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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文學本身問題的文章，過去及現在已有很多的人寫過，這便是所謂文藝批評一類的書。關於文藝作家的一切，則尚少人論及，本文之作，即為彌補這個缺陷。雖然我所說的話，無非老生常談，並且非常淺近，不過對於想成為作家的人，也許不失為一種可供借鏡的資料。 我現在請從以下各點來談談作家的問題。 一 作家的地位 作家既不憑家世閥閱，也沒有利用某種機會，犧牲多數人的身家性命來造成自己社會上特殊的地位和喧赫的聲名，他只靠一支筆，像個勤懇的園丁，在自己小小一片田地裡，開闢著，栽植著，以他的心血汗水，培出一些色香俱美的花朵，供自己和世人的欣賞，試問像這類人有什麼地位可言呢？無怪柏拉圖理想國要放逐詩人，認為詩人是浮華無用之流，不配在他的理想國裡存在。大名垂宇宙的荷馬，生時只是一個斜陽古柳，彈琴賣唱的飄泊盲翁。羅馬大劇作家忒倫士（Terence）出身奴籍。足以頡頏荷馬的大史詩家魏琪爾（Virgil），也不過是個農家子弟。賀拉士（Horace）的父親原是奴隸，後來做了自由人，也只能在拍賣場中做個掮客。中世紀時代，有所謂「行吟詩人」（Troubadours）者，也和荷馬一樣，彈著他們的琵琶，和拉著提琴從這一城堡，遊行到那一城堡，唱歌給人們聽。寫《堂·吉訶德》的西萬提士（Cer－vantes）曾做軍人，戰敗被俘於海盜，贖出後做政府機關的小職員，屢以太窮受賄而下獄。莎士比亞的身世至今還是一個謎，照原來傳說，他不過是個演戲的伶人，家世並不高貴。與莎氏齊名的莫理哀是小劇場的老闆，帶著他的小團體遊行各省演戲，最後竟死在舞台上。十七八世紀時文藝作家沒有一個可以藉稿費收入謀生，大都寄食於貴族沙龍裡，那些貴族便是他們的靠山，稱之為「主保」（LePtron）。譬如寓言詩人拉芳岱（LaFontaine），一輩子倚靠著一位侯爵夫人，夫人每到一處，必帶著她的愛貓和他，詩人與貓，成為同時出現的侯爵夫人的一雙侍從，一個詩人成了貴夫人裙邊玩物，實在不算什麼體面！ 回頭看看我們中國，屈原倒是貴族，官階也高，宋玉則不過是宮庭裡的小臣，景差連身世都不清楚。淳於髡、東方朔一味插科打諢，博取君主的一笑。連司馬遷那麼偉大的史家，漢武帝卻拿他和醫卜星相同等看待，一句話說得不合，便下他腐刑。六朝唐宋，文人地位略被提高，蒙古人入主中原，又把文人降到倡優乞丐的階段。名劇作家鄭光祖，只能做個小小稅員，馬致遠也只做個小吏。施惠更不成了，只能在吳山城隍廟前擺個小攤，藉資餬口。文學作家的地位大都類此，說來令人氣短！ 不過作家的地位究竟另有可羨之處，有時連貴為帝王者也會對它眼熱，魏文帝《典論》不是有這樣一段話嗎？ 蓋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於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 曹丕自己也能寫文章，卻這麼歆羨作家，這是著眼於文學的永久性。他和他的弟弟曹子建總過不去，也許是為了嫉妒。子建的才華，遠勝於他，他是明白的。 帝王操生殺榮辱之權，遭他嫉妒，結果總很可怕。鮑照原是宋代一位奇才，但見宋文帝也歡喜吟詠篇章，自謂無人能及，他不得不故為鄙言累句，以示弗如。顏延之便作《休鮑論》，詆照作品為「閭巷中歌謠」。鐘嶸也說他「不避危仄，有傷清雅之調。」隋薛道衡便不如鮑照聰明，竟為煬帝所殺。他死以後，煬帝得意地冷笑說道：「看他還能寫『空梁落燕泥』那種詩句否？」德國腓力大帝，欽慕法國的伏爾泰，延為上客，後來又鬧翻了，據說是為學問上意見的衝突，實際上腓力也愛搞文學，也許是為了對伏氏的捻酸吧？ 會寫文章的人，那怕他是白屋寒士，可成王公貴人的席上貴賓。社會上對於作家是敬重而且懼怕的。敬重的是他的才學，懼怕的是作家那支善於刻劃的筆，會將他們的醜態描寫入作品。 中外歷史都有相當久長，帝王卿相出了不計其數，除了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亞歷山大、拿破侖、華盛頓、林肯、和魏徵、李勣、范仲淹、張居正寥寥可數的幾十人外，你還記得何人呢？可是屈靈均、陶淵明、李太白、杜子美、蘇東坡、黃山谷、荷馬、莎士比亞、但丁、彌爾頓，則幾於婦孺皆知。所以作家的地位不崇高而崇高。若說新聞記者是「無冕帝王」，文學作家則可算是「沒有門第的貴族」。 二 作家的性情 作家和我們同樣是一個人，他們的性情應該也和我們一樣，不過古今中外，作家的性情與普通人每顯出很大的區別，這難道是作家稟賦有異？還是文學的陶冶的力量？我以為兩者都有關係。作家因自己天性傾向文學，才選擇文學作他的生涯，以後歷代文學作品氣息的薰染，和前輩作家流風遺韻的扇獎，日積月累，他們的性格自然形成了一種型式了。這好像二個人富於尚武精神才投身軍旅。軍隊嚴格的紀律，刻苦的鍛煉，冒險犯難，出生入死的戰場生活，又把他造成一個堅毅沉著，豪邁果敢的軍人。 作家性情歸納起來，不外是天真、坦率、狷介、剛直、熱情、愛美、富同情心與正義感等等。 文人性情大都像孩童，天真爛漫得可愛，所謂「不失赤子之心」的「大人」。孩童看世界一切，總是新鮮有趣。他的「好奇心」（Curiosity）總是非常強烈。