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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人剛來中國，對中國人的第一印象是雷同。長相都差不多，身上衣衫也總是穿藍色的。國民眼睛「神情」呆板，好似只「盯住一個地方」，各自頭上的辮子也好像是一個豆莢裡的兩粒豆子，一模一樣。但是，不需要太多經歷，即使是最沒有觀察能力的旅行者，無論他斷言中國人還有什麼其他特性，都會知道，說中國人毫無生氣的雷同，這樣的結論是不可靠的。不管兩個地方離得有多近，說話口音會有一些或許還難以解釋清楚的有趣差別。這種差別逐漸積累，最後形成一種新的方言。許多人鄭重其事地告訴我們，在中國，儘管寫出的字一樣，但各地的人講出的話卻大有不同。我們也經常受到提醒說，各地的風俗也有這種差異，用現時中國人的俗話來說，就是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這樣的事實，可見於時時處處。在西方，度量衡的統一是生活舒適的保障；而在中國，度量衡的不統一，卻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任何雙重標準的存在，常常使西方人特別煩惱，但中國人卻樂於此道。兩種貨幣、兩種衡器、兩種尺度，中國人看來很自然，也很正常，根本不必提出異議。有人去問—個賣肉餅的人。問他每天做多少只餅；他回答說要用「一百斤麵粉」，至於這些麵粉究竟能做成幾張餅，就聰明地留給提伺者自己去估算了。相似的情況還有，有人去問一個農民他的一頭牛有多重，前面說的重量看來太輕了，後來他解釋說，忘了算上骨頭的份量了！有人問一個僕人的身高，但他報出的身高明顯不對，再問他，他才承認沒算上肩膀以上部分。他當過兵，負重時鎖骨的高度才是重要的。中國士兵除了腦袋之外是要派各種用場的，因此忽略了腦袋。還有一種不同的計算方法：一個鄉下人說他住的地方「離城九十里地」，仔細追問之下，他才答應少說一點，原來他是算來回路程，他最後承認實際距離只有「單程四十五里」。 最為明顯的不統一，是銅錢的計算。而銅錢是這個帝國唯一的貨幣。在帝國的任何地方，這個系統都是十進位制、因而是最簡便的計算方法。但是，如果一個人不特意問一下，誰也不敢肯定一串錢就是一百個銅錢。他根本不必去各個省的很多地方，就足以發現，一串錢有各種各樣的數量，多少均沒有規則，也無從解釋。從理論上的一百到九十九、九十八、九十六、八十三（山西省會），一直到三十三個（直隸省東部），可能在其他地方還有更少的。銀兩買賣的情況，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沒有兩個地方的「兩」是一樣的，除非巧合。同一個地方也有許許多多不同的「兩」。外來人會極端困惑，所有的人都會有所損失，除非你是專門與銀子打交道的人。這也給所有誠實的人帶來了無窮無盡的煩惱，而在中國，許多人都是老實巴交的百姓。貨幣始終混亂，其動機是明顯的，但我們現在只談事實。 各種度量標準，全都這樣混亂。鬥，也是一個地方與一個地方不同。利用這種混亂在穀物交收時校征暴斂，如果不是中國人這樣平和的民族，很容易引發一場政治動亂。「世界上都是一品脫等於一品脫，一磅等於一磅」，到了中國就遠遠不是這樣，而成了一「品脫」不是一品脫，一「磅」也不等於一磅。每一種變換都不僅有其理論基礎，而且還有十分普遍的實踐。比如在鹽的專賣上，就定出一些霸道的度量標準，比如十二兩為一斤。買鹽的人付十六兩的錢，卻只拿到十二兩鹽。但是，這樣做是公開的，而且所有賣鹽的人都這樣做，因此也就無所謂欺騙了。如果有人確實想到過這個問題，他們也會認為這只不過是買鹽賣鹽的「老習慣」。土地的丈量也存在這種情況。一些地方的一畝地，其實只有另一個地方的半畝大小。那些碰巧住在兩個地方的邊界上的人，就只好準備兩套丈量設備，去測定不同的畝。 到中國旅行的人，往往不等弄清當地的斤是多少，就去確定每斤糧食或棉花的價錢，那是很危險的。同樣情況，統計糧食的畝產，也經常忽略畝並非固定不變這樣一個致命的事實。說明距離遠近的詞也普遍不一致，這一點，任何一個到中國旅行的人都會有機會嘗試的。在陸地旅行時，如果按裡計算距離，就有必要肯定一下這個裡有沒有長出來！我們不否認這樣估計距離也有一定道理，我們要否定的是這種算法的不精確、不一致。我們知道有這樣一種經歷十分普遍：一走上這個帝國的大路，裡就長了。如果在大路上一天的行程是一百二十里，鄉村小路就是一百里，山路就是八十里。此外，即使照中國人看來，這種計算方法依據的也常常不是絕對距離，而是依據行走的困難程度。