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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回 七常委握手撫邊鎮 張國燾發難兩河口


  紅一方面軍由中央蘇區興國出發,經歷了8省,到達這川西北的懋功縣。如果算里程,由興國到遵義,是7150里。再加上從遵義出發到現在懋功的3225里,總共是10375里。
  剛好萬里的長征路,前面的路還有一半多呢!
  6月22日下午5時,撫邊小鎮村頭。毛澤東伸出寬大的手,歡迎張國燾前來。當時給毛澤東送信的康先海等人,目睹了長征路上這極富有戲劇性的一幕,記述說:毛、張二人見面後,先是對視無語,互相緊緊地握著、搖著對方的手,還是毛澤東先啟口:「可惜啊!」
  張國燾接著說:「我來接客,難道犯罪不成?!」「是嗎?接客很好,但要有個家。沒有家,把客放在何處?」
  毛澤東的話語中明顯帶刺。
  毛澤東、張國燾兩人一見面就唇槍舌劍。至此,旁觀人才明白毛澤東是在說紅四方面軍不該全部撤出川陝根據地,在兩人未見面前已有電報交涉。
  人們哪裡知道,也許這正是兩軍分裂的不良開端。
  此時不足30戶的撫邊小鎮,中共中央的重要領導人物幾乎都在這裡聚集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就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王稼祥、張國燾7人。政治局常委另外還有3人是留在江西蘇區的項英、遠在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王明、在川湘鄂黔邊紅軍中的任弼時。因此,可以說撫邊小鎮一夜之間成了中共中央的首府,中共中央的7位政治局常委在這裡相聚大握手。
  張國燾是帶1個騎兵警衛排從茂縣趕來的,這高大的馬隊,整齊的衛隊襯托著傲氣十足的張國燾,愈顯得張國燾的高傲。他下馬後沒有前行,而是站在原地,等著毛澤東、周恩來和朱德等人走上前來握手。
  論年齡,這年,毛澤東42歲,張國燾38歲,兩人僅相差4歲,但面色憔悴的毛澤東與豐滿紅潤的張國燾相比,則顯得要老得多,外表年齡至少也要相差10多歲。特別是毛澤東等人破舊的灰色軍裝露出被泥土染成灰色的棉絮,與張國燾那身筆挺的中山裝形成很大的視覺反差。這種會合的場面真像是窮親戚在會大富翁。
  會見時,沉悶的氣候好像在預示著兩個方面軍會合後要有段昏暗的風波歷程。天空中的鉛雲越來越低,雨點越來越密。貼在牆壁上的標語在雨水中被打滑,有的開始脫落;用白色石灰水刷上牆壁的歡迎口號在驟雨的襲擊下開始化作白水下流。張國燾的晚到使他成為撫邊小鎮的「貴客」,紅一方面軍的部隊就在如此大雨滂沱中為張國燾舉行了歡迎儀式。
  毛澤東等人由於在雨中等候了一段時間,衣服已被打濕,特別是那軟塌塌的帽沿經雨水一淋,不免顯得有點滑稽。
  神氣十足的張國燾在警衛員的打傘護衛下,大搖大擺走上臨時搭成的主席台。
  歡迎儀式由聶榮臻主持,朱德和張國燾講了話。
  朱德在歡迎詞中說:「兩大主力紅軍的匯合,不僅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勝利,也是全世界無產階級和一切勞苦群眾的勝利!歡迎會師快樂的不只是我們自己,全中國的人民,全世界的被壓迫者,都在慶祝歡呼。這是全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是黨的列寧戰略的勝利!」
  在朱德講話時,張國燾注意到了在座的中央領導們的穿衣著裝都非常破舊,毛澤東的軍裝上還打著補丁。這種十分寒酸的樣子,顯然並不全因為是他們的軍裝在滴著雨水。
  「他們怎麼會是這樣呢?一副敗軍的模樣。」張國燾的心裡在嘀咕,他向台下故意望了望,好像是在清點人數,然後轉身低聲問周恩來:「你們現在有多少人?」
  「你指的是在何地的?」周恩來的縝密思維總是要比別人多轉個圈。
  「當然不是問台下這些人的數量,我指的是一方面軍,即中央紅軍現在還有多少?」
