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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思比之思想，範圍有廣狹之分。思想包括科學、哲學、宗教及世間萬事所引起的問題，文思則僅限於文學寫作時所運用的思想而已。 古今論文思者不為不多，大都注意於文思之遲速難易，這也難怪，因為這原是文思比較顯明的現象。 文思本是我們頭腦的產物，但奇怪的是：它和胎兒之在母腹不同。胎兒在母腹，靜悄悄地，經過相當的時月，即長成完全的人形，只等分娩時，掙扎一陣，便呱呱墜地了。文思之在作家腦中，卻只是些血團肉塊，一定要等到將誕生的時候，作家或借身體各種動作的刺激，或在紙上經過無數推敲琢磨的過程，大忙特忙一陣，大努力特努力一陣，那個寧馨兒，才能成為一個眉目分明，四肢完整的形體，而後才降生人世！ 你說這話於理難通嗎，事實上卻又確實如此。據說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為文下筆便成，有如宿構，叫他竭精殫慮再寫一篇，仍不比那下筆即成者好。初唐四傑之一的王勃，每當作文，便上床蒙上被頭，呼呼大睡，一覺醒來，文章也成功了，人謂之「腹稿」，其實應名之為「睡稿」、「夢稿」。這兩位王先生文思之敏，與其寫作的習慣之奇特，在數千年中國文學史上的確找不到第三人，只能說他們生有異稟。既系異稟，則普通文人當然不能與他們相比。 普通文人寫文章，一定要磨濃墨，鋪平紙，先攢眉凝神一會，才開始下筆。一面寫，一面塗抹，寫得不愜意時，哧的一聲，撕破稿紙，揉成一團，擲在廢紙簍裡，再從頭來。文思不順利的時候，撕破十幾張稿紙是常事。要是這位先生是喜歡喝茶的，濃茶已不知灌下幾甌了，若是他好抽煙的，煙碟裡的煙蒂也積上一大堆了。中外文學史上作家寫作時特別習慣之多，指不勝屈：有捻禿眉毛的；有走入醋甕的；有構思時家人為驅走貓犬，嬰兒都抱寄別家的；有鑽入深草叢中，不怕露濕衣履的；有爬上大樹之巔，遐思天外的；有口嚼那硬如鐵豆的石蓮子而至滿口流血的；有在抽屜裡堆積爛蘋果，頻頻嗅其異味的；有一日一夜喝上百多杯黑咖啡的；有脫得一絲不掛，狂走室中的……千狀百態，難以盡述。倘說文思一開始便可以在腦中孕育成形，則這些作家也不必費上如許的苦思冥索之功了。 或者有人要說寫作文章竟有這樣的艱難，不寫作也罷。當然啦，文章若是容易寫作，引車賣漿者隨口說的話，都是絕好妙辭了。正因其難，所以文學家才能接受社會尊敬哩。 不過上述這些作家的故事，本來也是高一層的說法。他們原都抱著「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態度來寫作。他們的文思，說幽邃，便要穿天心，洞月脅；說高，便要飛到九重天上，撫頂弄盤古，推車轉天輪；說深，便要到萬丈滄波下探驪珠；說雄怪，便要揚摩天巨刃，劃開乾坤；說淒艷，便要像杜鵑的啼血，秋墳的鬼唱；說密緻，便要像千絲的鐵網，百寶的流蘇。正因他們對寫作具有這樣苦心孤詣，所以才能採取世間最美麗的辭藻，來描寫天然景物，鍛煉最精粹的言語，來傳達感情和思想，組織最嚴密的格局來表現世間的離合悲歡，人情世態。我們只是些普通人，既學他們不到，不如擱開一邊，專來談談我們自己的事吧。 談別人又不如談自己容易，現在就請談談我自己的文思形況和寫作習慣。我的文思最為遲鈍，別人下筆千言，倚馬可待，或日寫萬字，文不加點，我只有羨慕的份兒，我自己便是一二千字的小文，也要費上兩三天的工夫才寫得成。未寫以前，從來不能在腦裡先打就全盤的草稿，一定要一面在紙上寫，一面才剝蕉抽繭一般，將文思慢慢自腦中引出。我曾在別的一篇文章裡譬喻我的文思好像是一座礦山，必須一鏟子一鏟子挖下去，始能將那深埋泥土裡的礦物取出。鏟子未下之前，挖出來的究竟是一鏟黃金，還是一鏟狗矢，連我自己都不知道，這話乃是實錄。 我寫文章若說有特殊習慣那便是愛整潔。