的所謂文明國人看作半開化的俄國，那文學，在世界文壇上，是胜利的；十五年以來，被帝國主義者看作惡魔的蘇聯，那文學，在世界文壇上，是胜利的。這里的所謂“胜利”，是說：以它的內容和技術的杰出，而得到廣大的讀者，并且給与了讀者許多有益的東西。 它在中國，也沒有出于這例子之外。 我們曾在梁啟超所辦的《時務報》〔２〕上，看見了《福爾摩斯包探案》〔３〕的變幻，又在《新小說》〔４〕上，看見了焦士威奴（ＪｕｌｅｓＶｅｒｎｅ）〔５〕所做的號稱科學小說的《海底旅行》之類的新奇。后來林琴南大譯英國哈葛德（ＨAＲｉ*洌澹穎齲幔紓紓幔穎洌┐男說了，〔６〕我們又看見了倫敦小姐之纏綿和菲洲野蠻之古怪。至于俄國文學，卻一點不知道，——但有几位也許自己心里明白，而沒有告訴我們的“先覺”先生，自然是例外。不過在別一方面，是已經有了感應的。那時較為革命的青年，誰不知道俄國青年是革命的，暗殺的好手？尤其忘不掉的是蘇菲亞〔７〕，雖然大半也因為她是一位漂亮的姑娘。現在的國貨的作品中，還常有“蘇菲”一類的名字，那淵源就在此。 那時——十九世紀末——的俄國文學，尤其是陀思妥夫斯基和托爾斯泰的作品，已經很影響了德國文學，但這和中國無關，因為那時研究德文的人少得很。最有關系的是英美帝國主義者，他們一面也翻譯了陀思妥夫斯基，都介涅夫，托爾斯泰，契訶夫的選集了，一面也用那做給印度人讀的讀本來教我們的青年以拉瑪和吉利瑟那（ＲａｍａａｎｄＫｒｉｓｈｎａ）〔８〕的對話，然而因此也攜帶了閱讀那些選集的可能。包探，冒險家，英國姑娘，菲洲野蠻的故事，是只能當醉飽之后，在發脹的身体上搔搔痒的，然而我們的一部分的青年卻已經覺得壓迫，只有痛楚，他要掙扎，用不著痒痒的撫摩，只在尋切實的指示了。 那時就看見了俄國文學。 那時就知道了俄國文學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因為從那里面，看見了被壓迫者的善良的靈魂，的酸辛，的掙扎；還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燒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們豈不知道那時的大俄羅斯帝國也正在侵略中國，然而從文學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兩种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 從現在看來，這是誰都明白，不足道的，但在那時，卻是一個大發見，正不亞于古人的發見了火的可以照暗夜，煮東西。 俄國的作品，漸漸的紹介進中國來了，同時也得了一部分讀者的共鳴，只是傳布開去。零星的譯品且不說罷，成為大部的就有《俄國戲曲集》〔９〕十种和《小說月報》增刊的《俄國文學研究》〔１０〕一大本，還有《被壓迫民族文學號》〔１１〕兩本，則是由俄國文學的啟發，而將范圍擴大到一切弱小民族，并且明明點出“被壓迫”的字樣來了。 于是也遭了文人學士的討伐，有的主張文學的“崇高”，說描寫下等人是鄙俗的勾當〔１２〕，有的比創作為處女，說翻譯不過是媒婆〔１３〕，而重譯尤令人討厭。的确，除了《俄國戲曲集》以外，那時所有的俄國作品几乎都是重譯的。但俄國文學只是紹介進來，傳布開去。 作家的名字知道得更多了，我們雖然從安特來夫（ＬAＡｎｄｒｅｅｖ）的作品里遇*攪絲植潰塜□耻景纖綬穎□虯Ａｒｔｓｙ－ｂａｓｈｅｖ）的作品里看見了絕望和荒唐，但也從珂羅連珂（ＶAＫｏｒｏｌｅｎｋｏ）〔１４〕學得了寬宏，從戈理基（Ｍａｘｉ*恚牽錚穎耄𤇢└受了反抗。讀者大眾的共鳴和熱愛，早不是几個論客的自私的曲說所能掩蔽，這偉力，終于使先前膜拜曼殊斐儿（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的紳士也重譯了都介涅夫的《父与子》，〔１５〕排斥“媒婆”的作家也重譯著托爾斯泰的《戰爭与和平》了〔１６〕。 這之間，自然又遭了文人學士和流氓警犬的聯軍的討伐。對于紹介者，有的說是為了盧布〔１７〕，有的說是意在投降〔１８〕，有的笑為“破鑼”〔１９〕，有的指為共党，而實際上的對于書籍的禁止和沒收，還因為是秘密的居多，無從列舉。 但俄國文學只是紹介進來，傳布開去。 有些人們，也譯了《莫索里尼傳》，也譯了《希特拉傳》，但他們紹介不出一冊現代意國或德國的白色的大作品，《戰后》〔２０〕是不屬于希特拉〔２１〕的I字旗下的*𡉏端賴氖□糵貳玻玻病秤种好以“死”自傲。