  「四方面軍呢?」周恩來從張國燾的眼神後面看出了問話的含義,也就故意繞著彎子不直接回答問題,並且機智地反問對方。
  「10萬。」張國燾所報的數字是誇大了的,紅四方面軍實有8萬,比實有人數多說了25%。
  「噢,會合後我們紅軍的力量就更加強大了。」傾盆大雨中,周恩來的聲音比剛才更低,他好像是在靜聽朱德的講話,實是想避開與張國燾再談論紅一方面軍的實有人數問題。
  然而,張國燾卻不知趣地緊追不放,繼續歪著頭問周恩來:「我們10萬,你們呢?中央紅軍現在有多少?」
  周恩來看來今天不回答這個問題是不行了,可究竟說個什麼數字合適呢?中央紅軍在這時實有人數1萬多,但對顯然心存二意的張國燾不能以實相告。
  張國燾的眼睛直視周恩來。周恩來從容地伸出3個手指頭,揚了揚。
  「3萬?」張國燾的反問聲。
  周恩來點了點頭。這個3萬數字的誇大比例顯然要比張國燾的還要大,比實有人數多說了近200%。就這樣,周恩來在事後還感到說少了,應該公佈一個讓張國燾認為是開玩笑的天文數字,或者乾脆什麼都不說才好。因為張國燾以後就是在這個人數問題上向中央發了難。
  張國燾和周恩來的耳語和手勢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
  毛澤東掃視了一下張國燾,注意到這位張副主席的身體這些年來並沒有多大變化,低聲問坐在一邊的紅四方面軍秘書長黃超:「他的頭部負過傷?」
  「你是說張主席,沒有啊!」黃超回答。在紅四方面軍中,大家習慣稱呼張國燾的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張主席」,而不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副主席和人民委員會副主席職務——「張副主席」,這對毛澤東等人和中央紅軍廣大指戰員來說,聽起來感覺到有些彆扭。
  「對,我是問你們的張主席。」毛澤東在這時把「張主席」3個字讀得很重,繼續問道:「他的右耳朵上怎麼有這麼大的傷疤?就是那個紅圓圈。」
  黃超聽到毛澤東是說張國燾右耳輪上的那個酒杯大的紅色印痕,笑著解釋道:「你是說那個紅圈。這是張主席工作特別忙的標誌。」
  「會忙在耳朵上,讓別人咬了耳朵?」
  「張主席從鄂豫皖到川陝蘇區,黨政軍民的大事都要管,辛辛苦苦為四方面軍操勞。他每天一起床就打電話,有時一個電話要打幾個小時,飯都顧不上吃。那話筒常年累月地壓在耳朵上,能不壓出一道溝溝嘛!」
  毛澤東點了點頭,表示理解,沒有再言語。
  站立在一邊的軍事顧問李德因為聽不懂別人的竊竊私語,也直盯著張國燾的右耳朵,看樣子他也在琢磨:「張國燾的耳朵為什麼會引起毛澤東的如此興趣和注意呢?」
  時年35歲的李德摸了摸自己挺拔的耳朵,除他高高的鼻子外,耳朵似乎與中國人的沒有什麼兩樣。李德莫名其妙地笑了笑,也就再沒有去觀賞張國燾的耳朵。
  台上的人在互相捉摸著其他人的心思,台下的指戰員沒有那麼多「勾心鬥角」,在認真聽著朱總司令的講話。朱德多次充分肯定了紅四方面軍從鄂豫皖根據地到川陝根據地屢挫強敵、發展壯大的英勇業績。他的講話熱情而樸實,給紅四方面軍的指戰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張國燾在講話中則十分強調紅四方面軍渡過嘉陵江是為了迎接中央紅軍,毛澤東卻顯然不願意聽這種「為了誰」的話。
  「渡江怎麼能與堅持川陝革命根據地對立起來呢?」毛澤東不滿意的聲音很小,只有身邊的幾個人能聽得到。張國燾可能是沒有覺察,他繼續口若懸河地講話:
  「渡過嘉陵江,支援第一方面軍順利進入四川地區,我們認為這是首要任務。第一方面軍是全國紅軍的主幹,中共中央和許多重要幹部也都隨一方面軍行動,所以我們大家都習慣稱一方面軍是中央紅軍。中央機關自西征以來,一直處在艱苦掙扎之中,如果我們不能及時赴援,可能就會招致中國革命的無比損失,也會使我們負疚良深。就因這種大義所在,我們不惜放棄可以保衛的川北蘇區,蹈險犯難,以為應援。」
  毛澤東搖了搖頭,把他長髮上的雨水向一邊甩了甩,沒有言語。