這樣一來，離山頂「九十里」，實際還不到一半，中國人堅持說九十里，因為爬上山頂與在平地上走九十里費的力氣是一樣的。另外有個特別的事實，出在直線的丈量上。也就是說，A到B的距離不一定就等於B到A的距離。引證歐幾里得的基本定理「等量之間彼此相等」是沒有用的。在中國，這句話需要插入否定詞去修改。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說明這一點。中國最重要的交通主幹道之一，從北到南是一百八十三里，但從南到北是一百九十里，奇怪的是，不管你去過多少次，也不管你怎樣仔細地記下里程的計算結果，每次都是這佯。１ -------- １原註：行文至此，我們在貝德祿先生的《華西旅行考查記》一文中找到了相同見解，現引述於此，以肯定上述觀點： 比如，兩地的距離要看從哪頭出發，我們聽了之後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分別詢問所有的人，也都這樣說。這樣，從A到B一致同意是一里，從B到A卻一致同意是三里。一位有文化的當地人這樣解釋：運對取決於每裡多少錢，很明顯，苦力背東西上山應該多付點錢，這樣一來，如果按照道路的陡峭程度來計算工錢，就很麻煩。而把難走或陡峭的路假定長一些，對雙方來說都要方便得多了。事情就是這樣，如今所有的能行者都要認可這個距離。但是，我抗議說：「用這個方法，下雨天和晚上都要加長路程了。」「一點不錯，是要加點兒錢。」這個辦法當地人是方便了，但旅行者卻一直惱火。還有這樣算距離的：平地上，規定的一里算兩里，一般山路一里算五里，陡峭山路一里算十五里。雲南人作為善良的山裡人，常常縮短平地上的距離，因為那裡平地太少，幾乎沒有。因此，旅行者不必為此傷神，盡可以把那兒的一里看作五里，只是陡峭山路除外。 立德先生在《通過長江三峽》一書中提到一段水路，順流而下是九十里，逆流而上是一百二十里。他估計三點六二里為規定的一里，或者說，「百五十里等於一個緯度。譯註：貝德祿（Edward Colborne Baber，1843—1890），美國領事官，1866年來華為使館翻譯學生，1876年隨格維訥赴雲南調查馬嘉理事件。1877年任駐重慶代理領事、1880—1881年任使館漢務參贊。1885—1886年四任駐朝鮮總領事，後任英國駐人莫政治代表，死於八莫。他在重慶時。曾經兩次赴川西旅行，並將旅行見聞寫成《華西旅行考查記）一文，1882年發表在英國王家地理學會的刊物上。 立德（Archibald John Little，1838—1908），英國人。 1859年來華經商，1860年赴蘇州訪問李秀成。曾搭乘第一艘赴重慶的外輪，到重慶後又到川邊及雲南等地活動。著有《通過長江三峽：在華西經商和旅行》（1888）、《峨眉山及峨眉山那邊——藏邊旅行記》（1901）、《遠東》（1905）及（穿過雲南》（1910）、《旅華五十年拾遺》（1910）等書，上述最後兩本是他在後由其妻立德夫人編訂出版的。 另外一種知識上的現象與此相似，在中國，「整體等於部分之和」也不正確。在河上航行更是這樣，問一下知道前面還有四十里路，仔細分析之後，這個四十是由兩個十八構成的。令人啞口無言的說法是：「四個九等於四十，對不對？」同樣，「三個十八」就成了六十，大體上都是如此。我們聽說過這樣一件事：一位官郵郵差沒有按規定時間跑到，他辯解說這個六十里簡直太長了。這個正常辯解使得他的上司命人重新測量一遍，結果發現實際是八十三，從此就按八十三里來算了。 坐落在一個城市周圍一至六里不等的幾個小村莊，卻都叫「三里村」。人們經常會注意到，一段約為一里長的路，如果路兩旁蓋有房子，就成了五里，村裡人還言之鑿鑿地說就是五里。 這樣，你就不必奇怪連標準都可以各自設定了。做秤的人滿街走，根據每位顧客的願望來刻點（稱為「星」）。他的每位顧客都至少有兩種秤，一種用於買進，一種用於賣出。一桿做好的秤，如果是舊秤，是沒有人買的，因為刻星的標準一直在變，要根據每位購買者的要求當場刻定。 算年齡也體現這一普遍事實，特別體現出中國人的民族特點。毫不相干的屬相，卻能表明一個人最接近的年齡，這種做法最為普遍。一個老人「七八十歲」，但他去年剛剛七十歲。事實上，一個人在中國剛過七十，就算八十歲了。如果想知道得確切一點，你就必須考慮到這個「寬泛的平均年齡」。即使一位中國人想說確切，他講的年齡也似乎是下一個春節之後的年齡——春節成了全體中國人的生日。用「十」來算年齡已是根深蒂固，造成了不少模糊。不少人「一二十歲」、「沒幾十歲」，或者「好幾十歲」，你很難在中國碰到一個確切地說出年齡的人。同樣的模糊還擴展到「百」、「千「、「萬」這些中國平時所用的極限數字。