但蘇聯文學在我們卻已有了里培進斯基的《一周間》〔２３〕，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法捷耶夫的《毀滅》，綏拉菲摩微支的《鐵流》；此外中篇短篇，還多得很。凡這些，都在御用文人的明槍暗箭之中，大踏步跨到讀者大眾的怀里去，給一一知道了變革，戰斗，建設的辛苦和成功。 但一月以前，對于蘇聯的“輿論”，剎時都轉變了，昨夜的魔鬼，今朝的良朋，許多報章，總要提起几點蘇聯的好處，有時自然也涉及文藝上：“复交”〔２４〕之故也。然而，可祝賀的卻并不在這里。自利者一淹在水里面，將要滅頂的時候，只要抓得著，是無論“破鑼”破鼓，都會抓住的，他決沒有所謂“洁癖”。然而無論他終于滅亡或幸而爬起，始終還是一個自利者。隨手來舉一個例子罷，上海稱為“大報”的《申報》，不是一面甜嘴蜜舌的主張著“組織蘇聯考察團”（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時評），而一面又將林克多的《蘇聯聞見錄》稱為“反動書籍”（同二十七日新聞）么？ 可祝賀的，是在中俄的文字之交，開始雖然比中英，中法遲，但在近十年中，兩國的絕交也好，复交也好，我們的讀者大眾卻不因此而進退；譯本的放任也好，禁壓也好，我們的讀者也決不因此而盛衰。不但如常，而且擴大；不但雖絕交和禁壓還是如常，而且雖絕交和禁壓而更加擴大。這可見我們的讀者大眾，是一向不用自私的“勢利眼”來看俄國文學的。我們的讀者大眾，在朦朧中，早知道這偉大肥沃的“黑土”〔２５〕里，要生長出什么東西來，而這“黑土”卻也确實生長了東西，給我們親見了：忍受，呻吟，掙扎，反抗，戰斗，變革，戰斗，建設，戰斗，成功。 在現在，英國的蕭，法國的羅蘭，也都成為蘇聯的朋友了〔２６〕。這，也是當我們中國和蘇聯在歷來不斷的“文字之交”的途中，擴大而与世界結成真的“文字之交”的開始。這是我們應該祝賀的。 十二月三十日。 BB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五日《文學月報》第一卷第五、六號合刊。 〔２〕《時務報》旬刊，一八九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八月在上海創刊，梁啟超主編，是當時鼓吹變法維新的主要刊物，一八九八年七月停刊。 〔３〕《福爾摩斯包探案》英國作家柯南道爾（１８５９—１９３０）作的偵探小說。福爾摩斯是書中的主要人物。 〔４〕《新小說》月刊，一九○二年（清光緒二十八年）十月在日本橫濱創刊，梁啟超主編。該刊除登載創作小說之外，也刊登翻譯小說。 〔５〕焦士威奴（１８２８—１９０５）通譯儒勒·凡爾納，法國小說家。著有科學幻想及冒險小說《海底兩万里》、《神秘島》、《格蘭特船長的女儿》等多种。 〔６〕哈葛德（１８５６—１９２５）英國小說家。林琴南曾依靠別人口述，用文言翻譯過他的《迦茵小傳》、《埃及金塔剖尸記》、《斐洲煙水愁城錄》。 〔７〕蘇菲亞即別羅夫斯卡婭（UAX艷`KLSOIb，１８５３—１８８１），俄國女革命家，民意党領導人之一。因參加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暗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于同年四月三日被沙皇政府殺害。清末中國無政府主義者所辦的刊物《新世紀》第二十七號（一九○七年十二月），曾介紹過她的事跡，刊出她的照片。 〔８〕拉瑪和吉利瑟那都是印度神話中的人物。〔９〕《俄國戲曲集》共學社叢書之一，一九二一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它包括戲曲十种：果戈理的《巡按》（賀啟明譯），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雷雨》（耿濟之譯），屠格涅夫的《村中之月》（耿濟之譯），托爾斯泰的《黑暗之勢力》（耿濟之譯）和《教育之果》（沈穎譯），契訶夫的《海鷗》（鄭振鐸譯）、《伊凡諾夫》、《万尼亞叔父》和《櫻桃園》（三者均耿式之譯），史拉美克的《六月》（鄭振鐸譯）。〔１０〕《俄國文學研究》《小說月報》第十二卷的增刊，一九二一年九月出版。內收鄭振鐸《俄國文學的啟源時代》、耿濟之《俄國四大文學家合傳》、沈雁冰《近代俄國文學家三十人合傳》、魯迅《阿爾志跋綏甫》、郭紹虞《俄國美論及其文藝》、張聞天《托爾斯泰的藝術觀》、沈澤民《俄國的敘事詩歌》等論文，以及魯迅、瞿秋白、耿濟之等所譯俄國文學作品多篇。 