  本來中央有指示,是要紅四方面軍主力西渡嘉陵江,策應紅一方面軍北上。但是張國燾卻實行了大搬家政策。所以說,嘉陵江之役,實際上標誌著紅四方面軍總退卻的開始。而轉戰數省的中央紅軍歷經艱難困苦,很想到了川北後,能有個歇息休整的地方,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最好能有個「家」接客,可是這一切都隨著張國燾的大搬家化為泡影,這不能不使毛澤東等人感到很失望。
  張國燾的講話自然流露出傲慢的語調,並故意重複他在幾天前給中央的電報中的意見,話語中明顯含有與中央北上方針不一致的意向,他說:「這裡有廣大的藏、回弱小民族,有著優越的地勢,我們具有創造川康新局面、大局面的更好條件。」
  「哼,還是那個老毛病!」博古嗤以鼻聲,低聲對張聞天說道:「看來我們與他的分歧點還大著哩!」
  歡迎會很快就散了,毛澤東的氣卻並未消,也許他意識到更大的風雨還在後頭。總是善解人意的周恩來走上前來與毛澤東閒談:「這雨看來一時半會兒還不會停。」
  「風雨斜,晝夜行軍腳未歇,何懼敵人圍追堵截……」毛澤東的話似在吟詩,又似在回答周恩來的話,又似在表示一種決心。突然一列馬隊飛馳而過,濺起的泥水飛上了街道兩旁正行走中的人們的身上,周恩來等人也不例外。毛澤東抖了抖被馬蹄濺在衣服上的污泥,仍在思考他剛才說過的話或是新詩「何懼敵人圍追堵截……」,但被張國燾的馬隊打斷了的思路,他再也沒有能續出下篇來。
  「這些馬真好,一匹匹都長得膘肥體壯!」有位警衛員情不自禁地讚揚。
  「別羨慕那些馬!有什麼好羨慕的!」毛澤東是斥責的口氣。他發火了!
  毛澤東的心情在翻越雪山後一度很不好,本來這是因為他的警衛班長胡昌保在6月4日行軍途中,遭到國民黨軍飛機的轟炸而犧牲。當時毛澤東就十分悲痛,親手把自己的毛毯蓋在了胡班長的遺體上。此後,他有時有事時仍習慣地喊「小胡」,但每當是另一個警衛員出現在他的面前時,他方才醒悟胡班長已經長眠在身後的長征路上。現在,又遇到了張國燾這種情況。
  毛澤東陷入沉思,他對張國燾並不陌生。張國燾,字榿陰,化名國燾、濤、特、凱音、天師等,出生於江西省萍鄉縣一個官僚地主家庭。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助理員時,張國燾當時是北大的學生。在北京大學,毛澤東和張國燾可說是同時受到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以及李大釗、陳獨秀等人的進步思想開導,隨後都參與了籌建共產主義小組,一併出席了僅有12人參加的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張國燾被選為中央組織主任兼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從事領導職工運動的工作。1922年初,張國燾赴蘇聯參加共產國際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同年6月在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後因為反對黨的國共合作方針,不同意共產黨員和產業工人加入國民黨的決定,故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會上,中央委員落選。1924年春,中共派張國燾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被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委員。這年5月,張國燾在北京被捕,寫了自首書後獲釋。後來,在中共第四、五、六次代表大會上,他連續被選為中央委員。在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政治局委員。不久,他任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留蘇學習。1931年回國後,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旋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副主席。鄂豫皖蘇區反國民黨第四次「圍剿」失利後,在入川途中,張國燾任西北軍事委員會主席。
