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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星期六上午九點多鐘,普克准備給項青家打個電話,問問關于項青安排自己去見周至儒的事情。普克伸手去拿話筒的時候,電話鈴突然響了。普克猜是不是項青正好打電話來告訴他這件事。
  出乎意料的是,電話是馬維民打來的,他的聲音顯得既急促又沉重,一听接電話的是普克,馬上說:“普克,出事了。剛才局里的同志告訴我,歐陽嚴死了。”
  普克一怔,雖然沒有忙亂,但從昨晚就開始盤繞在心頭的那种不安,像是一下子得到了驗證,然而這种驗證帶給他的卻是一個不小的打擊。他穩了一下語气,說:“馬局長,您現在在哪里?”
  馬維民說:“我還在家,剛剛接到他們的電話,具体情況還不太清楚,听說歐陽嚴現在在人民醫院太平間里放著。我已經通知局里的法醫和兩位干警去接辦了。現在你還不便于暴露身份,我馬上去了解情況,到時看情況再跟你聯絡。”
  普克略一想,也只好如此,雖然他非常想馬上去醫院了解情況,但現在還不能肯定此事究竟与誰有關,普克出面,万一暴露身份,讓周怡知道,以后再想查周怡就很難辦了。因而,曾克冷靜地說:“馬局長,您有什么消息,請盡快通知我。”
  電話挂斷之后,普克腦子里第一個清晰的念頭就是,周怡极有可能与此事有關。否則,怎么會出現這樣的巧合?普克剛剛查到歐陽嚴可能是周怡的情人,還沒來得及去調查,他卻突然死了。
  雖然現在尚不知歐陽嚴的死因,但普克相信,歐陽嚴不太可能屬于正常死亡,不管這种死亡是以何种方式出現的。
  普克馬上又想到昨天晚上,不,應該說是今天凌晨,他在項青家見到周怡的情景。當周怡進門猛地看到普克項青時,臉上流露出隱藏不住的慌亂。
  周怡在凌晨近一點鐘回家,那么她是什么時間出去的呢?普克想到昨天傍晚自己給項青打電話時,項青正与項蘭在外面。九點過几分,項青來這儿時,曾說她是送項蘭回家后才出來,所以有點儿晚。那么,項青項蘭有可能會知道周怡是几點离開家的。
  普克拿起電話,想問一問項青這件事情。當他撥號碼時,又有些猶豫,考慮著是否現在就將歐陽嚴的死訊透露給項青。想了一會儿,決定暫時還是不告訴她。普克撥的號碼是項青的手机號,雖然項青也告訴過她家里的直線電話,但普克卻一次也未用過。有時是擔心項青家里沒有人接電話,現在則是擔心周怡來接電話。
  項青接了電話,听見是普克,忙說:“普克,我正想找你呢。剛才我跟外公聯系了一下,說我想帶一個朋友一起去看他,他同意了,讓我們下午三點左右去他那里。”
  普克語气平靜地說:“好,如果沒有什么變化的話,下午三點我去接你。項青,順便問你一件事,你現在說話方便嗎?
  項青說:“方便,你說吧。”
  普克說:“昨天下午六點左右我給你打電話時,你是不是和項蘭在外面?”
  項青說:“對呀,阿蘭一定要讓我陪她買衣服,我說等她身体好一點儿再說,可她的脾气你也知道。”
  普克說:“你們几點鐘回家的?”
  項青說:“讓我想一想……你打過電話以后,我們逛了好一會儿,又在外面吃過飯,然后才回家的。嗯,到家時,大概是……噢,想起來了,是八點半左右。因為當時我手上沒戴表,想著要去你那儿,不知道几點了。阿蘭也說覺得很累,想睡覺,看了看客廳的鐘,是八點半鐘。”
  普克說:“你們回家時,你母親在家么?”
  項青說:“她不在客廳,臥室的門關著,我和阿蘭都沒去看,也不知道她在不在。哎,普克,我不知自己該不該問,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普克說:“你為什么會覺得出事儿了?”
  項青說:“你忘了,昨晚我媽回來的時候,你不覺得她的神情有點奇怪么?而且,星期五回來那么晚,也挺少見的。”
  普克說:“你印象里,你母親星期五都回家挺早,是嗎?”
