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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貞觀政要》



「參詳舊史,撮其指要;舉其宏詞,義在懲勸」

  《貞觀政要》是一部政論性的史書。這部書以記言為主,所記基本上是貞觀年間唐太宗李世民與臣下魏征、王珪、房玄齡、杜如晦等人關於施政問題的對話以及一些大臣的諫議和勸諫奏疏。此外也記載了一些政治、經濟上的重大措施。
  《貞觀政要》雖記載史實,但不按時間順序組織全書,而是從總結唐太宗治國施政經驗,告誡當今皇上的意圖出發,將君臣問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為君之道、任賢納諫、君臣鑒戒、教戒太子、道德倫理、正身修德、崇尚儒術、固本寬刑、征伐安邊、善始慎終等一系列專題內容歸類排列,使這部著作既有史實,又有很強的政論色彩;既是唐太宗貞觀之治的歷史記錄,又蘊含著豐富的治國安民的政治觀點和成功的施政經驗。這部書是對中國史學史上古老記言體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創作出來的,是一部獨具特色,對人富有啟發的歷史著作。
  《貞觀政要》全書10卷40篇,8萬餘言,作者是唐代史學家吳兢。
  吳兢,唐汴州浚儀(今河南開封)人,出生於唐高宗總章三年(670年),病逝於唐玄宗天寶八年(749年)。吳兢年輕時就立志從事史學事業,武則天時,經友人推薦,開始擔任史官。吳兢具有忠於歷史的赤誠。當時武三思領導修撰國史,武三思等人以朋黨為界限,記事不實。吳兢憤而私撰《唐書》、《唐春秋》,意欲為後人留下信史。唐中宗時,他任右補闕,與劉知幾等人共修《則天實錄》。書成後,轉任起居郎,又遷水部郎中。開元初,自請繼續修史,得准與劉知幾撰《睿宗實錄》,並重修《則天實錄》。劉知幾去世後,張說為相,見到書中記載張易之誘他誣陷魏元忠之事,感到不安。
  故意對吳兢說:「劉五(知幾)修實錄,記魏齊公事,殊不相饒假,與說毒手。」吳兢從容回答說:「是兢書之,非劉公修述,草本猶在。其人已亡,不可誣枉於幽魂,令相公有怪耳。」
  張說幾次請求刪改,他都斷然拒絕,凜然回答:「若取人情,何名為直筆。」(以上引文均見《唐會要·史館雜錄》)吳兢的高風亮節,得到時人讚歎,人們稱譽他是當世董狐。他任史職30餘年,編纂唐國史65卷。唐玄宗開元十七年(729年)
  以後他調離史職,先後任荊州司馬,台、洪、饒、蘄四州刺史,相州長史、鄴郡太守、恆王師傅等職。70歲以後,他有感於南北朝史繁雜,撰寫梁、齊、周史各10卷,陳史5卷,隋史20卷。他的一生是為史學事業勤奮勞作的一生,他的高尚風範成為後世史家學習的榜樣。
  《貞觀政要》寫作於開元、天寶之際。當時的社會仍呈現著興旺的景象,但社會危機已露端倪,政治上頗為敏感的吳兢已感受到衰頹的趨勢。為了保證唐皇朝的長治久安,他深感有必要總結唐太宗君臣相得、勵精圖治的成功經驗,為當時的帝王樹立起施政的楷模。《貞觀政要》正是基於這樣一個政治目的而寫成的,所以它一直以其具有治國安民的重大參考價值,而得到歷代的珍視。
  書中所記述的封建政治問題是全面而詳備的。吳兢把君主作為封建政權的關鍵,他在開卷的第一篇《君道》中,首先探討了為君之道。他列舉唐太宗的言論說明:要想當好君主,必先安定百姓,要想安定天下,必須先正自身。把安民與修養自身當作為君的兩個要素,對於封建政治來說,是抓到了點子上的。對於君主的個人修養,他以唐太宗為例,說明清心寡慾和虛心納諫是相當重要的。做到這兩點,是唐太宗成功的關鍵,從歷代統治者的施政實踐上看,這兩條對於政權安危具有普遍意義。
  在書中,吳兢還重點記述了人才使用問題。書中介紹了唐太宗知人善任、任人唯賢的事跡。唐太宗對用人有較深刻的認識,他一再強調「為政之要,唯在得人。」(《貞觀政要·崇儒》)對於人才,他提出了必須具有高尚品德,能夠克己恭儉,正直廉潔等要求。為此,他不但採取了一系列選拔人才的措施,而且非常重視對官員的考核和賞罰。通過唐太宗的努力,一批人才集中於初唐政壇,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大批人才的出現,也在鞏固封建政權,組織民眾生產,安定民眾生活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正是君明臣賢,上下一心,才促成了貞觀之治的出現。吳兢在此似乎同意魏征的觀點:「大廈雲構,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
  (《隋書》卷66「後論」)知賢用賢一直是古代政治家非常重視的問題,唐太宗君臣相得的實踐,為此提供了一個成功的佐證。《貞觀政要》對此的記述,則把這一問題的討論引向了深入。
  吳兢在書中還對太宗朝的大政方針進行了歸納和概述,其中做得成功的有偃武修文、崇尚儒學、加強禮治、執法寬弛、休養生息、安定民眾,採取懷柔政策,安撫周邊少數民族等等。農業是安定民心、治理國家的根本,這是歷代有識統治者的共識,但真正能抓住這一環節不放,取得實際效果的,卻不多見。唐太宗也非常重視農業生產。他說:「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夫不失時者,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若兵戈屢動,土木不息,而欲不奪農時,其可得乎?」(《貞觀政要·務農》)
  這個說法比之前代政論家的言論,應該說沒有太多新意。但作為一個執政者本身,有了這個認識,又能把它貫徹到自己的政策方針中去,其作用就難以估量了。唐太宗在兵戈擾攘之後,把自己的簡靜無為,推廣為對天下民眾實行輕徭薄賦、休養生息的政策,很快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貞觀後期天下豐足,可以上比漢初的文景盛況。對此,歷代統治者都心往神追,可通過努力把它變為現實,卻是相當大的難題,《貞觀政要》對此的記述,很有理論指導意義。
  唐太宗是一位非常精明的政治家,對於如何保持長治久安,使李家天下穩如磐石是非常關心的。他看得非常明白:
  「前代撥亂創業之主,生長民間,皆識達情偽,罕至於敗亡。
  逮乎繼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貴,不知疾苦,動至夷滅。」
  (《貞觀政要·君臣鑒戒》)有鑒於此,他對於皇位繼承人的選擇、教育,頗費了一番苦心。雖然他的一番努力最後歸於失敗:他的皇太子李承乾因驕奢淫逸被廢,另一位太子李治庸懦無能,沒能很好繼承他的事業。但他慮及身後,嚴教子弟的作法,顯示出他的政治遠見,對於封建帝王來說,他的作法值得學習。吳兢特立《太子諸王定分》、《教戒太子諸王》等篇,對此進行記述,說明他也認為這是關係國家安危的重大問題。
  《貞觀政要》中,也反映了吳兢思想中的一些消極東西。
  如書中第五卷羅列了關於封建倫理道德的一些說教;第六卷中又列舉了許多關於修身養性的議論。這固然是希望統治者能夠正身修德,作出表率,但也表明吳兢對封建倫理的重視和虔誠。
  《貞觀政要》在史料學方面也具有重要價值。現在唐代起居注、實錄、國史已不存,《貞觀政要》是現存記載太宗朝歷史較早的一部史書。書中保存了較多的重要史實,比它晚出的《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等書所記貞觀年間史實,有些方面也不如它詳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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