中國人不關心更為精確的表達方法。 有個熟人告訴我，有兩個人花了「二百弔錢」去看戲，後來他又補充說。「是一百七十三吊，不過與二百吊也差不離，對不對？」 一位紳士及其妻子在中國生活了幾年之後要回國了，他們的中國朋友送來兩副漂亮的卷軸，不是送給他們，而是送給他們各自健在的母親，而這兩位母親恰好同歲。第一幅卷軸上寫著「福如東海長流水」和「壽比南山不老松」，一邊還用小字寫了一段說明，說這幅卷軸的接受者已經獲得「七十福壽」。第二副卷軸也是類似的花哨詞句，但邊上的小字卻說這位老太太已經享有「六十榮光」。對這兩幅卷軸大加讚美之後，其中一位代母親受贈的人小心翼翼地問那位主要送禮者，明知道兩位母親同歲，卻為何一個寫七十，，個寫六十。完全個性化的回答是：如果每副卷軸都同樣寫上「七十」，會顯得作者完全沒有創造力！ 中國人重視祖籍的社會傳統，相對於我們的「準確性」來說，常常是致命的。一個詢問法律事務的人告訴我，他「住」在某個小鄉村裡，但通過他的敘述明顯感到他住在城郊。問了他，他才承認他現在的確不住在那個小鄉村了，進一步交談之後，才明白他在十九代之前就已經不住在那裡了廣你就沒想到過如今你已然住在城裡了嗎？」他簡短地回答說：「我們現在不住在那裡，但老根還在那裡！」 另外有個人，叫我注意看一下他住的小村莊裡的那座古廟，驕傲地聲稱：「這是我造的。」仔細追究之後，發現這座古廟建於三百多年前明朝某位皇帝在位之時，那時的「我」還在混沌世界。 學習漢語的學生，一開始就碰到的障礙，就是要從許多相似的表達方式中，找到能夠表明身份的令人滿意的表達方式。中國人的整個思考系統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設之上，這些假設與我們所習慣的假設不同。對於西方人對一切事物都要確切地知道詳情這樣一種渴望，中國人不能充分理解。中國人不知道自己住的村莊裡有多少戶人家，他也不想知道。「怎麼會有人想知道這個數字？」這對他來說是一個難解的謎。這個數字是「幾百」、「好幾百」，或者「不少」，然而一個確切的數字從來就沒有，將來也不會有。 中國人使用數字方面的特點是缺乏精確。這一點，也同樣明顯地出現在文字的書寫和印刷上。在中國，很難找到一本沒有錯別字的廉價書。有時，所誤用的字要遠比本來應該用的字複雜，這表明這種錯誤並非由於想省點力氣才造成的，而是由於人們不夠重視日常的精確性。同樣的不仔細也十分普遍地出現在常用字的使用上，一個字常被寫成另一個與之發音相同的字。這種錯誤，一來可以歸咎於不識字不多，二來也同樣可以歸咎於仔細。 漠視精確，在書信的稱謂上最明顯。一封普通的中國家書總是這樣醒目地寫著：「父親大人』」、「慈母大人」、「叔公大人」等等，總不提及「大人」的名諱。 我們從觀察中發現，中國這樣一個講求實際的民族，個人的名字卻不講求確切，這在世上是獨一無二的。經常可以看到，名字一會兒是這個，一會兒又是那個。有人告訴我們，你叫他哪個名字，他都會答應。最弄不明白的是一個人有幾個不同的名字：他的姓、他的號，還有一個名字真是令人奇怪，只用於科舉考試。因此，外國人把一個中國當做兩三個也就很平常了。村莊的名稱也不確定，有時會有兩三種完全不同的形式，沒有哪一個被認為是更「正確」一些。如果其中一個名稱是誤用，那就輪換著用；或者一個用於官文，一個用於日常交談；或者把誤用當做形容詞，與原名放在一起成為一個復合的名稱。 不幸的是，中國人的教育缺少化學分子式的學習，而化學分子式是絕對需要精密的準確性的。中國第一代化學家可能會失去許多數字，比如把「一二十個結晶體」與「好幾十個結晶體」混淆，或者把諸如此類的錯誤，結果導致了始料不及的禍端。中國人是有能力在一切事物中學會精確的，正如其他民族也曾經學過一樣——不僅可以做到，而且可以做好，因為他們的巨大耐心是與生俱來的——但我們要說，目前這個民族的各個個人完全不具備精確這個素質，並且不懂什麼是精確。如果這個說法正確的話，下面兩點也應該是有道理的。第一，我們在研究中國的歷史記錄時，必須多留一些餘地、中國的數目和數量從來就有的不精確，很容易就讓我們上當。第二，我們還需留一些餘地，以應付中國以「人口調查」為名而抬高的種種身價。整體不大於各部分之和，但中國的計算方法正相反。當我們仔細考慮中國人「人口調查」的方方面面時，我們隨時都可以說，就像一位精明的蘇格蘭人強烈地意識到「法律了不起的不確定性」之後這樣評論美國最高法院：存在一種「對案件的最終猜測」。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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