孩童與貓狗為友，與其所玩之偶人為弟兄姊妹，摩撫愛護，無所不至，大人覺得可笑，孩童則竭其整個心靈以赴。他視宇宙間煙雲山水，草木蟲魚，都具有生命，且與人相等。詩人亦然，其喜怒哀樂通乎萬物之喜怒哀樂，故視春花而如笑，聆秋蟲而若悲，見星光之閃耀，則謂為天女之流其明眸，夕霧之輕籠，則謂為夜女神之蒙其面幕，睹朝旭升於東方之雲海，每設想阿坡羅驅其駟馬金車出於癉谷，聆暮籟蕭蕭作響於秋林，則又疑酒神方率其徒侶，歌舞於深山。像東坡便是一個最富兒童氣質的詩人，因此好將自然加以人格化，好憑幻想創造詩的故事，筆者曾寫過一篇《蘇東坡詩論》。詳細論列過，現不必一一舉例。總之，凡為真正詩人者「其性靈是永遠不成熟的。他對世間萬匯是永久張開一雙初入世孩童的眼睛來看，抱著信賴一切的孩童的心來相信的，否則他創造的泉源便枯竭了。」這是毛姆的話，我認為極有道理。 詩人性情既天真，第二個表現當然是「坦率」，他憎惡虛偽，不愛口是心非，對人對事一本自然，赤裸裸掏出一片真心與惡濁社會相款接，因此免不得處處碰壁，事事受欺，可是他永遠不會悔恨。他若悔恨，便要去講求閱歷，體味所謂「世故人情」，這麼一來，他也會變成滿腹機械，一個滿腹機械的人，只配當當政客，詩的王國卻要把他當作化外之民了。 文學家的「狷介」與「剛直」也是姊妹德行。屈原若肯犧牲他的政見與公子椒蘭、靳尚、鄭袖那群人同流合污，何嘗不可永保懷王的寵幸與他的高官厚祿，但他總覺得「屈心抑志」、「忍尤攘詬」，不是他所能幹的，他寧可「伏清白以死直」、「雖九死其猶未悔」，於是被排斥出去，受盡寂寞與艱辛，終於抱石自沉汨羅而死。陶淵明好容易謀到一個彭澤令，想積點俸祿，歸隱田園，所謂「聊欲絃歌，以為三徑之計，」不過為須束帶見督郵，蒞官僅數月，便決然棄去，「不為五斗米折腰」傳為美談。後來窮餓茅簷，江州刺史王弘和檀道濟都想交結他，他隨宜應付，終不為屈。蓋他雖是詩人，卻嚴於君臣之分，自以屬於晉朝大人物陶侃之後，不願再在劉宋朝廷做官，而王檀二人則為宋臣，故不屑與為友。昭明太子稱淵明「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此。」實非過譽。這是屈原與陶潛的狷介。其他詩人作家大都秉此性格。 「剛直」的性格與狷介相似。屈原屢於作品中自敘遭人讒陷，皆由性格之過於剛直，故離騷云：「吾法乎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鹹之遺則。」又曰「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馮衍云：「獨耿介而慕古兮，豈時人之所喜？」張衡云：「何孤行之煢煢兮，子不群而介立。」鮑照云：「自古聖賢盡貧賤，何況我輩孤且直。」其他詩人作家作此語者亦不可勝數。 文學的特質，與學術異，學術重於冷靜的理智，文學則重熱烈的感情。以此文學作家感情總比普通人深厚，而古今中外所謂好文章，其中也莫不充滿真摯動人其熱如火的情感，故能深深叩動讀者的心弦而起共鳴。而且這種力量可以永遠傳遞下去，雖歷千百年不絕。托爾斯泰說「藝術是人間交通的一種手段。」這種手段可說是作家以其情感傳遞給讀者。馬克斯·伊哥偉齊（Marx Eckowicg）也說「藝術究竟的目的，到底不外是藝術家對觀眾的美的情感的傳達，由天才與群眾相交通的神秘電波的創造。」又說「藝術家以其筆墨所表現的感情，傳播感染於群眾，群眾以此感到與藝術家相同的印象，相同的感情，使我們與他共分其歡喜、苦痛、夢想、恍惚。」這裡無須舉出什麼具體的例子，總之文人以情感為生命，而情感又必熱烈而始真摯，別人以此認識文人，而凡為文人者亦均有此自覺。 文學原是美的創造，作家愛美又幾成第二天性。對於美的追求，每有廢寢忘食，如醉如狂之概。陸放翁在成都賞海棠，走馬錦城，夜以繼日，被人喚作「海棠顛」。見某地梅花盛放。又恨不能化身千億，一樹梅下，立一放翁。蘇東坡詩云：「詩人固長饑，日午饑未動，偶然得一飽，萬象困嘲弄。尋花不論命，愛雪長忍凍，天公非不憐，聽飽即喧哄。」這是說癟著肚皮的詩人，為追求美還有這一股子傻勁，倘讓他們吃飽，恐怕連天也要鬧塌下來。天公對於這些頑皮胡鬧的大孩子實在沒有辦法，只可忍心讓他們飢餓下去了。意大利邦貝古城被火山熱灰淹沒時，城中居民紛散逃命，某文人反奔近那烈焰干霄，岩漿四溢的威蘇偉斯火山，記錄其所見壯麗異景，卒留下一篇不朽的文章。韓愈游華山，上至絕頂，戰兢不能下，發狂痛哭，投書訣別妻子，有人罵他卑鄙，其實我倒認為這正是詩人真性情的流露。他攀登華山時，一心要飽覽大自然的雄奇，忘記了本身的危險，及筋骨疲極，無力下山，當然著急起來。他下山時的膽怯，愈足反映出他上山時的神勇。這神勇不正發自詩人愛美心嗎？ 談到同情心與正義感，乃志士仁人所不可無，而非文學作家所必具，然文人感覺靈敏，易於感受，人間痛苦不平之事，更足以刺激他的心靈，使它生出強烈的反應。你看杜甫自己短褐不完，藜藿不充，卻「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天寶大亂後，語及國運之顛連，奸邪之誤國，蒼生之困厄，輒復大聲疾呼，涕淚橫流。茅屋被狂風吹破，一家大小淋成落湯雞，他卻恨不得廣廈萬間，大庇天下寒士，自己凍死亦所甘願。王安石也是一個社會詩人，故對杜甫特為欽佩，深願杜甫九泉復起，奉杖同游。凡傷屯悼屈，歎老嗟卑，止於一身者，視此二人，當有愧色！ 