  項青的聲音遲疑了一下,說:“也不能完全這么說,因為你也知道,我們家几個人之間生活規律差別很大,而且互相都不怎么過問別人的事。我只能說,憑著有限的几次印象,覺得一般她星期五晚上都回來挺早,有時,還會在家吃晚飯。”
  普克說:“今天凌晨我走以后,你上樓時,知不知道項蘭在哪儿?”
  項青說:“她早就睡了。我進自己房間前,還推開她的房門看了看,她睡得很沉。”
  普克說:“你母親現在在家嗎?”
  項青說:“你等一等,不用挂電話,我去看看。”她放下電話,走開了一會儿,又拿起電話說:“這會儿在家。”
  普克說:“知道了。項青,現在有點特殊情況,我自己還不能确定,也不能跟你多談,等到時看情況再說好嗎?”
  項青說:“好的。那你下午還能去見我外公嗎?”
  普克說:“暫時還不确定。如果有變化,我一定會提前通知你。到時候還要麻煩你向外公解釋。”
  項青說:“這個你不用擔心,我會處理好。那我挂電話了,再見。”
  普克和項青通過話之后,在房間里思索了一會儿。
  在以前的辦案經歷中,普克很少遇到過這种情況,明知有什么事在發生、發展著,自己卻什么也不能做,處于一种十分不确定的狀態中,而內心的急切与焦慮在一點點地膨脹。普克忽然覺得這個房間使人感到非常郁悶,真想馬上沖出去,呼吸一點新鮮空气。然而普克也明白,這种郁悶并非來自于環境,而主要是來自于內心。他盡量提醒自己保持冷靜,讓心情漸漸平緩下來。
  將近十一點鐘時,馬維民直接來到了普克的房間。
  一進門,馬維民就說:“法醫正在處理歐陽嚴的尸体,結果要到下午才能出來。知道你著急,先來將了解到的情況告訴你。”
  馬維民將目前所知的情況—一講述給普克听。
  三月二十五日凌晨零點十八分時,120急救中心接到一個求救電話。電話是一個女人打的,那個女人的聲音壓得很低,听不出年齡。
  女人說:“120嗎?我這里有病人急需送醫院搶救,請你們立即派救護車來。地點是:解放路朝陽小區二十三棟三單元四樓406室。”
  120值班人員邊記錄邊說:“請再重复一遍地址。”
  那女人有點急切地低聲重复了一遍,并催值班人員快一點,病人情況可能很危急。
  值班人員說:“別急,還得問點情況。能描述病人的症狀嗎?
  女人說:“不知道,就是沒有呼吸、心跳,不知道原因。”
  值班人員問:“家里有人在嗎?電話號碼是多少?”
  女人沒有回答值班人員的問題,而是急匆匆地說:“請你們一定快來。”說完馬上挂斷了電話。
  值班人員猶豫了一下,拿不准這個電話是真的在求救,還是有人在進行惡意騷扰。這种情況無論是在110還是120,甚至最開不得玩笑的119,都經常發生,常常會干扰到這些單位的正常工作秩序。
  而打這個電話的人,不能描述病人病因或症狀,也不肯回答值班人員按程序提出的問題,這种情況,120可以因情況不明而拒絕出診。但值班人員又從那個女人顯然有意壓低的聲音和聲音里明顯的急切情緒听出,她所述情況很可能是真的,只是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使得她不愿過多地暴露自己的身份。
  本著醫務工作者的人道主義精神,120還是派了救護車及救護人員,按電話中留的地址盡快赶到朝陽小區二十三棟。但當救護人員抬著擔架上到四樓時,406的房門緊閉,救護人員敲了半天門,始終沒人響應。
  救護人員起初以為受了愚弄,气憤地抬起擔架下了樓。准備离開時,其中一位抬頭看了看樓上,發現整棟樓的燈都熄了,只有406的房間里開著燈。兩人商量了一下,覺得如果房間里有人而又叫不開門的話,有可能是房間里只有病人一人,而且已經喪失了反應能力,或者已經昏迷。
  救護人員再次上樓嘗試叫開406的門,后來倒是把對面405的房門叫開了,問是怎么回事。救護人員簡單講了情況,405的住戶說,他們不是很了解情況,只知道406住的好像是一個單身男人,如果真是昏迷了,可能無法應答。