  這位中共創始人之一的張國燾,由於資歷較老,因此他在這撫邊小鎮一時有點「眾星捧月」的自我良好感覺。毛澤東把鎮上最好的房子讓給張國燾住。這是一所鎮北端的店舖,櫃台內是張國燾的辦公處,櫃台外則住著張國燾的隨從人員。
  毛澤東與妻子賀子珍則住在鎮南端一所簡陋的房子內。
  晚上,毛澤東邀請張國燾聚餐。
  張國燾對毛澤東的盛情卻感到有些彆扭,他對博古嘟囔道:「這老毛真的成了大當家的了?」
  博古明白張國燾話中之意,沒有言語。
  張國燾以同情的口吻繼續對博古說:「我看有人把你的錯誤看得太重了,權無論如何不該交!」
  「國燾同志,你這是說的什麼話!」博古在大是大非問題上還是很講原則的,說道:「作為黨的總書記,我不可能沒有錯誤。解除我總書記的職務,不是哪個人定的。既然組織上已經定了,我就應當服從和執行。」
  張國燾連連搖著頭,表示不可理解,搖頭歎息道:「現在這個大當家的啊,我看他當不好這個家!」
  撫邊紅一、四方面軍會師歡迎會後,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感到黨內潛伏著嚴重的分裂思想傾向,於是一面繼續向北行軍,一面決定立即召開一個政治局會議,就紅軍戰略方向問題進行認真討論和統一思想,會議地點擬定在撫邊鎮以北27公里的兩河口。
  兩河口,一個很有點巧合性的地名。它的得名,據說是來自於小鎮旁兩條小河,一條是匯北面大雪山夢筆山上流下的雪水而成河的夢筆河,一條是匯東面大雪山虹橋山上流下的雪水而成河的虹橋河。這兩條奔流而下的溪水交匯處,形成了一個三角形的綠洲,兩河口小鎮就坐落在這盛開著滿地野花的綠洲上。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主力部隊的會合地點,就在這雙溪並流的兩河口。
  飽含著太陽之光的雪水溶彙集到兩河口後,在1935年陽光最充足的時令,同時清亮地映照出中國一代叱吒風雲歷史人物的音容笑貌與百結愁腸。
  紅軍到來時正值繁花似錦的季節,星星點點的小花為兩個方面軍的會合獻上了全年的美麗。興高采烈的紅軍將士們慶賀兩個方面軍的會師,盼望著會合後紅軍的前程似錦,就如這綠洲身上遍地盛開的繁花;紅軍的力量將更加強大,就如這綠洲頭上兩水並一河的巨流。
  6月24日、25日,中共中央領導和兩個方面軍的領導陸續到達兩河口。
  兩河口的名字很響,可一走進鎮子,卻覺得它實在小的可憐。這是張國燾來到後的第一印象。他望著僅有三五家店舖的小街,數落著鎮子中的房屋,這裡充其量不過30戶人家。全鎮最顯眼的是位於街中段的那座關帝廟,毛澤東就暫時住宿在那裡。周恩來和朱德住宿在左側山坡上的觀音閣內。
  張國燾在兩河口街上走了一遭,他愈加覺得中央紅軍是有其名而無其實。經過萬里之行的中央紅軍指戰員,所穿軍衣的確多是襤褸不堪,很不整齊。在張國燾眼裡,中央紅軍顯然不如紅四方面軍有戰鬥力。這時的紅四方面軍,總數有8萬多人。張國燾即把這個數字當作他鬧獨立的資本。由此,張國燾的野心開始萌動。
  連日來不停思索的張國燾決心已定,他要把兩河口會議作為他向中央發難的踏板。
  兩個方面軍會合後,第一方面軍中也確實有人從不良動機和個人利益出發,歪曲事實,把遵義會議和紅一方面軍的情況,偷偷地告訴了張國燾:「張副主席,你是知道的,原來的中央領導,第一位是王明,王明去蘇聯後就是博古,第三位是張聞天,第四位是王稼祥。他老毛是排不上號的,可現在中央的一切好像就是他說了算,周恩來和朱德也支持老毛。
  這一切都是從遵義開的那個會後就變了……」
  張國燾睜大眼睛,對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的每一句話都感到新奇:「這個老毛怎麼就會這樣輕而易舉地把博古趕下台了呢?博古和張聞天簡直是軟蛋兩個!」
  從這時起,張國燾的野心開始劇增,他就此認為中央紅軍內部不團結,有機可乘。