白居易創作新樂府，攻擊時弊，橫遭嚴勢力的壓迫，幾致生命之危。不但交遊目為狂，妻子亦以為非，但白氏始終毅然不顧，這是作家的正義感。左拉為一猶太籍軍官之受屈，冒各方面嚴厲的抨擊，為之奔走呼號，冤獄卒為大白，這也是作家的正義感。作品的偉大與渺小，作家的同情心正義感每成正比例而存在，從來沒有例外。 三 作家的習氣 談到作家的習氣，大都偏於不大好的方向。這就是任情縱性，不受羈束：起居無節，邊幅不修；嗜酒愛色，風流自命；恃才倨傲，目空一切；玩世不恭，狎侮流俗，同時文人間又互相嫉妒、鄙視、排斥，所謂「文人相輕」，歷來作家鮮有免於此病者。作家在共同社會裡不易與人相處，在他們自己那窄小圈子裡也難於協調呢。 作家感情衝動既強，最不能過規律生活。他高興，便手舞足蹈，縱聲狂笑；他悲哀，便長吁短歎，流淚痛哭；忽然想訪一個朋友，便駕起舟，冒著大雪，連夜航行，天明，已到了那朋友的門前，忽又不想上岸了，叫做「興至即來，興盡即止。」忽然不想做官了，束起衣冠，向神武門一掛，就此飄然而去，叫做「麋鹿之性，常在山林。」貪河豚的美味，不顧河豚的毒，反說「其奇值得一死。」聞大家女美，欲偷窺無由，化裝輿夫去替她抬轎，又覺得「枉尺直尋，宜若可為。」這類事也只有文人做得出，他們的神經好像都有些不正常，一生受興趣的支配，想到了便做，世俗的非笑，從來不置念中，他們可厭處在此，可愛處也在此。 有誰比魏晉六朝名士對生活起居之隨便呢？有人十幾天不洗臉，終年不沐浴，身上虱子無數，終日撓爬，衛生條件豈不太差？有人正和一群朋友圍大甕席地痛飲，忽來一豬，公然伸喙入甕，大啜一通，他們趕走了豬，仍將餘瀝飲盡。世間污穢之物至豬可謂極矣，他們仍可與之同盤共碗，則他們不愛清潔習慣之深，也未免可驚吧。 可是作家雖大都土木形骸，不自藻飾，卻也有人對衣履特殊注意，甚至像婦女一樣講求化妝。荀藹好薰香，每至一處，衣香播十里，至人家一坐，幃幕間香留三日不散，他所用之香，簡直比巴黎女人最名貴的香水還好。何晏喜修飾容貌，史稱其粉白不去手，終日對鏡顧影自憐，「敷粉何郎」一語，即由他而來。羊欣好著白練裙，謝玄好佩紫荷囊——當然也為貯藏香料之用。「隱囊麈尾」、「裙屐風流」都是魏晉六朝人士留下的佳話。英國唯美派詩人王爾德常著中世紀的衣服，飾著百合花和向日葵，手搖孔雀羽扇，出現倫敦最熱鬧的公共廳堂，聳動一時觀聽。法國高蹈派詩人戈恬又愛穿粉紅色的衣裳，口唱自作詩歌，闊步通衢鬧市。又有人將頭髮染成綠色，綠發有什麼美，當然是為了要求人們對他注目。 所謂文學作家，對於戀愛的態度，總不甚嚴肅，這或者文人多負浪漫之名的主因。你看司馬相如好好到臨邛某富家作客，卻拐帶了那富家小姐同逃。回到故鄉，無法生活，又到臨邛，特開小酒店一座，夫婦雙雙，當爐賣酒，羞得那富人無面見人，不得不拿出許多錢物，向他求和。這種行徑，豈不無賴之至！有人說李白詩，篇篇是「婦人」與「酒」，我沒有替青蓮作品做過詳細的統計，覺得這話並不盡然，不過他喜歡談女人，也並不假。李商隱連出家清修的女道士，幽閉深宮的妃嬪，都敢與之戀愛。溫庭筠詭薄無行，日作狎邪之遊，科舉上不得意，人說與此事有關。杜牧為御史，聽見司徒李願家聲伎甚盛，堅請與會，將他最美的一個歌女名紫雲者強索而歸。這也是憲台執法之官所幹的事？元縝與崔鶯鶯一番遇合，雖膾炙人口，《西廂記》成了中國戲劇史的光榮，但其始亂終棄，薄倖無情，也是不可原諒的。和凝著《香奩集》，無非是其一生綺情艷史的紀錄。貴為宰相，人稱「曲子相公」，他又恐妨礙自己的地位聲望，將《香奩集》嫁名於韓偓。晏幾道稱其父殊，所作小詞雖多，卻從不作一兒女語，人家舉出他「綠柳芳草長亭路，年少拋人容易去」謂為情語，幾道雖強辯，究難掩蓋。我尚可舉出晏殊的「離別常多會面難，此情須問天」、「卻留雙淚說相思」諸句，恐兒道亦開口不得。柳水一輩子在歌樓舞榭中和妓女們鬼混，因為他曾高唱「淺斟低唱，何用浮名，」被皇帝知道，金榜上有了名字還遭黜落。黃庭堅小詞，赤裸裸描寫肉情，諢褻不可名狀，法秀道人呵其將墮拔舌地獄，才嚇得不敢再寫，豈不可笑？ 我國文人可以納妾，可以狎妓，戀愛之越乎常軌者還不算太多。西洋人是講究嚴格一夫一妻制度的，詩人文士每於正式配偶之外，另圖戀愛的滿足。像法國的凱薩諾梵（Casanova）平生所愛女子不可計數。留下一部文學日記，專敘一生艷遇。他貢獻一種「愛術」（Art Amotoir）主張男子對女子應該細心體貼，無微不至，我們喊他作西洋賈寶玉也未嘗不可。英國史文朋（Swinburne）所作詩歌大都是女人禮讚。他說女人都像花一般的香而甜，蛇一般的美而毒。他願為女人生，願為女人死，又說海將為女人而乾涸，天將為女人而墮落，世界有了女人，黑暗變成光明，冷酷變成溫柔，痛苦變成舒適，眼淚也變成快樂了云云。戀愛誠然可以刺激文藝靈感，成為創作的原動力。但丁的《神曲》肇因與女郎毗亞德橋端的一遇。歌德一生戀愛多回，他的名著《少年維特之煩惱》正是從他對友人妻夏綠蒂失戀痛苦產生出來的。拉馬丁更可笑，在某湖上遇一肺病美婦，為之纏綿顛倒，一往情深，後聞婦死，遂成《湖上》一詩，尚有許多名篇，均為此僅睹一面，從來未通款曲的病女人而寫。不過這些都還可恕，像歐陽修之盜甥，拜倫之私姊，王爾德、魏爾哈侖之同性戀，無論如何，不能說是道德的吧？ 酒好像是女人之外另一文藝靈泉，作家愛飲的故事更指不勝屈了。孔融說「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一生願足。