  救護人員考慮了一下,決定向110求援,請他們幫忙進入406室。110巡警接到電話后,很快赶到,本想通過405室的陽台進入406,但406室的陽台上裝了很嚴密的防盜网,一時之間難以打開,后來還是費了一番功夫,將正門強行打開進入房間的。
  果然,救護人員及巡警在406室的臥室床上發現一名男性,衣著整齊,沒有知覺。對其進行初步檢查時,血壓為零,沒有呼吸及脈搏。120救護人員迅速采取急救措施,將其用擔架抬到樓下救護車上,緊急送往醫院,一小時后,被醫院确定搶救無效,該男性死亡。
  由于406室的房門是被強行打開的,當時110便留了一名巡警在房間里等候結果。后來醫院打電話通知110搶救結果,那名巡警便沒有离開,繼續等待。這件事顯得稍微有些棘手,因為不知死者家屬是誰,醫院無法進行處理,110巡警也不便离開406室,雙方商量了一下,就將這個情況報到了朝陽小區所屬派出所。
  派出所接到報案,接案的干警正是前一天接待市局下來調查二十三棟三單元住戶情況的那一位,敏感地發現死者正住在頭一天市局悄悄下來查的那個單元。加上110所述的情況較為异常,便馬上向市局刑偵處值班室報告了此事。并且在天亮以后,向前一天來查住戶情況的干警匯報了情況。那位干警雖然不知道馬維民讓他查二十三棟的意圖,但知道里面有問題,很快打電話找到馬維民,報告了上述情況。
  馬維民說:“情況就是這樣,現在尸体已經弄到局里,正在進行各項檢查。”
  普克問:“醫院有沒有确定歐陽嚴的死亡原因?”
  馬維民說:“我也簡單地向醫院問了問情況,据參加急救的醫生說,歐陽嚴抬到醫院時,可能已經死了,雖然醫院仍然進行了搶救,其實沒什么效果。從表面看,沒有特別异常的現象,有可能是心髒病,或者是腦溢血,也可能是藥物中毒之類,但醫院沒做專門的檢查,也不能确定。”
  普克眼睛看著前方,喃喃地說:“又是這樣……”
  馬維民也說:“是啊,很可能……”他也沒有說下去。
  雖然都沒有說出來,但彼此都知道,他們都想到了項伯遠之死。
  兩人沉默了一會儿,普克將前一天馬維民走后,他又去了項青家,并在項青家遇見周怡回家的情況,比較詳細地告訴了馬維民。
  馬維民听著,眉頭緊緊皺起來,搖著頭,說:“看來,周怡恐怕難脫干系啊。”
  雖然兩人心目中都有比較明确的目標,但在法醫尸檢報告出來之前,誰也不會進行過多的猜測。或者說,盡管心里都有各自的假設,但暫時卻不便說出來。對于一個合格的刑偵人員來說,尊重事實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則。
  普克說:“馬局長,我本來打算認識一下周怡的父親周至儒,前兩天一直沒机會,今天項青跟他外公約好了,下午三點她帶我去見周至儒。現在又發生這樣的事,您看……”
  馬維民想了想,說:“尸檢結果要到下午才出來,你現在又不便直接出現在公安局。我看,不如你還是按計划去見周至儒,等回來后,馬上和我聯系,我把檢查結果帶來。今天你是和周至儒初次見面,估計也不容易談得太深,時間上你控制一下就行了。”
  普克也是同樣的想法,便決定下午還是和項青一起去見周至儒。普克剛開始調查項伯遠死因的第一天晚上,在与馬維民的談話中便對項伯遠一案的調查方向做了初步的判斷。如果項伯遠的确不是正常因病死亡,就當時的情況分析,他的死因很可能与兩個內容有關:一是感情糾葛,一是經濟問題。那時,普克就設想要對周怡進行兩個方面的調查,首先是周怡有沒有婚外情人,其次是周怡存不存在非正常的經濟行為。
  到了現在,普克剛剛查到歐陽嚴很可能是周怡的情人,歐陽嚴卻突然死了。這說明項伯遠的案子可能与普克做出的第一种推測關系較大。但關于周怡是否存在非正常的經濟行為這個內容,仍然不能完全排除在外。因為在普克的思緒里,想象不出如果周怡真是為歐陽嚴而殺害了項伯遠,現在又是為了什么而殺歐陽嚴?這里面一定存在更為錯綜复雜的關系和問題,就像一個縱橫交錯的迷宮,普克暫時無法找到出路,但卻不放棄每一种可能的嘗試。