  可以看出,張國燾在最初的攻擊目標還不是毛澤東,而是博古、張聞天等人。張國燾和博古兩人一見面,就互相就領導人之間的稱呼問題發生了口角。張國燾由於受中國傳統教育的熏陶,稱呼毛澤東只稱其別號「潤之」,稱呼朱德則為「玉階」,有時還要在別號之下再加上個「兄」字,或者「老兄」。這對在莫斯科吃過洋麵包的博古聽來卻有些不順耳,往往是正在討論問題時,張國燾一個別號或某某老兄的稱呼,就會引得博古撇開正題,大發一通「革命道理」,質問道:「我說張國燾同志,想不到你怎麼這樣喜歡稱兄道弟,這是與中共布爾什維克的意識極不相稱的,這是國民黨軍閥的習慣作風!」
  張國燾則反唇相譏,輕蔑地說:「我說博古老弟,你怎麼說起話來,滿口這個同志那個同志,什麼毛同志、張同志的,真是莫斯科氣味的充分流露。」
  博古的話仍帶有以中央領導自居的口氣,說道:「中央在軍隊中改正了官長與士兵間的階級觀念,而代之以同志的親切關係。如軍師團長改稱指揮員,伙夫馬伕改稱炊事員、飼養員等,而四方面軍卻仍沿用軍閥時代的老名稱。我說國燾同志,難道沿用這些舊的名稱,不會保留舊的軍閥觀念嗎?」張國燾則反駁道:「沿用舊名稱,不一定就是保留舊觀念,如果你去詳細考察一下四方面軍的內情,就會發現官兵之間是充滿了同志友愛的。我們決不能因為四方面軍仍沿用舊有軍隊的名稱,就認為它是保留有舊傳統。何況我們並沒有接到中央有關這方面的改革的命令。如果我們自己根據新概念制定一些名稱,那可能與中央制訂的有些出入。那麼,今日我們在這裡相會,你作為總政治部主任,便會以為四方面軍妄立名目,近於要造反了。」
  「我沒有說你們要造反,我只是說四方面軍中有軍閥作風。四方面軍中的指揮員對戰士的管理,仍採用打罵手段,這就是軍閥統治的象徵,我就親眼看見四方面軍的一個連長,高聲喝斥他連隊的一名戰士。這就說明在四方面軍官兵之間缺乏同志間的友愛,指揮員對戰士缺乏說服教育的精神,所實行的自然是軍閥統治。」
  「博古!你這是對四方面軍的污蔑,我表示堅決抗議!」張國燾怒氣沖沖:「你以為布爾什維克只你博古一家,四方面軍就不是布爾什維克了。我告訴你,博古,四方面軍雖然不在中共中央身邊作戰,但並不缺少布爾什維克的氣味,更不是軍閥!相反,我看你博古還不如國民黨軍閥,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證明這一點:楊虎城部的一位代表,從漢中翻過巴山到通江來,經過我們在巴山的前哨連,目擊前面的哨兵穿的是狐皮或羊皮大衣,而連長和排長則只穿棉襖棉褲,他認為這是紅軍與軍閥軍隊最大的不同之點。」
  張國燾繼續說道:「四方面軍的官兵,彼此充滿友愛和民主的精神,各連官兵不僅生活打成一片,而且一般士兵對於連內生活常常開會討論。他們的意見,往往有決定性的作用。官長愛護士兵已經蔚然成風;優待新兵,救助傷病員等,都做得無微不至。當然,我也承認四方面軍中仍有打罵現象,但這是個別的,不是普遍現象,更不能因此就認為是軍閥式的統治。紅四方面軍的打罵事件,在鄂豫皖時很少發生,到川北後有些增加,這與新兵太多和強迫戒煙等事有關。同樣,紅一方面軍中也有打罵現象,但我決不因此就說紅一方面軍就是軍閥統治。」
  面紅耳赤的博古又把問題扯到戰略方向的問題上。兩人又是一場誰也說服不了誰的大爭論。
  博古拍著桌子指著張國燾質問道:「在兩軍會師之前,6月16日、18日,中央和軍委兩次致電給你,告知黨中央關於建立川陝甘革命根據地的意見,你看到沒有?」
  「我不太清楚。反正我有意見。」
  「好吧,我在這裡再向你重複一遍。中央認為兩個方面軍會合後應以嘉陵江與岷江上游中間地區為目標,爭取建立根據地。如不成,則應北出平武,到陝甘南部地區去創建根據地,切不可向川西發展。因為以懋功為中心的地區,縱橫千餘里,均為深山窮谷,人口稀少,給養困難,大渡河兩岸直至峨眉山,情形略同。至於西康,情形更差。出川西地區,均為下策。中央還指出實施這個計劃的關鍵,當前是要將茂縣、北川、威州控制在我們手中。但你張國燾就是不聽,非要放棄川北的茂縣、北川等地,率領第四方面軍大部隊向川西懋功一線轉移。這是為什麼?」
  「為什麼?因為我有意見。我沒有興趣和你吵,你博古也當不了什麼家,被人家趕下台,在此談何勇?」
  「你,張國燾,你……你……你這是侮辱我的人格,好吧,我不與你談了,咱們會上見!」博古氣沖沖地轉身走了。
