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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野外的雪融化了，天空的冬云化成濕雪，落到地面上消失了。太陽逐漸地延緩每天的路程，空气變得和暖了。快樂的春天好象已經到來，但象開玩笑似地躲在郊外什么地方的田院里，馬上會涌進城市里一樣。街道上都是棕紅色的泥漿，水在步道邊流動，囚徒廣場上，化淨了雪的地方，麻雀在快樂地跳躍，人們也跟麻雀一樣忙碌起來。在這种春天的喧聲中，大齋的鐘聲，一天到晚不停地響著，輕軟地敲著人們的心。這鐘聲好象老人的談吐一樣，掩藏著某种屈辱的東西，這鐘聲仿佛在用凄涼的憂郁調子訴說著人世的一切：“有過，有過，這有過……”在我的命名日，作坊里的人們送給我一張小巧精美的圣徒阿列克謝的畫像，日哈列夫作了一大篇堂皇的演說，使我永遠不會忘記：“你是誰？”他玩弄著指頭，抬起眉毛說。“不過是出世十三年的小孩子，一個孤儿。我年紀比你差不多長三倍，也要稱贊你，因為你對万事從不背過臉去，總是面向一切。你要永遠這樣，這很好。”
　　他又說到上帝的仆人，說到上帝的人，但我不了解人和仆人的分別，他自己好象也不十分明了。他說得很枯燥乏味，師傅們都嘲笑他。我兩手捧著圣像，站在那儿，心里感動而且'I促不安，不知道要怎樣才好。卡別久欣終于懊喪地向演說家嚷道：“把你的喪禮演說停止了吧，連他的耳朵都發青了。”
　　說著，拍了一下我的肩頭，也稱贊起我來了：“你的好處，是你對大家都很親熱，這就是你的好處。所以，即使是有理由，不要說打你，就是罵你也很難開口。”
　　大家以和善的眼望著我，善意地嘲笑我的難為情的樣子。
　　再過一會儿，我准會因為感到自己是這些人所需要的人而突然快樂得大哭起來。但是正好這天早上在舖子里，掌柜用腦袋向我一擺，對彼得·瓦西里耶夫說：“不討人歡喜的小家伙，干什么都不行。”
　　和平時一樣，早上我到舖子里去了，可是午后掌柜對我說：“回家去，把貨房頂上的雪掃下來，搬到地窖里……”他不知道今天是我的命名日，我以為大家都不知道。作坊里給我舉行祝賀以后，我換了衣服，走到院子里，爬到貨房頂上，把這年冬天厚實沉重的積雪耙下來。但是因為興奮，忘記打開地窖的門，雪落下來把門封住了。我跳到地上，發見了這個錯誤，連忙動手耙開門上的雪。雪是潮濕的，又硬又沉，木耙再也耙不動，又沒有鐵鍬。一個不小心，把木耙折斷了，恰巧這時候，掌柜走到院門邊。“樂极生悲”，應了俄國人這句老話。
　　“好啦，”掌柜譏笑地說著走到我身邊。“嗨，你，干活，見你的鬼。我得狠狠揍你這蠢笨的腦袋……”他拿起雪耙的柄，向我揮來，我閃開身子，气憤地說：“我不是你雇來掃院子的……”他耙木棒擲在我腳邊，我抓起一塊雪摔到他臉上，他哼著鼻子逃走了。我也丟了工作回到作坊里。過了几分鐘，他的未婚妻從樓上跑下來了。她是一個輕佻的、臉上長滿紅瘰的女人。
　　“叫馬克西莫維奇到樓上去。”
　　“不去。”我說。
　　拉里昂諾維奇惊奇地低聲問我：
　　“干嗎不去？”
　　我把經過的事對他說了，他擔心地皺著眉頭，到樓上去了。走的時候，小聲對我說：“你太鹵莽了，小老弟……”作坊里沸騰起來了，罵著掌柜。卡別久欣說：“唔，這次一定會把你攆走的。”
　　這并嚇不住我。我同掌柜的關系，早已弄不下去了。他恨死了我，近來更加厲害了。我也見不得他，但我很想知道他到底為什么對我這樣不講道理。
