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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辛勤勞作


  勤勞的定義是:對任何工作出於本性的勤勉——終關注工作。當今世界,勤勞是最受稱讚的美德之一,一直得到尊敬。

  大體上說,一個民族的勤勞由三維構成:長度、廣度、厚度;或者說,其中有兩維表示範圍的大小,另一維表示強度的強弱。長度是辛勤勞作所持續的時間,廣度是指辛勤勞作者的人數,厚度是指在「出於本性的勤勉」和「始終關注工作」中所顯示出的精力。這三個要素的產物便是綜合的結果。無疑,偶爾到中國的旅行者與長期定居在中國的人、他們的印象是不同的,但他們都會認同中國人出於本性的勤勉真是廣泛。剛到中國的人所得出的第一印象,會使他認為中國人正在社會生活中實踐著約翰·衛斯理的名言,他認為一個成功教會的規律是:「完全投入,永遠投入」。游手好閒在中國極少見到。每個人都看來忙著什麼。當然,也有相當數量的富人,雖然在全國人口中所佔比例很小,可以不工作也過好日子,但他們的生活也並非像外國人從表面上看上去那樣的平庸。中國的富人並不是不幹事,而是仍像受窮時那樣關注他們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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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譯註: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基督教新教衛斯理宗創始人之一。生於英國林肯郡。1720年入牛津大學基督學院。1725年受聖公會會吏「聖職」。1726年被選為牛津大學林肯學院研究員。後取得牧師職。在牛津大學期間,邀集同人組成「聖社」,以研討《聖經》和社會、倫理問題。因標榜應循規蹈矩地為人行事被稱為循道派。後曾去北美殖民地傳教,又回英國,在倫敦和布里斯托爾等工商業大城市和工礦地區向勞苦大眾甚至囚犯傳教。後脫離國教,建立獨立的衛斯理宗教會。宣稱能取得「內心的平安喜樂」即是幸福。曾著書反對美國獨立戰爭。死於倫敦。遺有《衛斯理日記》。

  中國人把自己分為士、農、工、商四類。讓我們來看一下這些社會階層是怎樣辛勤勞作的。

  西方人很難去同情中國這樣的教育模式,其各種弊病不容忽視,但有一個特點卻始終吸引人們的注意力——勤奮才有回報。為有錢人出錢買學衡而開的後門,極大地挫傷了考生的熱情。但這還不是最主要的。所有的省份都在抱怨的是候補的人要遠遠多於有待填補的空缺位置。從最低級別到最高級別的所有考場,看來都擠滿了,每一個職位的競爭者常常達上萬。我們設想一下每次晉級考試中考生所傾注的心力,我們就會對中國知識階層的勤奮有一個清晰的概念了。《三字經》中提到的人物,他們勤學不輟的傳統精神,比如借助螢火蟲的微弱光線讀書,比如把書拴在牛角上邊耕地邊看書,至今為中國各地成千上萬的人所模仿,他們在不同程度上與傳統事例相類似。在很多情況下,一旦獲得最低的學行便不再勤奮了,但中國人不把這樣的人看做學者,而是把在狹窄而又荊棘叢生的小路上堅韌不拔最終獲得成功的人看做學者。除了中國,還有什麼地方會有這樣的事例:祖父、兒子、孫子在同一場考試中竟爭同樣的學銜,經過長期努力,終於獲得夢寐以求的榮譽。