  6月26日,中共中央在兩河口正式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以求達到統一思想,明確兩軍會合後戰略方針的目的。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博古、張國燾、王稼祥、鄧發、劉少奇、凱豐,以及劉伯承、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林伯渠、李富春等人。陳昌浩和徐向前因還在茂縣、北川一帶,路途較遠,來不及趕來參加會議。
  在會上,相繼發言的是張國燾、彭德懷、林彪、博古、毛澤東、王稼祥、鄧發、劉伯承、聶榮臻、凱豐、劉少奇、張聞天、朱德等。總的說來,與會人員一致的意見是趕快離開這個吃糌粑的地方,能暫時避開戰爭,到一個能休養生息的地方建立起新的根據地。但是,對究竟到什麼地方?卻存在著嚴重的爭議,這就是以毛澤東為首的北進派和以張國燾為首的西進派之爭。
  會上,周恩來作目前戰略方針的報告。他分析了兩軍會合後的形勢,指出:懋功、松潘、理番地區的經濟條件和群眾條件都不利於紅軍主力在這裡建立根據地,部隊向東、向南和向西北都不可能得到發展,應該北上到川陝甘建立根據地,以實現「背靠西北,面向西南」的發展戰略。並建議兩個方面軍要統一指揮,把兵權集中於軍委。
  毛澤東發言說:「我同意恩來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所作的關於戰略方針、戰略行動和戰略指揮問題的報告。我認為,紅軍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區發展根據地。在川陝甘建立根據地,可以把創建蘇區放在更加鞏固的基礎上,這是向前的方針。我們的戰爭性質,不是決戰防禦,不是跑,而是進攻。根據地是依靠進攻發展起來的。我軍必須高度機動,集中兵力,把主力集中在主攻方面,要迅速打退敵人,我的意見是今天決定,明天就行動。這裡人口稀少,天冷,衣食困難,應力爭在6月底突破,佔領甘南,建立根據地。」
  有人乾咳了一聲,毛澤東環視了一眼,是張國燾。就在座的中共黨員資歷講,張國燾是個「老」字號。今天在座的只有他和毛澤東出席過中共在上海建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以,張國燾已經擺出了發難的勁頭。
  毛澤東繼續講道:「是這樣。我們今天決定,明天即須行動。這裡的條件太壞,後退不利,應力爭在這個月底突破,經松潘到決定地區去。關於統一指揮問題,責成常委、軍委解決。」
  朱德發言強調說:「要迅速打出松潘,進佔甘南,我主張兩個方面軍要統一指揮,一致行動去打擊敵人。要從政治上保障戰爭的勝利。」
  張國燾開始發言了,他故意壓住調子,瞟了一眼博古,講得慢條斯理,也很有理論性。他的發言主要是評論和否定了紅軍在西北活動可能要實行的兩個方案。
  但是,會議上很少有人發言同意張國燾的意見,大多數表示同意北上的方針。
  會議最後確定了建立川陝甘革命根據地的主張,對張國燾的錯誤主張進行了批評。最後通過了《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戰略方針的決定》,明確指出:「我們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蘇區革命根據地。」「為了實現這一戰略方針,在戰役上必須首先集中主力消滅與打擊胡宗南部,奪取松潘與控制松潘以北地區,使主力能夠順利向甘南前進。……以爭取中國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國的勝利。」
  這個決定以參加會議代表的絕對多數贊成而壓倒少數反對獲得通過。張國燾對此耿耿於懷,仍持異議,態度蠻橫地說:「我保留自己的意見,堅持主張到川康邊境去創建根據地。」因此,兩河口會議雖然作出了北上決定,張國燾則是根本不願去執行的。
  兩河口會議結束後的第二天,張國燾忽然請客吃飯,客人是聶榮臻和彭德懷。飯桌上,話題一直就是東拉西扯。張國燾關心似地說:「你們很疲勞。走了這麼遠,幹勁很大。」
