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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已經十一點十五分了,他們還坐在克里斯丁堡的辦公室里。微風清涼地吹送著,小雨滴落在窗上。
  馬丁·貝克桌上散布著二十張照片,他把其中十九張推到一旁,只顧用放大鏡研究有羅絲安娜·麥格羅的那一張,大概有五十次了吧!她看來正和他所想像的一模一樣。她看起來相當健康而警覺,而且絲毫不知道她只剩三十六小時可活。她左手邊就是A7號艙房,房門是開著的,但照片上看不出房內的擺設。
  “你知道,我們今天真算走運。”柯柏說,“這也是我們接這個爛案子以來的頭一次。每個人早晚總會有一些好運的,我們的好運可來得真晚。”
  “我們也碰到了些坏運。”
  “你是指,她是和兩位聾了的老人及三位半瞎的老婦人同桌嗎?那可不是什么坏運,只是平均率的問題吧?我們現在該回家睡個覺,我可以載你,還是你宁可滿心歡喜地去搭地鐵?”
  “我們該先打個電報給卡夫卡,其他的內容明天在信中說明。”
  半小時后他們做完了,柯柏在雨中開得又快又粗莽,但貝克并不緊張,盡管平常搭便車時他的心情都會變差。他們一路上都沒說話,直到車子在貝克家門前緊急停住,柯柏才說:
  “現在你可以上床好好想一想吵!再見。”
  馬丁·貝克穿過他女儿房間時,整個屋子已寂靜無聲,但他卻听到房內傳來音樂聲。她一定是躺在床上,開著收音机。當他還是小男孩時,也曾經躲在毛毯中,用手電筒讀冒險小說。
  廚房餐桌上零星放著面包、奶油和乳酪。他弄了一份三明治后,打開冰箱找啤酒喝。一瓶也不剩。他站在水槽邊,用半杯牛奶囫圇吞下這頓夠省的晚餐。
  接著他很小心地進入臥房,走到床邊。他老婆半睡半醒地轉向他,好像要說什么。他控制住呼吸,靜靜地躺下。几分鐘后她的呼吸又漸漸平穩自然了,于是他放松四肢,合上眼睛開始回想。
  羅絲安娜·麥格羅出現在旅程剛開始的照片上。此外,這疊照片還可清楚指認出另五人的身份:兩對軍人夫婦和寡婦列伯蓮娜。他想應該很容易再找到二十五至三十組的照片,其中大部分都比這組張數多。每個不可能的對象都會被剔除,每張照片都會經過仔細檢查,以确定他或她所認識的照片中人的身份。這要費點力气。最后,我們就可以描繪出羅絲安娜·麥格羅的生命最后之旅,她這趟旅程將會像一段影片一樣,清晰地在我們眼前播放。
  這工作有一大半要靠卡夫卡了。旅客中有八人散布在北美洲各地,老美蠻喜歡用底片的,可以說以此出名。還有,除了嫌疑犯之外,如果有別人与這個林肯市來的女人有接触,很可能正是同國籍的人。甚至我們可能該在搭船的美國人中努力找出嫌犯才對。搞不好哪一天,他會接到卡夫卡的電話說:“哈,我斃了那個王八蛋!”
  想著想著,馬丁·貝克毫不費力地進入夢鄉。
  第二天還是雨天,天空灰暗地洒著小雨滴,秋日最后的枯葉,悲傷地貼在屋外牆上、窗玻璃上。
  八成是馬丁·貝克昨晚的思緒傳送給卡夫卡了,貝克收到了他簡短的電報:
  把所有資料寄來。
  兩天后,從不忘記任何事的米蘭德,手拿著煙斗冷靜地說:
  “烏里·米爾登柏格現在漢堡市,而且會待整個夏天。你要錄他的口供嗎?”
  馬丁·貝克想了五秒鐘。
  “不必了!”
  他本來很想馬上加一句:“記下他的地址。”但是終究沒說出口,只是聳聳肩繼續做自己的事。
  這些日子以來,他變得很少說話。而對這個案子愈抽絲剝茧就愈發現,調查工作必須遍布全球。剛開始他和莫塔拉的艾柏格建立了“熱線”;之后,他們發現涉案人員像陽光一樣,照落在世界地圖的各個角落,從北半球的北開普到南半球的德班,向東則到安卡拉;沒多久,又發現被害人背景和最重要的線索,來自西邊六千英里林肯市的卡夫卡警官,而且現在還得靠卡夫卡協助,對遍布美洲大陸的相關人物作調查。
  有了這么多協尋人員,難道他們還揪不出謀殺犯繩之以法嗎?不幸的是,就邏輯上而言,的确沒辦法。馬丁·貝克處理過的另一宗強奸謀殺案,留給了他痛苦回憶。那宗案子發生在斯德哥爾摩近郊的一間地下室,案發不久尸体就被發現,不到一小時警方已赶到現場。歹徒留下了腳印、煙蒂、火柴和許多雜物;此外,他還用特殊、乖僻的手法處理過尸体。但是他們總是沒法子速到他。他們原先很樂觀,卻隨著時間消逝轉而對自己的無能憤怒起來。所有的線索仍只是線索。直到七年后,歹徒再度因為企圖強暴而被捕,才在審訊中因為精神崩潰,而承認了這宗謀殺案。
