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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史學堪稱繁盛，唐政府集官私之力，撰成了紀傳體正史八部，佔去整個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梁書》和《陳書》是其中的兩部，它們名為官修，實際卻是姚察和姚思廉父子勞動的成果。 姚察（533年—606年）字伯審，吳興武康（今浙江杭州西北）人。梁末任原鄉令、著作佐郎，在陳歷任散騎侍郎、中書侍郎、秘書監領著作郎、吏部尚書等職。入隋為秘書丞。他是個學問很淵博的史家，平生著有《漢書訓纂》30卷，《說林》10卷，《西聘道裡記》、《玉璽記》、《建康三鍾記》各1卷，文集20卷。姚察在當世以精於史學著稱，陳亡入隋後，受詔撰寫梁、陳兩代史書。隋煬帝大業二年（606年），姚察未及完成二史就因病去世。臨終時，他囑咐兒子姚思廉繼承他的事業，完成修撰梁、陳二史的任務。 姚思廉繼承了父親遺志，為父親守喪期滿，即上表陳述父親遺願，請求繼續修撰二史。隋煬帝下詔准許後，他一直在為此努力工作。唐太宗貞觀三年（629年），他又受詔同秘書監魏征同撰梁、陳二史。在父親遺稿的基礎上，他進一步采擇謝昊、顧野王諸家舊作，經編纂校注，於貞觀九年（635年）修成《梁書》、《陳書》。這兩部史書的總論為監修魏征所作，其餘部分都是姚氏父子幾十年心血的結晶。 姚思廉（557—637年）。名簡，以字行。幼時隨父姚察攻讀《漢書》，紮下了深厚的史學功底。姚思廉在陳為揚州主簿，入隋歷任漢王府參軍，河間郡司法書佐，代王侍讀。唐高祖定京師，代邸僚屬皆作鳥獸散，只有50開外的姚思廉護衛在代王左右。兵士擁上殿來，他厲聲喝止，引得唐高祖十分感動，「許其扶（代王）侑至順陽閣下，泣拜而去。」（《舊唐書·姚思廉傳》）唐朝建國，他為秦王府文學，從此成為唐太宗的文臣，歷任文學館學士、太子洗馬、著作郎、弘文館學士。 《梁書》、《陳書》修成，加通直散騎常侍，又拜散騎常侍，賜爵豐城縣男。姚思廉的節義、文才深得唐太宗賞識，太宗即位後，他得以繪像列入十八學士，褚亮為撰贊語云：「志苦精勤，記言實錄，臨危殉義，余風勵俗。」（同上）對他的去世，太宗深悼惜之，為之廢朝一日，贈太常卿，謚曰「康」，賜葬地於昭陵。 《梁書》有本紀6卷，列傳50卷，合56卷。記事起於公元502年梁武帝蕭衍稱帝，止於557年陳霸先滅梁。 《梁書》的紀傳論贊，多有「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字樣，可知全書的編撰多出於姚察之手，思廉所作可能多是筆削加工的工作。 《梁書》所依據的材料是很豐富的。在梁朝除史官所撰國史外，還有沈約的《武帝本紀》14卷，周興嗣的《梁皇帝實錄》5卷，鮑行卿的《乘輿飛龍記》2卷，蕭子顯的《普通北伐記》5卷，蕭韶的《梁太清記》10卷，謝昊的《梁書》49卷。在陳朝有許亨的《梁史》53卷，劉璠的《梁典》30卷，陰僧仁的《梁撮要》30卷，在周朝有蕭欣的《梁史》100卷。 在隋朝有姚最的《梁後略》10卷。這些編纂整齊的歷史書籍，為姚氏父子撰寫《梁書》奠定了較好的基礎。《梁書》在史料的豐富、完備方面是很有特長的。梁朝只有55年的歷史，《梁書》的列傳則達50卷之多。書中對於各類歷史人物的活動，敘述得很詳細，很多文人和史家都在《梁書》中得到反映。如對史學作出過貢獻的沈約、江淹、任昉、王亮、殷鈞、裴子野、王僧孺、劉昭、蕭子顯、蕭子雲、周興嗣、吳均等，都有很詳細的列傳，為後人研究這一時期的史學，提供很多可貴的史料。書中一些學者的傳記，更有特殊的價值。《梁書》為唯物主義思想家范縝立傳，保存了輝耀千古的《神滅論》和《無因果論》；為處士阮孝緒立傳，反映了他著《七錄》及在古代文獻學上的地位；為修道的陶弘景立傳，可以瞭解他對於醫學及科學的貢獻；為文學批評家鍾嶸和劉勰立傳，介紹了《詩品》和《文心雕龍》這兩部在文學史上產生了重大影響的著作。 《梁書》的謀篇佈局頗有章法，顯示出姚氏父子的史學技巧。