  聶榮臻和彭德懷的心中都在嘀咕:張國燾今天的請客肯定還有重要的話在後頭。他們很少開口談中央,只管多吃菜。
  可張國燾從始至終並沒有提出什麼要求。
  最後,張國燾決定分別撥1個團給聶榮臻和彭德懷補充部隊。實際上,是相當於兩個營的兵力,共有1000人左右。
  飯後,聶榮臻和彭德懷走出張國燾的住處。聶榮臻問彭德懷:「他為什麼請我們吃飯?」
  彭德懷沒有直接回答聶榮臻的問話,卻反問道:「撥兵給你,你還不要?」
  「要,我當然要……」聶榮臻說,再往下的話他卻沒有說,此刻他的腦袋裡充滿了疑問,問號在大腦裡四處打轉轉。
  彭德懷樂呵呵地走了。
  聶榮臻低著頭,思考著。
  張國燾的言行引起了毛澤東等人的不安。為了做好團結工作,朱德代表黨中央在兩河口誠懇地與張國燾作了一次徹夜長談。
  朱德提醒張國燾,說道:「我說國燾同志啊,蔣介石雖然派來10萬人攻打我們,可是我們也有大約10萬兵力。第四方面軍經過長期休整,兵強馬壯,我建議還是按照中央的會議精神,就由四方面軍去佔領松潘地區,奪取戰略要點,藉以打開北進的道路。」
  「這……這……恐怕難以做到。敵軍在這一帶修築了堅固的防禦工事,勢力明顯比我們大,打不得,打不得!」張國燾一口拒絕了朱德的建議。
  在毛澤東、朱德、張國燾等人於兩河口商討會師後的戰略行動之時,紅1軍團的前鋒部隊已經前伸向兩河口以北64公里的卓克基。他們翻越夾金山從懋功出發後,溯撫邊河而上,經雙柏、八角、撫邊、兩河口,進入大石板昭溝。6月24日,前衛紅6團翻越了終年積雪,海拔4564米高的夢筆山。在山下臘足溝通往卓克基的路上,紅6團遇到了卓克基土司索觀瀛所率士兵的開槍阻擊,紅軍嚮導當場被擊中。紅軍在喊話無效後,進行還擊。士兵依靠有利地形,與紅軍對峙數小時之久。這天夜裡,天降大雨,士兵火槍失效。紅軍趁機進攻,士兵退守卓克基官寨。
  第二天,軍團參謀長左權趕到前線指揮攻打卓克基的戰鬥,這是中央紅軍過雪山後所打的第一個攻堅戰。林彪和聶榮臻因為參加兩河口會議,這時還沒有抵達卓克基。
  攻取卓克基這個小鎮子本來是輕而易舉,但紅軍為了不傷害藏民,在開始時沒有作硬攻的準備,反覆喊話解釋:紅軍只求借路北上,並不佔領村寨。可是當地土司頑固執行國民黨地方政府的旨意,堅決阻止紅軍進境。
  遠遠向卓克基寨中望去,一座7層高的城堡式宏偉建築雄踞在小金川畔高高的石崖上,槍彈就是從這裡打出來的。兩條小溪從城堡根下急速流過,成了天然的護城河。紅軍若要從正面攻上去,如果不發起強攻,只這樣輕敲慢打顯然不能解決問題。
  「怎麼打了一天還沒有前進一步?」剛從後面趕上來的左權詢問。
  「土司武裝的火力很猛,我們已經傷了幾個人。喊話他們又不聽,過一會他們再不投降,也只好硬攻了!」一個營長回答。
  「不能強攻,那樣會傷亡寨中很多人。在戰術上想點辦法,天快黑了,另調一個團從側面迂迴過去,前後夾擊,收效會快些。」左權邊說邊下命令。
  「打信號彈,讓後續部隊趕快從兩側迂迴!」
  紅、綠色各3發信號彈升向半空中劃了一個半弧,在黃昏時的天色下十分耀眼。
  隨著信號彈光亮的漸漸淡化,卓克基寨內突然響起一片騷亂聲,大叫:「神火!神火燒來了!」緊接著就從寨後衝出許多藏兵,抱頭四散。
  許多藏民也一邊跑還一邊望著剛才信號彈閃亮的天空喊叫:
  「天燈,天燈!」
  嚴陣以待的紅軍指戰員都感到很奇怪。通司笑著解釋說:「你們剛才放的紅、綠色神火點燃的天燈把他們嚇跑了,他們不知道這是你們的什麼法術,要燒燬官寨。」
  「天火?神燈?哈哈!哈哈哈!」左權也大笑起來。
  紅6團及其跟進的紅4團,在左權等人的率領下進入卓克基。
  卓克基的寺廟很有氣派,金碧輝煌,面積大的可以容納下五六千人。進入寨子的紅軍指戰員個個都睜大眼睛,望著這座獨特的藏族人民的藝術傑作宮殿,讚歎不已。
  幾天後,紅一方面軍繼續北進,紅四方面軍部隊進入卓克基。就在紅軍大隊人馬進入卓克基官寨的時候,有一位紅軍高級將領卻是被蒙著雙眼帶進寨子的,進寨後又被秘密關押在一間土司所用的馬廄中,此人是原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參謀長曾中生。