  那件案子在七年之后遲來的結案,對馬丁·貝克而言,只是一個意外的小幫助。但是對他一位年長的同事可是重要非凡。他還記得很清楚,那位同事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加班到深夜,重复第五百次、或許是第一千次地翻閱所有的口供和資料。貝克常在意外的時間和地點遇到這位同事,后者本來應該是下班或放假了,卻留下來想找新的角度,切人這個差一點成為他生命悲劇的案子。還好后來他病了,并且獲准提早退休,但他仍不死心,繼續追蹤嫌疑犯。直到最后,某個沒有前科、也從未被列入任何嫌疑名單的人,在張口結舌的荷蘭警方面前,泣不成聲地坦承七年前的勒殺案,這件案子才算結束。馬丁·貝克有時怀疑,這么遲來的正義,是否真給這位老警探帶來心靈的平靜。
  而這件案子也有此可能。但是地下室那個女人是個沒有家、四處游蕩的社會邊緣人,可聯想到的嫌疑犯就和她皮包里的東西一樣多;但羅絲安娜·麥格羅并非如此。
  貝克一邊等著消息,一邊放任思緒洶涌。
  在此同時,莫塔拉的艾柏格,一再向當局堅持要派蛙人把運河河床地毯式地挖掘檢查一遍。他已經很少親自打電話給艾柏格,但隨時在電話旁邊待机。
  過了一周,卡夫卡又傳了一份電報來,訊息神秘而惊人:
  你們可能隨時可以休息了。
  貝克撥電話給艾柏格:
  “他說我們可能隨時可以休息了。”
  “他大概知道我們很需要吧!”艾柏格說。
  柯柏不表同意:
  “這家伙真短視,他犯了所謂的直覺病。”
  米蘭德不發一言。
  又過了十天,他們收到了大約五十張照片和約一百五十張底片。其中大部分都照得很差,而且只有兩張有羅絲安娜·麥格羅。兩張都是在里達爾摩港拍的,而且她都是獨自一人站在A艙的甲板上,站的位置离自己的房間不遠。其中一張顯示她彎腰抓右膝蓋,但僅止于此。他們又辨認出二十三名乘客,使已被辨認的乘客總數達到二十八人。
  米蘭德負責將照片仔細分類,他完成后交給柯柏,后者再將它們依時間排序。馬丁·貝克在一旁看了又看,但卻好几個小時不發一言。
  几天后,又收到好几打照片,但這回里面都沒有羅絲安娜·麥格羅。
  另外,安卡拉方面終于來了一封信。其實第十三天的清早,信就在貝克桌上了,但又花了兩天將信送給土耳其使館翻譯。与先前預測相反的是,這封信似乎代表了這一段日子以來最大的進展。
  有一位土耳其乘客是二十二歲的醫學生,名叫吉尼斯·弗拉特,他說認識照片中的女人,但是不知道姓名和國籍。在經過一位有著估屈聱牙姓名的高階警官主持了一場“強制審訊”之后,古尼斯才招認,他曾經認為這女人很有鞋力;而在旅程第一天,和她用英文做過兩次口頭搭訕,但是她沒有反應,也就不了了之。證人并記得,稍后看到她和一個男人走在一塊,所以認為她已婚,只是偶爾獨處罷了。證人對這男人的外貌只記得“個子相當高”。在旅程的后半段,古尼斯就沒見過這女人了。
  證人的叔叔,則是同一位警官以“非正式”的審訊錄供。他說他一路上一直很注意侄子的言行,每次絕不讓他單獨离開超過十分鐘。
  使館還加注評語說明,這兩位旅客都來自高尚而富有的家庭。
  這封信并不令貝克惊訝,他知道早晚會收到這种內容的信。現在他們又往前跨了一大步。而當他在整理資料以便寄到莫塔拉時,腦中一直在想像土耳其警方高階警官的“強制審訊”是啥模樣。
  過了一會儿,柯柏已從容地在處理這檔消息:
  “土耳其人?我听過他們的手段。”
  然后開始找照片清單。
  “照片編號二十三號、三十八號、一百零二號、一百零九號……”
  “夠了。
  馬丁·貝克翻尋這一疊照片,直到找出一張兩人都清楚的。他注視那位做叔叔的白胡須好一會儿,再轉到古尼斯·弗拉特,他的身材短小、穿著体面,有著黑而短的胡須和均衡的五官。他并不是沒有魅力的男人。
  很可惜地,羅絲安娜·麥格羅顯然不這么想。
  從他們想出搜集照片的主意以來,現在已經是第十五天了。他們已能指認出四十一位乘客,并且多獲得兩張羅絲安娜的照片。兩張都是船停在運河中拍的,其中一張,羅絲安娜出現在背景中,既未對焦又背對著鏡頭;但在另一張則照到她的側身像,她倚著欄杆向上斜視著太陽,背景是一座鐵路橋,照片中的她离死亡只有三小時。她的黑發飄飄,嘴唇微張,好像剛打完呵欠或正要說話似的。馬丁·貝克用放大鏡看了很久才問:
  “誰拍的?”
  “一個丹麥人。”米蘭德回答,“怀貝克·安達,她從哥本哈根獨自來旅行,也住單人房。”
  “找出她所有的資料。”
  半小時后來了一顆炸彈。
  “有一封美國來的電報。”一個女人在電話另一頭說著,“要念給你听嗎?
  ‘昨天挖到一個金礦。十卷八厘米的彩色影片和一百五十張照片。你將看到羅絲安娜在其中出現多次,她有一种無法言喻的气質。泛美航空保證周四可送達斯德哥爾摩。卡夫卡。’
  要我翻譯出來嗎?”
  “不,謝了,這樣就好。”
  貝克跌坐回椅子中,撥了撥頭發看看桌歷。今天是十一月十五日,星期三。
  外面寒冷刺骨,還下著雨,應該很快要下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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