書中承《漢書》類敘之法，撰作列傳，能以此法省去煩冗，又不遺漏人物事實。如《滕曇恭傳》敘其孝行，附錄徐普濟被火伏棺、宛陵女子搏虎救母，不但文筆精簡，而且給人以深刻印象。《文學傳》中的《何遜傳》，由敘何遜工詩而及虞驀、孔翁等人，這又很像《三國誌·王粲傳》附記一時文人之法。這種編撰方法，很值得提倡。《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它：「排整次第猶具《漢書》以來相傳之史法，要異乎取成眾手、編次失倫者矣。」這話是很恰當的。《梁書》的行文，頗具簡潔洗練的特色，用趙翼的話說就是：「直欲遠追班馬，……皆勁氣銳筆，曲折明暢，一洗六朝蕪冗之習。」 （《廿二史札記》卷9《古文自姚察始》）《梁書·韋睿傳》寫邵陽之役，有這樣一段：「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為兩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睿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為水軍。值淮水暴長，睿即遣之。 鬥艦競發，皆臨戰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 風怒火盛，煙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砍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盡壞。而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這個描寫有聲有色，頗為精彩，較之《史記》、《漢書》也是不遜色的。 《梁書》在思想上值得稱道之處不多。但它在對歷史變化的看法上，闡發了一些可取的觀點。姚氏父子都是歷經數朝的史學家，梁、陳以至隋、唐之際歷史的盛衰興替、風雲變化，促使他們進行認真的思考。書中闡述出的人事對於歷史變化起著重要作用的觀點，當是他們思考的結果。書中對於政權興起的解釋，雖然使用了一些天意、歷數等陳腐的詞彙，但把落腳點還是放在了人事與人謀上。對蕭衍建立梁政權和梁朝早期的治績，書中作了充分肯定：「高祖英武睿哲，義起樊鄧，仗旗建號。……興文學，修郊祀，治五禮，定六律，四聰既達，萬機斯理，治定功成，遠安邇肅。」（《梁書》卷3《武帝紀》）在此，人們看到的是傑出人物的歷史活動，而不是天意、天命在支配人間治亂。對於輔佐新朝的文臣武將，書中也注重稱道他們個人的才華謀略。《梁書》強調英雄創造歷史，同科學唯物史觀不可同日而語，但在當時，同神意史觀相比還是有進步意義的。 書中的思想糟粕也有不少。充斥書中的大量陰陽災異、圖讖祥瑞，乃至望氣相面、因果報應、神怪異聞等，給人以陳腐、庸俗之感。宣傳佛、道等宗教迷信，也是書中存在的問題。《梁書》中的《處士傳》，全不同於《後漢書》的《逸民傳》，傳中所記除了有名的道士，就是奉持佛法的居士。這一方面反映了正宗史學的時代特色，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姚氏父子的思想情趣。 《梁書》在記事記人方面，常常有一些時間差誤、前後矛盾的地方。如《江蘋傳》稱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而《何敬容傳》則稱其銓序明審，號為稱職。這些互相牴牾的記載，使人莫衷一是，無所適從。《梁書》在筆法上也存在著曲筆增美諱惡的毛病。對於篡代之際大動干戈的血淋淋事實，書中很少如實反映。對於一些權貴，歪曲史實大加吹捧的地方也相當多，與同時撰寫的《南史》比較，《梁書》的這個缺點顯得更突出一些。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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