  1889年春天,《京報》上有幾篇奏折談及參加省試的老年考生。福州官員說,那裡秋試中有九個應試者年過八十,有兩個年過九十。他們通過了考試,文章實屬佳構,字也寫得老成。他說,老年考生過去六十年來已經參加了三次考試,第四次即使不通過也會授予名譽學銜的。河南的地方官也同樣報告說,那裡有十三位八十多歲的應試者,一位九十多歲,他們全部「通過了為時九天的嚴峻考驗,文辭準確完美,全無暮氣」。令人稱奇的報告來自安徽省,有三十五個應試者八十多歲,十八個九十多歲!此情此景,別的國家會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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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譯註:《京報》,原為「邸報」,是中國古代官府用以傳知朝政的文書抄本和政治情報。漢代的郡國、唐代的藩鎮都在京師設邸(即辦事處),用以「通奏報、待朝宿」。其所抄發的皇帝諭旨和臣僚奏議等官文書以及有關的政治情報,稱為「邸報」。也稱「邸抄」;並有「朝報」、「條報」、「雜報」等名稱。大約始於宋時,有人抄賣牟利,發展成一種手抄的類似報紙的出版物,通稱「京報」。明崇禎年間開始有活字版印本。清兵入關後一報房京報獲准繼續出版,以清末為盛,已出七八頁至十數頁一小冊,總發行數達一萬餘份。

  如果說中國學者的生活是一種持之以恆的勤奮生活,那麼中國農民的生活就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了。中國農民的工作如同一個管家的工作,永遠都幹不完。北方各省的農民,除了相當短暫的隆冬季節之外,總有活要干,而且是大量的活。毫無疑問,任何一個地方的農民多多少少都是這樣,但中國農民的勤勞是很難超過的。

  農民是這樣,扛活的人就更是如此了。他們長期勉於饑飽,生活永遠是苦差使。農民要殫精竭慮,細心照看每一棵白菜,抓小蟲子和毛毛蟲,扛活的則要去找尋更瑣屑的活計,他要想盡辦法弄點吃的養活自己,養活他那一大家子人。有事外出的人,即使那些地方通馬車,也常常不得不半夜一過就上路,因為有人告訴他們這是習慣。但不管你幾點鐘上路,都會有身材矮小的農民在路上拿著叉子,背著筐子,四處巡視,尋找拾糞的機會。如果沒有其他非做不可的事,拾糞是件持久不變永遠也做不完的事情。

  經常有一些人不得不尋找兩種工作來互相調配。比如天津的船工每當河水結冰無法行船時,就拉起冰撬,這個方法可以用最小的代價、最短的時間拉東西。同樣,有些地方的大部分農村人口忙裡偷閒地做帽子、搓草繩,至今還有不少東西拿出去賣錢。你看到中國的婦女,她們的手很少不在納鞋底的,即使在巷子口聊天,她們也是這樣邊納邊聊;或許你看到她們在紡線,總不會閒著。

  最不知疲倦的階層便是商人及其夥計。即使在西方,店員的生活也不是掛閒職領乾薪,不過要比中國的同行輕鬆多了。中國店夥計的工作是永無盡頭的。他放假少,任務重,只有在忙得木頭木腦的時候才能稍歇片刻。

  中國的商店總是開門早,關門遲。雙重記帳制度十分細緻煩瑣,帳房先生總是忙到很晚,以記錄銷售和收入情況。實在沒事可做,夥計們便會從營業款中挑錢幣,找出個稀罕的好賣錢。

  令人驚訝的是,中國人中工作最辛苦的階層是官員,這個階層最讓人嫉妒,也最讓每一位雄心勃勃的中國人趨之若騖。中國任何一級官員所處理公文的數量和種類也是同樣令人驚訝,他要對那些公文的成功處理負責,理論上實際上都是他負責。不知我們為每天工作八小時而奮鬥的工會看了這樣一張時間表之後作何感想。這張表是一位顯赫的中國政治家的。北京某外國使團的一個翻譯講述了這樣一件事情:「我有一次詢問中國一位內閣大臣,他一直抱怨日常事務的勞累和超負荷。他回答我說,他每天凌晨兩點離家去皇宮值班到六點。作為內閣大臣,六點到九點要履行公務。九點到十一點他在兵部,他管著兵部。作為刑部成員,十二點到下午兩點在刑部辦公。作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高級官員,他每天下午兩點到六點要在衙門裡度過。這些就是他每天的日常工作。另外,他還被經常要求出席各種特別會議,這就要他抽空去安排了。他極少能在晚上七八點鐘回家。」毫不足怪,據說這個官員在那次談話之後六個月便去世了,死於工作過量和極度疲勞。這也斷送了中國許多官員的生涯,他們對政府都是極有價值的。