　　他在舖子里，常常把錢丟到地板上。我掃地時見到就撿起來放到柜台上布施乞丐的零錢罐里。后來因為常常撿到這种錢，我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便對掌柜說：“你把錢扔給我，是無用的。”
　　他面紅耳赤，急不擇言地叫喊起來：
　　“用不到你來教訓我，我自己做的事，自己知道。”
　　可又立刻改口說：
　　“誰會故意把錢白白扔掉？是失落的嘛……”他禁止我在舖子里看書：“你這种頭腦念什么書。這种吃白飯的家伙還想當讀書人嗎？”
　　他并沒有放棄用二十戈比的錢幣來陷害我的打算，我明白，要是掃地時硬幣滾進地板縫里，他一定會認為是我偷了。
　　于是我又對他說，叫他停止這种把戲。不料，就在這一天，我從小吃店泡了開水回來，听見他慫恿隔壁舖子里一個新來的伙計偷偷地說：“你教他偷《詩篇》，最近有三箱《詩篇》要到了……”我知道他在說我，我走進舖子里，他們兩個人都很不好意思。除了這點形跡之外，他們兩人陷害我的陰謀，還有几點可疑的根据。
　　隔壁那個伙計，并非第一次替他干事，他是一個能干的生意人，但是喜歡酗酒，喝醉了被老板赶走了，過了几時，又重新雇了來的。他是一個營養不良的瘦弱漢子，眼色很狡猾，表面很溫和，一舉一動，完全順從著老板。小小的胡子上面，永遠現著聰明的笑容，又喜歡說俏皮話，開口的時候，發出一种害牙病的人常有的臭味，雖然他的牙齒挺白挺結實。
　　有一天，使我大吃一惊：他親熱地笑著走到我身邊，突然打掉了我的帽子，一把抓住頭發。我們打起架來，他把我從廊下推進舖子里，想把我按到放在地板上的大圣龕上——要是如了他的愿，我一定會把玻璃壓碎，雕花弄破，划破高价的圣像。可是他气力很小，結果是我打胜了。那時候，使我大吃一惊，這個長胡子的漢子，坐在地板上，擦著打破的鼻子，傷心地痛哭起來。
　　第二天早晨，兩家主人都出去了，舖子里只有我們兩個，他用手指撫撫鼻梁子靠近眼睛的腫傷，友善地對我說：“你以為，昨天我打你，是出于本意嗎？其實我不是傻子，知道打不過你的，我沒有气力，是個喝酒的人。這是我們老板叫我干的：‘去找他打架，盡量使他把他們舖子里的東西多弄坏些，讓那邊受損失。’我難道自己情愿來惹事，你看，被你把臉弄得這樣髒……”我相信了他的話，心里可怜他。听說他同一個女子在一起，過著有一頓沒一頓的日子，常常挨女的打。但我還是問他：“那要是人家叫你下毒藥，你也下嗎？”
　　“他會的，”伙計低聲說，現著可怜的冷笑。“他也許會的……”過了不久，他問我：“唔，我一文錢也沒有，家里沒有吃的，老婆跟我吵鬧。
　　朋友，你在這邊貨倉里給我偷一張什么圣像好嗎？我可以換几個錢，唔，你拿嗎？要不，來一本《詩篇》行不行？”
　　我記起鞋店和看守教堂的老頭子，我想這個人會出賣我的。但是不好拒絕，就給了他一張圣像。我不敢偷价值几盧布的《詩篇》，覺得這是犯大罪。有什么辦法呀？在道德當中，常常藏著一种計較，神圣洁白的“刑法”，非常清楚地暴露了這小小的秘密，秘密雖小，里面卻藏著私有財產的大大的虛偽。
　　當我听到我們掌柜對這個可怜的人說，叫他教我偷《詩篇》，我愕然吃惊。我很明白，我們掌柜知道我拿他的東西送人情，隔壁的伙計已經把圣像的事告訴他了。
　　慷他人之慨的可憎的仁慈，和這种陷害我的小詭計，都使我气憤，對自己對一切人都厭惡。好几天，我很難過地等著几貨箱的書運到。貨物終于運到了，我在貨倉里開箱，隔壁的伙計走來了，叫我給他一本《詩篇》。
　　我便問他：
　　“你把圣像的事情告訴我們掌柜了？”
　　“告訴了，”他發出抑郁的聲音。“兄弟，我這個人是什么事都藏不住的……”我目瞪口呆，坐在地板上，瞪眼望著他。他慌慌張張地說了些什么，那种又狼狽又可怜的樣子，真叫人受不了。