畢卓謂世間最高樂趣和他自己最大的願望是手持蟹螯、浮泊酒池。阮籍聽說步兵廚人善釀，儲有美酒三百斛，便百端鑽營，去做一名步兵校尉。他喝酒喝得怕人，故事甚多，現不具述。竹林七賢之一的劉伶出門遊覽，車中常帶著許多酒，命人荷鍤隨之，說我若醉死了，隨地掘個穴埋了便罷。他的太太勸他戒酒攝生，反被他騙了一桌誓神的酒菜，更醉得一塌糊塗。杜甫的醉中八仙歌，形容八仙喝酒的狂態，淋漓盡致。李白一味高唱「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一生清醒的日子諒必甚少，但他所有佳篇大都產自美酒，「鬥酒百篇」是這位天才詩人的佳話。波斯奧馬伽音的名著《魯拜集》，篇篇是酒。中世紀的西洋詩人歌頌的也無非是女人與酒。西洋作家酒之外還用別的麻醉品。戴·昆西（Th．De Quincey）是一個有名的吸毒作家，他的《一個英國吸鴉片煙者的懺悔錄》是世界文庫不朽作品。據說他一生的奇思幻想，均自阿芙蓉朦朧煙霧中得來。莫泊桑好用「以脫」、「哥羅芳」、「嗎啡」、「亞斯希」等毒品。他還列舉出這類刺激藥劑作用的差別，他說「以脫」能夠增加人肉體和精神的能力，「哥羅芳」能使人飄飄然如凌雲，「亞斯希」則使人的精神縹緲，腦子裡憑空生出許多美麗的幻想。惡魔派詩人波特萊爾也愛使用嗎啡和印度大麻。十九世紀的下半期，稱為「世紀末」，思想混亂，人心沉悶，找不到正當出路，一般作家藉酒精毒物麻醉神經者當然更多，現亦不必一一舉例。 天才與驕傲，好像是一物的兩面，這也難怪，千里神駒每每「顧影驕嘶自矜寵」（杜甫詩句），孔雀之稱為禽中高傲者，為它有一屏金翠輝煌的尾兒，何況萬物之靈的人類呢？然作家亦以太驕，往往取憎世人，終身窮厄，甚至招殺身之禍。嵇康之所以刑於東市，還不是為他對鐘會的態度過於偃蹇？其實會雖是貴公子，頗深於名理之學，並不是紈褲者流。他撰《四本論》，欲取定於康，畏康不理，徘徊康家門外數四，卒不敢入，擲之門內而逃，亦可見嵇康之慣於使人難堪了。楊炯聞時人王楊盧駱之稱，說「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后」，我們不知究竟怎樣位置才使他滿意？李白搞到「世人皆欲殺」的地步，也何嘗不是為了驕傲太過。他每以「謫仙人」、「金粟如來後身」犯帝座的「客星」自命，天才固可自負，話也太夸誕吧。 西洋近代唯美詩人，鄙視俗眾，稱為「俗群」 （Vulgarhad）或「中等社會」（Bourgeois），又貶稱之為「俗物」（Philistine），以為不足共語，將自己深閉於藝術宮殿，或高坐象牙塔中。他們自己的作為，也無視於社會的習慣和傳統的道德律，像魏爾哈侖及王爾德皆其顯例。（見廚川白村《近代文學十講》） 作家之狎侮世俗，佳話尤繁。魏晉名士為排斥禮教，倡導自然人生觀，故意造成此種風氣。阮籍作青白眼對客，見了禮俗之士，白眼一翻，同志來，乃見青眼。嫂氏歸寧，他去絮絮話別，人譏之，他卻說禮豈為我設嗎？酒家婦美，他便常到那店飲酒，醉了便在老闆娘身邊躺下，呼呼大睡；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他並不識其父兄，卻去撫屍痛哭一場。劉伶夏月在家中，脫得一絲不掛，客笑其太狂放，他卻說：我以天地為廬舍，你們現入我書齋，等於鑽入我的褲襠，你們是蟣虱，有何資格笑我？清代鹽商最富，有鹽商某捐二品官，翎頂輝煌，日乘綠呢大轎四出拜客。汪中乃一窮秀才，穿起他的秀才藍衫，以松枝作花翎，紅蘿蔔作冠頂，頸圍紙錠一大串代替朝珠，跨蹇驢，瞰鹽商轎出，或前或後，總要緊釘著不捨，鹽商恨極而無可如何，後來只有托人斡旋，賄以一筆重金而後罷。這玩笑開得太惡毒，借此敲人「竹槓」，尤屬下流，汪中想丟那富商的臉，不知反而丟盡文人的臉了。英國藹裡斯（FrankHarris）好談猥褻之事，曾作《我的平生及情人》，歷敘一生風流奇遇，甚至描寫性愛，歷歷如繪，毫不隱諱。相傳他到王公貴人家作客，只能一次，以後人家決不敢再行請教，為他那張嘴，太沒遮攔，說的話，每令人掩耳，尤其可惡的他對教會女執事每大談女體曲線美，與蕩婦隔座，又大談耶穌人格的崇高，其玩世至此，嚴肅古板的英國紳士豈能相容，除了敬而遠之，尚有何法？ 文人中流品尤有甚不堪者：潘安輕躁趨世利，諂事當權者賈謐，每見謐出，必望塵而拜。范曄厚姬妾而陷老母饑寒，臨刑，母不哭而反痛數其不孝之罪。謝靈運靠攏劉宋，恨不獲重用，數舉兵叛亂，作詩以椎秦之張子房，義不帝秦之魯仲連自命，卻不知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結果是白白送了大好頭顱一顆。魏收操史筆，每以私意抑揚人物，常言你們什麼東西，敢和我魏收表示臉色，我筆頭輕輕向上一指，可以舉你上天，向下一按，又可按你入地。他所撰的《魏書》，人稱「穢史」，即因議論欠公。宋之問巴結張易之，至為捧溺器，想伺候武則天，作《明河篇》見意，反落一場沒趣。韓愈抨擊佛老，保護儒家的正統，一封《諫佛骨表》也算風骨凜然，但謫貶潮陽後，又上書皇帝，再三乞憐，求召還朝，唯恐自己那副老骨頭，終葬蠻煙瘴雨。他又最愛賭博，據說賭術甚精，常贏人家的錢，故樂此不疲。我想他的手腳也許不大乾淨，會偷牌，或使用灌鉛骰子。他作詩鼓勵兒子讀書，不教他怎樣做人，卻以仕祿宅廬的獵取為標鵠，這豈是一個做父親的正當訓子之道！ 作家裡甚至有盜賊殺人犯，石崇出身海盜，蘇曼殊竊師兄度牒下山，又偷報館同業的銀錢。