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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我透過車窗，欣賞著令人心曠神怡的醉人的英格蘭風景，它就像康斯坦布爾筆下畫的那樣。
　　丘陵間平坦坦的原野，被收割過的莊稼的根茬覆蓋；秋天的風霜把它一片片染紅，再加上剛剛一陣小雨淋過，就像剛剛生育過嬰孩兒的母親的臉龐一樣，平靜而溫柔。一群烏鴉與白鴿在地裡安閒地尋找收割機粗心大意而遺落的種粒。起伏的山坡，平緩而舒展，沒有突兀和稜角，嚴嚴實實地披著一層厚厚的草皮，露不出一點土的顏色。分割開這些原野和山坡的是一些疏格的木柵欄和鐵籬笆，還有壯美的闊葉林和深郁發黑的松林。長綠苔的茅屋，尖頂的華麗木樓，樹皮搭的牛棚，停放著的小轎車和摩托車，點輟其間；在它上面是無限開闊、白雲堆砌、時陰時晴的天空……然後是什麼呢？還是草坡、原野、闊葉林、烏鴉、尖頂樓、木柵欄、壯闊的天空和雲等等，它們連成一幅沒頭沒尾、看不完也看不膩的畫卷。此時汽車的速度為每小時一百二十公里，我不感到頭暈，不知由於事先吃了防暈車的藥片，還是被這靜溢而優雅的異國風景迷住了。幾天來，繁忙的訪問帶來的疲倦，以及簡梅給我的複雜、費解、不可捉摸的謎一般的印象，好像都被這飛馳的車子拋在後邊，自我感覺，興致勃勃。
　　我去諾維赤市，訪問一座有名的大學，還要去會見大名鼎鼎的布萊特伯雷教授。
　　珍妮小姐陪我一同前往。幾天來她陪我東奔西跑，絲毫沒有表現出一點倦意，那雙照人的藍眼睛也很少眨一下，但並非為了公務而強打著精神。她總那麼精力十足。在這些天的接觸中，我對這位小姐有了進一步瞭解。最初兩天，她那種理性、矜持、淡漠和甩開感情因素的彬彬有禮，叫我受不了。我常常想起一句話：「美國瘋子，日本精鬼兒，傲慢的英國人。」看上去，這位畢業於值得自豪的牛津大學的女博士的確有點傲慢。可是昨晚她請我和一位新華社記者吃飯時，我對她的印象有很大的改變。
　　我一到她家，她就把她的爸爸、媽媽和一位過胖的金頭髮的妹妹介紹給我，還有一個高大而極其健壯的男人，他的肩膀好像有兩人合起來那麼寬，亞麻色蓬散的頭髮和簇密的鬍鬚象鳥巢。他很少說話，大概不善交際，鬍鬚中間厚厚的嘴唇含著憨樸的意味，他總愛抬起手援一下臉頰和腮邊。珍妮說，他是一名職業足球隊員，我想是沒錯的；他總去搔腮頰，多半由於在球場上常用手去抓腮邊的汗水而養成的下意識的習慣。他既不是珍妮的丈夫，也不是一般朋友，而是她的情人。他們同居-一她說得十分坦然，又理所當然。就像介紹她的妹妹或丈夫一樣。我送給珍妮一小盒惠山泥人，她當時就撕開包裝，把犯人擺在桌上叫她一家人來看。中國人向來不當著送禮人打開禮物，因此這做法使我感到驚奇；她的菜做得很好，但不向我讓菜，我按照中國人的規矩客氣一下，反而沒吃飽。告辭出來時，她送我剛到門口，說聲「再見」就轉身回去，未等我們走下台階就「啪！」地關上門。這樣待客也算是「公事公辦」嗎？我把自己這些不解之處和想法對同來的記者說了。這位常駐倫敦的記者聽了大笑起來，他說：
　　「你不能用中國人的習慣要求他們。英國人男女自由同居，不受法律干涉。合適在一起，不合適就分開。如果舉行婚禮，再離婚就很麻煩，還得花一筆不小的開銷。他們接受你的禮物，必需當著你的面打開，這樣做正表示他們懂得禮貌。英國人夙來不愛管別人的事。你的事，「如果你不說，他們很少問；他們請你吃飯，決不讓菜，不勉強你，你想吃就盡量多吃，他們反而高興。你不吃就表示已經吃飽了，如果你假裝吃飽，委屈了肚子，便不能怨他們了！」