　　“你要知道，是你們掌柜自己猜著了，不，是我們老板猜著了，后來他又告訴了你們掌柜……”我想，這下我可完了——這班家伙聯朋結党陷害我，現在我准會被關進少年感化院去了。既然已經這樣了，橫豎都無所謂。要是淹進水里，就淹到深地方去吧。我拿了一本《詩篇》塞進伙計的手里，他藏在外套底下，溜了出去，但立刻又走回來，把《詩篇》丟在我的腳邊，說了這句話就赶快走了：“我不要。會跟你一起倒霉的……”我沒有懂他的話——為什么會跟我一起倒霉？但是我非常高興，他沒有把書拿去。自從發生了這件事，我們那個小掌柜比以前更愛對我發脾气，更怀疑我了。
　　當拉里昂諾維奇上樓去的時候，我回想起了這一切。過了不多一會儿他就回來了，神情比剛才更喪气，顯出從來沒有的沉靜。吃夜飯以前，對我一個人輕聲說：“我說了好多話，想叫你別上舖子去，單在作坊里幫幫忙。
　　沒有成功。‘金龜子’不肯答應。他和你很過不去……”這屋子里我還有一個仇人——掌柜的未婚妻，那個挺輕浮的女子。作坊里的青年都跟她胡鬧，呆在門廊底下，見她過來就一把摟住，她也不生气，只是象小狗似的輕輕尖叫一聲。一天到晚，她嘴里總嚼著東西。她的荷包里，總是裝滿餅干、油炸餅。她的下頦老是在動。她的茫然的臉色和不安定的灰眼睛，見了實在叫人不快。她常常要我和巴維爾猜謎，謎底都是猥褻下流的。又教我們許多急口令，也都是下流話。
　　有一天，一個上年歲的師傅對她說：
　　“你這個不害臊的姑娘。”
　　她就活潑地用下流的小調回答：
　　姑娘要害臊
　　哪能生寶寶……
　　我第一次見到這种姑娘，她恐嚇我，要同我胡鬧，我很討厭她。她見到我不高興胡鬧，就益發糾纏不休。
　　有一天在地窨子里，我同巴維爾幫她刷洗裝克瓦斯和黃瓜的空桶，她對我們說：“小家伙，我來教你們親嘴好嗎？”
　　“我親得比你還好呢，”巴維爾笑著回答。我對她說，你要親嘴，同你未婚夫去親好啦。我說得并不怎樣溫和，她發怒了：“咳，多么粗野呀。小姐跟他親熱，他卻翹尾巴；你說，你算什么玩意儿。”
　　接著她又用指頭做出威嚇的樣子說：
　　“瞧著吧，叫你記得這個。”
　　巴維爾幫著我，對她說：
　　“若是你未婚夫知道你這般胡鬧，他會收拾你的。”
　　她的長滿瘰□的臉，現出輕蔑的神气：
　　“我不怕他。有我這樣的嫁妝，能找到十個比他好的女婿。
　　姑娘在出嫁前正是尋歡作樂的時候。”
　　她就同巴維爾鬧著玩。從此以后，我又多了這一個拚命說背后話的對頭。
　　在舖子里愈來愈不能忍受，一切宗教書都讀完了，鑒定家的議論和談話，也不能吸引我了，他們說來說去老是這么一套。只有彼得·瓦西里耶夫知道生活的黑暗，講起話來有聲有色，還能引起我的興趣。有時我想：狐單而又愛報复的先知以利沙，在大地周游，也許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當我把別人的事，自己的心思，坦白地同這個老頭講的時候，他總是挺高興地听著我說完，然后把我所說的告訴掌柜，掌柜听了不是難堪地嘲笑我，就是憤怒地叱責我。
　　有一天，我對老頭說，他所說的話，有時我曾經記在本子里，我在那本子上已經抄摘各种詩句和警句。鑒定家大為吃惊，急忙走到我身邊，不安地問：“這是干什么？小孩子，這不行呀。為了記住嗎？不，不能這么干。你真會鬧新花樣。你把記了的交給我好嗎？”
　　他一股勁地勸了我好久，叫我把本子交給他，或是把它燒掉。然后，又气鼓鼓地同掌柜嘀咕起來。
　　我們往家里走的時候，掌柜嚴厲地對我說：“听說你在抄什么，這种事不許做。听見沒有？只有密探才干這种勾當。”