〔１１〕《被壓迫民族文學號》即《被損害民族的文學號》，《小說月報》第十二卷第十期專刊，一九二一年十月出版。內收魯迅譯的《近代捷克文學概觀》（捷克凱拉綏克作）和《小俄羅斯文學略說》（德國凱爾沛來斯作）、沈雁冰譯的《芬蘭的文學》（ＨｅｒｍｉｏｎｅＲａｍｓｄｅｒ作）、沈澤民譯的《塞爾維亞文學概觀》（ＣｈｅｄｏＭｉｊａｔｏｖｉｃｈ作）、周作人譯的《近代波蘭文學概觀》（波蘭訶勒溫斯奇作）等論文，以及魯迅、沈雁冰等所譯芬蘭、保加利亞、波蘭等國文學作品多篇。〔１２〕指那時曾留學英美的某些紳士派如吳宓等人，參看《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中的有關論述。 〔１３〕關于創作是處女，翻譯是媒婆的話，見《民鐸》第二卷第五號（一九二一年二月）郭沫若致李石岑函：“我覺得國內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處子，只注重翻譯，而不注重產生。”〔１４〕珂羅連珂（DACAdK`KFGJOK，１８５３—１９２１）通開柯羅連*疲俄國作家。主要作品有小說《馬爾加的夢》、《盲音樂家》、《我的同時代人的故事》等。 〔１５〕膜拜曼殊斐儿的紳士指陳源。他曾在《新月》第一卷第四號（一九二八年六月）《曼殊斐儿》一文中，稱英國女作家曼殊斐儿是“超絕一世的微妙清新的作家”。后來，他根据英譯本翻譯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一九三一年六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１６〕郭沫若曾根据德譯本翻譯了列夫·托爾斯泰的《戰爭与和平》的一部分，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海文藝書局出版。〔１７〕為了盧布參看本卷第９頁注〔１２〕及《二心集·“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 〔１８〕意在投降參看本卷第２２０頁注〔５２〕。〔１９〕“破鑼”反動派對“普羅文學”的污蔑。當時，一般稱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為“普羅文學”；“普羅”是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無產階級）的音譯“普羅列塔利亞”的簡稱。 〔２０〕《戰后》德國作家雷馬克的小說《西線無戰事》的續篇，當時有沈叔之的中譯本，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海開明書店出版。〔２１〕希特拉（ＡAＨｉｔｌｅｒ*保福福埂𠗟保梗矗擔鍨⊥ㄒ胂Ｌ乩眨𡈼鹿𥡗ㄎ斯頭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禍首之一。下文的I字旗，即德國法西說鈉熳印！癐”，納粹党的党徽玻玻病場端賴氖□糵貳∫獯罄*作家鄧南遮在一八九四年出版的小說，當時有芳信的中譯本，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海光華書局出版。〔２３〕里培進斯基（oAYAXTVGJTJSOT\，１８９８—１９５９）通譯里苯㷨夠𤇢姙樟𠖎*家。所作《一周間》，當時我國有蔣光慈的譯本，一九三○年一月北新書局出版。又有江思、蘇汶的譯本，一九三○年三月上海水沫書店出版。 〔２４〕“复交”國民党政府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宣布和蘇聯斷絕邦交，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宣布复交。〔２５〕“黑土”蘇聯的黑土區面積廣大，有以“黑土”作為它的代稱的。如丹麥文藝批評家和文學史家喬治·勃蘭兌斯（１８４２—１９２７），曾在他寫的《俄國印象記》一書中稱俄國為“黑土”。〔２６〕指英國作家蕭伯納和法國作家羅曼·羅蘭。羅曼·羅蘭在俄國十月革命后對蘇聯持友好態度，一九三一年發表《与過去告別》一文，熱烈支持無產階級革命。蕭伯納，參看本書《誰的矛盾》及其注〔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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