法國十五世紀的維龍（Villon）乃有名的綠林詩客。李白曾手刃數人，劉叉曾殺人亡命。殺人也罷了，尚有殺人而大吃人肉的，像宋初柳開，便曾屢為此事。他常設計借來一個挾制主人的惡僕，差他灑掃屋子，買東買西及油鹽作料，奔忙一整天，卻將他殺死，將人肉香噴噴地煮了一大鍋，請那主人全家赴席。雖足令人稱快，究竟太嫌殘酷。他做陝右及全州縣官，處置罪犯及叛夷，常生擘其肝為下酒物。其事令人心悸，不知一個文人何以竟能做出這種事來。 又有叛國者，例如唐代有些文人，中朝無出路，便去擁護土皇帝的藩鎮，對抗政府，說什麼「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樓」。宋張元、吳昊投奔西夏，兒為北宋大患。亦有貪污狼藉者，盜弄國柄者，屈身閹黨，為禍清流者，如嚴嵩，阮大鋮皆是。這些都是文人特殊的性格，不算習氣，現亦不過附帶論之罷了。 四 作家的充實自己 許多人都說學問和文章是兩件事，這話古人也有類似的見解。如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云：……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學。至於不便為詩如閻纂，善為章奏如柏松，若此之流，泛渭之筆。吟詠風月，流連哀思者謂之文……至於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搖蕩……元帝的話固然有點偏差，並且他之所謂學也並非我們所謂學，但他認為訴之理智者喚作學問，訴之感情者才能算是文學，卻是很合理的。這樣說來，搞文學的人是無須究心學問之事了。我認為這話可以認為對，也可以認為不對，要看你從哪一個角度觀察。事實上有許多平民作家，平生甚少讀書，談不上有什麼學問，但他們能跳出傳統的案臼，打破刻板的規律，自由馳騁其想像力，活潑發揮其創造的天才，寫出許多體裁新穎，趣味豐富的作品。這些作品雖一時不為正統文藝批評家所欣賞，也不為一般讀者所接受，但它們確能替文藝界開出一條新的路子。文人作家對這類作家，初則鄙視、排斥，到後來，卻要對他們投降，跟著他們的腳步走了。從詩三百到漢魏六朝的民歌、宋詞、元曲、各體小說都是平民作家做開路先鋒，胡適先生「一切文學都從民間來」這條定律，便是由上述諸事實歸納出來的。 不過平民作家限於學力，文筆每苦幼稚，意境更不超卓，他們中間固然有人能寫出很優秀的作品，大多數的作品則夠不上成功的標準，因此也就不耐讀。譬如小姐後花園贈表記，落難公子中狀元，以及夫貴妻榮大團圓一類的彈詞唱本，只有不識字的婦女喜聽，我們便不屑一顧。《說唐》、《羅通掃北》、《薛仁貴征東》之類的小說，也只有粗識之無的販夫走卒愛讀，我們也不能終卷。真正有價值的文藝作品，要老幼咸宜，雅俗共賞。像《今古奇觀》那部短篇小說，除二三篇藝術水準略差外，其餘各篇，俗人讀固覺有味，雅士讀也覺有味，少時讀是一種境界，中年讀境界便進一層，老時讀，境界更深一層。這便是耐讀，耐讀的作品，當然是好。《今古奇觀》之所以好，是由於文人作家馮夢龍曾將其大加改作的緣故。即如《水滸傳》、《三國誌演義》等書原來本子也頗粗疏拙劣，其有今日的局面，都是經過無數文人作家修改補苴之功。 所謂偉大作品，結構總是很龐大，人物總是很眾多，事跡總是很複雜，上下今古，經緯萬端，沒有充實的學問，能寫得出嗎？《紅樓夢》之所以稱為中國小說第一，固由於它的文筆美，實際還是由於它的內容富。有人批評此書道：「翰墨，則詩詞歌賦，制藝尺牘，愛書戲曲，以及對聯匾額，酒令燈謎，說書笑話，無不精善。技藝，則琴棋書畫，醫卜星相，以及匠作構造，栽種花果，畜養禽魚，針黹烹調，鉅細無遺。人物，則方正陰邪，貞淫頑善，節烈豪俠，剛強懦弱，以及前代女將，外洋詩女，仙佛鬼怪，尼僧女道，倡妓優伶，黠奴豪僕，盜賊邪魔，醉漢無賴，色色俱有。事跡，則繁華筵宴，奢縱宣淫，操守貪廉，宮闈儀制，慶吊盛衰，判獄靖寇，以及諷經設壇，貿易鑽營，事事皆全。甚至壽終夭折，暴亡病故，丹戕藥誤，以及自刎被殺，投河跳井，懸樑受逼，吞金服毒，撞階脫精等事，亦件件具有，可為包羅萬象，囊括無遺。」又說「莫非八斗之才，又被曹家獨得？」（《石頭記總評》） 一部文藝作品固不在將世間萬態，——攝之毫顛，但作家卻不可無此能力。養成這種能力的方法，無非在充實自己的學問而已。以外國作家而論，但丁的《神曲》（原名《神的喜劇》）想像力之宏偉固甚可驚，不過單憑想像力，《神曲》還是無法寫成，主要的還是靠他的深厚學問。正如李辰冬博士所說：「他從希臘神話或當代的傳說裡借來天堂、淨土、地獄的骨架，又從天文學家多羅謀（Plotemy）那裡借來天體的結構，神學家聖多瑪斯（Saint Thomas）那裡借來宗教哲學，亞里斯多德那裡借來政治、哲學、道德的理論，從希臘文學家維爾吉、荷維帝（Ovido）、呂加祿（Lucano）、斯答秋（Stajio）以及其他許許多多文學家那裡借來許許多多的人物名稱，又從聖經與歷史上借來許多善善惡惡的人物，再加以他親自經歷的事跡，這樣，組成了各色各樣的形相而表達了他的意識。這些形相，好像都是歷史上的，書本裡的，傳說上的，現實社會裡的，然經過但丁的組合後，成了完整的想像。」（李著《文學與生活》第二輯，《意識與想像》）巴爾札克一生寫了九十七種書，仿但丁《神的喜劇》之例而名之為《人的喜劇》。