　　我不經心地問他：
　　“那么西塔諾夫呢？他也在抄呀。”
　　“他也抄嗎？這個高個子傻瓜……”
　　沉默了許久，他以從來沒有的柔聲說：
　　“唔，把你的和西塔諾夫的本子給我看看——我給你五十戈比。但不要讓西塔諾夫知道，要悄悄……”大概他認為我會答應他的要求，再沒說話，邁開短腿望前頭跑去了。
　　到了家里，我把掌柜的要求對西塔諾夫講了，他皺皺眉頭說：“你太多嘴了……這下他一定會叫什么人來偷你我的本子。把你的給我，讓我藏起來……而且，你不久就會被攆走的，瞧著吧。”
　　我相信這一點，因此決定，等外祖母回到城里，馬上就离開他們。她整個冬天都住在巴拉罕納，有人請她到那里去教姑娘們織花邊。外祖父又住在庫納維諾，我不到他那里去，他來城里時，也從不來看我。有一天，我們在街上碰到，他穿一件沉重的浣熊皮大衣，象神父一樣的在街上大搖大擺緩步地走。我招呼他，他用手遮著眼向我望望，在想什么心事似地說：“啊，是你呀……你現在在畫圣像，是的，是的……唔，去吧，去吧。”
　　他把我從道上推開，又照樣大搖大擺緩緩地走去了。
　　外祖母不常見到，她要養活衰老痴呆的外祖父，拚命地在干活，還要照顧舅父的孩子。最費手腳的是米哈伊爾的儿子薩沙，他是一個漂亮青年，愛幻想，喜讀書。換了好几家染店工作，失業下來就依靠外祖母養活，靜候她給他找到新的位置。薩沙的姐姐也是外祖母的累贅，她命運不好，嫁了一個喝酒的工匠，他打罵她，把她赶出來了。
　　每次同外祖母碰見，我都更加打心底里佩服她心地好。但是我已漸漸感到這种美麗的心靈被童話蒙住了眼睛，不能看見，也不能理解苦難的現實生活的現象。因此我的焦灼和不安，她是不能体會的。
　　“要忍耐，阿廖沙。”
　　當我長篇大論地對她說到生活的丑惡，人們的苦痛，苦悶扰亂了我的心的一切，這便是她所能回答我的唯一的一句話。
　　我不會忍耐，假使有時候也能表現出這种牲畜和木石的德性的話，不過是為了鍛煉自己，要知道自己的力量和在地上的堅實程度而已。有時候，青年人常常憑血气之勇，羡慕大人的气力，試著去舉起對于自己筋肉和骨頭過重的東西，并且舉起來了，為了炫耀自己，象有气力的大人一樣，試著揮舞兩普特重的秤錘。
　　從直接和間接的意義上，我的肉体上，在精神上都有過這一切的行為。只是由于偶然的机會，我才沒有受到致命的重傷，沒有變成終生的殘廢。因為沒有什么能比忍耐、對于外部條件的力量的屈服更可怕的使人殘廢的東西。
　　如果我終于變成一個殘廢者躺進墳墓，那么我在臨終的時候，依然可以驕傲地說：那些善良的人，在四十年之中，拚命想使我的心變成殘廢，但他們的一番辛苦都白費了。
　　想鬧著玩，想使人家高興，使人家笑，那种激烈的愿望愈加頻繁地驅使著我。我常常做到了這一點，我會假扮尼日尼市場上那班買賣人的臉相，把他們的情形講給人家听。我模仿鄉下男女買賣圣像的神气，掌柜如何巧妙地欺騙他們，鑒定家們怎樣吵嘴。
　　作坊里的人都大聲笑了，有時師傅們看著我的表演，放下手里的工作，但在這以后，拉里昂諾維奇總是勸告我：“你頂好是在夜飯后再表演，免得妨礙工作……”“表演”完了，我好象放下重擔，心里覺得輕松了。半小時一小時之間，頭腦里很清爽。但是過了一會儿腦子里好象又裝滿了尖銳的小釘子，在那里鑽動著，發起熱來。
　　我覺得在我四周滾沸著一种什么泥湯，而我自己也好象慢慢地在那里面煮爛了。
　　我想：
　　“難道整個生活就是這樣的嗎？我要同這些人一樣生活下去，不能活得更好一點，不能找到更好的生活嗎？”
　　“馬克西莫維奇，你生气啦，”日哈列夫注視著我說。