  因此,普克覺得,無論如何,認識周至儒不會是一件白白浪費時間的事。雖然普克也明白,如果周至儒像項青所描述的那樣精明敏銳,那么不用說要了解他、從他那里獲取有用的信息都存在很大難度,很可能僅僅是初步的接触,就有可能被他察覺出异常。因為畢竟普克想獲得的信息,實在不是從普普通通的家常閒聊中就能得到的。這一點,普克心里已經做了思想准備,他會盡量把握好分寸,不被周至儒發現真實意圖。但這种想法實現的程度,可能要依靠項青的幫助。
  可是,現在對于項青,普克又存在著一种矛盾的心理。的确,項青從一開始就給普克留下了特殊的印象,甚至在普克真正見到項青本人之前,這种印象就漸漸有了輪廓。項青溫柔美麗,雖然普克平時并不是很重視女性的外表,而更注重她們內在的气質与性格,但在項青這种內外統一的美麗面前,普克也無法真正做到熟視無睹。溫柔而美麗的項青,又是那么聰穎、細致和善解人意。讓普克越來越無法忽視的是,項青同時又具備了敏銳的思維、嚴密的邏輯和很強的分析判斷能力。普克接触項青越多,越是發現得多。而越是發現得多,心里那种隱隱約約的感覺,越是揮之不去。
  最要命的是,普克到現在為止,都不能确定那种若隱若現的感覺,到底是些什么?意味著什么?它在普克腦子里游來游去,時不時地提醒著普克注意它的存在,當普克努力去捕捉時,又倏忽地消逝不見。等到普克要忽略它,它又像影子一樣,浮現在普克腦海里。
  在几天的調查過程中,項青總是用那种柔和穩重的態度,在普克需要的時候為其提供幫助。項青似乎不需要普克過多的解釋,常常很自然地就正确理解了普克的需要,然后安安靜靜地做她所能做的一切,不會為了自己所做的事而流露出驕矜,也不會過多地向普克打听她所不了解的情況。這种配合,讓普克感到一种難得的默契,也讓他在本能中對項青產生了信任,甚至是依賴。
  而正是這种出自本能的信任和依賴,令普克感覺到一种危机。几年來,普克從事刑偵工作的經驗雖然不算太丰富,但他早已養成了在工作中盡量保持理性、辯證、客觀的思維習慣。有時候,普克也會利用自己的直覺,但這种直覺仍然建立在事實的基礎上,雖然這种事實暫時還不能得到有力的證据。現在,項青令普克感到自己的思考方式發生了部分偏移,來自本能的感覺漸漸加重了分量。這种變化是否會繼續發展下去,已經成了普克擔心的一個問題。
  在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存在之后,普克常常提醒自己去糾正它。雖然從一開始,項青就被當成協助調查的一個主要對象,但普克在意識到自己出現的問題之后,還是盡量避免過多地對項青談論自己對案情的考慮。有時,即便是需要項青幫助,普克也不主動解釋原因,好在項青基本上不會問,這一點,從某种程度上來說,減輕了一些普克的壓力。
  普克想見周至儒,必須通過項青引見。但普克想從周至儒那里獲得的信息,又覺得應該避免項青了解。畢竟,在項伯遠死因真正查清以前,項伯遠家庭中的所有成員都無法完全排除嫌疑,普克不想因為自己對項青產生的本能好感,就改變了自己的原則。
  因此,在等待公安局的尸檢報告出來、等待下午項青帶自己去見周至儒的這段時間里,普克一直在苦苦思索著,該如何去敲開周至儒這個門,如何以巧妙的方式与周至儒進行談話,既可以盡可能多地得到所需信息,又不惊動那位机警敏銳的老人。
  在和普克商定過下午各自的安排后,馬維民便赶回局里去了。除了等待尸檢報告出來,馬維民還要想辦法將歐陽嚴這件事的影響盡量縮小,最好完全壓在局里,不被上面知道。然而馬維民也預料到,如果歐陽嚴之死真的与周怡有關,那么周怡當然已經知情,她是否會出面干涉馬維民的調查呢?如果周怡真的用較為強制而表面又合理的辦法來干涉,馬維民又該采取什么樣的對策?馬維民几十年公安工作的經驗告訴他,法制的公正在某些時候,很可能受到干扰和扭曲。這些可能出現的問題盤旋在馬維民腦海里,使得他的情緒絲毫不比普克輕松。
  而時間就在不斷的思索中,一分一秒地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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