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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有人說過，去年是“翻譯年”〔２〕；其實何嘗有什么了不起的翻譯，不過又給翻譯暫時洗去了惡名卻是真的。 可怜得很，還只譯了几個短篇小說到中國來，創作家就出現了，說它是媒婆，而創作是處女。〔３〕在男女交際自由的時候，誰還喜歡和媒婆周旋呢，當然沒落。后來是譯了一點文學理論到中國來，但“批評家”幽默家之流又出現了，說是“硬譯”，“死譯”，“好像看地圖”〔４〕，幽默家還從他自己的腦子里，造出可笑的例子來〔５〕，使讀者們“開心”，學者和大師們的話是不會錯的，“開心”也總比正經省力，于是乎翻譯的臉上就被他們畫上了一條粉。 但怎么又來了“翻譯年”呢，在并無什么了不起的翻譯的時候？不是夸大和開心，它本身就太輕飄飄，禁不起風吹雨打的緣故么？ 于是有些人又記起了翻譯，試來譯几篇。但這就又是“批評家”的材料了，其實，正名定分，他是應該叫作“嘮叨家”的，是創作家和批評家以外的一种，要說得好听，也可以謂之“第三种”。他像后街的老虔婆一樣，并不大聲，卻在那里嘮叨，說是莫非世界上的名著都譯完了嗎，你們只在譯別人已經譯過的，有的還譯過了七八次。 記得中國先前，有過一种風气，遇見外國——大抵是日本——有一部書出版，想來當為中國人所要看的，便往往有人在報上登出廣告來，說“已在開譯，請万勿重譯為幸”。他看得譯書好像訂婚，自己首先套上約婚戒指了，別人便莫作非分之想。自然，譯本是未必一定出版的，倒是暗中解約的居多；不過別人卻也因此不敢譯，新婦就在閨中老掉。這种廣告，現在是久不看見了，但我們今年的嘮叨家，卻正繼承著這一派的正統。他看得翻譯好像結婚，有人譯過了，第二個便不該再來碰一下，否則，就仿佛引誘了有夫之婦似的，他要來嘮叨，當然羅，是維持風化。但在這嘮叨里，他不也活活的畫出了自己的猥瑣的嘴臉了么？ 前几年，翻譯的失了一般讀者的信用，學者和大師們的曲說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在翻譯本身也有一個原因，就是常有胡亂動筆的譯本。不過要擊退這些亂譯，誣賴，開心，嘮叨，都沒有用處，唯一的好方法是又來一回复譯，還不行，就再來一回。譬如賽跑，至少總得有兩個人，如果不許有第二人入場，則先在的一個永遠是第一名，無論他怎樣蹩腳。所以譏笑复譯的，雖然表面上好像關心翻譯界，其實是在毒害翻譯界，比誣賴，開心的更有害，因為他更陰柔。 而且复譯還不止是擊退亂譯而已，即使已有好譯本，复譯也還是必要的。曾有文言譯本的，現在當改譯白話，不必說了。即使先出的白話譯本已很可觀，但倘使后來的譯者自己覺得可以譯得更好，就不妨再來譯一遍，無須客气，更不必管那些無聊的嘮叨。取舊譯的長處，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這才會成功一种近于完全的定本。但因言語跟著時代的變化，將來還可以有新的复譯本的，七八次何足為奇，何況中國其實也并沒有譯過七八次的作品。如果已經有，中國的新文藝倒也許不至于現在似的沉滯了。 三月十六日。 CC 〔１〕本篇最初發表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上海《文學》月刊第四卷第四號“文學論壇”欄，署名庚。 〔２〕“翻譯年”當系一九三五年。《文學》第四卷第一號（一九三五年一月）“文學論壇”欄載有《今年該是什么年》一文，其中說：“過去的一年是‘雜志年’，這好像大家都已承認了。今年該是什么年呢？記得也早已有人預測過——不，祝愿過——該是‘翻譯年’。”〔３〕郭沫若在一九二一年二月《民鐸》月刊第二卷第五號發表致該刊編者李石岑的信中說：“我覺得國內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處子；只注重翻譯，而不注重產生。”認為“處子應當尊重，媒婆應當稍加遏抑。” 〔４〕指梁實秋。他在《新月》第二卷第六、七號合刊（一九二九年九月）發表的《論魯迅先生的“硬譯”》一文中，指摘魯迅的翻譯是“硬譯”、“死譯”，并說：“讀這樣的書，就如同看地圖一般，要伸著手指來尋找句法的線索位置。”參看《二心集·“硬譯”与“文學的階級性”》。 〔５〕指劉半農。他在《中國文法通論》的《四版附言》中，故意將《論語·學而》中的“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一句，按歐化句法排列成几种句式，加以嘲笑。參看《花邊文學·玩笑只當它玩笑（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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