　　西塔諾夫也常常問我：
　　“你怎么啦？”
　　我不知怎樣回答。
　　生活頑固而粗暴地從我的心上抹去美面的字跡，惡意地用一种什么無用的廢物代替了它。我憤慨地對這暴行作強悍的抵抗。我和大家浮沉在同一條河水里，但水對我是太冷了，這水又不能象浮起別人一樣輕易地把我浮起，我常常覺得自己會沉到深底里去。
　　人們對待我越加好起來，他們不象對巴維爾那樣喝斥我，也不欺侮我。為著對我表示敬意，用父稱叫我。這很好，但看了許多人狂飲的情景，喝醉以后他們那种討厭的樣子，和他們對女子的不正常的關系，心里實在痛苦，雖然我也知道，酒和女人在這种生活中是唯一的安慰。
　　我時常痛心地想起，連那個聰明大膽的納塔利婭·科茲洛夫斯卡婭自己也說女人是一种安慰。
　　那么，我的外祖母呢？還有，那位“瑪爾戈王后”呢？
　　想起“王后”，我感到一种近于恐怖的感情。她与大家是那樣不同，我好象是在夢里見過她。
　　我非常多地想到女人了，而且已經在解決這樣的問題。下次休息日，我是不是也到大家去的地方去呢？這不是肉体的要求，我是健康好洁的人，但有時候，卻發瘋似的想擁抱一個溫柔而聰明的人，象告訴母親一樣，把我心里的煩惱，坦率而且無窮無盡地向她傾訴。
　　巴維爾每晚上都告訴我，他同對門房子里的女佣發生的羅曼史，我非常羡慕他。
　　“是這么一回事，兄弟：一個月以前，我拿雪球扔她，還不喜歡她。但現在坐在長凳子上緊緊偎著她——再沒有比她更可愛的了。”
　　“你們談些什么？”
　　“當然什么都談。她對我講自己的身世，我也對她講我的身世。以后我們親嘴……只是她這個人很正派……老弟，她人怪好的。……唔，你象個老兵一樣地抽煙。”
　　我煙抽得很多，抽醉了，心里的憂愁和不安就都麻木了。
　　幸而我不愛喝伏特加，我討厭它的气味和味道。但巴維爾卻愛喝酒，喝醉了就傷心痛哭：“我要回家去，回家去。讓我回家去吧……”我記得他是孤儿，他的父母早已死了，也沒有兄弟姊妹，大約從八歲起就寄養在別人家里。
　　正當情緒這樣激動不滿的時候，更加受了春天的誘惑，我決定再到輪船上去干活，等船開到阿斯特拉罕就逃到波斯去。
　　為什么決定去波斯，這理由現在已記不起來了。或者只因為我曾在尼日尼市場上見到波斯商人，覺得非常合意的緣故：他們跟石像一樣盤膝坐地，染色的胡子映在太陽光中，沉靜地抽著水煙袋，他們的眼睛又大又黑，好象天底下的事沒有他們不知道的。
　　說不准我真會逃到什么地方去，可是复活節的那一周，一部分師傅回鄉去了，留著的也只有一天到晚喝酒。因為天气很好，我到奧卡河邊去散步，在那里碰到了我的舊主人，外祖母的外甥。
　　他穿著薄薄的灰大衣，兩只手插在褲袋里，含著煙卷，帽子戴到后腦殼，他的和藹的臉，對我做著友好的微笑，有一种令人傾心的快活的自由人的風度。曠野里，除了我們兩個，沒有別人。
　　“啊，彼什科夫，恭喜基督复活了。”
　　我們接吻三次，他問我生活過得怎樣，我坦白地告訴他：作坊、城市，一切都已經厭倦，因此想到波斯去走走。
　　“算啦，”他認真地說。“什么波斯不波斯呀？見鬼。老弟，我知道，我在你這樣年紀的時候，也想遠走高飛。……”他雖然開口就見鬼見鬼的，我听了卻挺舒服。他的身上有一种美好的春天的气息。他顯出一副自由自在、自得其樂的樣子。
　　“抽煙？”他問，向我伸出一只裝著粗大的煙卷的銀煙盒。
　　這可終于把我征服了。
　　“唔，彼什科夫，再到我這里來吧。”他向我提議。“今年市場里的建筑工程我包下了有四万多，兄弟，你明白嗎？我派你到市場上去，替我當個象監工的人，材料運到，你收下來，按時分配到一定場所，防備工人們偷盜，好嗎？薪水一個月五盧布，另外每天給五戈比中飯錢。你同我家里女人們不相干，早出晚歸，不要管她們。不過你別說我們是在路上碰到的，你裝做隨便跑來就得。多馬周的星期天，你來好啦——就這樣吧。”