  廣度,我們已經說過,是指勤勞者的人數和辛勤勞作的時間。我們看到,中國人這兩者都非常了不起。中國的白天開始於天色微亮之時,常常剛過午夜便開始新的一天。中國皇帝早朝時分,歐洲的每一個宮廷尚在睡夢之中。對西方人來說,這簡直不可思議,而對中國人來說,則是世上最自然不過的事情。天子的做法多少為這個帝國的各地子民所模仿。廣州的銅匠、福州的錫匠、寧波的木匠、上海的磨坊工人,以及北方各省的棉紡工人和磨面工人,聽說都是幹得很晚才睡,清晨又在一個十分荒謬的時分起床工作。離天亮還很早,旅行者就會碰到趕了許多英里路的農民,站在黑暗之中等著天亮賣白菜。西方人用完早餐,中國的集市就快結束了。假如你在一個夏季的清早五點半漫步上海那條最主要道路之上,你會感到沒有什麼事情會有更大的反差了。你根本看不到一個在江邊建造高樓並在裡面做生意的氣派十足的歐洲人,而亞洲人已經在街上活躍了很長時間了。要等幾個小時之後,西方人才會與中國人一起擠在人行道上,輕鬆愉快地開始上班,此時當地人已經幹完半天的活了。

  德庇時爵士對中國人的「愉快勞動」所作的評論真是正確。他認為這是一種標誌,表明他們的政府成功地使他們極其滿足自己的條件。這種勞動品質是最突出的特色,要理解它,就必須好好遵守它,好好掂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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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譯註:德庇時爵士(Sir John Francis Davis,一譯為德俾士、迪孛士、爹必時,1795—1890),英國外交官和漢學家。1816年隨阿美士德勳爵使團來北京,為漢文正使。後回東印度公司任職。1833年被派為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署第三商務監督,不久升為第二h商務監督。1835年退職。1844年任駐華公使、商務正監督、香港總督兼總司令,1848年去職。著有《中國詩歌論》(1829),《中國人:中華帝國及其居民概述》(兩卷,1836)、《中國見聞錄》(兩卷,1841)、《交戰時期及媾和以來的中國》(1852)、《中國雜記》(1865)等書。還譯過幾部中國戲劇和小說。

  關於中國人勤勞的厚度,我們再談幾句。中國人是亞洲人,幹起活來也像亞洲人。如果按照我們的模式去改造這個充滿活力的民族,那肯定是徒勞無益。對於我們來說,他們當然是缺乏熱情,而我們卻十分看重熱情。盎格魯一撒克遜人不需要《聖經》的暗示,就能知道用心工作的重要性,但儘管多年代的宗教與哲理的結合影響了中國人,但卻不能改變他們的步伐。他們受益於幾千年的經驗積累,像荷馬筆下的諸神,向來從容不迫,不慌不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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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譯注。荷馬(Homer),古希臘詩人,著有《荷馬史詩》,即《伊利亞特》和《奧值賽》。

  人們不禁會預想,如果有一天白種人與黃種人進行前所未有的激烈競爭,當這一天不可避免地到來之時,誰將會敗北呢?

  的確,如果所羅門所說勤勞的雙手可以致富的那句經濟箴言正確的話。中國應該是地球上最繁榮昌盛的。如果中國人能在自己的種種美德中找到一種平衡,無疑就可以彌補他們顯然缺乏的一些基本素質,儘管這些素質被列舉為「常德」,卻時常缺乏。不管通過何種途徑,只要誠實和信義恢復在中國人道德中的理論地位,不久之後,中國人就會獲得由他們無與倫比的勤勞所帶來的全部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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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譯註:所羅門的這句箴言是:「手懶的,要受貧窮;手勤的,卻要富足。」語出《舊約·箴言》第十章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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