批評家泰納稱讚他道：「真正使他成為哲學家，而且超乎一切偉大藝術之上的，是把他的所有作品，連合成一部作品，部部作品都是互相連接，同一個人物重複出現，而彼此關聯……從來沒有藝術家聚積了這麼多的光輝於其所要描寫的人物，而且從來也沒有這樣的完美……巴爾札克之所以真正偉大，就在他握住了現實，而且握住了全體，他的偉大的系統，又把他的繪畫有力地統一起來，忠實而且有趣。」（李著同書《意識與天才》）。左拉是寫實主義和自然主義的作家，不但勤求書本上的知識，還要努力搜集實地的證據。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正是科學突飛猛進的時代，左拉主張文學必須將基礎建築在科學上。他寫《廬貢——馬喀爾家譜》（Rongon Macquart）一名《第二帝政時代一個家族的自然與社會的歷史》。發揮遺傳學的理論。他之寫此書是由於他認識了一位實驗生理學家名叫戴洛士·拉庚（Therose Raquin）者，從這位生理學家處，聽到了許多遺傳學的理論，左拉遂大讀科學、醫學及遺傳學的專門著作，將所得學識運用在盧貢——馬喀爾幾代人身上，寫出各種精神病態，墮落趨向，證明不良遺傳是如何的可怕。這是左拉勤求書本知識之例。他寫《土地》（LaTerre）之前，曾到蒲斯（Bauce）住了一個夏季。寫《裘彌娜兒》（Terminal）則在某礦山住過一個月的時間。寫《羅馬》特到羅馬旅行一趟。寫《巴黎的肚子》（Le Ventre de Paris）又曾巡歷市場各地，無晝無夜，穿梭般奔走，拜訪醫生、洗衣婦、木工、石工、將他們談話一一記錄下來。他寫《三城》（Lestrois Villes）和《露德》（Lourdes）共作了一千七百頁筆記。這是他搜集實地調查證據之例。左拉作品儘是社會實錄，絕無向壁虛造，或專憑幻想與妄逞臆說之病，是以他的寫作態度，被稱為「左拉主義」（Zolalism），這都是學問和人生經驗的總和。作品之所以有價值，全靠這兩者做它底子。 有了充足的學力，天才即稍遜，也不礙其成為大作家。西洋文藝界有「養料勝天然」（Nourriture pass Nature）之語。中國則有「勤能補拙」之語，意義均相類似。如此，則作家充實自己的學力，當然是寫作的第一條件了。 五 作家的修養自己 所謂修養自己，即修養自己品格之謂。如前所述，文人習氣偏於壞的方面居多。但社會對於文人總歡喜以另外一種眼光看待，譬如戀愛不專一，在普通人為之，大家認為罪惡，在文人則反認為是風流韻事，津津樂道，若有餘慕。驕傲也是一種惡德，在文人則又認為天才應有的自負。好像一為文人，任何事都可原諒，文人得到社會這樣的寬容，膽量愈來愈壯，惡習愈積愈多，終至變成與一般群眾格格不入的另一種動物，這也是社會對文人過於姑息造成的——誠然，文人是世間俊物，有如琪花瑤草，古玩法書，乃不可多得的東西，理應愛護，即如筆者平生論人有相當之嚴，但看待文人則常喜另用一副尺度；自己並不配稱為文人，而文人壞習氣卻也不少，也希望人家能擔待我一些哩。 我固言作家也是一個人，有對社會應盡的義務，所以也有他應該實踐的德目，萬不可因社會對他過分的愛重，便以特權階級自居，隨心所欲，為所欲為，甚至破壞道德的規條，干犯國家的法紀，致使拘謹者為之側目。像何曾便曾當面斥責阮籍道：「卿任性放蕩，敗禮傷教，若不革變，王憲豈得相容？」又建議司馬昭，謂「宜投之四裔，以挈王道。」何曾的話，固迂腐可笑，阮籍種種作為，以今日眼光看來，也嫌其太過吧。《顏之推家訓·文章》篇，歷舉無行文人的實例，多至三十餘條，除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是冤抑外，其餘各例都相當公平。無怪宋陳芇與劉摯不約而同地說：「一為文人，便無足觀。」於是，「文人無行」這句話竟成為定律，這還不是文人自取之咎嗎？ 關於作家應該如何修養自己的品格，筆者替穆中南先生領導的文壇函授學校寫過一篇講義，題目是《文學寫作的修養》，該文第四節是作家應該怎樣《創造完美的人格》，所有意見，均已發揮，此處不必重複。現在所補充者：第一，作家應抱固窮的精神。以前作家沒有稿費之說，雖有所謂「潤筆」，亦限於少數著名文人，他們的寫作完全是受創作欲的壓迫，即處境極端困厄，仍然染翰揮毫，撰寫不輟。陶淵明躬耕柴桑，饑而乞食，其哲理最富，境界最高的詩篇均產生於此時。杜甫天寶大亂前過著「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的生活，大亂後，流離蜀道，甚少寧居之日，反而寫成了無數沉鬱頓挫，蒼涼感慨的鴻篇。曹雪芹的《紅樓夢》寫於繁華夢醒，饔飧不繼的歲月之中。吳敬梓的《儒林外史》也脫稿於萬金散盡，窮餓潦倒環境之下。他們的寫作，不僅不求金錢，甚至不求名譽。於今作家雖有稿費可領，版稅可收，靠它養家活口，固然不行，甚至僅僅維持個人衣食都是問題，不過作家應該認清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和環境，不可一會兒怪政府沒有盡到保護文藝的職責，一會兒又責社會不識貨，埋沒了他的天才，以至怨天尤人，牢騷滿腹。或者逢迎讀者低級趣味，寫出些誨淫誨盜的黃黑作品。當然我們都希望作家生活將來能夠改善，不過目前我們只有忍耐，況且困厄環境對於創作，反而有益。在這裡，我願意引惲敬一段文章，以為同業勸。