　　我們象朋友一樣分別，他握了握我的手走開去，甚至遠遠地殷勤地搖著帽子。
　　回到作坊里，我告訴他們我要走，開始，大半的人都表示了使我感到榮幸的惋惜之情，巴維爾尤其不好過。
　　“你想想，”他責備我說。“咱們在一起慣了，你怎么能跟那些雜七雜八的鄉下人過活？木匠，彩畫匠……你這是干什么。當家師父不做倒去做香火和尚……”日哈列夫咕嚕說：“魚往深處游，漂亮小伙子卻往狹處鑽……”作坊里給我舉行的餞別會，是很愁悶而枯燥的。
　　“當然是什么都應該試一下，”醉得臉發黃的日哈列夫說。
　　“不過最好一下就抓緊一件什么做下去……”“做一輩子，”拉里昂諾維奇低聲補充說。
　　但我覺得他們這樣說，是勉強的，好象只是一种義務。我同他們聯結著的那根繩子，好象立刻霉斷了。
　　喝醉了的戈戈列夫在高板床上發著沙嗓子說：“我一高興，讓你們都到牢里去。我——知道秘密。這里有誰信上帝呀？嘿，嘿……”和平時一樣，牆旁邊靠著沒有臉部的未畫完的圣像，天花板上貼著玻璃球。早已不在燈下做夜工了，它們好久沒用，罩上了一層灰色的塵土和煤煙。四周一切，都深深留在我記憶里，就是閉著眼，在黑暗中，也看得見地下室的全景：所有的桌子、窗台上的顏料罐、成捆的畫筆和筆插、圣像、放在屋角上的髒水桶、水桶上面消防夫帽子似的銅的洗手缽、從高板床上垂下來戈戈列夫的發青的象淹死鬼的腳似的赤腳。
　　我想早一點离開，但是俄國人是喜歡拖延悲哀的時間的，同人分別，也好象做安魂祭一樣。
　　日哈列夫把眉頭一動，對我說：
　　“那本《惡魔》，我不還你了，你愿意算二十戈比讓給我嗎？”
　　這本書是我的，一個當消防隊隊長的老頭儿給我的，我不愿意把這本萊蒙托夫的作品讓給別人。但我不大高興地說，我不要錢，日哈列夫也就不客气把錢收進錢袋里，堅定地說：“隨你便吧，不過書我不還你。這本書對你沒有好處，帶著這种書馬上會犯罪的……”“可是店舖也有賣的呀，我親眼見過。”
　　但他很懇切地對我說：
　　“那沒有關系，店舖里也賣手槍呢……”結果，萊蒙托夫的作品終于沒有還給我。
　　我上樓去向老板娘告辭，在門廊下碰見她的女儿。她問：“听說你要走？”
　　“是的。”
　　“你若不走，也會把你赶走的。”她雖說得不大客气，倒十分真誠。
　　醉醺醺的老板娘這樣說：
　　“再見，上帝保佑你。你這小孩子很不好，強得很。我自己雖然沒有親眼看到你的坏處，但是大家都說你是一個不好的孩子。”
　　接著，她忽然哭起來，淚汪汪地說：
　　“要是我們那個死人還活著，要是我的丈夫，親愛的寶貝還活著，他一定會對付你，會揍你，會打你的腦袋，可是決不會把你赶走，一定會讓你在這里呆下去。現在是全都變樣了，一點儿不合意就叫人家滾蛋。唉，你到哪儿去呢？孩子，你到哪儿去立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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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唐書庫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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