我原是一個起居極隨便的人，寢室裡換下來的衣服，東一件西一件，床鋪上，箱背上拖的到處都是。書齋裡的書籍雜誌堆在桌子上高可隱人。書架上的書，開始插上去時原是以類相從，秩然有序，若干時日以後，便被我攪得七零八落，要想找一本書，往往非檢遍全架不行。室中秩序既如此之雜亂，收拾不易，塵灰之厚，又可想而知。到了我要動手寫文章的時候，對於自己這間雜亂無章的書室，才開始感覺如芒在背，刻難容忍。先把堆在書桌上的書刊移開，再將文房四寶一件件拂拭清潔，安置在最適當的位置上，收拾書架，工程太大，只有暫緩一步，可是也要弄個眼前光。有時連電氣風扇都要拆開，將積在鐵頁上的灰塵拂盡。諸事妥帖以後，大半天的光陰已耗完了。以後便要泡一壺好清茶，一杯一杯灌下肚去，好像這樣才可以催促那埋種在瘠土裡的文思的萌發，文思抽芽茁葉以後，茶灌得更勤，往往一個上午要換兩次以上的茶葉。有人說茶葉有一種質素，喝多了大有害於身體，但我飲茶已成根深蒂固的習慣，明知有害，也非灌不可。 我寫文章既這樣費力，那些編輯先生向我索稿，都說知道你忙，不敢多勞動，寫篇一二千字的小文應付應付吧，這話每教我苦笑不已。他不知道一二千字之在我和一二萬所費光陰和勞力是差不多的。近年以來，我為了患上嚴重的目疾，不能多讀書和寫文章，友人勸我雇個書記，要寫文章時，不妨口中念誦，由書記筆錄。又有友人勸我置一架中文打字機，練得熟了，閉著眼睛也可將文章從機上打出，別說現在只壞了一隻眼睛，將來便真的變成了卜子夏、左丘明，也可以成就名山事業呢。我聽了連忙搖手謝他們的好意。莫說書記非我們教書匠所能雇，中文打字機也非我們力量所能置備，便真的雇了，置備了，也不是我所能利用的。前面早已聲明過，我的文章，就是要用筆在紙上緩緩劃著，才劃得出來，口誦或按著字鍵，那就連半個字都不會有了。 不過我寫文章常常是開頭難，開頭一段幾百字的文章，非起草稿不可，以後便在稿紙上信筆寫下去了。隔上幾個月不寫，腦子像長滿了銹，文思極為蹇澀，寫過一兩篇後，文思也便像初淪之泉，汩汩而來。因此我寧可寫長文而不願寫短文，但於今報紙刊物文字以濃縮為尚，三千字以上的文章，人家便望而生畏，雖不好意思打你回票，久擱則在所難免。我近年很少寫文章，大半是為了這個緣故。 多寫作有助於文思的啟發，也有利於思想的培養，這裡又可舉一個關於我自己的例子。我本是研究文學的人，一聽哲學二字便先頭痛，平生不閱一行哲學書。數月前偶與友人辯論真理和原則的問題。友人主張世間沒有永久不變的真理，也沒有放諸四海而皆准的原則。這位朋友是受過五四洗禮的人物，五四思想影響我也頗大，而且我過去頗愛讀歷史，近年興趣集中於宗教神話的研究。我覺得悠久的歷史告訴我，某一時代所認為天經地義不可動搖的信條，時過境遷，即一文不值。宗教和神話研究又告訴我，某一時代最高信仰的對象，經過時間的推移，環境的改換，也會變得干矢橛之不如。但人類的「是非心」、「正義感」、「真理愛」卻也與生俱來，這又是什麼緣故？本年端午前，某刊物逼著我寫一篇「愛國辭人屈原」，我想推究屈原自殺殉國的心理，便把這些話都當作議論的材料。因牽涉到哲學問題，那篇文章寫得我好苦，足足寫了四五天，才把想說的話大概說出。 第二次，師大學生想出一個專論人生哲學的刊物，又逼著我寫文章，而且限定題目，非有關人生哲學不可。在以往，我一定要敬謝不敏，這一回卻毫無難色的接受下來，所論還是真理與原則的問題，七八千字的稿子一天半便寫成了。我對於刊物上有關哲理的文字向來是揭過不閱，自從寫了這兩篇文章以後，對於這類文字居然產生閱讀的興趣，而且也居然能領解。我也知道這種現象不過暫時，若干時日過去，又將依然故我，但一個素於哲學無緣的人，竟能如此，自己亦頗詫異，或由於我的思想經過了兩番寫作的磨練，文學的頭腦已改變為哲學的頭腦的緣故吧。 原載慈音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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