惲說之大意云：「古人之蓄道德，能文章者，饑寒之外，復多變故，或家室違異，或朝廷岐阻，或毀敗於讒譏，或輾轉於疾病，使歷暌變之人情，發幽沉之己志，故一旦事權或屬，則智力所詣，悉中機牙，而牢落一生者，其遺文逸事，法書名畫，皆能曲折精凝，鴻懿絕特，不類乎人人之所為。孟東野曰『身病始知道』，道尚可進，其他所得，寧有既哉？」法國美學家居友（Guyou）常說：「人生不經大痛苦及大快變，斯無美學上的價值。」又曰：「情至深時，苦與樂同。」此言皆發吾人深省。 第二，作家應養成言行一致的習慣。所謂「言」便是作家所寫的文章，所謂「行」，便是作家的行為。作家固不必照著自己所寫的話一一實行，然話說得冠冕堂皇，行為卻齷齪卑鄙，則陷於虛偽，虛偽是作家第一應該戒絕的毛病。班固《白虎通》云：「苟不見其性情，雖有文章，偽然而已，奚望不朽哉？」劉勰《文心雕龍·情采》篇謂感情真偽，有詩人辭人之別，詩人為情而造文，辭人為文而造情。為文造情者，「志深軒冕，而泛詠皋壤，心纏幾務，而虛遊人外……文章述志為本，言與志反，文豈足征？」這裡，筆者可以舉出幾個例子來證明。漢代息夫躬，本是個干特務的險惡人物，以攻訐告變，陷人於死，而得封侯，後得罪下獄，自殺而死，臨死時作了一首絕命詞，其中居然有「發忠亡身，自繞罔兮！冤頸折翼，庸得往兮！」又曰：「仰天光兮自利，招上帝兮我察。」雖替自己這樣呼冤，讀者卻沒人肯信，朱熹也說：「躬以利口作奸，死不償責，而此詞乃以發忠亡身，號於上帝，甚矣其欺天也！」清代某孝廉武斷鄉曲，漁肉善良，種種劣跡，不一而足，鄉人恨之入骨，而他所作詩歌，卻慷慨激昂，忠義憤發，常對人說鄉里惡名不過十餘年便歸消滅，而文章則至少可傳五百年，五百年後，人家讀我詩歌，豈不以我是一個正人君子嗎？某孝廉如此存心，總算善於取巧，無奈言為心聲，心術不正，文章也好不起來，所以他的假詩文，究竟一首也不曾傳流後世。 第三，作家應有強烈的正義感和誠摯的真理愛。如前所述，白居易抨擊時弊，幾致顛危；左拉為受屈猶太軍官控訴，亦屢招暗殺的恫嚇，不得不出避國外，但他的呼號並不停止，感動許多文人，聯合一起，共同奮鬥。那如火如荼的大尉德萊浮斯（Dreyfus）事件，替世界文壇奠下了一座光芒四射的紀念碑，永遠象徵著公道的勝利。作家對真理之愛也應和正義感有同樣的熱度。這就是說作為一個文學作家，應當永遠站在真理的一方面，愛慕真理，擁護真理，服務真理，甚至不惜為真理犧牲生命。像希臘大哲學家蘇格拉底，倡人倫道德之說，抵抗風行一時詭辯學派，卒被迫飲鳩而死。方孝孺不肯為燕王草登極詔，嚼舌罵賊，血染階石，九族駢戮，株連門生。文天祥，史可法，張煌言，黃道周這些文人，不仕異族，壯烈成仁，雖說國家民族的觀念使然，實際上也是正義之感和真理之愛內在的驅策。國家民族的觀念不過是二者的象徵罷了。 第四，作家應瞭解自己的使命，領導時代的潮流。我以為凡所謂偉大作品，必須站在時代尖端，領導時代，趨向正鵠，或忠實地反映時代。其泊沒時代潮流之中，不能振拔者，或攀住時代尾巴，拖曳前進者，作品每缺乏真正價值。 所謂反映時代，如杜甫之詩歌與天寶大亂前後十餘年的國史相表裡，故稱「詩史」。美國司徒活夫人之《黑奴籲天錄》描寫黑奴之痛苦，英國迭更司寫私塾之弊端，俄國屠介涅夫《獵人日記》寫農奴之慘，亦屬此例，其他例子甚多，筆者前已說過，現請從略。 所謂攀附時代尾巴拖曳前進者，我只須舉一簡例，以概其餘。如唐初百年之文人，迷戀六朝之殘膏剩馥，惟風花雪月是尚，韓愈倡文學革命乃一舉而摧陷廓清之；宋初四十年之文風亦沿晚唐五代陋習，歐、曾、三蘇等出，而文壇面目始為一新。我們究竟覺得哪種作家有價值呢？ 所謂泊沒時代潮流之中者，關係近代作家甚大，值得多說幾句。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文學上，藝術上產生所謂頹廢、野獸、惡魔、又什麼達達主義，未來主義，及許多五光十色的主義。徒然把文學藝術攪得一團糟，實在談不上有什麼意思。廚川白村論此類主義發生之原因云：現代人終日為生活奮鬥，已無餘裕的時間，而宗教信仰，道德信條，亦被自然科學破壞無餘，心靈上遂亦失安身立命之地，於是「不安」、「動搖」為這一時代普遍的情調，一面發出悲觀厭世的呼聲，一面懷疑苦悶。此種風潮起於十九世紀之初，歐洲各國的民心，都有此種傾向，人稱之為「世紀的痼疾」。又曰：近代為懷疑的物質的個人主義時代，其結果，凡浪漫時代美麗之夢想、憧憬、希望，皆變成幻影空花，一代人心都帶著慘怛哀愁的顏色，深沉愁暗的調子，是所謂「近代人的悲哀」。又曰：現代人為了精神種種病態，要求強烈的刺激，俾得麻醉一時，於是現代變成了「急」（Haste）和「丑」（Ugliness）的時代。（均見《近代文藝思潮十講》）這種「世紀的痼疾」病根，固由於半世紀以來自然科學飛躍的進步，但開始時病態尚不甚顯著，及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整個歐洲，陷於大流血，大破壞，如颶風之橫掃，如怒潮之震盪，而後人心各種潛伏的症候，一時迸發，遂產生上述那些文藝派別。第一次世界大戰過去才十餘年，不幸又來了第二次大戰，給予人類精神的打擊更為沉重了。 好像何欣先生在《海明威創作論》中說：「戰爭給予這一代青年心理的影響實是太大了，他們覺得戰爭剝奪了他們的一切——理想、希望、正常的生活，在失望之中，他們不知道該責備誰，該責備什麼，於是造成了流行一時的否定態度。」