　　「他們送人出去，怎麼像轟人走一樣？」
　　「如果你這樣對待他們，他們也決不怨怪你。英國人互相都是如此。」
　　「我可不大習慣，好像少了點感情。」
　　「感情的表達方式不一樣，各有各的習慣。像吉普賽人那樣熱烈，恐怕你也不習慣。」
　　我笑著點了點頭，同意他的說法。然後說：
　　「這叫做『少見多怪』嗎？」
　　「缺少一點入境問俗的工作。」記者先開玩笑，後邊的話卻很鄭重，「我們總愛用自己穿慣的鞋子去套別人的腳，肯定不合適。我們需要用恢宏豁達的態度看待世界。」
　　有時一句話能使你的思維豁然開朗。
　　此刻，在汽車的疾駛中，我對珍妮小姐說著閒話：
　　「你那位足球球員很有名嗎？」
　　「阿斯通維拉隊的前鋒。他說他很有名。」她說著聳一下肩，「我只好相信，因為我從來不關心足球。我喜歡高爾夫球和網球。」
　　「他很老實。」我說，這實際上是句客氣話。
　　「老實？」她的藍眼睛幽默地轉了半圈，笑著說：「我發現你們中國人特別愛說『老實』這個詞兒。你們常常說某某人很『老實』。先說這個人『老實』，又說那個人『老實』，但在我看來，這兩人並不一樣。我查了英漢字典，字典上說『老實』是忠誠和規矩的意思。規矩又意味著什麼？我們評價一個人，從來不說『老實』或『不老實』。喜歡說這個人『坦率』或『不坦率』。不管這個人的想法如何，只要他肯把自己的想法坦率地說出來就好。如果他自己有想法不說。只按你的意思去說，看起來規矩，其實不好--」
　　「看來我們有很多不同。」
　　「是的。我覺得最大的不同是，你們要求所有人都得有一個共同的目標。我們沒有。我們只強調自己個人的目標。」珍妮小姐說。她的思維方式與我們不同，發現的問題也與我們不同。
　　我們喜好統一，世界多麼難於統一；我們追求相同，萬物又多麼不同。還有多少不同？我想。
　　汽車不知不覺駛入一座古色古香、幽閉冷寂的小城。石板地上站著成群的鴿子，見車子駛近才飛起來，有的落向一旁，有的落在道邊的長凳上，有的落在前面不遠的街心，等待車到再一次飛起。有一支灰翅膀、白眼圈的鴿子落到汽車的前蓋上，正擋住司機的視線。
　　「討厭的傢伙！」司機說著，一按喇叭，鴿子忽喇喇飛了。
　　我和珍妮都放聲笑起來。一向有點矜持的珍妮小姐好像愈笑愈控制不住似的，以至笑得前仰後合，好像和什麼人開了一個大玩笑。
　　布萊特伯雷陪我去聽他們大學文學系的一節課。一位胖胖的教師講授的內容是「亨利·詹姆士從巴爾扎克那裡繼承到多少現實主義？」學生們抽著煙聽課。其中兩個女學生穿超短裙，眼皮塗著淡綠色，聽課十分認真。開始是這位胖教師滔滔不絕地講述，跟著是學生們各抒己見，學生們的看法與教師發生分歧，最後他們索性和教師辯論起來。胖教師招架不住這十多個青年學生的唇槍舌劍，轉過頭，向布萊特伯雷教授求援。布萊特伯雷對他開玩笑說：
　　「你的工作，不是努力征服學生。如果你被他們的道理心悅誠服地征服了，也算你的成功。」
　　大家都笑了。
　　我們在學校餐廳用午餐。餐廳是一家食品公司捐贈的。一面是幾十米長、純度很高的透明玻璃，當做牆壁。玻璃外是一片開闊的草地和小樹林。草地中間擺放著亨利·摩爾的銅製雕塑。好像一個人朝天仰臥，若在深思。黑黝黝的銅像在陽光下幽幽反光，並給綠草地襯托得清朗又沉靜。它在想什麼？人生，宇宙，憂愁還是快樂，短暫還是永恆？它知道中國嗎？在地球這面生活的人，有多少人關心或想到地球那面的人？此時此地，大概只有我會想。是的，我想。我的意識比光電的速度還快。繞地球半固，不到北京，我妻子的身旁；她此刻恐怕還在酣睡吧，北京現在是凌晨還是午夜？故宮角樓那羚羊角般的飛簷掛著銀亮的月牙麼？我家門口那家小早點鋪已經亮起燈來炸油餅了吧！上早班的女工們正在抱著沉甸甸、半睡半醒的孩子站在秋寒裡等候早班的公共汽車吧……