  曾中生是湖南資興人,25歲時加入中國共產黨,與林彪是黃埔軍校第四期同學。他多才多藝,能文能武,參加北伐戰爭進駐漢口後,曾主編過《民國日報》。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出席了中共六大。1928年冬回到上海後,在中共中央軍委工作。1930年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6月由中央派往鄂豫皖根據地工作,歷任中共鄂豫皖特委書記兼軍委主席,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委員和軍委副主席,紅軍第4軍政委和參謀長等職。他和徐向前、許繼慎、曠繼勳、蔡申熙等人一起,領導紅軍迅速打開了鄂豫皖的新局面,紅軍發展到4個師近2萬人,全區人口近250萬人。
  但是,自1931年張國燾來到鄂豫皖根據地後,曾中生因為不滿意張國燾的家長式作風,繼而受到張國燾的排擠,職務愈降愈低。1932年紅四方面軍轉入川陝後,曾中生被調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參謀長、中共川陝省委委員等職,為此,他多次提出申辯,但越申辯,罪名卻越多,也越來越大。1933年9月,曾中生被監禁。一直到長征,他都是在被監押中隨部隊行動的。
  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毛澤東向張國燾問起過曾中生,張國燾支支吾吾回答不上來。在毛澤東的一再追問下,張國燾只好撒謊說:曾中生的身體不好,現在後方休養。其實,此時的曾中生就隨張國燾的保衛人員一同行軍和宿營,被關押在近處。
  曾中生得知中共中央領導人來到後,非常興奮,認為他的問題應該是解決的時候了,張國燾想瞞也瞞不住了。於是,他在夜深人靜時提筆給黨中央寫了一封長信。遺憾的是曾中生的舉動被張國燾發覺了,時在兩河口的張國燾怎能容忍有人告他的狀,由此決定殺人滅口。
  6月底,一個漆黑的夜晚,卓克基寨外一片小樹林中,曾中生被秘密帶到了這裡。突然一根繩索從後面勒上了他的脖子。
  「張國燾,你反黨……」曾中生破口大罵張國燾,倒地氣絕。時年35歲。
  當曾中生身亡的消息密報給張國燾時,恰好毛澤東在會上再次問及曾中生現在在何處。張國燾為了掩人耳目,竟說曾中生昨夜逃跑投敵了。毛澤東等人不禁感到愕然,但又不好追問什麼。
  在長征路上被張國燾綁架著行軍的還有曾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的羅世文,他在率領游擊隊加入紅軍後也沒有得到張國燾的信任,被軟禁起來。後來,他被國民黨抓獲,犧牲在重慶歌樂山;還有在莫斯科留學時被稱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其中那半個的徐以新,他本是「第二十九個」,但當時他因年齡最小,只能算作半個。他回國到了紅四方面軍後,也因對張國燾的有些做法有意見而被囚禁。他幸運的是走完了長征路,在新中屆成立後曾出任駐巴基斯坦大使。
  在紅四方面軍的囚徒中,還有後來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廖承志,他是中華民國創始人廖仲愷的兒子,由於他曾指責張國燾的過「左」政策而被關押。廖承志算是幸運的,他之所以沒有被暗害,是因為他有一雙藝術之手,會畫畫和刻制蠟板。廖承志是在張國燾的捆綁中走完了長征路。到了陝北後,在周恩來等人的干預下,廖承志獲釋。廖承志獲得自由後的第一件事是把在長征路上用過的刻刀、筆供奉在桌子上,燒上3柱香,連連鞠躬致敬。他感謝這些手中的工具,口中唸唸有詞:「如果沒有你們,也就早沒有我的今天了。」
  被張國燾捆綁著行進在長征路上的人還有不少,他們應該算是長征路上所遇艱難最多的人,所吃之苦當為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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