又說：「戰爭後歐洲支離破碎的情形，當然更甚於美國。而精神方面的解體則更為悲慘——整個人類居住的大地乾燥荒蕪，整個文化死滅，人類的靈魂乾枯……歐洲的作家們，尤其是英國，在無可奈何之下，似乎心甘情願地承認了這種空虛，這種沮喪，這種絕望。有一部分作家重返象牙之塔，追求藝術之純美，有一部分作家則返回原始社會中，根本棄絕了唯智主義（Intellectualism），兩者都是逃避現實。」「但在歐洲的美國青年，多少繼承些了他們的祖先的拓荒精神與對力的崇拜，他們不願乖乖地屈服，不願承認自己的無能，他們要在這絕望中表現個人的精神，就是說，要以個人的光彩來戰勝這種失敗，正如卡靜所說「在一個只是蹂躪個人的社會裡，欲求忍耐，只有保持一己的個性，因之才能宣知一己的膽力。」以此掩飾內心的衝突與不安，在積極的行動中麻醉自己，控制內心的感情，表現了一種握緊拳頭，咬緊牙關的堅忍主義（Stoicism）。」近代作家喜寫「姦淫」、「搶劫」、「仇殺」、「鬥牛」、「打獵」、「屠戮」一類混亂、殘酷的事件，在這類描寫裡，表現自己的英雄，算是對命運的嘲笑和抗議。海明威可算是近代人的代言人云云。對於海明威這種大作家，我當然不敢有所非議，也不配有所非議。不過藉姦淫殘殺諸暴行來表示英雄氣概，究竟不算心理的正常。倘使海明威永遠寫這類文章，則我將列他於泊沒時代潮流的作家流亞，幸而他對人生還能發出肯定的聲音說「這個世界是好的，是值得為它而戰的。」（見《海明威創作論》第十一章）因此，我對他的看法又兩樣了。 不僅是美國，歐洲如英如法，文壇風氣也和以前大不相同，從前左拉、莫泊桑在一般保守者眼裡看來很不道德，但他們作品還有點含蓄，現代則放縱粗野，令人驚駭。人家說這一代青年正在憤怒，也可說理智已不能控制他們了。他們何以憤怒，還不是為了心靈上的空虛。 現在我要談談所謂領導潮流，使之趨向正鵠。這是主題，不幸我偏偏無多話可說，因為過去說得太多，數年前又曾發表過：《文藝功用與其對國民品性的影響》，近又寫《文學寫作的修養》，於前一文中，主張文藝有改造人類歷史，推進時代巨輪的偉力，從文學本身、思想和政治、民族運動、法律、社會、教育理論各方面舉出若干實例。於後一文中，則主張我們應該肯定人生，肯定世界，以人類心靈的力量，消滅罪惡，增進幸福。這兩文現均收本集之中，請讀者自己參考，不必我再來嚕囌了。 六 結論 我國古人每以動物來比喻作家，作家也喜以動物自況。孔子歎息「鳳鳥不至」，楚狂接輿，調侃孔子，也唱「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鳳這種祥禽，也惟孔子足以當之。曹子建文采彪炳，人稱「繡虎」。嵇中散家居不仕，聲望足以左右世局，鐘會比之「臥龍」。李太白自比高飛九霄的大鵬，作《大鵬賦》大肆吹擂。杜子美最喜詠雄雕與駿馬，「皂雕寒始急，天馬老能行」，「驊騮開道路，鷹隼出風塵，」詩中屢見不一；而《去矣行》「君不見韝上鷹，一飽即飛掣，焉能作堂上燕，啣泥附炎熱……」《述古》「赤驥頓長纓，非無萬里姿，悲鳴淚至地，為問馭者誰……」則真以二物自況了。韓昌黎《上宰相書》，也以不遇伯樂，則將伏櫪以終的千里馬，比方自己。這些譬喻的意義都屬於好的方面。至魏收有才而輕薄，人號之為「驚蛺蝶」，林和靖被人嘲為咳嗽林間的「病獼猴」，蘇東坡無紙寫字，自笑像「長夜空咬嚙」的「饑鼠」，又說自己行動遲滯，好像雨滑泥深，連鞭子也趕不動的「老牛」，此種比喻，則不甚可愛，惟大都出於遊戲，不必深論。又有許多作家或則輕懼以鶴，或則閒散如鷗，或淒涼似吊月之寒蛩，或失群如天邊之孤雁，各隨所愛，取以自名，現亦無庸縷舉。生為現代文人，究竟應該做以那一類動物自擬的作家呢？做慣常發出厭世絕望呼聲如怒吼饑鷹的卡萊爾嗎？做實行斯多噶主義，忍苦至死如老狼的詩人惠宜嗎？做反因病態以成其美如含珠之貝的頹廢耽美文藝家嗎？做如叔本華所說，一受世途傷害便永遠鑽入黑洞野獸般的近代孤獨詩人嗎？我理想的作家都不該這樣，我的理想作家是英國大詩人彌爾頓所說的舊時代已沒落，新時代將蒞臨之際的那只神鷲。 一世紀以來，雜糅的學說大都是偏於破壞性的。破壞本來不壞，陳舊腐敗的社會，正要這樣掃蕩一番，才有新生的機運。可是有許多人因失去了原有的安身立命的境地，投入茫無邊際的曠野，便弄得心慌意亂，手腳無措了。有的回到舊窩，躲在斷壁頹垣之下，追尋舊日的好夢；有的摸索前進，但找不到正確路線，終於誤入岐途；有的竟就道旁坐下，一任時代的狂風暴雨不斷襲來。苟安旦夕，終於饑寒而死。但也有一批人，他們有勇氣，有膽量，更有準確的眼光，他們知道舊世界不可久留，應該另覓更美好的迦南福地。他們揚起了大纛，奏起了雄壯的衝鋒號，率領同伴，衝出了霧障，趨向光明，截斷了眾流，直航大海，錦天繡地的新環境在前面張開雙臂，歡迎著他們，等待他們去開拓，去建設，實現一個比彩虹還燦爛，較旭日更光輝的人間仙國！ 這豈不像彌爾頓所說的那匹神鷲嗎？鷲鳥經過了綿長的嚴冬，舊的羽毛脫落了，換上了一身新的。它身體裡充滿了活力，雙眼炯炯發光，翹首望著那前面的蔚藍萬里，正待展開兩翼，試作浩蕩的長征。看！它盤旋，盤旋，青天在上，碧海在下！看！它飛揚，飛揚，投入無窮的無窮，永恆的永恆！ 選自《讀與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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