　　一個乾啞的聲音喚醒我：「你是方橋嗎？」這人說的是中國話。
　　我扭過臉一看，一個瘦瘦的戴眼鏡的中國人。
　　「是的。你是留學生？」我問。
　　「對。我叫江月明。大連工學院的，就在這座學校留學。您能到我的宿舍玩玩嗎？」
　　儘管我下午還有其它訪問活動，也許給一種異地相逢的同胞情感所驅使，不願意拒絕他，便徵求珍妮小姐的同意。珍妮小姐看看手腕上的小金錶，說：
　　「只給你一小時。」
　　「好！」
　　我趕緊吃了飯，就隨江月明到他的宿舍。路上我說：
　　「你的名字倒挺有詩意。」
　　「乍一聽有詩意，叫慣了就毫無詩意了。」他說。
　　他的宿舍只有十多平米，帶一個小小的衛生間。屋裡好像小雜貨鋪的倉庫，潦亂不堪；屋角堆了大大小小許多牛皮紙箱。只有一張單人床，一隻櫃，一張寫字檯，上邊都給台燈、電話、雜亂的書報和筆記本佔滿，沒有可以使用的桌面。一切東西都給一層薄薄的塵埃覆蓋。江月明請我坐在床上。一邊把舊報紙團成團幾，擦著自己的椅面。
　　「這間屋子真該好好整理一下。」我說。
　　「是呵，就是役時間。平時我不住在這兒。我在校外一個英國人家裡當家庭教師，教那家一個小女孩中文。我和那家人處得很好。每天下午去，在那裡吃飯，晚上住在那裡。一邊我也可以練習英語會話，一邊還可以賺些錢。他們每月給我二百鎊教課費，加上節省的每天一頓飯的飯費，也是一筆不小的收人呢：」
　　「那很不錯。你來了幾年？」
　　「兩年。」
　　「學什麼？」
　　「力學。我--」
　　「物理我是外行。你說我也聽不懂。我只知道牛頓定律，在生活中還使用不上。別的就什麼也不知道了。」我說。
　　戴眼鏡的留學生笑了。一笑，他發黃、瘦削、沒有光澤的臉頰上和眼角旁同時出現了幾條很深的皺紋。
　　「你成家了？」我問。
　　「嗯。我三十七歲了，已經有兩個孩子，家在大連。」
　　看模樣，他似乎更大一些。額前的頭髮脫落不少而變得稀疏。大概是過度使用腦力所致。
　　「學業幾年？」
　　「四年。回國就快四十歲了。在這裡像我這麼大歲數的留學生不多。二十多歲正當年。現代醫學證明，人過了二十五歲，體力就開始下降。有什麼辦法？我們二十多歲時，不是把精力用在發狂中，就是消耗在睡覺上。現在要幹些正事，老的太老，小的太小，又得靠我們這代人承上啟下。人生已經匆匆過了一半。十年前，一連熬幾個通宵不當口事，現在真不行了．」他說著，有些感慨。
　　「你到這兒來之後，回去過嗎？」
　　「沒有」
　　「想家吧！」
　　「怎麼不想。在國內有些人以為出國是美差，當然能開開眼界，長長見識，學到不少新東西。但感情上是痛苦的。我在這裡交了不少外國朋友，建立了不少令人感動的友情，卻怎麼也彌補不上對家鄉的懷念。想家，不只是想老父老母，老婆孩子，一切都想。奇怪的是，連那些與我平時有點隔閡的同事們也會常常想念。因此，我一到倫敦就跑到唐人街的光華書局買幾本國內的雜誌看。因此也就熟悉了你。我喜歡你的作品，它往往使我掉淚。」
　　「我的小說並不傷感。」我說。
　　「並非傷感才使人掉淚，熱情也使人淚下。你筆下的那些人物很真實，看你的小說又像回到他們中間了。我現在才知道什麼是民族感情。」
