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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末，一位姓王的文教書記，幾次對我說：「你身體不好，不要寫了，休息休息吧！」我當時還不能完全領會他的好意，以為只是關心我的身體。按照他的職務，他本應號召、鼓勵我們多寫，但他卻這樣說，當然是在私下。我後來才體會到，在那一時期，這是對我真正的關心和愛護。 這位書記，已經在「文化大革命」中慘死。他自然也不是完人，也給我留下過不太好的印象。但總起來說，他是個好人。古人稱這樣的人為君子，君子愛人以德。 有那麼很多年，誰登台發言，或著文登報，「批判」了什麼人，就會陞官晉爵。批判的對象越大越重要，升的官位就越高。這種先例一開，那些急功好利之徒，誰不眼紅心熱？流風所及，斯文掃地。 一九四八年，我當記者時，因為所謂的「客裡空」錯誤，受到一次批判。我的份量太輕，批判者得到的好處，也不大，但還是高昇了一步。 冤家路窄，進城以後，我當記者，到南郊區白塘口一帶採訪時，又遇到了這位同志。他在那裡搞「四清」，是工作組的成員。他特別注意我的採訪，好像是要看看，經過他的批判，我在工作上有沒有進步。有一次，我到食堂去喝水，正和人們閒聊，他嚴肅地對我說： 「到北屋去，那裡正在匯報！」 我沒有去。因為我寫的文章，需要的是觀察體驗，並不只是匯報材料。 「文化大革命」期間，這位同志，和我同住一間牛棚。一同推糞拉土，遭受斥責辱罵，共嘗一勺燴的滋味，往事已不堪回首矣。 凡能厚著臉皮批判別人的人，他在接受別人對他的批判時，臉皮也很厚。「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和一位同志同受批判，台上發言者嗷嗷，台下群眾滔滔，他不動聲色地坐在那裡，光著的兩隻腳，互相磨擦著，表現得非常悠閒自然。後來「造反派」不斷對他進行武鬥，又把他關了起來，他才表示屈服。 「文革」那幾年，編報也真難。每天有領袖像，而且越來尺寸越大。不只前後左右，要注意有無不好的字眼，就是像的背面，也要留心。只要有人指出，有什麼壞字壞詞，挨上了像片，那就不得了。那時報紙上，咒罵和下流的話語又很多，防不勝防。每日報樣印出，必經多人審查，並映日光而照視。雖然「造反派」掌握了新聞大權，也是終日戰戰兢兢，不知什麼時候，成為現行反革命。 「文革」時，我們這些「走資派」搞衛生，照例是把紙簍裡的髒紙，倒進院裡的大鐵桶，以備拉走。有一次，不知是誰那麼眼尖，看到了從報紙上撕下的一片領袖像。那時，每天的報上，都有大幅領袖像，恐怕是誰一時不留心用了，隨手倒進去也就算了。他卻撿出來，報告了造反總部。一經報告，又有物證，必須查處。一陣人慌馬亂，還終於查出來了。 據說是傳達室值夜班的一位女同志。這位年紀輕輕的女同志，從此患了神經病，兩年以後，投河自盡。 現在，我想，人是有君子、小人之別的。古代的哲人，很早就發現了這種區別，並描繪了他們的基本特徵。有關小人特徵的古語是：見利忘義。勢利小人。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小人得勢，不可一世，等等。 人，成為君子，或成為小人，有先天的，即遺傳的因素，也有後天的，即環境的因素。文化教養，也有影響。古代和近代，都曾有人主張經過教育，可使人成為君子，失去教育的機會，乃成為小人。實際上，一般文化教育，起不到這樣的作用。法律和法制，卻可以起到這種作用。所以，歷代都重視「律」。 抗日戰爭是一種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在當時，捨身衛國，志士仁人，到處都可以遇到，人人思義，人人忘利，人人都有可能成為好人。「文化大革命」期間，及其以後若干年，為何隨時隨地都可以遇到不折不扣的小人之行呢？顯然不單單是教育或文化的問題，而是當時的環境，政治土壤，培育了君子之心，或是助長了小人之志的結果。古語說：「小人唯恐天下不亂」。「文化大革命」取消了作為國家命脈的法制，使那些小人真的變得「無法無天」了。 1986年4月17日剪貼舊作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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