　　「這裡的華人多嗎？」我問。
　　「不多，倫敦多。聽說有幾萬華人，大多集中在唐人街，有些華人即使不住在那裡，也常往那裡跑。」
　　「噢？為什麼？」
　　「你乍從國內來，很快就要回去，就不易體會到久居異國的華人的心情。他們中間大多數人，三十年前就離開大陸，到香港、東南亞、台灣、歐洲或美洲，做買賣，賺錢，發財。可是他們像一團浮雲，到處飄飛，沒有歸宿。中國過去有句老話，叫做『樹高千丈，葉落歸根』。三、四十年代，一些中原人窮得受不住，闖關東，在富裕的東北混了多年，有的發跡，有的始終熬不出頭來。但不管怎樣，哪怕最後衣衫檻樓，帶著幾個破銅子兒，也要回到老家去。寧肯死在故鄉，也不願意死在異地。那是一種鄉情。民族感情可比鄉情強烈又深沉得多呢。所以他們常往唐人街上跑……」
　　「找根嗎？」
　　「根？對，找根！」他連連點頭，同意我這說法。
　　「唐人街上扎不下根來。它不是真正的故土，只是擺在異國的一個花盆。」我說。
　　「你說得好！但他們找根找得十分痛苦！」江月明說這到裡，一股沉重的情緒使他的臉拉長了。他用手指按著眉心處的眼鏡架向上推了推。
　　大概我職業的習慣，就是被感動和設法感動人。聽了這留學生的話，我的心陡然被感動起來。不知為什麼，眼前忽然幾次地掠過簡梅的身影。
　　「在唐人街生活的華人，日子不見得好過吧！」我問。
　　「當然。儘管人們願意生活在自己同胞中間。但大家都在唐人街上謀生，都想賺錢，必然互相傾軋，情況就不同了。凡是在唐人街上謀生的人，大多是在這裡沒什麼辦法的所謂『低等華人』。拿著中國的特色和風味，從喜歡獵奇的外國人手裡賺錢度日，因此那裡沒有大買賣，都是本小利薄的小店小鋪。再有，像什麼性商店之類的低級玩意兒，反都集中在唐人街一帶，真糟！
　　我忽然覺得談不下去了，很想換一下話題，我看見牆角一大堆牛皮紙箱，好像是裝電視機用的，便隨口問道：
　　「你買這麼多電視機？」
　　「買這麼多電視機做什麼？這裡邊都是儀器，我買好準備將來帶回去的。我們的試驗室的設備實在太差！」
　　「誰給你的外匯？」
　　「哪來的外匯，是我自己節省的，加上教課費，錢也不少。有些太貴的儀器可以買舊的。這樣回去工作起來就會便當些。」他咧開又扁又大的嘴朝我笑了笑。他做得很動人，說得很平淡。
　　「你一定很艱苦。」我不由得說。
　　「艱苦比享樂更有內容。你說對嗎？」
　　他說了一句很好的話。於是在我眼裡這個其貌不揚的留學生就變得非同尋常了。對於一個找到生命真諦的人，不必去讚美他。讚美是一朵花，戴在樸素的人身上並不相稱。當他把自己的一切祭祀給所信仰的神聖事業時，還顧得上別人的毀譽？少數人頭頂上的光圈是畫出來的，許許多多真正的聖者卻活在普通人中。中華民族有多少這樣的兒女？誰統計過？聯想，使我的思維再一次跳到簡梅身上。她過得是一種什麼生活？為了試試自己的運氣，一百鎊隨手扔掉；而這個留學生為了祖國的進步，默不作聲、心甘情願地從個人身上一個個便士壓軋出來。一個揮霍自己的生命，一個奉獻自己的血汗，人與人之間有多大距離！
　　每人走一條路。路是命運安排還是自己選擇的？
　　在我們分手時，我什麼話也沒說，只是情不自禁地用力握著他的手，搖了又搖。情感有時必需用力量表達。這時我心裡產生一種慾望，恨不得馬上見到簡梅，尖利地刺激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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